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九成宫：“粉壁涂泥”见证#唐太宗# 力戒豪奢】
张向阳
魏征上书、长乐公主下嫁、薛仁贵救驾……这些历史上的大事都发生在唐九成宫。近日，考古人员对位于陕西麟游的隋仁寿宫唐九成宫4号殿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这个殿极有可能是唐高宗和武则天驻跸并喜欢使用的寝殿——咸亨殿。考古人员发现大量散落白灰墙皮残块，对比隋代遗留刻有精美图案的石材，推测应是唐太宗矫正隋室奢华弊政在建筑上的反映，为著名的“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醴泉铭》中记载“间粉壁以涂泥”的历史见证。
“离宫之冠”历经300年风雨
2020年12月24日，在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举行的“2019年至2020年隋仁寿宫唐九成宫4号殿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仁寿宫唐九成宫4号殿考古发掘领队李春林宣布，中断了25年的九成宫遗址考古重启发掘后又有新收获。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是隋唐两朝前后共用的一处避暑行宫，遗址位于今陕西省麟游县城区。始建于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由我国古代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与营造，初名“仁寿宫”。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复修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唐高宗李治下令维修九成宫，并更名为“万年宫”，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又恢复“九成宫”原名，一直沿用至今。开成元年（公元836年），麟游遭暴雨，洪水和泥石流冲毁了九成宫大部分宫殿。从营建到水毁至沦为废墟，共历时三百多年时间。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享有“离宫之冠”美誉，隋唐两朝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及武则天四位皇帝20次驾幸避暑，这里一度成为隋唐全国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中心，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皇家园林的集大成者。史书记载的唐太宗杖导出醴泉、杨素残民、杨广弑父、魏征上书、长乐公主下嫁、大宴群臣、薛仁贵救驾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隋代“装修”精美用料讲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1978年起就开始对九成宫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发掘，发现其缭城城垣、内皇城城垣、诸多宫殿、亭台楼榭、寺庙、道观及生活设施等众多遗存。有国宝级文物九成宫醴泉铭碑、国家一级文物万年宫铭碑、唐宫廷水井、点将台、梳妆台、缭墙城门等。尤其是37号大殿遗址，被评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5年后，从2019年4月至202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隋仁寿宫唐九成宫4号殿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各类遗物标本500余件。
“4号殿遗址位处九成宫遗址的西南隅、东北距天台山脚30米，发掘显示，4号殿遗址地层堆积保存较好，基本可以看出这座宫殿沿用、废弃和变迁过程。其中的石刻图案十分精美，代表了隋朝建筑高超的建筑艺术和水平，有着重要的可视性和审美价值，值得进一步全面发掘。”据项目负责人李春林介绍，从建筑构材、夯土层理和殿西、南两面破损裸露的断茬等观察分析，4号殿基明显可分隋唐两期，即隋至唐代前期和中唐至晚唐时期，其中唐代部分叠压在隋代的之上。
宫殿初建于隋代，唐代沿用隋代殿基并整体有所增高抬升，且外围有增建和扩建。殿体由殿阶基、西慢道、殿面础石和殿基周匝散水四部分构成。隋代殿基主要由散水、基台台壁和内里夯土组成，散水和台壁皆为石材砌筑，石材为当地所产的麻绿色砂岩。同类石材皆切割整齐划一，外表打磨光滑平整，体现了工程的严格管理和要求。
殿基部分周匝各类石构材体量之高大、厚重，保存之完好，当中的压栏石、隔身版柱和地袱石所雕缠枝忍冬纹，枝条屈曲缠绕，叶瓣典雅华美，这些都是以往古代殿堂建筑考古中所罕见，反映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石作制度的流变，为研究同时期的建筑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4号殿基夯土中所夹杂的卵石层、暗柱等技法为考察隋唐高台式建筑技术提供了素材。
唐代宫殿发现“粉壁、涂泥”
“唐代增建的部分，包括垫高抬升的基台、殿面、西慢道，慢道西端往西、南、北三面皆出有平台，其中平台南北东侧皆以砖包砌，显示殿西或有相关配属建筑。”唐代以隋代石构殿基为基础，对殿基和慢道整体抬升加高，主要由夯土构成，起夯自隋代压栏石（殿北面为地袱石）同高水平的旧夯茬。发掘显示，唐代增高的基台外壁是以条砖包砌而成，现存殿基台北壁高2.2米，台壁包砖磨砖对缝，砌筑非常整齐。殿面柱础石尚存有14块，皆为方座覆盆式，其中一件上刻“杜”字。从现存柱础分析，唐代殿面大致可复原为东西38米、南北25米，面阔九间，进深三间，是一座殿基高达4.2米的高等级台式殿堂建筑，有可能是当时的“咸亨殿”。此外，4号殿外唐代地面下潜埋有两道排水道管道，部分叠压于散水石上，应是唐代宫内增加的重要引水设施。
喜欢书法的人都熟悉《九成宫醴泉铭》，而此次考古发现就有与铭中记录内容相互印证之处。
唐代殿基外倒塌堆积中还发现大量散落白灰墙皮残块，南侧基台所砌陡板石上尚黏附有白灰皮3至4层，表明唐代殿基陡板石面都是以白灰装饰的。考古人员认为，这或许是唐太宗矫正隋室奢华弊政在建筑上的反映，这个发现应该就是魏征的《九成宫醴泉铭碑》中所言“粉壁、涂泥”的历史见证。
4号殿或是咸亨殿
通过发掘4号殿，分析其现状、开间布局和建筑规格，再结合历史文献，项目负责人李春林推测，4号殿极有可能是唐高宗和武则天驻跸并使用的寝殿——咸亨殿。
为何推断其为咸亨殿？李春林分析，第一、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咸亨殿的地势比较低洼，在两河交汇的地方；第二、《旧唐书》等文献中提到它，唐高宗曾在咸亨殿里宴请过一些朝廷重臣，在这里饮酒作诗，互相唱和；文献中也有唐高宗在此观赏《秦王破阵乐》、缅怀唐太宗的记载。“咸亨殿本身就是一个宴饮、唱和的场所，我们推测在高宗时期，它的使用频率较高。”第三、永徽五年（654年）三月，唐高宗李治携武则天在此（此时的九成宫已改称“万年宫”）避暑。当年五月的一天深夜，碧城山上的山洪冲开了玄武门，直泻宫中，宿卫的禁军士兵一看这阵势四散奔逃。正在北门城墙上值守的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一边敲击报警，一边冲进皇帝寝殿，将高宗李治背出寝殿，转移到更高的山上。这场山洪冲走了3000余人，冲坏宫内大小殿堂百余间，牛马不计其数。此后李治感慨道：“今夜之难赖得有卿，方免沦溺，吾始知板荡有忠臣。”
“居高思坠，持满戒盈”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极为罕见的英明君主。他富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
由魏征撰文、书法家欧阳询书丹而成的《九成宫醴泉铭》一直被书法爱好者推崇。《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晚年经意之作，被视为楷书正宗，后世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醴泉铭》叙述了“九成宫”的来历和其建筑的雄伟壮观，歌颂了唐太宗的武功文治和节俭精神，介绍了宫城内发现醴泉的经过，并刊引典籍说明醴泉的出现是由于“天子令德”所致，最后提出“居高思坠，持满戒盈”的谏诤之言。此次考古发现的“粉壁涂泥”则证实铭文所记不虚。
唐太宗要求别人从俭戒奢，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反对大兴土木。唐太宗即位后，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的宫殿，经战火焚烧，早已破旧。按照惯例，新王朝国君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宫，至少也要将旧宫修饰一新。但唐太宗目睹隋朝奢侈亡国的教训，“不敢纵逸”，一直不许兴建新的宫殿。史载太宗患有“气疾”，所住的宫殿又潮湿，容易引起旧病复发。有公卿大臣从爱护他健康的角度出发，再三上奏唐太宗建议他营建新宫，唐太宗坚拒不准。不仅如此，在洛阳遭受水灾时，百姓房屋被冲毁，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受灾百姓，以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殿被大水冲坏后，只是稍加修缮而已。他把宰相魏征上奏的《十渐不克终疏》制成“戒奢屏”“朝夕瞻仰”，时刻提醒自己“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唐太宗以史为鉴，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力戒贪奢。可以说，贞观时期政治清明，官吏大多崇尚清廉，与唐太宗不无关联，从而为“贞观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此次九成宫发掘出的“粉壁涂泥”，见证了一段为后世称道的历史。
张向阳
魏征上书、长乐公主下嫁、薛仁贵救驾……这些历史上的大事都发生在唐九成宫。近日，考古人员对位于陕西麟游的隋仁寿宫唐九成宫4号殿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这个殿极有可能是唐高宗和武则天驻跸并喜欢使用的寝殿——咸亨殿。考古人员发现大量散落白灰墙皮残块，对比隋代遗留刻有精美图案的石材，推测应是唐太宗矫正隋室奢华弊政在建筑上的反映，为著名的“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醴泉铭》中记载“间粉壁以涂泥”的历史见证。
“离宫之冠”历经300年风雨
2020年12月24日，在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举行的“2019年至2020年隋仁寿宫唐九成宫4号殿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仁寿宫唐九成宫4号殿考古发掘领队李春林宣布，中断了25年的九成宫遗址考古重启发掘后又有新收获。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是隋唐两朝前后共用的一处避暑行宫，遗址位于今陕西省麟游县城区。始建于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由我国古代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与营造，初名“仁寿宫”。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复修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唐高宗李治下令维修九成宫，并更名为“万年宫”，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又恢复“九成宫”原名，一直沿用至今。开成元年（公元836年），麟游遭暴雨，洪水和泥石流冲毁了九成宫大部分宫殿。从营建到水毁至沦为废墟，共历时三百多年时间。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享有“离宫之冠”美誉，隋唐两朝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及武则天四位皇帝20次驾幸避暑，这里一度成为隋唐全国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中心，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皇家园林的集大成者。史书记载的唐太宗杖导出醴泉、杨素残民、杨广弑父、魏征上书、长乐公主下嫁、大宴群臣、薛仁贵救驾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隋代“装修”精美用料讲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1978年起就开始对九成宫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发掘，发现其缭城城垣、内皇城城垣、诸多宫殿、亭台楼榭、寺庙、道观及生活设施等众多遗存。有国宝级文物九成宫醴泉铭碑、国家一级文物万年宫铭碑、唐宫廷水井、点将台、梳妆台、缭墙城门等。尤其是37号大殿遗址，被评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5年后，从2019年4月至202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隋仁寿宫唐九成宫4号殿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各类遗物标本500余件。
“4号殿遗址位处九成宫遗址的西南隅、东北距天台山脚30米，发掘显示，4号殿遗址地层堆积保存较好，基本可以看出这座宫殿沿用、废弃和变迁过程。其中的石刻图案十分精美，代表了隋朝建筑高超的建筑艺术和水平，有着重要的可视性和审美价值，值得进一步全面发掘。”据项目负责人李春林介绍，从建筑构材、夯土层理和殿西、南两面破损裸露的断茬等观察分析，4号殿基明显可分隋唐两期，即隋至唐代前期和中唐至晚唐时期，其中唐代部分叠压在隋代的之上。
宫殿初建于隋代，唐代沿用隋代殿基并整体有所增高抬升，且外围有增建和扩建。殿体由殿阶基、西慢道、殿面础石和殿基周匝散水四部分构成。隋代殿基主要由散水、基台台壁和内里夯土组成，散水和台壁皆为石材砌筑，石材为当地所产的麻绿色砂岩。同类石材皆切割整齐划一，外表打磨光滑平整，体现了工程的严格管理和要求。
殿基部分周匝各类石构材体量之高大、厚重，保存之完好，当中的压栏石、隔身版柱和地袱石所雕缠枝忍冬纹，枝条屈曲缠绕，叶瓣典雅华美，这些都是以往古代殿堂建筑考古中所罕见，反映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石作制度的流变，为研究同时期的建筑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4号殿基夯土中所夹杂的卵石层、暗柱等技法为考察隋唐高台式建筑技术提供了素材。
唐代宫殿发现“粉壁、涂泥”
“唐代增建的部分，包括垫高抬升的基台、殿面、西慢道，慢道西端往西、南、北三面皆出有平台，其中平台南北东侧皆以砖包砌，显示殿西或有相关配属建筑。”唐代以隋代石构殿基为基础，对殿基和慢道整体抬升加高，主要由夯土构成，起夯自隋代压栏石（殿北面为地袱石）同高水平的旧夯茬。发掘显示，唐代增高的基台外壁是以条砖包砌而成，现存殿基台北壁高2.2米，台壁包砖磨砖对缝，砌筑非常整齐。殿面柱础石尚存有14块，皆为方座覆盆式，其中一件上刻“杜”字。从现存柱础分析，唐代殿面大致可复原为东西38米、南北25米，面阔九间，进深三间，是一座殿基高达4.2米的高等级台式殿堂建筑，有可能是当时的“咸亨殿”。此外，4号殿外唐代地面下潜埋有两道排水道管道，部分叠压于散水石上，应是唐代宫内增加的重要引水设施。
喜欢书法的人都熟悉《九成宫醴泉铭》，而此次考古发现就有与铭中记录内容相互印证之处。
唐代殿基外倒塌堆积中还发现大量散落白灰墙皮残块，南侧基台所砌陡板石上尚黏附有白灰皮3至4层，表明唐代殿基陡板石面都是以白灰装饰的。考古人员认为，这或许是唐太宗矫正隋室奢华弊政在建筑上的反映，这个发现应该就是魏征的《九成宫醴泉铭碑》中所言“粉壁、涂泥”的历史见证。
4号殿或是咸亨殿
通过发掘4号殿，分析其现状、开间布局和建筑规格，再结合历史文献，项目负责人李春林推测，4号殿极有可能是唐高宗和武则天驻跸并使用的寝殿——咸亨殿。
为何推断其为咸亨殿？李春林分析，第一、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咸亨殿的地势比较低洼，在两河交汇的地方；第二、《旧唐书》等文献中提到它，唐高宗曾在咸亨殿里宴请过一些朝廷重臣，在这里饮酒作诗，互相唱和；文献中也有唐高宗在此观赏《秦王破阵乐》、缅怀唐太宗的记载。“咸亨殿本身就是一个宴饮、唱和的场所，我们推测在高宗时期，它的使用频率较高。”第三、永徽五年（654年）三月，唐高宗李治携武则天在此（此时的九成宫已改称“万年宫”）避暑。当年五月的一天深夜，碧城山上的山洪冲开了玄武门，直泻宫中，宿卫的禁军士兵一看这阵势四散奔逃。正在北门城墙上值守的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一边敲击报警，一边冲进皇帝寝殿，将高宗李治背出寝殿，转移到更高的山上。这场山洪冲走了3000余人，冲坏宫内大小殿堂百余间，牛马不计其数。此后李治感慨道：“今夜之难赖得有卿，方免沦溺，吾始知板荡有忠臣。”
“居高思坠，持满戒盈”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极为罕见的英明君主。他富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
由魏征撰文、书法家欧阳询书丹而成的《九成宫醴泉铭》一直被书法爱好者推崇。《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晚年经意之作，被视为楷书正宗，后世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醴泉铭》叙述了“九成宫”的来历和其建筑的雄伟壮观，歌颂了唐太宗的武功文治和节俭精神，介绍了宫城内发现醴泉的经过，并刊引典籍说明醴泉的出现是由于“天子令德”所致，最后提出“居高思坠，持满戒盈”的谏诤之言。此次考古发现的“粉壁涂泥”则证实铭文所记不虚。
唐太宗要求别人从俭戒奢，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反对大兴土木。唐太宗即位后，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的宫殿，经战火焚烧，早已破旧。按照惯例，新王朝国君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宫，至少也要将旧宫修饰一新。但唐太宗目睹隋朝奢侈亡国的教训，“不敢纵逸”，一直不许兴建新的宫殿。史载太宗患有“气疾”，所住的宫殿又潮湿，容易引起旧病复发。有公卿大臣从爱护他健康的角度出发，再三上奏唐太宗建议他营建新宫，唐太宗坚拒不准。不仅如此，在洛阳遭受水灾时，百姓房屋被冲毁，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受灾百姓，以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殿被大水冲坏后，只是稍加修缮而已。他把宰相魏征上奏的《十渐不克终疏》制成“戒奢屏”“朝夕瞻仰”，时刻提醒自己“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唐太宗以史为鉴，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力戒贪奢。可以说，贞观时期政治清明，官吏大多崇尚清廉，与唐太宗不无关联，从而为“贞观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此次九成宫发掘出的“粉壁涂泥”，见证了一段为后世称道的历史。
四川省彭州市龙兴寺禅院举行观音菩萨农历九月十九成道传经诵法会。活动时间：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七天)面向佛教众生人员推荐寺院素斋饭席、文旅游观龙兴寺可享受正宗川菜素肴。九十九成道普济众生，心善行德观世音菩萨。全球抗疫善举龙兴寺，健康文明和谐传五代。彭州乐缘！公元：2020年10月14曰(农历8月28)。
#龙树菩萨[超话]##龙树空宗#
藏传佛教三杰，莲花生、阿底峡、宗喀巴。
佛教源于印度，弘传于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北传汉语系佛教和藏传藏语系佛教等三系佛教。其中藏语系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历经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位代表性的关键人物，分别是莲花生、阿底峡和宗喀巴，莲花生和寂护等人在与苯教的斗争中提倡显密双运，奠定了吐蕃佛教的思想基础，规定了藏传佛教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阿底峡针对显与密或止和观，提出了修道的次第；宗喀巴集前人学说与各宗派观点之大成，结束了几百年以来的学术争论，解决了止与观，或观与行之间的矛盾，建立了藏传佛教的思想理论体系。
莲花生：
莲花生的形象，一般为头红色尖顶帽，抱骷髅杖，左手端骷髅碗，右金刚杵，跏趺在莲花座上，身色白色，右手持五股金刚杵象征能破除幻的力量，右手持颅器象征大乐智慧，左肘挟天杖，刺穿三个人头的三叉戟代表对贪、嗔、痴三毒的破除，座国王坐姿。
在藏传佛教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位十分特殊的上师，他就是被后世视为法力神通第一的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阿弥陀佛身、口、意三密的化身，藏传佛教实际的开创者与奠基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创始人，对藏传佛教的建立以及后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为藏传佛教各宗派所尊崇。他不仅为僧侣们所熟知，同时也为普通藏民们所知晓，在西藏各处流传着大量有关大师的唐卡、雕塑和故事。
在藏民们心中，莲花生大师早已超越了他上师的身份，而成为佛陀的化现，被认为是“第二佛陀”，虽然他已经圆寂逾千年，但他的事迹却化为一个个传奇，在藏地流传了千年。莲花生大师在藏语中又被称为“咕噜仁波切”，意为“珍宝上师”，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对他的重视与爱戴。莲花生大师的出身在多种经典、史书中都有记载，但也因此留下了一个个千古之谜。
阿底峡
身着僧衣，头戴通人冠，双手当胸结说法印，右后方有金顶，左后方有经箧，双足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中央。身后有圆形头光、身光及祥云、远山。
阿底峡 Atisa (982~1054) 古印度僧人、佛学家、藏传佛教噶当派祖师。汉名无极自在，本名达哇宁波，意为“月藏”，法名 迪班噶罗室利扎那 ，藏译贝玛尔梅泽益西，意为“燃灯—吉祥智”。藏史通称觉卧杰阿底峡，意为“fo王阿底峡”，简称“觉卧杰”。出生于萨霍尔国（今孟加拉国达卡地区）阿底峡，是中国西藏地区在朗达玛王灭法之后，复兴佛教的第一位重要人物。
阿底峡接到古格王朝的邀请后于1040年动身，1041年到达尼泊尔，1042年到达古格。在古格时，他主要住在托林寺。他在古格进行的宗教活动除了讲经和翻译经典外，还为绛曲沃写了一部《菩提道灯论》。这部著作是他针对当时西藏佛教界的弊病而写的，在西藏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阿底峡由此而被后人推尊为“佛尊”。
宗喀巴
宗喀巴和阿底峡一样也肩负着整顿佛教的使命，阿底峡面对的是达磨赞普(乌都赞)打击佛教后出现的何为“法”的问题，宗喀巴则面对僧人追求世俗利益而导致的佛教颓废和不同的思想认识问题。同样，他们都严格信守佛教的经、律、论三藏，敢于在宗教内部进行革命，清理存在的积弊和污垢，保持佛教与教徒的本色，从而使藏传佛教从较为衰微的状况中振作起来。宗喀巴不是外来学者，而是土生土长的藏族高僧，他年轻时从安多来到西藏走访各派名师，博闻多思，不断探究，对许多人的经论见解产生疑虑，不知何从。
宗喀巴为了建立自己的佛教体系，配合改革活动进行宣讲，在这几年间写下了八部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建立次第广释》、《中论广释》、《菩萨戒品释》、《侍师五十颂释》、《密宗十四根本戒释》、《辨了不了义论》、《现观庄严论》等，其中前两部是他对显教和密宗的系统论述，是他对佛教的整体阐释，体现着他的思想体系。
他一面写作，一面向僧众宣讲。到拉萨后他住在布达拉，为桑朴、第瓦巾、贡塘、噶瓦栋、觉摩垄等寺的数百人讲经。建文二年(1400),为噶瓦栋寺讲《菩萨戒品释》、《侍师五十颂释》、《密宗十四根本戒释》,听众约四百余人。次年，他与名僧仁达瓦等会于囊孜顶，为六百余名僧人讲经之余，还制定了藏僧切实可行的寺规戒条。永乐元年(1403)春，大师在惹珍寺讲解《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及《现观庄严论》。永乐二年(1404)夏，到阿喀地区住绛巴领寺宣讲。永乐四年(1406),为徒众讲授新着《密宗道次第广论》。
宗喀巴大师的平生，在学问修持各方面都具有最高的造诣。对于教理，他总结大小乘、显密一切教诫理论，而自成一家之言。他一方面有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的气度，一方面又有不容假借混淆的见地。如抉择佛教各宗的见地之后，以中观为正宗；抉择中观各派之后，以月称为归依。
详见菩提道次第广论观品和辨了不了义论。他所创的格鲁派（dge－lugs－pa）至今为西藏第一大教派。在时间上讲，这一派流行了六百年；在空间上讲，不但流行于西藏本土，而且远及青、康、汉地、蒙古。
藏传佛教三杰，莲花生、阿底峡、宗喀巴。
佛教源于印度，弘传于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北传汉语系佛教和藏传藏语系佛教等三系佛教。其中藏语系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历经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位代表性的关键人物，分别是莲花生、阿底峡和宗喀巴，莲花生和寂护等人在与苯教的斗争中提倡显密双运，奠定了吐蕃佛教的思想基础，规定了藏传佛教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阿底峡针对显与密或止和观，提出了修道的次第；宗喀巴集前人学说与各宗派观点之大成，结束了几百年以来的学术争论，解决了止与观，或观与行之间的矛盾，建立了藏传佛教的思想理论体系。
莲花生：
莲花生的形象，一般为头红色尖顶帽，抱骷髅杖，左手端骷髅碗，右金刚杵，跏趺在莲花座上，身色白色，右手持五股金刚杵象征能破除幻的力量，右手持颅器象征大乐智慧，左肘挟天杖，刺穿三个人头的三叉戟代表对贪、嗔、痴三毒的破除，座国王坐姿。
在藏传佛教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位十分特殊的上师，他就是被后世视为法力神通第一的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阿弥陀佛身、口、意三密的化身，藏传佛教实际的开创者与奠基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创始人，对藏传佛教的建立以及后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为藏传佛教各宗派所尊崇。他不仅为僧侣们所熟知，同时也为普通藏民们所知晓，在西藏各处流传着大量有关大师的唐卡、雕塑和故事。
在藏民们心中，莲花生大师早已超越了他上师的身份，而成为佛陀的化现，被认为是“第二佛陀”，虽然他已经圆寂逾千年，但他的事迹却化为一个个传奇，在藏地流传了千年。莲花生大师在藏语中又被称为“咕噜仁波切”，意为“珍宝上师”，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对他的重视与爱戴。莲花生大师的出身在多种经典、史书中都有记载，但也因此留下了一个个千古之谜。
阿底峡
身着僧衣，头戴通人冠，双手当胸结说法印，右后方有金顶，左后方有经箧，双足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中央。身后有圆形头光、身光及祥云、远山。
阿底峡 Atisa (982~1054) 古印度僧人、佛学家、藏传佛教噶当派祖师。汉名无极自在，本名达哇宁波，意为“月藏”，法名 迪班噶罗室利扎那 ，藏译贝玛尔梅泽益西，意为“燃灯—吉祥智”。藏史通称觉卧杰阿底峡，意为“fo王阿底峡”，简称“觉卧杰”。出生于萨霍尔国（今孟加拉国达卡地区）阿底峡，是中国西藏地区在朗达玛王灭法之后，复兴佛教的第一位重要人物。
阿底峡接到古格王朝的邀请后于1040年动身，1041年到达尼泊尔，1042年到达古格。在古格时，他主要住在托林寺。他在古格进行的宗教活动除了讲经和翻译经典外，还为绛曲沃写了一部《菩提道灯论》。这部著作是他针对当时西藏佛教界的弊病而写的，在西藏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阿底峡由此而被后人推尊为“佛尊”。
宗喀巴
宗喀巴和阿底峡一样也肩负着整顿佛教的使命，阿底峡面对的是达磨赞普(乌都赞)打击佛教后出现的何为“法”的问题，宗喀巴则面对僧人追求世俗利益而导致的佛教颓废和不同的思想认识问题。同样，他们都严格信守佛教的经、律、论三藏，敢于在宗教内部进行革命，清理存在的积弊和污垢，保持佛教与教徒的本色，从而使藏传佛教从较为衰微的状况中振作起来。宗喀巴不是外来学者，而是土生土长的藏族高僧，他年轻时从安多来到西藏走访各派名师，博闻多思，不断探究，对许多人的经论见解产生疑虑，不知何从。
宗喀巴为了建立自己的佛教体系，配合改革活动进行宣讲，在这几年间写下了八部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建立次第广释》、《中论广释》、《菩萨戒品释》、《侍师五十颂释》、《密宗十四根本戒释》、《辨了不了义论》、《现观庄严论》等，其中前两部是他对显教和密宗的系统论述，是他对佛教的整体阐释，体现着他的思想体系。
他一面写作，一面向僧众宣讲。到拉萨后他住在布达拉，为桑朴、第瓦巾、贡塘、噶瓦栋、觉摩垄等寺的数百人讲经。建文二年(1400),为噶瓦栋寺讲《菩萨戒品释》、《侍师五十颂释》、《密宗十四根本戒释》,听众约四百余人。次年，他与名僧仁达瓦等会于囊孜顶，为六百余名僧人讲经之余，还制定了藏僧切实可行的寺规戒条。永乐元年(1403)春，大师在惹珍寺讲解《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及《现观庄严论》。永乐二年(1404)夏，到阿喀地区住绛巴领寺宣讲。永乐四年(1406),为徒众讲授新着《密宗道次第广论》。
宗喀巴大师的平生，在学问修持各方面都具有最高的造诣。对于教理，他总结大小乘、显密一切教诫理论，而自成一家之言。他一方面有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的气度，一方面又有不容假借混淆的见地。如抉择佛教各宗的见地之后，以中观为正宗；抉择中观各派之后，以月称为归依。
详见菩提道次第广论观品和辨了不了义论。他所创的格鲁派（dge－lugs－pa）至今为西藏第一大教派。在时间上讲，这一派流行了六百年；在空间上讲，不但流行于西藏本土，而且远及青、康、汉地、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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