公元627年，陕西省宝鸡市的荒郊地里，有人无意中发现了几块奇怪的石头，这些石墩好像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整整十块，材质是花岗岩。
清除掉石头身上的泥土，人们惊奇地发现，石头上居然刻有文字，而且十个石墩无一例外，却没人看得懂！
既不像西周金文那么随意豪放，也不像秦小篆那么规范纤细，可以说是稀世遗文。金石家们翻阅了所有能找的史料、档案，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字体。
这些金石家们认定，石鼓上的文字，属于我国文字演进史上缺失的一环，属于大篆。大篆是在甲骨文、金文之后，在小篆之前的文字。
金石家们考证认为，石鼓文是秦统一文字的基石和母体。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千变万化，这就给政令的推行和各地的文化交流造成重重阻碍。
秦统一后，统一文字已成为当务之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书同文”，由丞相李斯和赵高、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以简化秦文“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行全国，废除了其他各种异体文字。
此外，秦始皇出巡所到之处都要立碑刻字以示天下，如泰山石刻。后来狱吏程逸又根据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为简明易行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
隶书的出现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为今体的重要里程碑。先秦古字经过这次整理，很多后人均知秦始皇以后的文字，却不知小篆之前中国的文字是什么样子的。
石鼓的出现，其文字记述展示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韦应物的《石鼓歌》中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石鼓文也因此盛名远播。
石鼓在唐朝被发现时已满目疮痍，一些文字已模糊不清。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奔蜀，后唐肃宗平叛，坐镇凤翔，十面石鼓被运到凤翔城南。
元和九年，凤翔府尹郑余庆将石鼓移到文庙保管，不料却少了一面“作原”鼓。后来唐朝衰败，战火四起，剩余的这9个石鼓在随之而来的五代战乱中淹没散失了。
10个石鼓本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还得从秦人的祖先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秦人因护驾有功，得封“岐以西之地”建立秦国，秦人的领袖也由大夫升为诸侯，其第一位君主秦襄公率领秦人与强大的戎狄进行了连续四年的战争，最后战死在今宝鸡地区。
他的儿子秦文公继任后，继续与戎狄作战，公元前763年，他率领700勇士“东猎”，历时一年，把秦疆土推进到了泾渭之汇，而这里正是秦先祖非子为周王牧马之地，于是“乃卜居之”。
据史料记载，秦国君初开汧殹，即举行敬祖祭天大礼，周王也派使臣参祭。为了让后代都铭记这段历史，秦国把这些事情都编成咏歌刻在石头上。
据说，这些石鼓文最初有465个字，在其后的风雨中，由于自然环境的侵蚀和人为破坏，石刻文字残缺不全，现在仅存310字。
秦朝灭亡后，这些石鼓也就悄无声息地被人们遗忘了，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唐朝，才被人们无意间发现。
北宋仁宗初年，时任凤翔知县的司马池，也就是司马光的父亲，主政凤翔时，几个农民在荒郊野外发现了失落的9面石鼓。
司马池拿出银两收购了这些石鼓，并将它们运送到凤翔府学妥善安置，可惜的是，少了一个鼓，这成为司马池的毕生遗憾。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一位名叫向传师的金石收藏家，有一次去乡下探亲。在一位农户的家里，看到了被做成捣米臼子的石鼓——“作原”。
原本好好的石鼓被凿出了一个大洞，向传师以全部盘缠及帮工干活的代价，买了这面石鼓，运回凤翔府学。虽然“作原”石鼓被凿成了臼形，但十面石鼓终于聚齐了。
北宋年间，痴迷于书画的宋徽宗下诏将石鼓运往汴京。石鼓运来后，先放太学，后又置保和大殿，并用黄金泥填入字内，以示宝贵。
“靖康之变”时，二帝和石鼓一起被金军押送到北方的金朝。金人爱金不爱宝，剜出文字上的黄金，把石鼓扔于荒野。
元灭金后，忽必烈采纳了王檝的建议，在金朝枢密院原址上建起国子学。王檝四处寻找石鼓，终于在荒野发现遗弃的石鼓，就将其置于国子学，派专人看护。
而后又根据太学祭酒虞集建议，将石鼓放在孔庙大成殿门内左右石壁下，下砌砖坛，庞设围栏，供学子观看，直至民国。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大批文物被迫大迁移。从1933年开始，文物离开北平南迁，后又西迁，再东迁南京，历时14年到1947年底，西迁国宝才安然无恙重返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
1948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国民政府决定将分馆文物移迁台湾。石鼓由于太重，没有被运走，依旧放置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里。
1950年，石鼓连同其他文物一起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1958年，装有石鼓的箱子被打开了，开箱后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箭亭，如今放在故宫博物院宁寿馆展出。
#历史那些事#
清除掉石头身上的泥土，人们惊奇地发现，石头上居然刻有文字，而且十个石墩无一例外，却没人看得懂！
既不像西周金文那么随意豪放，也不像秦小篆那么规范纤细，可以说是稀世遗文。金石家们翻阅了所有能找的史料、档案，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字体。
这些金石家们认定，石鼓上的文字，属于我国文字演进史上缺失的一环，属于大篆。大篆是在甲骨文、金文之后，在小篆之前的文字。
金石家们考证认为，石鼓文是秦统一文字的基石和母体。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千变万化，这就给政令的推行和各地的文化交流造成重重阻碍。
秦统一后，统一文字已成为当务之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书同文”，由丞相李斯和赵高、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以简化秦文“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行全国，废除了其他各种异体文字。
此外，秦始皇出巡所到之处都要立碑刻字以示天下，如泰山石刻。后来狱吏程逸又根据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为简明易行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
隶书的出现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为今体的重要里程碑。先秦古字经过这次整理，很多后人均知秦始皇以后的文字，却不知小篆之前中国的文字是什么样子的。
石鼓的出现，其文字记述展示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韦应物的《石鼓歌》中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石鼓文也因此盛名远播。
石鼓在唐朝被发现时已满目疮痍，一些文字已模糊不清。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奔蜀，后唐肃宗平叛，坐镇凤翔，十面石鼓被运到凤翔城南。
元和九年，凤翔府尹郑余庆将石鼓移到文庙保管，不料却少了一面“作原”鼓。后来唐朝衰败，战火四起，剩余的这9个石鼓在随之而来的五代战乱中淹没散失了。
10个石鼓本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还得从秦人的祖先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秦人因护驾有功，得封“岐以西之地”建立秦国，秦人的领袖也由大夫升为诸侯，其第一位君主秦襄公率领秦人与强大的戎狄进行了连续四年的战争，最后战死在今宝鸡地区。
他的儿子秦文公继任后，继续与戎狄作战，公元前763年，他率领700勇士“东猎”，历时一年，把秦疆土推进到了泾渭之汇，而这里正是秦先祖非子为周王牧马之地，于是“乃卜居之”。
据史料记载，秦国君初开汧殹，即举行敬祖祭天大礼，周王也派使臣参祭。为了让后代都铭记这段历史，秦国把这些事情都编成咏歌刻在石头上。
据说，这些石鼓文最初有465个字，在其后的风雨中，由于自然环境的侵蚀和人为破坏，石刻文字残缺不全，现在仅存310字。
秦朝灭亡后，这些石鼓也就悄无声息地被人们遗忘了，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唐朝，才被人们无意间发现。
北宋仁宗初年，时任凤翔知县的司马池，也就是司马光的父亲，主政凤翔时，几个农民在荒郊野外发现了失落的9面石鼓。
司马池拿出银两收购了这些石鼓，并将它们运送到凤翔府学妥善安置，可惜的是，少了一个鼓，这成为司马池的毕生遗憾。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一位名叫向传师的金石收藏家，有一次去乡下探亲。在一位农户的家里，看到了被做成捣米臼子的石鼓——“作原”。
原本好好的石鼓被凿出了一个大洞，向传师以全部盘缠及帮工干活的代价，买了这面石鼓，运回凤翔府学。虽然“作原”石鼓被凿成了臼形，但十面石鼓终于聚齐了。
北宋年间，痴迷于书画的宋徽宗下诏将石鼓运往汴京。石鼓运来后，先放太学，后又置保和大殿，并用黄金泥填入字内，以示宝贵。
“靖康之变”时，二帝和石鼓一起被金军押送到北方的金朝。金人爱金不爱宝，剜出文字上的黄金，把石鼓扔于荒野。
元灭金后，忽必烈采纳了王檝的建议，在金朝枢密院原址上建起国子学。王檝四处寻找石鼓，终于在荒野发现遗弃的石鼓，就将其置于国子学，派专人看护。
而后又根据太学祭酒虞集建议，将石鼓放在孔庙大成殿门内左右石壁下，下砌砖坛，庞设围栏，供学子观看，直至民国。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大批文物被迫大迁移。从1933年开始，文物离开北平南迁，后又西迁，再东迁南京，历时14年到1947年底，西迁国宝才安然无恙重返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
1948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国民政府决定将分馆文物移迁台湾。石鼓由于太重，没有被运走，依旧放置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里。
1950年，石鼓连同其他文物一起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1958年，装有石鼓的箱子被打开了，开箱后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箭亭，如今放在故宫博物院宁寿馆展出。
#历史那些事#
公元627年，陕西省宝鸡市的荒郊地里，有人无意中发现了几块奇怪的石头，这些石墩好像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整整十块，材质是花岗岩。
清除掉石头身上的泥土，人们惊奇地发现，石头上居然刻有文字，而且十个石墩无一例外，却没人看得懂！
既不像西周金文那么随意豪放，也不像秦小篆那么规范纤细，可以说是稀世遗文。金石家们翻阅了所有能找的史料、档案，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字体。
这些金石家们认定，石鼓上的文字，属于我国文字演进史上缺失的一环，属于大篆。大篆是在甲骨文、金文之后，在小篆之前的文字。
金石家们考证认为，石鼓文是秦统一文字的基石和母体。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千变万化，这就给政令的推行和各地的文化交流造成重重阻碍。
秦统一后，统一文字已成为当务之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书同文”，由丞相李斯和赵高、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以简化秦文“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行全国，废除了其他各种异体文字。
此外，秦始皇出巡所到之处都要立碑刻字以示天下，如泰山石刻。后来狱吏程逸又根据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为简明易行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
隶书的出现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为今体的重要里程碑。先秦古字经过这次整理，很多后人均知秦始皇以后的文字，却不知小篆之前中国的文字是什么样子的。
石鼓的出现，其文字记述展示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韦应物的《石鼓歌》中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石鼓文也因此盛名远播。
石鼓在唐朝被发现时已满目疮痍，一些文字已模糊不清。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奔蜀，后唐肃宗平叛，坐镇凤翔，十面石鼓被运到凤翔城南。
元和九年，凤翔府尹郑余庆将石鼓移到文庙保管，不料却少了一面“作原”鼓。后来唐朝衰败，战火四起，剩余的这9个石鼓在随之而来的五代战乱中淹没散失了。
10个石鼓本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还得从秦人的祖先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秦人因护驾有功，得封“岐以西之地”建立秦国，秦人的领袖也由大夫升为诸侯，其第一位君主秦襄公率领秦人与强大的戎狄进行了连续四年的战争，最后战死在今宝鸡地区。
他的儿子秦文公继任后，继续与戎狄作战，公元前763年，他率领700勇士“东猎”，历时一年，把秦疆土推进到了泾渭之汇，而这里正是秦先祖非子为周王牧马之地，于是“乃卜居之”。
据史料记载，秦国君初开汧殹，即举行敬祖祭天大礼，周王也派使臣参祭。为了让后代都铭记这段历史，秦国把这些事情都编成咏歌刻在石头上。
据说，这些石鼓文最初有465个字，在其后的风雨中，由于自然环境的侵蚀和人为破坏，石刻文字残缺不全，现在仅存310字。
秦朝灭亡后，这些石鼓也就悄无声息地被人们遗忘了，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唐朝，才被人们无意间发现。
北宋仁宗初年，时任凤翔知县的司马池，也就是司马光的父亲，主政凤翔时，几个农民在荒郊野外发现了失落的9面石鼓。
司马池拿出银两收购了这些石鼓，并将它们运送到凤翔府学妥善安置，可惜的是，少了一个鼓，这成为司马池的毕生遗憾。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一位名叫向传师的金石收藏家，有一次去乡下探亲。在一位农户的家里，看到了被做成捣米臼子的石鼓——“作原”。
原本好好的石鼓被凿出了一个大洞，向传师以全部盘缠及帮工干活的代价，买了这面石鼓，运回凤翔府学。虽然“作原”石鼓被凿成了臼形，但十面石鼓终于聚齐了。
北宋年间，痴迷于书画的宋徽宗下诏将石鼓运往汴京。石鼓运来后，先放太学，后又置保和大殿，并用黄金泥填入字内，以示宝贵。
“靖康之变”时，二帝和石鼓一起被金军押送到北方的金朝。金人爱金不爱宝，剜出文字上的黄金，把石鼓扔于荒野。
元灭金后，忽必烈采纳了王檝的建议，在金朝枢密院原址上建起国子学。王檝四处寻找石鼓，终于在荒野发现遗弃的石鼓，就将其置于国子学，派专人看护。
而后又根据太学祭酒虞集建议，将石鼓放在孔庙大成殿门内左右石壁下，下砌砖坛，庞设围栏，供学子观看，直至民国。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大批文物被迫大迁移。从1933年开始，文物离开北平南迁，后又西迁，再东迁南京，历时14年到1947年底，西迁国宝才安然无恙重返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
1948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国民政府决定将分馆文物移迁台湾。石鼓由于太重，没有被运走，依旧放置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里。
1950年，石鼓连同其他文物一起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1958年，装有石鼓的箱子被打开了，开箱后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箭亭，如今放在故宫博物院宁寿馆展出。
清除掉石头身上的泥土，人们惊奇地发现，石头上居然刻有文字，而且十个石墩无一例外，却没人看得懂！
既不像西周金文那么随意豪放，也不像秦小篆那么规范纤细，可以说是稀世遗文。金石家们翻阅了所有能找的史料、档案，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字体。
这些金石家们认定，石鼓上的文字，属于我国文字演进史上缺失的一环，属于大篆。大篆是在甲骨文、金文之后，在小篆之前的文字。
金石家们考证认为，石鼓文是秦统一文字的基石和母体。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千变万化，这就给政令的推行和各地的文化交流造成重重阻碍。
秦统一后，统一文字已成为当务之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书同文”，由丞相李斯和赵高、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以简化秦文“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行全国，废除了其他各种异体文字。
此外，秦始皇出巡所到之处都要立碑刻字以示天下，如泰山石刻。后来狱吏程逸又根据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为简明易行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
隶书的出现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为今体的重要里程碑。先秦古字经过这次整理，很多后人均知秦始皇以后的文字，却不知小篆之前中国的文字是什么样子的。
石鼓的出现，其文字记述展示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韦应物的《石鼓歌》中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石鼓文也因此盛名远播。
石鼓在唐朝被发现时已满目疮痍，一些文字已模糊不清。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奔蜀，后唐肃宗平叛，坐镇凤翔，十面石鼓被运到凤翔城南。
元和九年，凤翔府尹郑余庆将石鼓移到文庙保管，不料却少了一面“作原”鼓。后来唐朝衰败，战火四起，剩余的这9个石鼓在随之而来的五代战乱中淹没散失了。
10个石鼓本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还得从秦人的祖先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秦人因护驾有功，得封“岐以西之地”建立秦国，秦人的领袖也由大夫升为诸侯，其第一位君主秦襄公率领秦人与强大的戎狄进行了连续四年的战争，最后战死在今宝鸡地区。
他的儿子秦文公继任后，继续与戎狄作战，公元前763年，他率领700勇士“东猎”，历时一年，把秦疆土推进到了泾渭之汇，而这里正是秦先祖非子为周王牧马之地，于是“乃卜居之”。
据史料记载，秦国君初开汧殹，即举行敬祖祭天大礼，周王也派使臣参祭。为了让后代都铭记这段历史，秦国把这些事情都编成咏歌刻在石头上。
据说，这些石鼓文最初有465个字，在其后的风雨中，由于自然环境的侵蚀和人为破坏，石刻文字残缺不全，现在仅存310字。
秦朝灭亡后，这些石鼓也就悄无声息地被人们遗忘了，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唐朝，才被人们无意间发现。
北宋仁宗初年，时任凤翔知县的司马池，也就是司马光的父亲，主政凤翔时，几个农民在荒郊野外发现了失落的9面石鼓。
司马池拿出银两收购了这些石鼓，并将它们运送到凤翔府学妥善安置，可惜的是，少了一个鼓，这成为司马池的毕生遗憾。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一位名叫向传师的金石收藏家，有一次去乡下探亲。在一位农户的家里，看到了被做成捣米臼子的石鼓——“作原”。
原本好好的石鼓被凿出了一个大洞，向传师以全部盘缠及帮工干活的代价，买了这面石鼓，运回凤翔府学。虽然“作原”石鼓被凿成了臼形，但十面石鼓终于聚齐了。
北宋年间，痴迷于书画的宋徽宗下诏将石鼓运往汴京。石鼓运来后，先放太学，后又置保和大殿，并用黄金泥填入字内，以示宝贵。
“靖康之变”时，二帝和石鼓一起被金军押送到北方的金朝。金人爱金不爱宝，剜出文字上的黄金，把石鼓扔于荒野。
元灭金后，忽必烈采纳了王檝的建议，在金朝枢密院原址上建起国子学。王檝四处寻找石鼓，终于在荒野发现遗弃的石鼓，就将其置于国子学，派专人看护。
而后又根据太学祭酒虞集建议，将石鼓放在孔庙大成殿门内左右石壁下，下砌砖坛，庞设围栏，供学子观看，直至民国。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大批文物被迫大迁移。从1933年开始，文物离开北平南迁，后又西迁，再东迁南京，历时14年到1947年底，西迁国宝才安然无恙重返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
1948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国民政府决定将分馆文物移迁台湾。石鼓由于太重，没有被运走，依旧放置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里。
1950年，石鼓连同其他文物一起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1958年，装有石鼓的箱子被打开了，开箱后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箭亭，如今放在故宫博物院宁寿馆展出。
【此碑应是如今岳麓山中最古老的文物，但来历成谜，至今难解】
本文系静思斋·于岳原创、自行拍摄，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寻访时间：2020年10月16日
写了两篇岳麓山的墓，今天不妨换个脑筋，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东东，按照国保名录中的立项，姑且称之为“禹王碑”吧。中午饭点将近，一身也被雨淋得不甚舒服，拜谒完黄兴墓后，遂沿着一条小径北行向上准备去电视塔那边用膳。行至近山巅的一个小平台，正好就遇见了禹王碑。自然，这是被认为和禹有关的一通古碑了。
眼前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封闭式石亭，只有碑文这一面，用铁栅栏门隔开，近前则可看清禹王碑之全貌。除了民国题记之外，其余斗大的数十字我是一个不识，不过这倒也没啥丢人的，因为从古至今号称能“看懂”的人就没几个，而它们真正的意思，至今也并无定论呢！旁边的官方介绍称，此碑相传原在南岳衡山岣嵝峰，故而又名《岣嵝碑》，南宋时一个叫何致的人发现了它，并将其摹拓下来刻在岳麓山上。读完这段介绍，我心中不由疑窦丛生，回家后便兴致勃勃地从史料中探索它的来龙去脉。
茫茫禹迹遍九州，大禹治水的往事是人尽皆知。不过禹所处的年代距今已四千多年，即便是如此伟大的人物，想还原他生平之足迹也几无可能。古人将其神化，留下诸多传奇故事口口相传，这倒可以理解，不过若用故事去讲历史，怕又不太合适了。在这里得先达成个基本共识，大禹是人而不是神，纵横四海靠的也是一双脚板，至于那些诸如降龙斩蛟、金简玉书之类不太科学的，看个乐呵也就罢了。
不得不说，官方的那段介绍虽是限于篇幅，许多问题没交代清楚，但斟酌起来用词却颇为严谨。其既没有采用任何神话，也并未提出碑文的内容说的就是禹，此刻我对它的感觉倒更多是赞赏了。好吧，让我们先来看看古籍中是怎么说的。
禹碑最早见诸于文献记载，当是东晋罗含所著的《湘中记》，曰：“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罗含是湖湘本土士人，宦游多年，此书被认为比较靠谱，不过读这段记载也很难看出他本人是否真见过禹碑，但无疑采用了传说。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距大禹治水也有两千多年了。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引用了罗说，《水经注》诚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郦道元是北朝人，就没到过南边的湘水来，故南方水系其实是它的软肋，这也是后世的共识。到了南朝，有一个叫徐灵期的道士在衡山修持，著《南岳记》，这大概是介绍南岳山川最早的一本专著。其中提到了“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绝。”。这样看起来，徐是真见过这块碑的，但显然也只字不识。大约在同期还有其他一些著作，不再一一列举。那么问题就来了，在大禹治水的两千多年后，罗含也好，徐灵期也罢，既然都看不懂，他们又是如何认定这个古碑就是禹碑的呢？
受这些著作的影响，自唐开始便有韩愈、朱熹、张栻这些大咖级驴友到衡山现地寻访，但皆是乘兴而来，铩羽而归，朱熹甚至断言压根没这玩意。直到南宋宁宗皇帝嘉定五年（1212年），才由上文所说的那位何致（又作何贤良，字子一）发现了它。何致是何许人完全不见经传，关于此事最早的记载当是宋人张世南的《游宦纪闻》，叙述颇详。张与何是同时代人，此书成书之年代又极近，所述当较为可靠。不过张世南还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即何致把碑拓献给了湖南安抚使曹彦约，曹是很喜欢，但当时就有人说何是蒙骗曹的。于是何就把它刻在了岳麓书院后面的巨石上公之于众，或是有自证清白之意吧。另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在何致之后，再无人见过衡山的禹碑了。
后来岳麓书院迭遭毁废，何致复刻的这块禹碑也直到明嘉靖年才重现世间，自此被广泛翻拓流传，如今在各地所见，绝大多数循自岳麓。明代才子杨慎将77字碑文“破解”出来，然则如何译出却是未知，终难让人特别信服。此后数有人为之，各种破解版本文意出入很大，但也均未跳出大禹的窠臼。直到近代方有学者认为是战国时期的，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见《岳麓书院志》，里面有每个字的破译图解。不过，不管是哪种说法，都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可，所以碑上的文字仍是个未解之谜。
说老实话，我其实也不认为此碑是禹迹。我对于古文字自然是一窍不通，头一眼看还以为是古篆，直到发现一个不识才知不对。但其字的形体和排列，看起来明显比甲骨文更加进化了，焉能更为古早？这也是我当时最直观的感受。在看了诸多史料之后，因为一些疑点，我甚至一度怀疑会不会是何致自说自话把大家都给玩了？但不管如何，此碑总归立在岳麓山上八百多年了，大概也已经是岳麓山上最古老的文物。有朋友可能会说古麓山寺和岳麓书院，不是始建得更早吗？是的，但麓山寺曾六度毁于战火，岳麓书院则是清代重修，还真不一定有哪块砖瓦能早过这“禹王碑”呢！
有人把禹碑和黄、炎二陵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文物界三宝，这或许稍显夸张，否则如何到第七批才能跻身国保呢？从官方的国保列项和介绍中大约也可揣摩出一个意思：既然千百年来一直都叫禹王碑，不妨先这么叫着，至于到底是不是，那就等以后真能破解了再说吧。当然了，即便是如今考古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断攀升，许多古代文明的谜团仍然无法解开。搞不好，禹王碑终归也就只能叫这个名字了。
其实，在博大精深的历史文明面前，我们都是“无知”的。
本文系静思斋·于岳原创、自行拍摄，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寻访时间：2020年10月16日
写了两篇岳麓山的墓，今天不妨换个脑筋，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东东，按照国保名录中的立项，姑且称之为“禹王碑”吧。中午饭点将近，一身也被雨淋得不甚舒服，拜谒完黄兴墓后，遂沿着一条小径北行向上准备去电视塔那边用膳。行至近山巅的一个小平台，正好就遇见了禹王碑。自然，这是被认为和禹有关的一通古碑了。
眼前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封闭式石亭，只有碑文这一面，用铁栅栏门隔开，近前则可看清禹王碑之全貌。除了民国题记之外，其余斗大的数十字我是一个不识，不过这倒也没啥丢人的，因为从古至今号称能“看懂”的人就没几个，而它们真正的意思，至今也并无定论呢！旁边的官方介绍称，此碑相传原在南岳衡山岣嵝峰，故而又名《岣嵝碑》，南宋时一个叫何致的人发现了它，并将其摹拓下来刻在岳麓山上。读完这段介绍，我心中不由疑窦丛生，回家后便兴致勃勃地从史料中探索它的来龙去脉。
茫茫禹迹遍九州，大禹治水的往事是人尽皆知。不过禹所处的年代距今已四千多年，即便是如此伟大的人物，想还原他生平之足迹也几无可能。古人将其神化，留下诸多传奇故事口口相传，这倒可以理解，不过若用故事去讲历史，怕又不太合适了。在这里得先达成个基本共识，大禹是人而不是神，纵横四海靠的也是一双脚板，至于那些诸如降龙斩蛟、金简玉书之类不太科学的，看个乐呵也就罢了。
不得不说，官方的那段介绍虽是限于篇幅，许多问题没交代清楚，但斟酌起来用词却颇为严谨。其既没有采用任何神话，也并未提出碑文的内容说的就是禹，此刻我对它的感觉倒更多是赞赏了。好吧，让我们先来看看古籍中是怎么说的。
禹碑最早见诸于文献记载，当是东晋罗含所著的《湘中记》，曰：“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罗含是湖湘本土士人，宦游多年，此书被认为比较靠谱，不过读这段记载也很难看出他本人是否真见过禹碑，但无疑采用了传说。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距大禹治水也有两千多年了。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引用了罗说，《水经注》诚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郦道元是北朝人，就没到过南边的湘水来，故南方水系其实是它的软肋，这也是后世的共识。到了南朝，有一个叫徐灵期的道士在衡山修持，著《南岳记》，这大概是介绍南岳山川最早的一本专著。其中提到了“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绝。”。这样看起来，徐是真见过这块碑的，但显然也只字不识。大约在同期还有其他一些著作，不再一一列举。那么问题就来了，在大禹治水的两千多年后，罗含也好，徐灵期也罢，既然都看不懂，他们又是如何认定这个古碑就是禹碑的呢？
受这些著作的影响，自唐开始便有韩愈、朱熹、张栻这些大咖级驴友到衡山现地寻访，但皆是乘兴而来，铩羽而归，朱熹甚至断言压根没这玩意。直到南宋宁宗皇帝嘉定五年（1212年），才由上文所说的那位何致（又作何贤良，字子一）发现了它。何致是何许人完全不见经传，关于此事最早的记载当是宋人张世南的《游宦纪闻》，叙述颇详。张与何是同时代人，此书成书之年代又极近，所述当较为可靠。不过张世南还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即何致把碑拓献给了湖南安抚使曹彦约，曹是很喜欢，但当时就有人说何是蒙骗曹的。于是何就把它刻在了岳麓书院后面的巨石上公之于众，或是有自证清白之意吧。另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在何致之后，再无人见过衡山的禹碑了。
后来岳麓书院迭遭毁废，何致复刻的这块禹碑也直到明嘉靖年才重现世间，自此被广泛翻拓流传，如今在各地所见，绝大多数循自岳麓。明代才子杨慎将77字碑文“破解”出来，然则如何译出却是未知，终难让人特别信服。此后数有人为之，各种破解版本文意出入很大，但也均未跳出大禹的窠臼。直到近代方有学者认为是战国时期的，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见《岳麓书院志》，里面有每个字的破译图解。不过，不管是哪种说法，都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可，所以碑上的文字仍是个未解之谜。
说老实话，我其实也不认为此碑是禹迹。我对于古文字自然是一窍不通，头一眼看还以为是古篆，直到发现一个不识才知不对。但其字的形体和排列，看起来明显比甲骨文更加进化了，焉能更为古早？这也是我当时最直观的感受。在看了诸多史料之后，因为一些疑点，我甚至一度怀疑会不会是何致自说自话把大家都给玩了？但不管如何，此碑总归立在岳麓山上八百多年了，大概也已经是岳麓山上最古老的文物。有朋友可能会说古麓山寺和岳麓书院，不是始建得更早吗？是的，但麓山寺曾六度毁于战火，岳麓书院则是清代重修，还真不一定有哪块砖瓦能早过这“禹王碑”呢！
有人把禹碑和黄、炎二陵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文物界三宝，这或许稍显夸张，否则如何到第七批才能跻身国保呢？从官方的国保列项和介绍中大约也可揣摩出一个意思：既然千百年来一直都叫禹王碑，不妨先这么叫着，至于到底是不是，那就等以后真能破解了再说吧。当然了，即便是如今考古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断攀升，许多古代文明的谜团仍然无法解开。搞不好，禹王碑终归也就只能叫这个名字了。
其实，在博大精深的历史文明面前，我们都是“无知”的。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