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市汽车流通行业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隆重召开，构建新业态，新模式的新发展格局。9月29日，黄石市汽车流通行业协会正正式成立。 该协会的标准，建设一个服务功能强大、社会联系广泛、更好地发挥政府和企业桥梁与纽带作用。 该协会的成立，将有力推动黄石市汽车现代流通体系构建，规范汽车流通领域行业发展，促进黄石市汽车行业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涨电价”已开启！内蒙古、上海、湖南允许“上网电价”上浮...>>
红星资本局调查了解到，煤电价格倒挂是目前“限电、停电”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报道：多地拉闸限电，没有所谓“金融战”，原因其实很简单）
9月29日，红星资本局梳理发现，内蒙古、宁夏、上海等地区在此前就已经陆续开启“涨电价”的调整，允许煤电市场交易电价在标杆电价基础上向上浮动。
此外，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解决全国煤炭紧缺的问题。9月29日，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集团也发布了《关于做好发电供热企业直保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铁路运力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大对发电供热煤炭运输的倾斜力度。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上网电价”，一般指的是电网向发电企业买电的价格，该价格并不等同于是居民用电价格。
对于各地政府出台的允许电力交易价格上浮的政策，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红星资本局表示：“电力交易价格上浮对缓解目前电力紧张的情况是有好处的。”同时，林伯强也指出，除了电力市场交易价格上浮，后续关于电价和煤炭供应的相关政策都要抓紧跟上。
“涨电价”调整已开启
内蒙古、上海、湖南允许“上网电价”上浮
9月29日，红星资本局梳理，内蒙古、宁夏、上海等地区已经陆续宣布，允许煤电市场交易电价在标杆电价基础上向上浮动。
7月23日，内蒙古工信厅、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明确蒙西地区电力交易市场价格浮动上限并调整部分行业市场交易政策相关事宜的通知》。其中规定，自8月起，蒙西地区电力交易市场燃煤发电电量成交价格在基准价基础上可以上浮不超过10%。
中金公司研报分析称，蒙西地区率先明确电价上浮空间，将帮助火电实现盈利边际改善，此次调整也是2017年以来“降电价”和浮动电价政策推出后，首次放开电价管控。
据《人民日报》旗下《中国能源报》报道，8月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2021年电力直接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宁夏今年8-12月电力直接交易有关事项予以调整，并提出允许煤电交易价格在基准价的基础上上浮不超过10%。
随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上海市电力用户（含售电公司）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工作的补充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基准价+上下浮动”电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取消燃煤标杆上网电价“暂不上浮”的规定。
8月底，上海市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本市非电网直供电价格行为工作指引》的通知，进一步规定非电网直供电终端用户用电价格最大上浮幅度不得超过10%。
另据华夏时报报道，9月24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发布《关于完善广东电力市场2021年四季度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允许月度交易成交价差可正可负，同时电价上涨将传导给终端用户。这被认为是广东电力市场即将进入定价上涨阶段。
紧接着，9月27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完善我省燃煤发电交易价格机制的通知》，规定自10月起，将在确定电力市场交易基准价格的基础上，引入燃煤火电企业购煤价格作为参数，按一定周期联动调整交易价格上限。
通知中提到，建立与煤炭价格联动的燃煤火电市场交易价格上限浮动机制，合理体现发电、用电成本，降低市场风险。目前来看，湖南省规定：“当平均到厂标煤单价超过1300元/吨，煤价每上涨50元/吨，燃煤火电交易价格上限上浮1.5分/千瓦时，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国家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上网电价”，一般指的是电网向发电企业买电的价格，该价格并不等同于是居民用电价格。
除了电力交易价格，全国多地区也在此前推行峰谷分时电价机制。
8月底到9月初，广东、贵州、广西、安徽等省份先后发布通知，执行分时电价政策，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上、下浮一定比例，形成高峰电价和低谷电价，从而引导电力用户削峰填谷、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拉闸限电频发
煤电价格倒挂是主因
“火电行业陷入成本倒挂发电、全线亏损的状态，已严重影响到了蒙西地区电力市场交易的正常开展，并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及电力平衡带来重大风险。”内蒙古工信厅、发改委如此解释调整电力交易市场价格的背景。
早在今年6月份，宁夏发改委就召开电煤供应座谈会，研究电厂煤源紧张，煤炭价格大幅上涨，造成电价与发电成本倒挂，部分电厂面临停产风险等问题。
湖南省发改委也在通知中提到“疏导火电燃料成本”。
可以看出，在此轮“限电潮”之前，各省份就已经注意到了煤电价格倒挂的严峻问题，并相继出台允许电力交易价格上浮的政策。
其实，煤电价格倒挂也是目前“限电、停电”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以火力发电为主的发电企业来说，燃煤成本基本上是最主要的成本支出。事实上，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电煤价格始终高位运行。
生意社数据显示，今年6月4日，动力煤（京唐港动力煤市场）的报价约为930元/吨；到9月28日，动力煤（京唐港动力煤市场）的报价约1630元/吨，短短3个月的时间，就上涨了约75.2%。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仅从9月3日到28日，动力煤（京唐港动力煤市场）报价就上涨了近500元/吨。
煤电价格倒挂，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供电供热企业成本上涨，利润空间被挤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1-8月全社会用电量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电力热力供应企业利润跌15.3%，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同比大145.3%，煤炭燃料加工业利润同比暴涨2471.2%。
供电供热企业的利润被成本吞噬，也打破了电厂盈亏平衡，陷入“发一度电，赔一毛钱”的怪圈，9月初，大唐国际、北京国电电力等11家燃煤发电企业就因此联名呼吁涨价。
积极解决煤炭供应、运输问题
专家：电价和煤炭供应政策调整要抓紧跟上
日前，红星资本局调查发现，多家煤矿表示，保供给是当前首要任务。受访煤矿有的需要保障所属集团旗下的电力供应，有的与电力企业签订了第四季度增量保供合同，都没有多余的库存和产能对外售煤。（此前报道：煤电倒挂背后：陕西、内蒙古多煤矿不再“对外售煤”，有车队无煤可运）
而煤炭水运相关负责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水运价格近期高位回落，但仍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0%以上。货船的船期没有那么紧张，但国庆后订船仍需等待5天。
目前，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解决全国煤炭紧缺的问题。9月29日，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集团也发布了《关于做好发电供热企业直保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铁路运力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大对发电供热煤炭运输的倾斜力度。
同一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人就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工作答记者问时，就重点提到保障煤炭稳定供应措施：
一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增产增供。指导煤炭主产区和重点企业，科学制定生产计划，安全有效释放先进产能；
二是进一步核增和投产优质产能。支持具备条件的优质产能煤矿释放先进产能；
三是适度增加煤炭进口。支持企业用好国际资源，保持适度进口规模，有效补充国内供应；
四是着力提升存煤水平。支持地方和企业加强煤炭储备能力建设，准备一定规模应急储备资源，着力增加电厂存煤；
五是重点保障发电供热用煤需要。发挥煤炭中长期合同“压舱石”作用，在年度中长期合同的基础上，组织产运需企业补签合同，推进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同时加强履约监管，保障发电供热等民生用煤稳定供应和价格平稳；
六是规范市场运行秩序，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查处哄抬价格等违规行为，稳定社会预期。
在此之前，中煤集团也表示，为进一步落实发改委保供稳价要求，中煤集团继低于市场价格10元/吨向江苏利港供应煤炭后，再次以低于市场价格10元/吨向浙能集团供应煤炭（“明州76”轮），保障重点电力用户用煤需求。
9月27日，据《吉林日报》报道，吉林省省长韩俊指出，要多路并进保煤炭供应，派专人到内蒙古驻煤矿，逐一落实煤炭购销运输合同，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对吉林省的各项支持措施尽快落到位；争取更多的进口指标，抓紧推进俄煤、印尼煤、蒙古煤等外采计划；自产煤企业要专班驻矿，在保证生产安全的前提下，能开尽开，开足马力，释放产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市场采购范围；加快储煤基地建设，推动储备煤保质保量尽快达标。
另据《合肥晚报》，安徽省能源局也表示，督促煤炭企业全力增加电煤供应，千方百计将电煤库存提高到7天以上并抓紧消缺，组织专家抓紧排除故障，确保不发生无煤停机和非计划停机。
9月29日，山西省保供十四省区市四季度煤炭中长期合同对接签订会举行。会议指出，中央驻晋煤炭企业将保供天津、福建、河北、广东、辽宁等5个省市；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接广西、江苏、吉林、安徽、上海、浙江等6个省区市，山西焦煤集团承担河南省保供任务，华阳新材料集团承担海南省保供任务，潞安化工集团承担山东省保供任务，其余保供任务由山西省各市煤炭企业承担。
对于各地政府相继出台的允许电力交易价格上浮的政策，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红星资本局表示：“电力交易价格上浮，对缓解目前电力紧张的情况是有好处的。”同时，林伯强也指出，除了电力市场交易价格上浮，后续关于电价和煤炭供应的相关政策都要抓紧跟上。
“解决电力紧张，要把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分开。短期来看，如何释放煤炭产能、如何让火电企业有动力去发电，解决这两个问题，才算是过了短期这一关。”林伯强说。
林伯强继续建议：“从长期来看，解决工业用电短缺的问题，要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入手，例如调整高耗能企业等；另外一个就是煤炭问题，将煤电的比重降下去，提高新能源发电的比例。”
来源：红星新闻
#包头新鲜事# #包头身边事# #内蒙古# #包头#
红星资本局调查了解到，煤电价格倒挂是目前“限电、停电”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报道：多地拉闸限电，没有所谓“金融战”，原因其实很简单）
9月29日，红星资本局梳理发现，内蒙古、宁夏、上海等地区在此前就已经陆续开启“涨电价”的调整，允许煤电市场交易电价在标杆电价基础上向上浮动。
此外，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解决全国煤炭紧缺的问题。9月29日，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集团也发布了《关于做好发电供热企业直保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铁路运力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大对发电供热煤炭运输的倾斜力度。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上网电价”，一般指的是电网向发电企业买电的价格，该价格并不等同于是居民用电价格。
对于各地政府出台的允许电力交易价格上浮的政策，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红星资本局表示：“电力交易价格上浮对缓解目前电力紧张的情况是有好处的。”同时，林伯强也指出，除了电力市场交易价格上浮，后续关于电价和煤炭供应的相关政策都要抓紧跟上。
“涨电价”调整已开启
内蒙古、上海、湖南允许“上网电价”上浮
9月29日，红星资本局梳理，内蒙古、宁夏、上海等地区已经陆续宣布，允许煤电市场交易电价在标杆电价基础上向上浮动。
7月23日，内蒙古工信厅、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明确蒙西地区电力交易市场价格浮动上限并调整部分行业市场交易政策相关事宜的通知》。其中规定，自8月起，蒙西地区电力交易市场燃煤发电电量成交价格在基准价基础上可以上浮不超过10%。
中金公司研报分析称，蒙西地区率先明确电价上浮空间，将帮助火电实现盈利边际改善，此次调整也是2017年以来“降电价”和浮动电价政策推出后，首次放开电价管控。
据《人民日报》旗下《中国能源报》报道，8月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2021年电力直接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宁夏今年8-12月电力直接交易有关事项予以调整，并提出允许煤电交易价格在基准价的基础上上浮不超过10%。
随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上海市电力用户（含售电公司）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工作的补充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基准价+上下浮动”电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取消燃煤标杆上网电价“暂不上浮”的规定。
8月底，上海市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本市非电网直供电价格行为工作指引》的通知，进一步规定非电网直供电终端用户用电价格最大上浮幅度不得超过10%。
另据华夏时报报道，9月24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发布《关于完善广东电力市场2021年四季度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允许月度交易成交价差可正可负，同时电价上涨将传导给终端用户。这被认为是广东电力市场即将进入定价上涨阶段。
紧接着，9月27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完善我省燃煤发电交易价格机制的通知》，规定自10月起，将在确定电力市场交易基准价格的基础上，引入燃煤火电企业购煤价格作为参数，按一定周期联动调整交易价格上限。
通知中提到，建立与煤炭价格联动的燃煤火电市场交易价格上限浮动机制，合理体现发电、用电成本，降低市场风险。目前来看，湖南省规定：“当平均到厂标煤单价超过1300元/吨，煤价每上涨50元/吨，燃煤火电交易价格上限上浮1.5分/千瓦时，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国家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上网电价”，一般指的是电网向发电企业买电的价格，该价格并不等同于是居民用电价格。
除了电力交易价格，全国多地区也在此前推行峰谷分时电价机制。
8月底到9月初，广东、贵州、广西、安徽等省份先后发布通知，执行分时电价政策，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上、下浮一定比例，形成高峰电价和低谷电价，从而引导电力用户削峰填谷、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拉闸限电频发
煤电价格倒挂是主因
“火电行业陷入成本倒挂发电、全线亏损的状态，已严重影响到了蒙西地区电力市场交易的正常开展，并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及电力平衡带来重大风险。”内蒙古工信厅、发改委如此解释调整电力交易市场价格的背景。
早在今年6月份，宁夏发改委就召开电煤供应座谈会，研究电厂煤源紧张，煤炭价格大幅上涨，造成电价与发电成本倒挂，部分电厂面临停产风险等问题。
湖南省发改委也在通知中提到“疏导火电燃料成本”。
可以看出，在此轮“限电潮”之前，各省份就已经注意到了煤电价格倒挂的严峻问题，并相继出台允许电力交易价格上浮的政策。
其实，煤电价格倒挂也是目前“限电、停电”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以火力发电为主的发电企业来说，燃煤成本基本上是最主要的成本支出。事实上，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电煤价格始终高位运行。
生意社数据显示，今年6月4日，动力煤（京唐港动力煤市场）的报价约为930元/吨；到9月28日，动力煤（京唐港动力煤市场）的报价约1630元/吨，短短3个月的时间，就上涨了约75.2%。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仅从9月3日到28日，动力煤（京唐港动力煤市场）报价就上涨了近500元/吨。
煤电价格倒挂，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供电供热企业成本上涨，利润空间被挤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1-8月全社会用电量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电力热力供应企业利润跌15.3%，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同比大145.3%，煤炭燃料加工业利润同比暴涨2471.2%。
供电供热企业的利润被成本吞噬，也打破了电厂盈亏平衡，陷入“发一度电，赔一毛钱”的怪圈，9月初，大唐国际、北京国电电力等11家燃煤发电企业就因此联名呼吁涨价。
积极解决煤炭供应、运输问题
专家：电价和煤炭供应政策调整要抓紧跟上
日前，红星资本局调查发现，多家煤矿表示，保供给是当前首要任务。受访煤矿有的需要保障所属集团旗下的电力供应，有的与电力企业签订了第四季度增量保供合同，都没有多余的库存和产能对外售煤。（此前报道：煤电倒挂背后：陕西、内蒙古多煤矿不再“对外售煤”，有车队无煤可运）
而煤炭水运相关负责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水运价格近期高位回落，但仍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0%以上。货船的船期没有那么紧张，但国庆后订船仍需等待5天。
目前，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解决全国煤炭紧缺的问题。9月29日，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集团也发布了《关于做好发电供热企业直保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铁路运力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大对发电供热煤炭运输的倾斜力度。
同一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人就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工作答记者问时，就重点提到保障煤炭稳定供应措施：
一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增产增供。指导煤炭主产区和重点企业，科学制定生产计划，安全有效释放先进产能；
二是进一步核增和投产优质产能。支持具备条件的优质产能煤矿释放先进产能；
三是适度增加煤炭进口。支持企业用好国际资源，保持适度进口规模，有效补充国内供应；
四是着力提升存煤水平。支持地方和企业加强煤炭储备能力建设，准备一定规模应急储备资源，着力增加电厂存煤；
五是重点保障发电供热用煤需要。发挥煤炭中长期合同“压舱石”作用，在年度中长期合同的基础上，组织产运需企业补签合同，推进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同时加强履约监管，保障发电供热等民生用煤稳定供应和价格平稳；
六是规范市场运行秩序，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查处哄抬价格等违规行为，稳定社会预期。
在此之前，中煤集团也表示，为进一步落实发改委保供稳价要求，中煤集团继低于市场价格10元/吨向江苏利港供应煤炭后，再次以低于市场价格10元/吨向浙能集团供应煤炭（“明州76”轮），保障重点电力用户用煤需求。
9月27日，据《吉林日报》报道，吉林省省长韩俊指出，要多路并进保煤炭供应，派专人到内蒙古驻煤矿，逐一落实煤炭购销运输合同，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对吉林省的各项支持措施尽快落到位；争取更多的进口指标，抓紧推进俄煤、印尼煤、蒙古煤等外采计划；自产煤企业要专班驻矿，在保证生产安全的前提下，能开尽开，开足马力，释放产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市场采购范围；加快储煤基地建设，推动储备煤保质保量尽快达标。
另据《合肥晚报》，安徽省能源局也表示，督促煤炭企业全力增加电煤供应，千方百计将电煤库存提高到7天以上并抓紧消缺，组织专家抓紧排除故障，确保不发生无煤停机和非计划停机。
9月29日，山西省保供十四省区市四季度煤炭中长期合同对接签订会举行。会议指出，中央驻晋煤炭企业将保供天津、福建、河北、广东、辽宁等5个省市；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接广西、江苏、吉林、安徽、上海、浙江等6个省区市，山西焦煤集团承担河南省保供任务，华阳新材料集团承担海南省保供任务，潞安化工集团承担山东省保供任务，其余保供任务由山西省各市煤炭企业承担。
对于各地政府相继出台的允许电力交易价格上浮的政策，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红星资本局表示：“电力交易价格上浮，对缓解目前电力紧张的情况是有好处的。”同时，林伯强也指出，除了电力市场交易价格上浮，后续关于电价和煤炭供应的相关政策都要抓紧跟上。
“解决电力紧张，要把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分开。短期来看，如何释放煤炭产能、如何让火电企业有动力去发电，解决这两个问题，才算是过了短期这一关。”林伯强说。
林伯强继续建议：“从长期来看，解决工业用电短缺的问题，要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入手，例如调整高耗能企业等；另外一个就是煤炭问题，将煤电的比重降下去，提高新能源发电的比例。”
来源：红星新闻
#包头新鲜事# #包头身边事# #内蒙古# #包头#
《诊病恒大｜解析中国恒大万亿负债》2021年中期业绩报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恒大的有息负债是5717.8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是2400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867.7亿元。
但外界普遍认为恒大的负债规模远不止此，除了引发这次流动性问题的商票和理财外，各个业务条线及房地产项目作为主体，构建了一个庞杂的融资链条。
负债规模
2020年9月资本市场曾流传一份《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多个恒大的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记者确认了该报告的真实性。
这份报告详细披露了恒大的负债情况，恒大集团有息负债合计8355亿元，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占比44.1%，银行借款占比27.7%，剩余为境内外信用债。
中国恒大2020年财报披露，从2020年3月底到2021年3月底，有息负债从8743亿元降至6740亿元。截至2021年6月底，中国恒大披露的有息负债规模进一步降至5717.8亿元。
商票和理财问题等表外融资问题的爆发，意味着前述表内负债只是恒大众多负债的一部分。翻开2021年中期业绩报，在流动负债一栏中，部分应付账款及票据等指标下的数额远远超出有息负债总额。
截至2021年6月底，不计算2157.9亿元预收账款的情况下，中国恒大有息负债、应付款项及应付税费等加起来负债规模达到了1.76万亿元，其中第三方应付贸易账款有6669亿元，其他应付款2360.5亿元，应交税费2056.6亿元。
一位接近恒大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其中既包括建筑商供应商的欠款，也包括拖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其中，商票在恒大的应付款中占据较大比例，第三方数据显示，2020年销售额前19名房企商票承兑总额达到了3355.7亿元，其中恒大一家就有2052.7亿元。
恒大财富通过第三方或关联方发行理财产品募集的金额，是否作为恒大表内负债存在，目前并没有清晰的答案。根据9月中旬恒大财富董事长杜亮透露，恒大财富待兑付理财产品数额大约有400亿元左右。
经济观察报从恒大员工手中获得一份理财产品募集明细显示，由恒大财富作为资金方的放款金额总额是589.95亿元。通道方既包括材料供应商等下游合作方，也包括大量的合伙企业。
此外，中国恒大及旗下各个业务平台历年的战略投资，由于在入股时均约定了高额的收益，外界普遍认为是债务。
2006年11月，中国恒大引入德银、美林、淡马锡等4亿美元战略投资，约定收益可达30%-70%，同时还可以获得5%的优先股息；2008年引入周大福、德银、美林、科威特投资局等5.06亿美元第二轮战投，约定收益达到了100%-200%。
2017年恒大地产先后三轮引入1300亿元战略投资时，签订了上市对赌协议，不仅约定了上市时间及三年净利润，还约定了对赌期分红比例不得低于净利润的60%。
2021年，恒大地产回A失败后，1300亿元战投大部分转为普通股，但股份仍约定了回购时间和条件。一位恒大地产战投方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其所在公司在恒大地产持股每年有最低回报要求，也有相应回购的约定。
股东的收益一般通过分红、派息等方式发放，但如果约定了保底收益，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或大股东来补足。从中国恒大及恒大地产历年少数股东收益波动中也能窥得一二。
2020年中国恒大净利润80.8亿元，同比下滑53.3%，同期少数股东收益达到233亿元；到2021年上半年，中国恒大净利润达到143亿元，超过2020年全年，但少数股东亏损38.8亿元。
净利润波动不排除有市场因素，但恒大集团与子公司、母公司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如此大幅的波动，在房地产行业似乎并不多见。
对于恒大体系的表外负债规模，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数据。上述恒大人士表示，恒大在项目层面存在的部分负债，集团可能也并不掌握。
融资形式
恒大体系内的数万亿负债，来源五花八门。除了常见的银行借款、信用债、信托、私募、保理、应收款融资外，恒大还存在诸多并不多见的融资形式。
整体而言，恒大体系第一类融资形式是战投、IPO、配股、增发等渠道融资，中国恒大除了上市前两轮共计8.3亿美元外，2009年上市时共募集了31.9亿港元。
中国恒大上市后，通过引战和股市融资主要集中在地产、物业、汽车及房车宝等业务平台。其中2017年恒大地产三轮战投共引入1300亿元。
2020年8月，恒大物业引战235亿港元，9月恒大汽车配售股份融资40亿港元，12月恒大物业上市融资140.8亿港元。
2021年3月，房车宝引入163.5亿港元战略投资，5月恒大汽车配股融资106.4亿港元。
综合来看，从2017年至今，恒大通过引入战投、IPO、配股等方式获得融资1867亿元。
第二类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债券和非金融机构借款，这些都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常见的融资手段。此外，2013年至2017年期间，恒大还获得超过千亿的永续债，仅2017年就赎回1129亿元永续债。
第三类是商票，除了正常经营业务为下游供应商及建筑商开具的商票外，恒大开具的商票还大量存在于其他商业往来中。据恒大某区域的离职员工透露，他所在区域，只要需要付款的商业往来，几乎都有商票的影子。
此外，恒大还存在大量融资性质的商票。据一位西南地区的恒大商票持有者透露，他持有的恒大商票中，只有一小部分为材料款，大部分属于融资性质的商票，总量在7000万元左右。
第四类是理财产品，在房地产行业中，通过理财产品为项目融资的房企不在少数，但很少有房企能像恒大做到如此极致。理财产品庞大的持有群体中，除了恒大高管和员工外，还涉及供应商、建筑商。
据多个恒大员工透露，恒大几乎是全员强制购买理财产品，同时还通过制定考核任务，将员工的亲属也裹挟进来；同时，与恒大做生意的商业伙伴，购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是敲门砖。
无论是恒大的员工，还是恒大的合作方，这些人既是恒大商票的持有者，也是恒大财富理财产品的购买者。一位离职两年多的员工告诉经济观察报，他在7月彻底清理完恒大的商票，但至今仍持有恒大财富40万元理财产品。
第五类是项目层面的明股实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除了部分收并购项目和不良资产项目，恒大极少与其他开发商合作。在恒大地产旗下的1000多家公司中，有900多家均由恒大100%控股，股权低于50%的公司数量不到50家。
但从中国恒大财报来看，2017年起，少数股东权益一直大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截至2021年6月底，少数股东权益占比接近54%；恒大地产的少数股东权益占比也达到了33%。这些占比不低的少数股东身份，从项目公司股权上很难看到身影。……
https://t.cn/A6Mc0W8q
但外界普遍认为恒大的负债规模远不止此，除了引发这次流动性问题的商票和理财外，各个业务条线及房地产项目作为主体，构建了一个庞杂的融资链条。
负债规模
2020年9月资本市场曾流传一份《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多个恒大的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记者确认了该报告的真实性。
这份报告详细披露了恒大的负债情况，恒大集团有息负债合计8355亿元，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占比44.1%，银行借款占比27.7%，剩余为境内外信用债。
中国恒大2020年财报披露，从2020年3月底到2021年3月底，有息负债从8743亿元降至6740亿元。截至2021年6月底，中国恒大披露的有息负债规模进一步降至5717.8亿元。
商票和理财问题等表外融资问题的爆发，意味着前述表内负债只是恒大众多负债的一部分。翻开2021年中期业绩报，在流动负债一栏中，部分应付账款及票据等指标下的数额远远超出有息负债总额。
截至2021年6月底，不计算2157.9亿元预收账款的情况下，中国恒大有息负债、应付款项及应付税费等加起来负债规模达到了1.76万亿元，其中第三方应付贸易账款有6669亿元，其他应付款2360.5亿元，应交税费2056.6亿元。
一位接近恒大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其中既包括建筑商供应商的欠款，也包括拖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其中，商票在恒大的应付款中占据较大比例，第三方数据显示，2020年销售额前19名房企商票承兑总额达到了3355.7亿元，其中恒大一家就有2052.7亿元。
恒大财富通过第三方或关联方发行理财产品募集的金额，是否作为恒大表内负债存在，目前并没有清晰的答案。根据9月中旬恒大财富董事长杜亮透露，恒大财富待兑付理财产品数额大约有400亿元左右。
经济观察报从恒大员工手中获得一份理财产品募集明细显示，由恒大财富作为资金方的放款金额总额是589.95亿元。通道方既包括材料供应商等下游合作方，也包括大量的合伙企业。
此外，中国恒大及旗下各个业务平台历年的战略投资，由于在入股时均约定了高额的收益，外界普遍认为是债务。
2006年11月，中国恒大引入德银、美林、淡马锡等4亿美元战略投资，约定收益可达30%-70%，同时还可以获得5%的优先股息；2008年引入周大福、德银、美林、科威特投资局等5.06亿美元第二轮战投，约定收益达到了100%-200%。
2017年恒大地产先后三轮引入1300亿元战略投资时，签订了上市对赌协议，不仅约定了上市时间及三年净利润，还约定了对赌期分红比例不得低于净利润的60%。
2021年，恒大地产回A失败后，1300亿元战投大部分转为普通股，但股份仍约定了回购时间和条件。一位恒大地产战投方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其所在公司在恒大地产持股每年有最低回报要求，也有相应回购的约定。
股东的收益一般通过分红、派息等方式发放，但如果约定了保底收益，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或大股东来补足。从中国恒大及恒大地产历年少数股东收益波动中也能窥得一二。
2020年中国恒大净利润80.8亿元，同比下滑53.3%，同期少数股东收益达到233亿元；到2021年上半年，中国恒大净利润达到143亿元，超过2020年全年，但少数股东亏损38.8亿元。
净利润波动不排除有市场因素，但恒大集团与子公司、母公司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如此大幅的波动，在房地产行业似乎并不多见。
对于恒大体系的表外负债规模，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数据。上述恒大人士表示，恒大在项目层面存在的部分负债，集团可能也并不掌握。
融资形式
恒大体系内的数万亿负债，来源五花八门。除了常见的银行借款、信用债、信托、私募、保理、应收款融资外，恒大还存在诸多并不多见的融资形式。
整体而言，恒大体系第一类融资形式是战投、IPO、配股、增发等渠道融资，中国恒大除了上市前两轮共计8.3亿美元外，2009年上市时共募集了31.9亿港元。
中国恒大上市后，通过引战和股市融资主要集中在地产、物业、汽车及房车宝等业务平台。其中2017年恒大地产三轮战投共引入1300亿元。
2020年8月，恒大物业引战235亿港元，9月恒大汽车配售股份融资40亿港元，12月恒大物业上市融资140.8亿港元。
2021年3月，房车宝引入163.5亿港元战略投资，5月恒大汽车配股融资106.4亿港元。
综合来看，从2017年至今，恒大通过引入战投、IPO、配股等方式获得融资1867亿元。
第二类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债券和非金融机构借款，这些都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常见的融资手段。此外，2013年至2017年期间，恒大还获得超过千亿的永续债，仅2017年就赎回1129亿元永续债。
第三类是商票，除了正常经营业务为下游供应商及建筑商开具的商票外，恒大开具的商票还大量存在于其他商业往来中。据恒大某区域的离职员工透露，他所在区域，只要需要付款的商业往来，几乎都有商票的影子。
此外，恒大还存在大量融资性质的商票。据一位西南地区的恒大商票持有者透露，他持有的恒大商票中，只有一小部分为材料款，大部分属于融资性质的商票，总量在7000万元左右。
第四类是理财产品，在房地产行业中，通过理财产品为项目融资的房企不在少数，但很少有房企能像恒大做到如此极致。理财产品庞大的持有群体中，除了恒大高管和员工外，还涉及供应商、建筑商。
据多个恒大员工透露，恒大几乎是全员强制购买理财产品，同时还通过制定考核任务，将员工的亲属也裹挟进来；同时，与恒大做生意的商业伙伴，购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是敲门砖。
无论是恒大的员工，还是恒大的合作方，这些人既是恒大商票的持有者，也是恒大财富理财产品的购买者。一位离职两年多的员工告诉经济观察报，他在7月彻底清理完恒大的商票，但至今仍持有恒大财富40万元理财产品。
第五类是项目层面的明股实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除了部分收并购项目和不良资产项目，恒大极少与其他开发商合作。在恒大地产旗下的1000多家公司中，有900多家均由恒大100%控股，股权低于50%的公司数量不到50家。
但从中国恒大财报来看，2017年起，少数股东权益一直大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截至2021年6月底，少数股东权益占比接近54%；恒大地产的少数股东权益占比也达到了33%。这些占比不低的少数股东身份，从项目公司股权上很难看到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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