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一批产业 带动一方脱贫——北京对口帮扶内蒙古纪实】
雪后的内蒙古武川县，寒意更浓。记者见到北京门头沟区来这里挂职的扶贫干部曹子立时，他脸颊冻得通红，正和扶贫车间的工人们一起往车里装东西。曹子立说：“雪菊茶、汽车坐垫、精品莜面，这些都是我们小微扶贫车间的产品。别小看这些产品，它们解决了100多户贫困户的就业问题。”近三年来，曹子立和他的同事们在武川县建起了9个小微扶贫车间并参与建起了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门头沟分中心。
曹子立的扶贫车间是北京对口帮扶内蒙古的一个缩影。近三年来，这些来自北京的干部和专业人才，为助力内蒙古自治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帮扶模式。到2020年3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31个国家级贫困旗县提前实现全部摘帽，所属2663个贫困嘎查村实现退出。
扶得实，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解难题
零下42摄氏度，这是鄂伦春自治旗冬季常有的温度。在乌鲁布铁镇食用菌包厂和滑子菇基地每天都能看到刘军良的身影。他来自北京市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主动申请来到内蒙古扶贫。他跑遍了每一个有贫困户的村子，认为食用菌产业是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好产业，于是请来了专家，引进了技术和资金，建起了3个菌包厂、100个大棚，带动2000余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天再冷，冻不住我的热情，路再远，挡不住我的决心。”谈起扶贫工作，刘军良激动地说：“我的挂职时间快到期了，但我想把食用菌延伸产业链做完再回去。”
“这里的雪像细细的玉米渣一样，裹着寒风敲打在身上。每天早晨，羽绒服、皮帽子、棉手套是必备的装备。”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到兴安盟扎赉特旗中医院援助的主任医师张宝成在日记里这样记述。“我们不仅要看好更多病人，更要留下医术和健康知识普及的方法。”张宝成说。
来自北京实美职业学校的樊羽鸿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师。2018年9月，她和其他学校的5名教师，来到了鄂伦春自治旗支教。为了拓宽当地教师们的教学思路，她给教师们开讲座，为他们介绍教学方面的新理念，当地师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我走到每一处，都能感受到大家奋进的劲头，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挂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的王荣武，是北京市第五批赴内蒙古挂职干部团队的领队，谈起扶贫工作，他很动情。
抓得准，有限资金发挥最大作用
今年54岁的王风莲是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红旗镇红义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她把土地流转出去，同时来到太仆寺旗德青源金鸡产业园上班。王风莲十分珍惜这份工作，还把在外地打工的儿子郝树林叫回来，在产业园当上了防疫员。
扶贫协作开展以来，太仆寺旗将扶贫协作资金向产业扶贫倾斜，打造德青源金鸡产业扶贫项目。“2018年以来，北京市区两级财政实际投入资金45.96亿元。这笔钱看似不少，但要分配到各个对口的扶贫地区，资金使用必须要突出精准。”王荣武说，“产业扶贫项目从立项、投资、建设、到建成验收，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参与把关。”
谋划好一个产业，带动一方脱贫。赤峰市巴林左旗素有种植笤帚苗的传统，但由于工艺落后，仓储能力低，这个产业一直在低层次徘徊。2019年4月，北京顺义区挂职干部张家丰来到巴林左旗，他发现，笤帚苗耐旱好养，生长期只有90天，村民有丰富的种植笤帚苗、制作笤帚的经验，且有大量耕地可以作为发展笤帚苗产业基础用地。如今，在顺义区扶贫协作资金帮扶下，巴林左旗笤帚苗仓储能力实现了质变和飞跃，由过去的2000万斤提升到5200万斤，技术工人由715人增加到2183人，参与这一产业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由362人增加到1495人，贫困群众家庭年均增收5000元左右。
谋得远，扶贫项目产生长远效应
“我们不能孤军奋战而是要团队协作。如何让这套机制可持续，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挂职团队副领队、挂任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的张厚明说。
来自北京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服务中心的陈欣，自喻为“草原农产品销售员”。去年开始，他对接启动了生产和销售点对点、北京和内蒙古点对点的“点对点”销售模式。他还积极对接启动了“扶贫达人培训计划”，帮助越来越多优秀扶贫干部、民族手工艺店主等自媒体博主通过内容创作推广家乡美景美物。3年来，内蒙古贫困地区销往北京的特色农畜产品总额达94.92亿元，11.75万名贫困群众直接受益，北京市民也享受到了更多绿色有机食品。
乌兰察布市盛产马铃薯，近年来，在北京对口帮扶的助力下，乌兰察布的“小土豆”已成为脱贫攻坚“大产业”。过去，由于技术落后，乌兰察布市的马铃薯种植一直处于无序发展的状态，北京市派来的技术人员经过多方联系，在当地陆续建起了5个原种繁育基地。同时，帮扶干部们积极对接引进深加工企业。30多家马铃薯加工企业的转化增值项目在乌兰察布遍地开花。马铃薯加工产品也从最初仅有的淀粉，增加到目前的全粉、薯条、薯片、方便粉丝、马铃薯醋等，并且利用马铃薯加工废渣、废水，研制开发薯蛋白、动物饲料等产品。
土豆是倒茬种植的农作物，种一年休两年。北京市拿出专项资金2亿元，建起了一个莜麦加工厂，带动了十几万户农民参与种植莜麦，让流转的良田发挥最大效益。
北京市扶贫支援合作办主任马新明说：“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把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饱含着两地持久凝结的兄弟情谊。”（新华网内蒙古频道）
雪后的内蒙古武川县，寒意更浓。记者见到北京门头沟区来这里挂职的扶贫干部曹子立时，他脸颊冻得通红，正和扶贫车间的工人们一起往车里装东西。曹子立说：“雪菊茶、汽车坐垫、精品莜面，这些都是我们小微扶贫车间的产品。别小看这些产品，它们解决了100多户贫困户的就业问题。”近三年来，曹子立和他的同事们在武川县建起了9个小微扶贫车间并参与建起了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门头沟分中心。
曹子立的扶贫车间是北京对口帮扶内蒙古的一个缩影。近三年来，这些来自北京的干部和专业人才，为助力内蒙古自治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帮扶模式。到2020年3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31个国家级贫困旗县提前实现全部摘帽，所属2663个贫困嘎查村实现退出。
扶得实，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解难题
零下42摄氏度，这是鄂伦春自治旗冬季常有的温度。在乌鲁布铁镇食用菌包厂和滑子菇基地每天都能看到刘军良的身影。他来自北京市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主动申请来到内蒙古扶贫。他跑遍了每一个有贫困户的村子，认为食用菌产业是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好产业，于是请来了专家，引进了技术和资金，建起了3个菌包厂、100个大棚，带动2000余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天再冷，冻不住我的热情，路再远，挡不住我的决心。”谈起扶贫工作，刘军良激动地说：“我的挂职时间快到期了，但我想把食用菌延伸产业链做完再回去。”
“这里的雪像细细的玉米渣一样，裹着寒风敲打在身上。每天早晨，羽绒服、皮帽子、棉手套是必备的装备。”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到兴安盟扎赉特旗中医院援助的主任医师张宝成在日记里这样记述。“我们不仅要看好更多病人，更要留下医术和健康知识普及的方法。”张宝成说。
来自北京实美职业学校的樊羽鸿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师。2018年9月，她和其他学校的5名教师，来到了鄂伦春自治旗支教。为了拓宽当地教师们的教学思路，她给教师们开讲座，为他们介绍教学方面的新理念，当地师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我走到每一处，都能感受到大家奋进的劲头，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挂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的王荣武，是北京市第五批赴内蒙古挂职干部团队的领队，谈起扶贫工作，他很动情。
抓得准，有限资金发挥最大作用
今年54岁的王风莲是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红旗镇红义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她把土地流转出去，同时来到太仆寺旗德青源金鸡产业园上班。王风莲十分珍惜这份工作，还把在外地打工的儿子郝树林叫回来，在产业园当上了防疫员。
扶贫协作开展以来，太仆寺旗将扶贫协作资金向产业扶贫倾斜，打造德青源金鸡产业扶贫项目。“2018年以来，北京市区两级财政实际投入资金45.96亿元。这笔钱看似不少，但要分配到各个对口的扶贫地区，资金使用必须要突出精准。”王荣武说，“产业扶贫项目从立项、投资、建设、到建成验收，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参与把关。”
谋划好一个产业，带动一方脱贫。赤峰市巴林左旗素有种植笤帚苗的传统，但由于工艺落后，仓储能力低，这个产业一直在低层次徘徊。2019年4月，北京顺义区挂职干部张家丰来到巴林左旗，他发现，笤帚苗耐旱好养，生长期只有90天，村民有丰富的种植笤帚苗、制作笤帚的经验，且有大量耕地可以作为发展笤帚苗产业基础用地。如今，在顺义区扶贫协作资金帮扶下，巴林左旗笤帚苗仓储能力实现了质变和飞跃，由过去的2000万斤提升到5200万斤，技术工人由715人增加到2183人，参与这一产业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由362人增加到1495人，贫困群众家庭年均增收5000元左右。
谋得远，扶贫项目产生长远效应
“我们不能孤军奋战而是要团队协作。如何让这套机制可持续，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挂职团队副领队、挂任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的张厚明说。
来自北京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服务中心的陈欣，自喻为“草原农产品销售员”。去年开始，他对接启动了生产和销售点对点、北京和内蒙古点对点的“点对点”销售模式。他还积极对接启动了“扶贫达人培训计划”，帮助越来越多优秀扶贫干部、民族手工艺店主等自媒体博主通过内容创作推广家乡美景美物。3年来，内蒙古贫困地区销往北京的特色农畜产品总额达94.92亿元，11.75万名贫困群众直接受益，北京市民也享受到了更多绿色有机食品。
乌兰察布市盛产马铃薯，近年来，在北京对口帮扶的助力下，乌兰察布的“小土豆”已成为脱贫攻坚“大产业”。过去，由于技术落后，乌兰察布市的马铃薯种植一直处于无序发展的状态，北京市派来的技术人员经过多方联系，在当地陆续建起了5个原种繁育基地。同时，帮扶干部们积极对接引进深加工企业。30多家马铃薯加工企业的转化增值项目在乌兰察布遍地开花。马铃薯加工产品也从最初仅有的淀粉，增加到目前的全粉、薯条、薯片、方便粉丝、马铃薯醋等，并且利用马铃薯加工废渣、废水，研制开发薯蛋白、动物饲料等产品。
土豆是倒茬种植的农作物，种一年休两年。北京市拿出专项资金2亿元，建起了一个莜麦加工厂，带动了十几万户农民参与种植莜麦，让流转的良田发挥最大效益。
北京市扶贫支援合作办主任马新明说：“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把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饱含着两地持久凝结的兄弟情谊。”（新华网内蒙古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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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桐柏县向浅山坡地挖潜，近5年整治土地32万亩：荒地变良田 农民心里甜】#高质量发展•南阳更出彩##南阳好网民#
走进河南省桐柏县，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丰收的田野一派生机。谁能想到，几年前的桐柏农村还一直为发展产业发愁。这里“七山一水二分田”，这样的山区怎么发展农业？“山多看起来是劣势，但换个思路，浅山坡地多，未利用地开发潜力大。”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说，加快推进土地整治，是桐柏因地制宜进行的一项探索。
近5年，桐柏县投资8亿多元，综合整治面积24万亩，复垦工矿废弃地，新增耕地7万亩，累计整治土地共32万亩。随着耕地面积增加，基础设施改善，经营方式转变，越来越多的桐柏农民尝到了增收的甜头。
耕地怎么保？
开发荒地丘陵，改善基础设施，耕地质量提升3个等级以上
固县镇柳扒村村民许新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出门打工，全家收入主要靠种地。“家里有12亩地，零零星星地分成了7块，浇不好浇，收不好收，前些年想在附近找块大田，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
2016年，县里的土地整治项目落户柳扒村。通沟渠、整田埂，村里新增耕地320亩。“自家的地合并、平整，又流转了120亩整块地，其中90亩种花生，其他种玉米。”许新强说，“种上了大田，心里甭提多踏实了。”
放眼望去，土地起起伏伏，大片成熟的花生、玉米已经收割。许新强说：“今年，尽管天公不作美，可灌溉设备派上用场，花生亩产有500多斤，比整治前1亩高出200斤，100多亩地纯收入能达到四五万元，真中！”
综合整治，规划先行。桐柏制定了土地开发整治规划，预计到2022年开发近10万亩未利用土地，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
金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在石头畈村种了600亩水稻，前年秋收遇上连阴雨，田间土路泥泞不堪，车进不了地，粮运不出来，稻子大多发生霉变。理事长胡金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就在当年，包括石头畈村在内37个村的土地整治项目完工，共修成田间道路419公里、生产路270公里，4米宽的水泥路，彻底解决了胡金成的难题。
让农民受益的，不仅是路。走进固县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管护牌上画着一张施工图，清晰标注水井、坑塘、干渠位置。仅一个项目区，就完成坑塘工程237座、漫水桥31座、流水堰6座。
项目区新增、修缮农业基础设施后，农田有效灌溉率达到90%以上。综合产量、水利等标准，全县整改后的土地质量平均增加3个等级以上。“有了旱能浇、涝能排的好地，我们种的水稻，每亩能产600到650公斤，稻子质量好，每公斤比市场价能多卖0.4到0.6元，腰包越来越鼓咧！”胡金成说。
资金从哪来？
财政投入“四两拨千斤”，建立“谁投资、谁受益”机制
推进土地整治，资金从哪儿来？
桐柏县县长贾松啸介绍，一是财政资金。除了国家投资，县里设立土地开发基金，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专款专用，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二是通过投资平台融资，引入社会资本投资。调动多方参与，坚持“谁投资、谁受益”，新开发复垦的耕地对开发者进行奖励。
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做到建得起、用得上、管得好、长受益？“建立长效机制是关键。”桐柏县副县长李亚松说，政府做好顶层设计，实施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项目公告制等，通过一系列制度保障项目建设的进度和质量。
李亚松表示，土地整治是一项民生工程，但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农民群众的不同诉求。“农民的事让农民说了算，最大程度调动群众积极性。”李亚松说，每一次实施项目，在完成初步设计方案后，都要及时召开村组干部会、村民代表会，广泛征求意见。只有80%以上村民同意，方可推进。根据村民需求，统一规划田间道、生产路与“村村通”工程，尽量将道路修到群众家门口。施工中，请群众监督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后，与耕地所在村签订移交责任书，请群众参与后续管护，避免“有人建、无人用、无人管”等问题。
群众最关心的是土地整治前后的土地面积、权属。为打消群众顾虑，县里组织群众与干部一起测量土地面积，计算收入细账，确保群众利益。
柳扒村村民唐付陆的10多亩承包地零零星星。土地整治前，他最担心的是沟里的地平整为梯田，面积够不够数；土地等级提升了，还是不是自己的地，要不要掏腰包？经过测量、核算，整治后的土地面积、家庭收入都没有减少，唐付陆说，“这下可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不仅如此，他从村里新增耕地中又租了120亩，种植花生、玉米，收入增加一大块。
如何稳增收？
项目区聚集新技术、新产品、新主体、新产业，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好地要长出好收成，种地就得“换脑筋”。桐柏县在土地整治项目区，大规模推广农业新技术、新产品，使用测土配方、有机肥，减少土地板结，提升地力。许多农户种起蔬菜、瓜果、茶叶等高效作物。
月河镇袁庄村的王叶青流转了300亩地，其中100亩种水稻、花生，另外200亩种茶叶。“经过整治，每亩地可以增产干茶50到80公斤，增收2万元左右。”王叶青说。数据显示，目前桐柏县茶叶种植面积从2015年的4万多亩，增加到12万亩。
平氏镇是高产农田建设示范区。2011年，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建设规模13247亩。完工后，镇里吸引投资，建成无公害蔬菜、瓜果和花卉生产基地，提高农民收入。
零星地块整治连片，方便机械化作业，全县水稻、小麦综合机收率达到95%，玉米综合机收率达到90%，花生机收率达到85%。生产成本降低了，土地流转加快了，涌现出一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在田间，记者见到毛集镇丰果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郭长松。他介绍，毛集镇荒坡地面积大，过去土地贫瘠、水源匮乏，年成不好时，种地还可能赔钱。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合作社种植2100亩高油酸花生，一亩地比过去多挣300多元。
在柳扒村，农业龙头企业也看好发展前景。金兴薯业是一家从事红薯良种繁育、种植、精深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企业。企业与村里合作，共同发展红薯产业。企业负责建育苗基地，研发新品种，收购红薯制作淀粉。村民种植、管理，村集体负责建立红薯种植示范基地。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华说，“大家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既做强了新产业，又帮助村民增加了收入。”
贾松啸说，目前桐柏县种植大户已有3000多户，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5万亩，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使得高效农业示范项目在一个个偏远村扎根，“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有力助推了乡村产业振兴。
下图：桐柏县月河镇袁庄村整治后的土地变成了茶园。李延山 摄
人民日报记者 马跃峰
走进河南省桐柏县，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丰收的田野一派生机。谁能想到，几年前的桐柏农村还一直为发展产业发愁。这里“七山一水二分田”，这样的山区怎么发展农业？“山多看起来是劣势，但换个思路，浅山坡地多，未利用地开发潜力大。”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说，加快推进土地整治，是桐柏因地制宜进行的一项探索。
近5年，桐柏县投资8亿多元，综合整治面积24万亩，复垦工矿废弃地，新增耕地7万亩，累计整治土地共32万亩。随着耕地面积增加，基础设施改善，经营方式转变，越来越多的桐柏农民尝到了增收的甜头。
耕地怎么保？
开发荒地丘陵，改善基础设施，耕地质量提升3个等级以上
固县镇柳扒村村民许新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出门打工，全家收入主要靠种地。“家里有12亩地，零零星星地分成了7块，浇不好浇，收不好收，前些年想在附近找块大田，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
2016年，县里的土地整治项目落户柳扒村。通沟渠、整田埂，村里新增耕地320亩。“自家的地合并、平整，又流转了120亩整块地，其中90亩种花生，其他种玉米。”许新强说，“种上了大田，心里甭提多踏实了。”
放眼望去，土地起起伏伏，大片成熟的花生、玉米已经收割。许新强说：“今年，尽管天公不作美，可灌溉设备派上用场，花生亩产有500多斤，比整治前1亩高出200斤，100多亩地纯收入能达到四五万元，真中！”
综合整治，规划先行。桐柏制定了土地开发整治规划，预计到2022年开发近10万亩未利用土地，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
金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在石头畈村种了600亩水稻，前年秋收遇上连阴雨，田间土路泥泞不堪，车进不了地，粮运不出来，稻子大多发生霉变。理事长胡金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就在当年，包括石头畈村在内37个村的土地整治项目完工，共修成田间道路419公里、生产路270公里，4米宽的水泥路，彻底解决了胡金成的难题。
让农民受益的，不仅是路。走进固县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管护牌上画着一张施工图，清晰标注水井、坑塘、干渠位置。仅一个项目区，就完成坑塘工程237座、漫水桥31座、流水堰6座。
项目区新增、修缮农业基础设施后，农田有效灌溉率达到90%以上。综合产量、水利等标准，全县整改后的土地质量平均增加3个等级以上。“有了旱能浇、涝能排的好地，我们种的水稻，每亩能产600到650公斤，稻子质量好，每公斤比市场价能多卖0.4到0.6元，腰包越来越鼓咧！”胡金成说。
资金从哪来？
财政投入“四两拨千斤”，建立“谁投资、谁受益”机制
推进土地整治，资金从哪儿来？
桐柏县县长贾松啸介绍，一是财政资金。除了国家投资，县里设立土地开发基金，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专款专用，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二是通过投资平台融资，引入社会资本投资。调动多方参与，坚持“谁投资、谁受益”，新开发复垦的耕地对开发者进行奖励。
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做到建得起、用得上、管得好、长受益？“建立长效机制是关键。”桐柏县副县长李亚松说，政府做好顶层设计，实施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项目公告制等，通过一系列制度保障项目建设的进度和质量。
李亚松表示，土地整治是一项民生工程，但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农民群众的不同诉求。“农民的事让农民说了算，最大程度调动群众积极性。”李亚松说，每一次实施项目，在完成初步设计方案后，都要及时召开村组干部会、村民代表会，广泛征求意见。只有80%以上村民同意，方可推进。根据村民需求，统一规划田间道、生产路与“村村通”工程，尽量将道路修到群众家门口。施工中，请群众监督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后，与耕地所在村签订移交责任书，请群众参与后续管护，避免“有人建、无人用、无人管”等问题。
群众最关心的是土地整治前后的土地面积、权属。为打消群众顾虑，县里组织群众与干部一起测量土地面积，计算收入细账，确保群众利益。
柳扒村村民唐付陆的10多亩承包地零零星星。土地整治前，他最担心的是沟里的地平整为梯田，面积够不够数；土地等级提升了，还是不是自己的地，要不要掏腰包？经过测量、核算，整治后的土地面积、家庭收入都没有减少，唐付陆说，“这下可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不仅如此，他从村里新增耕地中又租了120亩，种植花生、玉米，收入增加一大块。
如何稳增收？
项目区聚集新技术、新产品、新主体、新产业，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好地要长出好收成，种地就得“换脑筋”。桐柏县在土地整治项目区，大规模推广农业新技术、新产品，使用测土配方、有机肥，减少土地板结，提升地力。许多农户种起蔬菜、瓜果、茶叶等高效作物。
月河镇袁庄村的王叶青流转了300亩地，其中100亩种水稻、花生，另外200亩种茶叶。“经过整治，每亩地可以增产干茶50到80公斤，增收2万元左右。”王叶青说。数据显示，目前桐柏县茶叶种植面积从2015年的4万多亩，增加到12万亩。
平氏镇是高产农田建设示范区。2011年，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建设规模13247亩。完工后，镇里吸引投资，建成无公害蔬菜、瓜果和花卉生产基地，提高农民收入。
零星地块整治连片，方便机械化作业，全县水稻、小麦综合机收率达到95%，玉米综合机收率达到90%，花生机收率达到85%。生产成本降低了，土地流转加快了，涌现出一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在田间，记者见到毛集镇丰果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郭长松。他介绍，毛集镇荒坡地面积大，过去土地贫瘠、水源匮乏，年成不好时，种地还可能赔钱。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合作社种植2100亩高油酸花生，一亩地比过去多挣300多元。
在柳扒村，农业龙头企业也看好发展前景。金兴薯业是一家从事红薯良种繁育、种植、精深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企业。企业与村里合作，共同发展红薯产业。企业负责建育苗基地，研发新品种，收购红薯制作淀粉。村民种植、管理，村集体负责建立红薯种植示范基地。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华说，“大家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既做强了新产业，又帮助村民增加了收入。”
贾松啸说，目前桐柏县种植大户已有3000多户，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5万亩，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使得高效农业示范项目在一个个偏远村扎根，“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有力助推了乡村产业振兴。
下图：桐柏县月河镇袁庄村整治后的土地变成了茶园。李延山 摄
人民日报记者 马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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