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佛由来】
燃灯佛（梵语Dīpaṃkara，音译提和竭罗、提洹竭），是过去庄严劫中所出世的千佛之一。因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名燃灯佛。又名锭光佛、定光佛、锭光如来、定光如来、普光如来。
燃灯佛是纵三世佛之一的过去佛，与现在佛释迦牟尼，未来佛弥勒并称。燃灯古佛在过去时为释迦牟尼佛授记，预言他未来将成佛，《金刚经》云：“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史载
一、名号之由来
燃灯佛，梵文Dipamkar，意为「定光」，德文Dipamkara，英文Dipankara，佛教中纵三世佛之过去佛，为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佛，地位尊贵。释迦牟尼佛主修今生，是现世佛。燃灯佛则修过去为过去佛。弥勒主修未来，为未来佛，为佛教三大教主之一。因其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称为燃灯佛，又名“定光佛”或“锭光佛”。[4]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记载，“此佛初生之日，四方皆明，日月火珠复不为用。以有此奇特，故名为普光。”
《大智度论》卷九亦云，“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燃灯，成佛后亦名燃灯。”
《四教集解》卷中曰：“亦名然灯，亦名锭光。有足名锭，无足名灯。锭字或作定字，非也。”[1]
燃灯佛为过去佛中最著名者。因其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名燃灯，成佛后亦名燃灯。 释迦牟尼佛因行中第二阿僧祇劫满时逢此佛出世，佛经中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得燃灯佛受记，将在九十一劫后的贤劫成佛。在佛经中所记载的许多佛﹑菩萨都曾是他座下的弟子。[5]
二、得能作光佛授记
据《贤愚经》卷三〈贫女难陀品〉所载，过去久远二阿僧祇九十一劫，阎浮提有大国王，名波塞奇。王有太子名勒那识只（即能作光佛），出家学道成佛。时比丘阿梨蜜罗日日燃灯供养彼佛，佛乃为比丘授记，告知将来成佛，名“定光如来”。此系燃灯佛昔时曾从能作光佛授记之因缘。
燃灯佛
三、为释迦如来授记
据《瑞应本起经》卷上所述，释迦牟尼过去世曾是虔诚敬佛的善慧童子，当时他曾重金买下一枝稀罕的五茎莲花，供养给燃灯佛。由于莲花是佛教中的圣花（《妙法莲花经》即以莲花来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五茎莲花更是圣花中之珍品。因此，这个供养使燃灯如来深为高兴，佛在欢悦之余，给这位佛子（释迦的前身）授记，预言他将在九十一劫之后的此贤劫时成佛，授释迦牟尼佛。
四、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
随着佛教在中国社会的融入，“燃灯古佛”亦深受到白莲教的崇信。在白莲教编造的大量经书、宝卷中，到处可见燃灯的名号，诸如“古佛”、“燃灯”、“真空老祖”等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清代有名的《破邪详辩》，上面编辑的是白莲教的教义，曾记载了这样两段话：
“天上龙华日月星，地下龙华水火风。人身龙华精气神，三才配合天地人。
初会龙华是燃灯，二会龙华释迦尊。三会龙华弥勒祖，龙华三会愿相逢。”
“燃灯佛后有释迦佛接续传灯，释迦佛后有弥勒佛接续传灯，弥勒佛后有天真老祖接续传灯。天真向谁人接续？有三宗五派九杆一十八枝领袖头行、开言弟子，都会接续传灯。”（传灯，本指传佛法，在白莲教的经文中，则指接班，改朝换代，做个“开国之君”。）
我国民间将燃灯佛神化，高高供奉于神坛之上，这不是燃灯佛的本意。不过，言其擒妖伏怪，救众生于水火之中，倒恐怕也是古佛燃灯的入世襟怀。
过去佛
燃灯佛为过去佛中之最著名者，在诸经论中，颇多以此如来为中心而说其前后出现的诸佛之事例者。
鎏金藏传燃灯佛
《无量寿经》谓过去久远劫，锭光如来出世，教化众生。其后依次有五十三尊佛出世。至第五十四尊，号世自在如来时，于其教下有一比丘号曰法藏，修因行后成无上正等正觉者即为阿弥陀佛。
《大悲经》卷三〈殖善根品〉谓此如来以后，有莲华上佛乃至过去七佛等，总有十四佛出世。《大毗婆沙论》卷一七八更说释尊于第三阿僧祇劫曾遇七万七千佛，其中之首位，即为燃灯佛。
由于燃灯佛曾是释迦佛因地时的老师，所以燃灯佛为“过去佛”。许多供奉“竖三世”佛的庙宇，往往在正殿――大雄宝殿中供奉燃灯佛（左侧）、释迦牟尼佛（正中）、弥勒佛（右侧），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佛陀
燃灯佛是为释迦牟尼佛授记的佛陀。燃灯佛授记，对于释尊的历劫修行，是一关键性大事。因为确认燃灯佛授记时，‘释迦菩萨得无生法忍’。《心地观经》曰：“昔为摩纳仙人（儒童）时，布发供养燃灯佛，以是精进因缘故，八劫超于生死海。” 。《金刚经》中释迦牟尼佛亦以授记之事，为须菩提开演甚深般若之义。《称扬诸佛功德经》里谓释迦牟尼佛过去曾于锭光佛（燃灯佛）处，得闻金刚坚强消伏坏散如来名号，以此佛名号功德得超十万亿那术劫生死之罪。
传说
当初，释迦牟尼还是善慧童子时，见一位王族女子拿着许多青莲花，他就花了五百钱买来五枝，奉献给燃灯佛。又传说在过去无量劫中，有一天，善慧童子在路上行走，正巧遇到燃灯佛也在路上走着。善慧童子发现地面有一滩污水，心想佛是赤足行走，这污水一定会弄脏了佛的双脚。就顿发大心，亲身扑在地上，还用自己的头发，铺在污水上面，等着燃灯佛从他头发上走过去。当时燃灯佛看到善慧童子这种布发掩泥的情景，就授记说：“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6]
三世佛
我国佛教的三世佛：一指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个时间段的佛【竖三世佛】（过去佛为燃灯古佛，现在佛为释迦牟尼佛，未来佛为弥勒佛）；二指三个世界的佛【横三世佛】（中央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
燃灯佛（梵语Dīpaṃkara，音译提和竭罗、提洹竭），是过去庄严劫中所出世的千佛之一。因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名燃灯佛。又名锭光佛、定光佛、锭光如来、定光如来、普光如来。
燃灯佛是纵三世佛之一的过去佛，与现在佛释迦牟尼，未来佛弥勒并称。燃灯古佛在过去时为释迦牟尼佛授记，预言他未来将成佛，《金刚经》云：“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史载
一、名号之由来
燃灯佛，梵文Dipamkar，意为「定光」，德文Dipamkara，英文Dipankara，佛教中纵三世佛之过去佛，为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佛，地位尊贵。释迦牟尼佛主修今生，是现世佛。燃灯佛则修过去为过去佛。弥勒主修未来，为未来佛，为佛教三大教主之一。因其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称为燃灯佛，又名“定光佛”或“锭光佛”。[4]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记载，“此佛初生之日，四方皆明，日月火珠复不为用。以有此奇特，故名为普光。”
《大智度论》卷九亦云，“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燃灯，成佛后亦名燃灯。”
《四教集解》卷中曰：“亦名然灯，亦名锭光。有足名锭，无足名灯。锭字或作定字，非也。”[1]
燃灯佛为过去佛中最著名者。因其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名燃灯，成佛后亦名燃灯。 释迦牟尼佛因行中第二阿僧祇劫满时逢此佛出世，佛经中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得燃灯佛受记，将在九十一劫后的贤劫成佛。在佛经中所记载的许多佛﹑菩萨都曾是他座下的弟子。[5]
二、得能作光佛授记
据《贤愚经》卷三〈贫女难陀品〉所载，过去久远二阿僧祇九十一劫，阎浮提有大国王，名波塞奇。王有太子名勒那识只（即能作光佛），出家学道成佛。时比丘阿梨蜜罗日日燃灯供养彼佛，佛乃为比丘授记，告知将来成佛，名“定光如来”。此系燃灯佛昔时曾从能作光佛授记之因缘。
燃灯佛
三、为释迦如来授记
据《瑞应本起经》卷上所述，释迦牟尼过去世曾是虔诚敬佛的善慧童子，当时他曾重金买下一枝稀罕的五茎莲花，供养给燃灯佛。由于莲花是佛教中的圣花（《妙法莲花经》即以莲花来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五茎莲花更是圣花中之珍品。因此，这个供养使燃灯如来深为高兴，佛在欢悦之余，给这位佛子（释迦的前身）授记，预言他将在九十一劫之后的此贤劫时成佛，授释迦牟尼佛。
四、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
随着佛教在中国社会的融入，“燃灯古佛”亦深受到白莲教的崇信。在白莲教编造的大量经书、宝卷中，到处可见燃灯的名号，诸如“古佛”、“燃灯”、“真空老祖”等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清代有名的《破邪详辩》，上面编辑的是白莲教的教义，曾记载了这样两段话：
“天上龙华日月星，地下龙华水火风。人身龙华精气神，三才配合天地人。
初会龙华是燃灯，二会龙华释迦尊。三会龙华弥勒祖，龙华三会愿相逢。”
“燃灯佛后有释迦佛接续传灯，释迦佛后有弥勒佛接续传灯，弥勒佛后有天真老祖接续传灯。天真向谁人接续？有三宗五派九杆一十八枝领袖头行、开言弟子，都会接续传灯。”（传灯，本指传佛法，在白莲教的经文中，则指接班，改朝换代，做个“开国之君”。）
我国民间将燃灯佛神化，高高供奉于神坛之上，这不是燃灯佛的本意。不过，言其擒妖伏怪，救众生于水火之中，倒恐怕也是古佛燃灯的入世襟怀。
过去佛
燃灯佛为过去佛中之最著名者，在诸经论中，颇多以此如来为中心而说其前后出现的诸佛之事例者。
鎏金藏传燃灯佛
《无量寿经》谓过去久远劫，锭光如来出世，教化众生。其后依次有五十三尊佛出世。至第五十四尊，号世自在如来时，于其教下有一比丘号曰法藏，修因行后成无上正等正觉者即为阿弥陀佛。
《大悲经》卷三〈殖善根品〉谓此如来以后，有莲华上佛乃至过去七佛等，总有十四佛出世。《大毗婆沙论》卷一七八更说释尊于第三阿僧祇劫曾遇七万七千佛，其中之首位，即为燃灯佛。
由于燃灯佛曾是释迦佛因地时的老师，所以燃灯佛为“过去佛”。许多供奉“竖三世”佛的庙宇，往往在正殿――大雄宝殿中供奉燃灯佛（左侧）、释迦牟尼佛（正中）、弥勒佛（右侧），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佛陀
燃灯佛是为释迦牟尼佛授记的佛陀。燃灯佛授记，对于释尊的历劫修行，是一关键性大事。因为确认燃灯佛授记时，‘释迦菩萨得无生法忍’。《心地观经》曰：“昔为摩纳仙人（儒童）时，布发供养燃灯佛，以是精进因缘故，八劫超于生死海。” 。《金刚经》中释迦牟尼佛亦以授记之事，为须菩提开演甚深般若之义。《称扬诸佛功德经》里谓释迦牟尼佛过去曾于锭光佛（燃灯佛）处，得闻金刚坚强消伏坏散如来名号，以此佛名号功德得超十万亿那术劫生死之罪。
传说
当初，释迦牟尼还是善慧童子时，见一位王族女子拿着许多青莲花，他就花了五百钱买来五枝，奉献给燃灯佛。又传说在过去无量劫中，有一天，善慧童子在路上行走，正巧遇到燃灯佛也在路上走着。善慧童子发现地面有一滩污水，心想佛是赤足行走，这污水一定会弄脏了佛的双脚。就顿发大心，亲身扑在地上，还用自己的头发，铺在污水上面，等着燃灯佛从他头发上走过去。当时燃灯佛看到善慧童子这种布发掩泥的情景，就授记说：“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6]
三世佛
我国佛教的三世佛：一指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个时间段的佛【竖三世佛】（过去佛为燃灯古佛，现在佛为释迦牟尼佛，未来佛为弥勒佛）；二指三个世界的佛【横三世佛】（中央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
【当优美雅致的唐诗融入生活】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标志之一，就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功能达到极致。#每天读国学#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
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
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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