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轮国采，三大变化
国采平台统一报量，第六轮国采（胰岛素专项集采）带来三大变化
01
胰岛素国采启动
近日，第六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胰岛素专项）公布了相关企业及产品清单，共涉及81个品规，10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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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产品达到三家以上过评的化药企业暂时未被纳入，尤其是生物类似药集采“缓期执行”。
此前，不少业内人士心存侥幸，毕竟胰岛素比较特殊，是否纳入集采尚未可知。待胰岛素被纳入集采，又希望降价幅度不会太大，他们能否如愿呢？
胰岛素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生物药，不是一般的化学药品，一致性评价不容易做。但胰岛素又不是单抗类生物药，与参比试剂的比较没那么复杂。
其实，前五批国采已有生物药的影子，如白蛋白紫杉醇。国家层面胰岛纳入集采也早有预兆。去年1月，武汉已经率先进行胰岛素带量采购，以170.57万支的总采购量，使中标胰岛素类药品单价最高降幅达43%。
2021年，胰岛素进入国采快车道。3月5日，医保局和招采司与部分省市联采办代表在南京组织召开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会议，就把胰岛素列为将来集采的重点。
7月28日，国家医保局专门召开胰岛素集中采购工作座谈会，就胰岛素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听取有关企业、行业协会的意见建议，根据前期摸底和企业反馈情况，联采办整理形成二代和三代胰岛素相关企业及产品清单，组织医药机构按清单填报需求量。
至此，胰岛素国采正式启动。
02
国产替代空间巨大
我国糖尿病总人数之多也是医药界广泛关注胰岛素专项采的原因。《健康中国饮料食品减糖行动白皮书》显示，中国糖尿病患者已近1.3亿，18岁及以上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经达到11.6%，北上广一线城市糖尿病患病率超10%。
因此，糖尿病及各种并发症导致的直接开支已经占我国医疗总开支的13%，达1734亿元。其中，胰岛素销量处在国内市场前列，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影响较大。
对患者来说，除了价格实惠，减轻糖尿病的深层次影响也显而易见。《中国成人糖尿病流行与控制现状》调查显示，我国糖尿病前期患病率达到50.1%。
表面看，胰岛素治疗糖尿病费用似乎不高，但长期持续增量的用药负担仍不小，何况糖尿病并发症多，有的很严重，引发后续的大病支出。胰岛素国采后，可望减少前期的“小病拖延”，治疗前置，防止“小病变成大病”，极大减轻患者负担，可谓意义重大。
与前五批国采，外资企业数量一般为一家不同，胰岛素在国内就有3家跨国企业，且市场集中度高，合计占有70%的市场份额，国产替代进口空间很大。
因此，胰岛素集采对国内企业是一大利好。国采后，价格大幅下降，市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用“颠覆性”来形容也不为过。
刚刚结束的第五批国采，一些霸榜多年的大产品市场已经易主。如公立医院销售额超过70亿元的布地奈德混悬液此前一直由原研企业阿斯利康独享市场，国采后，阿斯利康的市场被正大天晴、四川普锐特、长风药业和健康元药业占据。
再如造影剂碘克沙醇2020年销售额超过35亿元，原来占据50.48%市场份额的恒瑞失标出局，市场被扬子江、通用电气、司太立、正大天晴揽入囊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第六批国采围绕胰岛素市场的争夺，国产企业能否再领风骚，犹为可期。
03
国采平台统一报量
与以往的化药集采报量不同，第六批国采要求在国采平台统一报量。过去，国采报量从省到县甚至医院都有一定自主权，国家招采办只是汇各省总量后简单公示。
而胰岛素带量采直接在国家平台报量，还要达到定量和定性标准，如超200%和少于50%需要写明理由。这难免让药企浮想联翩：“将来的生物药，如单抗，甚至化药国采也要求在国采平台报量，后果会怎么样？”
一是整体的报量会更客观、更精准，促使各省报量尽量反映今后的实际使用量。从前5批报量保守的实际情况看，后续的国采报量肯定会有所提升。也就是说，此举不但为医保费用预算提供准确参考，也为中标药企合理安排生产提供了依椐。
二是直接影响参与企业的投标报价策略。如报量顺位第一的市场体量变大，企业争第一的意愿变强，报量第一的会有更高市场预期，避免或减少以往国采出现的企业报价相差几倍，得到的市场差不多甚至反超的尴尬，迫使企业在“要利润还是要市场”中做出理智抉择，有点“4+7”的味道。从深层次考虑，这也能预防相关企业心照不宣或暗定攻守同盟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向国家带量采购初心的回归。
三是对中标企业与未中选企业的市场规划和销售策略产生深远影响。如本来就有优势的产品中选后销售量不会有太大变化，原来处于竞争下锋或新入场产品增量可期。过去，没有中标的企业觊觎医院报量用完的市场，还会用高差价抢夺一部分“蛋糕”。现在看来，这种思路越来越不好使了。
三年前，一场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的“4+7”拉开了国采的序幕，成为我国医药市场的分水岭。三年后，胰岛素专项集采以更理性、更坚决的姿态开启第6批国采。它能否成为今后的市场风向标，开创医药新局面，让我们拭目以待。
尊重原创，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删除。
国采平台统一报量，第六轮国采（胰岛素专项集采）带来三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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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国采启动
近日，第六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胰岛素专项）公布了相关企业及产品清单，共涉及81个品规，10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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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产品达到三家以上过评的化药企业暂时未被纳入，尤其是生物类似药集采“缓期执行”。
此前，不少业内人士心存侥幸，毕竟胰岛素比较特殊，是否纳入集采尚未可知。待胰岛素被纳入集采，又希望降价幅度不会太大，他们能否如愿呢？
胰岛素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生物药，不是一般的化学药品，一致性评价不容易做。但胰岛素又不是单抗类生物药，与参比试剂的比较没那么复杂。
其实，前五批国采已有生物药的影子，如白蛋白紫杉醇。国家层面胰岛纳入集采也早有预兆。去年1月，武汉已经率先进行胰岛素带量采购，以170.57万支的总采购量，使中标胰岛素类药品单价最高降幅达43%。
2021年，胰岛素进入国采快车道。3月5日，医保局和招采司与部分省市联采办代表在南京组织召开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会议，就把胰岛素列为将来集采的重点。
7月28日，国家医保局专门召开胰岛素集中采购工作座谈会，就胰岛素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听取有关企业、行业协会的意见建议，根据前期摸底和企业反馈情况，联采办整理形成二代和三代胰岛素相关企业及产品清单，组织医药机构按清单填报需求量。
至此，胰岛素国采正式启动。
02
国产替代空间巨大
我国糖尿病总人数之多也是医药界广泛关注胰岛素专项采的原因。《健康中国饮料食品减糖行动白皮书》显示，中国糖尿病患者已近1.3亿，18岁及以上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经达到11.6%，北上广一线城市糖尿病患病率超10%。
因此，糖尿病及各种并发症导致的直接开支已经占我国医疗总开支的13%，达1734亿元。其中，胰岛素销量处在国内市场前列，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影响较大。
对患者来说，除了价格实惠，减轻糖尿病的深层次影响也显而易见。《中国成人糖尿病流行与控制现状》调查显示，我国糖尿病前期患病率达到50.1%。
表面看，胰岛素治疗糖尿病费用似乎不高，但长期持续增量的用药负担仍不小，何况糖尿病并发症多，有的很严重，引发后续的大病支出。胰岛素国采后，可望减少前期的“小病拖延”，治疗前置，防止“小病变成大病”，极大减轻患者负担，可谓意义重大。
与前五批国采，外资企业数量一般为一家不同，胰岛素在国内就有3家跨国企业，且市场集中度高，合计占有70%的市场份额，国产替代进口空间很大。
因此，胰岛素集采对国内企业是一大利好。国采后，价格大幅下降，市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用“颠覆性”来形容也不为过。
刚刚结束的第五批国采，一些霸榜多年的大产品市场已经易主。如公立医院销售额超过70亿元的布地奈德混悬液此前一直由原研企业阿斯利康独享市场，国采后，阿斯利康的市场被正大天晴、四川普锐特、长风药业和健康元药业占据。
再如造影剂碘克沙醇2020年销售额超过35亿元，原来占据50.48%市场份额的恒瑞失标出局，市场被扬子江、通用电气、司太立、正大天晴揽入囊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第六批国采围绕胰岛素市场的争夺，国产企业能否再领风骚，犹为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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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采平台统一报量
与以往的化药集采报量不同，第六批国采要求在国采平台统一报量。过去，国采报量从省到县甚至医院都有一定自主权，国家招采办只是汇各省总量后简单公示。
而胰岛素带量采直接在国家平台报量，还要达到定量和定性标准，如超200%和少于50%需要写明理由。这难免让药企浮想联翩：“将来的生物药，如单抗，甚至化药国采也要求在国采平台报量，后果会怎么样？”
一是整体的报量会更客观、更精准，促使各省报量尽量反映今后的实际使用量。从前5批报量保守的实际情况看，后续的国采报量肯定会有所提升。也就是说，此举不但为医保费用预算提供准确参考，也为中标药企合理安排生产提供了依椐。
二是直接影响参与企业的投标报价策略。如报量顺位第一的市场体量变大，企业争第一的意愿变强，报量第一的会有更高市场预期，避免或减少以往国采出现的企业报价相差几倍，得到的市场差不多甚至反超的尴尬，迫使企业在“要利润还是要市场”中做出理智抉择，有点“4+7”的味道。从深层次考虑，这也能预防相关企业心照不宣或暗定攻守同盟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向国家带量采购初心的回归。
三是对中标企业与未中选企业的市场规划和销售策略产生深远影响。如本来就有优势的产品中选后销售量不会有太大变化，原来处于竞争下锋或新入场产品增量可期。过去，没有中标的企业觊觎医院报量用完的市场，还会用高差价抢夺一部分“蛋糕”。现在看来，这种思路越来越不好使了。
三年前，一场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的“4+7”拉开了国采的序幕，成为我国医药市场的分水岭。三年后，胰岛素专项集采以更理性、更坚决的姿态开启第6批国采。它能否成为今后的市场风向标，开创医药新局面，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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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互帮互助的行为源远流长，在云贵灾荒救助中有所体现】
清代云贵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自然灾害频发，使云南和贵州在不同时空领域受到灾害的冲击，被灾地方农业生产秩序的紊乱，使地方经济社会处于萧条状态，并引起严重的灾荒，灾民丧失了抵御灾荒的基本能力。
面对严重灾荒，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害遗留问题，除官方因地制宜组织力量实施灾荒赈济以外，云贵两省民间也积极开展自发性的自救与互助，亦有民间组织的赈济，相关灾荒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为灾后重建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个人捐输作为清代重要的灾荒赚济措施，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贵州省镇远府施秉县雨水过大，溪流宣泄不及，青冈山脚为水所刷，山土将卸填塞河道，溪水陡长五丈六尺，暴雨导致青冈山土石滑坡，并将山腰、山脚住居民田39户掩埋，共压毙大小男妇93名口。
清廷为充分、有效利用地方社会的救灾资源，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理想参与赈济救灾，通过授官赐爵的方式吸引地方士民捐输助赈，为灾赈过程中更多的绅商和民众参与救灾树立了典范。清代扩大捐输渠道的方式有劝捐、零捐、图赈和奖励捐输等。
咸丰元年，云南临安府石屏、建水二州县地方亢旱歉收，经云南巡抚张亮基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奏蒙恩旨，将该州县应征钱粮分别蠲免，并劝谕绅富量力捐输。
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调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吴文镕、云南巡抚吴振械奏报称，据临安府转据署石屏州王涟漪申禀：“上年州属因旱成灾，经各官首先倡捐银三千四百余两，并州属士民捐银五千二百余两”，藉此买米平粜，设厂施粥，贫民均沾实惠。
又蒙自县地方同时被旱，据前署县沈炳禀请设局平粜，并劝士民捐输助赈。兹据该知县王秀毓查明，“该绅士等共捐银四千一百余两，所有捐银三百两之监生沈灿一名”叭吴文镕、吴振械将所有捐数应叙之石屏州士民潘席珍、蒙自县监生沈灿等捐输赈济事汇核造册，以奏恳圣恩敕部议叙，以昭激劝。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捐输助赈作为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渠道之一，历次捐输的开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国家作为赈灾主体的权力不断下移，绅宦商贾通过捐献财力参与到被灾地方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解决了官府府库维艰的赈灾问题。
云贵地区的士民、绅商以及两省官宦的捐助施赈，不仅是对国家劝输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中“修善”“行善”这一价值取向驱动的结果。
需要看到的是，自乾隆朝后，云贵两省地方力量的捐输逐渐得到发展，尽管嘉道以后云贵官方赈济举措面临积重难返，但捐输亦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传统国家政权主导之下荒政失位的颓势，而这却这从根本上推进了晚清云贵灾赈方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近代化转型趋势。
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灾赈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清代灾荒赈济达到了传统中国救灾事务的顶峰。诚然，尽管清朝政府的救灾举措比较完备，但偏灾向隅之际，亦并非仅仅依靠官府的拨帑赈济就能够拯救饥民。
尤其是嘉道朝以后，中国社会整体性地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频繁的竣事压力和庞杂的财政开支相应地加剧了政府负担，并不同程度地降低地了各省灾荒期间的整合能力和调剂能力。
地方乡绅作为乡村的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主导权和发言权，凭借对区域内部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支配，士绅在乡村的文化权威逐步得到展限和固定，并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在灾荒来临之际，他们都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认为舍尽财力救济穷民，为灾黎谋取生活之资理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云南地方士绅和官员在灾荒期间捐赀修建学宫、庙学，并賑济被震地方灾黎，使地方文化事业和灾荒赈济获得长足发展。
作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在云南灾赈济中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富庶平民，他们变卖个人财物保全家人，或以个人捐银或捐粮等方式积极参与灾荒救助。清光绪年间，云南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积德行善等因素的考虑。在云南各府厅州县灾荒发生期间，地方官府通常都会举行诸如捐银、施粥、恤嫠以及买谷平粜等慈善救济活动。
为鼓励捐赀赈济，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通常根据定制奏请给予奖叙。清制，根据士民人等凡养恤、孤老等项捐银千两以上者，准其请旨建坊的定例，并酌情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字样，以昭示善举。
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清代灾荒期间，设坛虔诚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记载广泛见诸史册，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的导向下，无论是前祈谷礼，还是临灾祈攘礼，其作为传统中国灾荒期间的应对思想，一直对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举国上下的减灾礼仪制度作为灾荒期间荒政制度之下的防灾减灾文化现象，通过君王和百官祷告神明的方式强化了对礼制维护，以加强对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同时亦左右人们对不同灾害现象认识。
清代云贵地区各种灾荒频频发生，损失惨重，对云南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祈祷除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龙祠祈神、筑坛祷告、拜祭海神等祈禳灾仪式为被灾的地方绅民所用，甚至也有地方官积极参与祈神禳灾活动，进而使人民对迷信救灾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清代云贵地区暴雨为涝、干旱、地震以及疫疾等灾害发生期间，云贵督抚及地方绅宦皆会举行祈禳活动，以为民请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秋，贵州印江县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气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
清代云贵两省地方黎明百姓在灾害有所征兆之前或是灾害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以举行各种祭拜仪式，通过对神灵的祭拜和诉求，藉此重新调整他们所认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并希望通过栖身禳灾疏导灾害、祛除灾害。通常看来，虔诚祈祷，自可挽回天意，感召休和，当下抑或来岁必将祥风时雨、五谷丰登。
清代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地方祈神禳灾的剧幕在灾荒期间随时被拉开，政府官员也躬身亲行，积极进行布置祈神禳灾活动，事实上这仅仅达到调和阶级的作用，所谓的祈神禳灾这一消灾良策，亦只不过是广大灾黎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敬畏和恐惧心理，是临灾无力应对的一种心理调适。#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清代云贵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自然灾害频发，使云南和贵州在不同时空领域受到灾害的冲击，被灾地方农业生产秩序的紊乱，使地方经济社会处于萧条状态，并引起严重的灾荒，灾民丧失了抵御灾荒的基本能力。
面对严重灾荒，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害遗留问题，除官方因地制宜组织力量实施灾荒赈济以外，云贵两省民间也积极开展自发性的自救与互助，亦有民间组织的赈济，相关灾荒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为灾后重建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
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个人捐输作为清代重要的灾荒赚济措施，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贵州省镇远府施秉县雨水过大，溪流宣泄不及，青冈山脚为水所刷，山土将卸填塞河道，溪水陡长五丈六尺，暴雨导致青冈山土石滑坡，并将山腰、山脚住居民田39户掩埋，共压毙大小男妇93名口。
清廷为充分、有效利用地方社会的救灾资源，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理想参与赈济救灾，通过授官赐爵的方式吸引地方士民捐输助赈，为灾赈过程中更多的绅商和民众参与救灾树立了典范。清代扩大捐输渠道的方式有劝捐、零捐、图赈和奖励捐输等。
咸丰元年，云南临安府石屏、建水二州县地方亢旱歉收，经云南巡抚张亮基会同云贵总督吴文镕奏蒙恩旨，将该州县应征钱粮分别蠲免，并劝谕绅富量力捐输。
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调任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吴文镕、云南巡抚吴振械奏报称，据临安府转据署石屏州王涟漪申禀：“上年州属因旱成灾，经各官首先倡捐银三千四百余两，并州属士民捐银五千二百余两”，藉此买米平粜，设厂施粥，贫民均沾实惠。
又蒙自县地方同时被旱，据前署县沈炳禀请设局平粜，并劝士民捐输助赈。兹据该知县王秀毓查明，“该绅士等共捐银四千一百余两，所有捐银三百两之监生沈灿一名”叭吴文镕、吴振械将所有捐数应叙之石屏州士民潘席珍、蒙自县监生沈灿等捐输赈济事汇核造册，以奏恳圣恩敕部议叙，以昭激劝。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捐输助赈作为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主要渠道之一，历次捐输的开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国家作为赈灾主体的权力不断下移，绅宦商贾通过捐献财力参与到被灾地方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解决了官府府库维艰的赈灾问题。
云贵地区的士民、绅商以及两省官宦的捐助施赈，不仅是对国家劝输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中“修善”“行善”这一价值取向驱动的结果。
需要看到的是，自乾隆朝后，云贵两省地方力量的捐输逐渐得到发展，尽管嘉道以后云贵官方赈济举措面临积重难返，但捐输亦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传统国家政权主导之下荒政失位的颓势，而这却这从根本上推进了晚清云贵灾赈方式出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近代化转型趋势。
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灾赈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使清代灾荒赈济达到了传统中国救灾事务的顶峰。诚然，尽管清朝政府的救灾举措比较完备，但偏灾向隅之际，亦并非仅仅依靠官府的拨帑赈济就能够拯救饥民。
尤其是嘉道朝以后，中国社会整体性地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频繁的竣事压力和庞杂的财政开支相应地加剧了政府负担，并不同程度地降低地了各省灾荒期间的整合能力和调剂能力。
地方乡绅作为乡村的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主导权和发言权，凭借对区域内部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支配，士绅在乡村的文化权威逐步得到展限和固定，并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在灾荒来临之际，他们都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认为舍尽财力救济穷民，为灾黎谋取生活之资理所应当履行的义务。云南地方士绅和官员在灾荒期间捐赀修建学宫、庙学，并賑济被震地方灾黎，使地方文化事业和灾荒赈济获得长足发展。
作为社会下层的平民，在云南灾赈济中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富庶平民，他们变卖个人财物保全家人，或以个人捐银或捐粮等方式积极参与灾荒救助。清光绪年间，云南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积德行善等因素的考虑。在云南各府厅州县灾荒发生期间，地方官府通常都会举行诸如捐银、施粥、恤嫠以及买谷平粜等慈善救济活动。
为鼓励捐赀赈济，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当局通常根据定制奏请给予奖叙。清制，根据士民人等凡养恤、孤老等项捐银千两以上者，准其请旨建坊的定例，并酌情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字样，以昭示善举。
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清代灾荒期间，设坛虔诚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记载广泛见诸史册，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谴告说”的导向下，无论是前祈谷礼，还是临灾祈攘礼，其作为传统中国灾荒期间的应对思想，一直对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代举国上下的减灾礼仪制度作为灾荒期间荒政制度之下的防灾减灾文化现象，通过君王和百官祷告神明的方式强化了对礼制维护，以加强对政权合法性的阐释，同时亦左右人们对不同灾害现象认识。
清代云贵地区各种灾荒频频发生，损失惨重，对云南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祈祷除灾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龙祠祈神、筑坛祷告、拜祭海神等祈禳灾仪式为被灾的地方绅民所用，甚至也有地方官积极参与祈神禳灾活动，进而使人民对迷信救灾产生敬畏之心。
此外，清代云贵地区暴雨为涝、干旱、地震以及疫疾等灾害发生期间，云贵督抚及地方绅宦皆会举行祈禳活动，以为民请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秋，贵州印江县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气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
清代云贵两省地方黎明百姓在灾害有所征兆之前或是灾害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以举行各种祭拜仪式，通过对神灵的祭拜和诉求，藉此重新调整他们所认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并希望通过栖身禳灾疏导灾害、祛除灾害。通常看来，虔诚祈祷，自可挽回天意，感召休和，当下抑或来岁必将祥风时雨、五谷丰登。
清代云南和贵州各府厅州县地方祈神禳灾的剧幕在灾荒期间随时被拉开，政府官员也躬身亲行，积极进行布置祈神禳灾活动，事实上这仅仅达到调和阶级的作用，所谓的祈神禳灾这一消灾良策，亦只不过是广大灾黎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敬畏和恐惧心理，是临灾无力应对的一种心理调适。#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46个交易日突破一万亿元，续刷最长历史记录。今天突破万亿的时间和昨天差不多，都在2点钟附近,看来今天会延续昨天的量能了，在成交量上没有明显的萎靡!
煤化工板块持续走弱，阳煤化工、新疆天业等跌停， 三友化工、兴化股份、云维股份跟跌。这是目前成交在35亿元以上的个股，贵州茅台成交超96亿元，排名第一成交超35亿元以上的个股多数是上涨的! #上证指数##微博股票#$金发拉比sz002762$ #东方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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