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艺术节#顽童计划
#绿动计划
因参加陆地巡游 对这样发起的计划背后有了很多的了解，居民对环保的理解，艺术家对环保的理解并结合在设计里
居民说：艺术也可以是很接地气的，没有那么高高在上，没有距离，可以是亲民的，拉近的不仅是邻里之间的距离，更是居民与艺术家 居民与更多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眼前
艺术的设计背后带着环保理念，倡导者人与环境的友好相处，只是通过艺术的形式去表达展现，人人皆️艺术……
旧衣物可以再次焕发光彩，通过自然物改造，也可以有漂亮的纸张去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爱心]

人是一种在社会中才能生存发展的群体性动物，每个人都不甘落后，千方百计融入集体中，以消除孤独。可是纵观现阶段的年轻人，我们会发现，作为新时代主力军的90后似乎摆脱了这种天然属性，更愿意独来独往，甚至都不愿意与自家亲戚联络，也因此被贴上了冷漠傲娇、不懂感恩、特立独行等标签。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村上春树的一句话戳破了真相：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万事皆有缘由，现在的90后越来越不爱和亲戚联络，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由于成长年代的差异，导致90后与亲戚的观念相悖在成长年代的差异下，不同的教育观念和成长环境，是90后与亲戚的观念背道而驰的重要原因。在教育上，90后的长辈们出生的年代是六七十年代里，中国人口少，计划生育还未开放，因此拥有许多的兄弟姐妹。那时的人们所接受的教育，相对现在较为传统，民风也十分淳朴，大家都一起干活，一起吃喝，不分彼此，有难同当。而处于90年代的人，大多都是独生子，在按劳分配和计划生育等相应政策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也大幅度提升，因此教育观念也逐渐新颖了起来。教育方面开始倡导人们拥有独立的思想和创新的观念，同时每个人也拥有自己的隐私权。于是90后在某些想法上不会与人共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从中而来，这便是90后在长辈眼中十分有个性的原因。成长环境的变化取决于社会的变革。经济上升以后，为减小贫富差距，各地也都有了相应扶贫政策，因政策的改变，哪怕是偏远地区出生的90后，也不乏优越的条件和选择的机会。选择的机会越多，条件越优越，也就意味着要面对的问题也更加棘手。在60后亲戚们的青春年华里，中国还按劳分配的时期。大家一同吃着大锅饭，没有过多的选择和优越的条件，也没有任何的欲望，当然也没有如今的压力与过多的变化。因此在90后与亲戚来往时，亲戚们远观这个变化时代的新型产物，看不见身边的子辈们在这背后的无奈。于是抱有好奇与观望的心态和长辈的名义，不带丝毫遮蔽地对90后“嘘寒问暖”。“一个月工资多少啊？”“买房了吗？”“找对象了没？”“学播音主持，到后面肯定也就是当个婚礼司仪吧。”“学心理学，以后给人算命吗？”……长此以往，90后就会感到强烈地被冒犯。双方其实并没有什么错，只是观念不一致。90后们不想因此而起冲突，但又奈何改变不了彼此根深蒂固的思维观念。为保持和睦，为不把所谓的血缘关系给闹僵，他们十分为难，最后认为最好的方法也便是不来往。二、90后在社会中面临的处境很艰难，没空走亲戚由于时代的变化，经济的上涨和人口的增加，导致90后在社会上要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他们的社会处境，不允许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和金钱，去进行不必要的社交。90后们在社会上，尤其是居住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他们，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职场上顶着压力的他们，不能在工作方面有丝毫懈怠，而且在这个注重工作能力的时代，还要瞻前顾后地维持相应的人际关系。在社会中，因种种问题困扰于心，回家还要考虑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连能够放松自己的时间都不多，更别提会有心思跟一些不太重要的亲戚保持联络。金钱是在任何关系里都很敏感的词，它也无处不在地贯穿于生活。都说提钱伤感情，可是维持感情的形式又何尝不是消费？朋友见面出去吃饭、去别人家登门拜访送礼、打卡的旅游景点无处不标价……人们和朋友亲戚出去消费一方面是碍于情面，另一方面是优越的条件引诱着人们追寻享受，所以所谓联络的实质性形式就了消费。现在的90后，本就没什么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维持想要的生活。所以，于他们而言，又如何与平常不打交道的亲戚保持联络维护感情呢？三、90后内心的孤独无人知晓越来越多的90后想要养宠物。根据调查显示，人们对宠物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其中大多都是90后。这原本与他们的消费水平毫不相符，可通过他们的叙述，也能够理解他们内心的诉求。他们内心渴望有一份寄托与陪伴，这说明，在心灵上，他们是亟需慰藉的。现阶段的所谓亲戚之间联络，大多数都是打着亲戚的名义找你帮忙。作为被求助的90后们，不帮忙面子上过不去，毕竟是亲戚；但是帮了，中间出现偏差与事故，最容易费力不讨好，还会留下差印象。所谓帮人是情分、不帮为本分，这一点早就被人打着“亲戚”“关系好”“长辈”等类似旗号给冲淡了。把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应当的人，真的太多太多，真正懂得知恩图报的人实在太少太少。他能从中获益时，才会念起你的好，无处获益时，自己的作用也只能被晾在一旁。现阶段的是是非非，完全是掺杂个人利益、带有某种目的进行评判和认可，所谓客观的评价与发自内心的需要与赞赏，并不多。在风生水起时不见其人，当自己有求于人时频频出现，这样的感情，掺杂了太多的利益，一点儿也不纯粹。可明明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奈何在社会中也随波逐流，变成了工具人，这不经意间让人的心灵感染上了落差感。在繁华落尽的城市和欢聚一堂的笑声中，明明看透一切却只能迎接笑脸装善良，城市本就是无数个孤独的个体群居，家庭何时也变得不知人间冷暖，各取所需呢？对90后而言，不与亲戚来往便不会引起矛盾，不会产生不好的心情，不会让自己的经历和经济在不必要的地方进行流失，不会让自己在本就无奈的社会中再徒增一份落差感。纵观种种的原因和现象来看，他们不愿和亲戚来往，真的是由于他们的任性和不懂珍惜吗？怕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太多的因素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外了吧。推荐一本《聪明人是怎样社交》的书，全书分18个章节（应对的技术、“吹的艺术”，拒绝人的技巧，怎样做领导等），从心理和技术方面讲述处人处事之道。2、本书案例丰富，分析透彻，感染力强，说服力强，简单易懂、操作性高！一杯下午茶的钱，便可从18个心理学角度，掌握136个科学实证有效的社交技巧让你不再恐惧社交，变身成为社交人气王！愿你：和亲戚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关系，过轻松自在的生活！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