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兴兵讨伐匈奴，成就个人高光时刻，抒写西汉辉煌历史】讨伐匈奴是西汉一段光辉的历史，更是汉武帝的“高光时刻”，在执政期间，刘彻多次出兵百越和朝鲜，获得了不小的战果，但是他本人对于这样的战国并不满意，因为对外战争中，汉武帝认为朝廷外部的最大威胁是北方匈奴，因此他们始终以匈奴为最主要的敌人。#历史冷知识#
经过西汉朝廷内部激烈辩论后，武帝说服了主和派，并决定教训一下匈奴。在前138年和前135年分别由庄助和王恢等人两次向闽越出兵，不过是初试剑锋的练兵措施和稳定后方的战略先声而已，真正的对外战争是前133年在北方马邑(今山西朔县)拉开的，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间，刘彻大兴兵革、发军命将，一直把匈奴作为军事打击的重点。
从“和亲”到战争
汉朝自刘邦于公元前200年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之败后，一直对匈奴采取妥协的和亲之策，这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并未彻底消除匈奴的侵扰，因而始终成为汉朝执政者不大愉快的心结。
谋求兴国、志存高远的刘彻其实一上台就对用兵匈奴有所考虑。他曾经说过:“高皇帝留给我平城之忧，高皇后时单于来信极其无礼。从前齐襄公远报九世之仇，《春秋》上赞扬此事。”
其实，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发现，《春秋》的赞扬正是完全诠释表达汉武帝心迹的。征讨匈奴和复仇兴国当是刘彻心中早存的愿望。
前138年时一位降汉的奴人说到，匈奴攻杀了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人怨恨奴，苦于无人援助。汉武帝一听此言，立即招募能出使月氏之人，遂有汉中人张应募出使。刘彻的招募和遣使，是他寻求同盟国而准备对付强敌匈奴的一步战略措施。
前135年，匈奴请求和亲，刘彻让群臣商议此事，刚从越前线凯旋回朝的王恢和韩安国均参与了这一讨论。与匈奴和亲本是汉朝延续了几十年的惯例，刘彻在临事前让群臣商议讨论，可见他对这一实行多年的方针已在重新审视。
汉匈第一战
由于群臣大多附和韩安国的和亲之议，刘彻遂答应了和亲，但他对该方针的持疑态度已非常明显。前134年，他将英勇善战的李广和程不识分别任为骁骑将军和车骑将军，让他们屯守北方的云中和雁门之地，对奴的战争部署已开始实施。
前133年，经汉朝廷精心策划，边塞之人以利引诱单于十万骑兵入马邑，三十万汉军伏兵以待。
但此战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单于尚未进入汉军的包围圈就引军而遁，然而汉军的意图已经暴露，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两个强大的对手撕开了温情的面纱，毫无掩饰地亮剑朔漠，注定要发生决胜雌雄的较量。
升级全面战争
这期间汉匈决战因中间十多年的休战和准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马邑诱敌至前117年的十多年为前一时期，这期间汉朝大规模地用兵匈奴，双方交战许多次。卫青、霍去病以及李广、公孙、赵食其等名将连出边塞，屡获大捷，汉朝在与匈奴的较量中终于渐占上风。
匈奴力不能敌，向北远逃，把王庭也从漠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撤离。前9年，刘彻派李广利、李陵两将分路向匈奴进击，开始了汉与匈奴后一时期的一轮决战，直到前90年，战争仍在继续。
这十年交战汉军已不能保持原有的优势，双方消耗都很巨大，两年多后刘彻去世，汉匈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又开始和亲，但两国关系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西汉屈辱和亲了。
对匈战争成功的关键—将领
战争是造就将军的场所，在对匈奴的规模化作战中，汉朝的一大批军事才脱颖而出，这期间出现了很多历史名将。这些将领曾统兵十几万，挥师数干里，深入漠北，斩将杀敌，为汉朝的战立下了不灭的军功，使刘彻北讨匈奴的战略得以成功推行。
任何时候执政者对统兵之将的任用都持极谨慎的态度，要以将领的绝对忠诚来保证军权的安全。
刘彻在这一事情上也毫不例外，他对匈奴用兵几十年，战场上大部队的最高统辖权始终是在自己的亲成手中。
卫青是刘彻早期宠爱的夫人卫子夫的弟弟，前129年被拜为车骑将军，他初次率兵北征时，名将李广即为他的麾下一部;与卫青相并列的军队统帅霍去病是卫子夫姐姐的儿子;后期重用的将军李广利又是刘彻当时宠幸的李夫人之兄。
国家的最高将领偏偏都出在皇帝的内亲当中，刘彻选人命将的主观意向当是非常明显的。刘彻在战争中让自己的内亲统兵领将，既出于军权安全的考虑，也是对任用者宠幸的表示。
这是一个崇尚进取，讲求军功的年代，把自己的爱幸之人放置于统兵之位，实际上是给了他们建树功勋的机会。
前99年李陵要求从李广利的大军中划拨出来，由自己独率一军北击匈奴，刘彻只拨给了他五步卒，终使其立功之愿化为泡影。相比之下，刘彻对内亲们的信任与爱幸显而易见，这难免让人觉得不公。
在迎战匈奴的这条北方战线上，汉军并非每战皆胜，汉军讨伐匈奴曾经有过不少折兵损将的失利，尤其是李广利掌军的后期出征，汉军有一些强弩之末的味道，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汉匈双方都损失惨重。
但无论如何，几十年的大规模战争毕竟从根本上重创了匈奴的威势，迫使其远适北漠，为汉朝开拓出了一大片辽阔的疆土。
与此同时，为配合对匈奴的战争，汉朝与匈奴以及为数众多的西疆诸国进行了必要的外交活动，通达出使西域的张骞、不辱使节的苏武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其垂世的功业和不朽的人格为这个时代增添了不小的光彩。
经过西汉朝廷内部激烈辩论后，武帝说服了主和派，并决定教训一下匈奴。在前138年和前135年分别由庄助和王恢等人两次向闽越出兵，不过是初试剑锋的练兵措施和稳定后方的战略先声而已，真正的对外战争是前133年在北方马邑(今山西朔县)拉开的，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间，刘彻大兴兵革、发军命将，一直把匈奴作为军事打击的重点。
从“和亲”到战争
汉朝自刘邦于公元前200年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之败后，一直对匈奴采取妥协的和亲之策，这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并未彻底消除匈奴的侵扰，因而始终成为汉朝执政者不大愉快的心结。
谋求兴国、志存高远的刘彻其实一上台就对用兵匈奴有所考虑。他曾经说过:“高皇帝留给我平城之忧，高皇后时单于来信极其无礼。从前齐襄公远报九世之仇，《春秋》上赞扬此事。”
其实，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发现，《春秋》的赞扬正是完全诠释表达汉武帝心迹的。征讨匈奴和复仇兴国当是刘彻心中早存的愿望。
前138年时一位降汉的奴人说到，匈奴攻杀了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人怨恨奴，苦于无人援助。汉武帝一听此言，立即招募能出使月氏之人，遂有汉中人张应募出使。刘彻的招募和遣使，是他寻求同盟国而准备对付强敌匈奴的一步战略措施。
前135年，匈奴请求和亲，刘彻让群臣商议此事，刚从越前线凯旋回朝的王恢和韩安国均参与了这一讨论。与匈奴和亲本是汉朝延续了几十年的惯例，刘彻在临事前让群臣商议讨论，可见他对这一实行多年的方针已在重新审视。
汉匈第一战
由于群臣大多附和韩安国的和亲之议，刘彻遂答应了和亲，但他对该方针的持疑态度已非常明显。前134年，他将英勇善战的李广和程不识分别任为骁骑将军和车骑将军，让他们屯守北方的云中和雁门之地，对奴的战争部署已开始实施。
前133年，经汉朝廷精心策划，边塞之人以利引诱单于十万骑兵入马邑，三十万汉军伏兵以待。
但此战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单于尚未进入汉军的包围圈就引军而遁，然而汉军的意图已经暴露，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两个强大的对手撕开了温情的面纱，毫无掩饰地亮剑朔漠，注定要发生决胜雌雄的较量。
升级全面战争
这期间汉匈决战因中间十多年的休战和准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马邑诱敌至前117年的十多年为前一时期，这期间汉朝大规模地用兵匈奴，双方交战许多次。卫青、霍去病以及李广、公孙、赵食其等名将连出边塞，屡获大捷，汉朝在与匈奴的较量中终于渐占上风。
匈奴力不能敌，向北远逃，把王庭也从漠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撤离。前9年，刘彻派李广利、李陵两将分路向匈奴进击，开始了汉与匈奴后一时期的一轮决战，直到前90年，战争仍在继续。
这十年交战汉军已不能保持原有的优势，双方消耗都很巨大，两年多后刘彻去世，汉匈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又开始和亲，但两国关系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西汉屈辱和亲了。
对匈战争成功的关键—将领
战争是造就将军的场所，在对匈奴的规模化作战中，汉朝的一大批军事才脱颖而出，这期间出现了很多历史名将。这些将领曾统兵十几万，挥师数干里，深入漠北，斩将杀敌，为汉朝的战立下了不灭的军功，使刘彻北讨匈奴的战略得以成功推行。
任何时候执政者对统兵之将的任用都持极谨慎的态度，要以将领的绝对忠诚来保证军权的安全。
刘彻在这一事情上也毫不例外，他对匈奴用兵几十年，战场上大部队的最高统辖权始终是在自己的亲成手中。
卫青是刘彻早期宠爱的夫人卫子夫的弟弟，前129年被拜为车骑将军，他初次率兵北征时，名将李广即为他的麾下一部;与卫青相并列的军队统帅霍去病是卫子夫姐姐的儿子;后期重用的将军李广利又是刘彻当时宠幸的李夫人之兄。
国家的最高将领偏偏都出在皇帝的内亲当中，刘彻选人命将的主观意向当是非常明显的。刘彻在战争中让自己的内亲统兵领将，既出于军权安全的考虑，也是对任用者宠幸的表示。
这是一个崇尚进取，讲求军功的年代，把自己的爱幸之人放置于统兵之位，实际上是给了他们建树功勋的机会。
前99年李陵要求从李广利的大军中划拨出来，由自己独率一军北击匈奴，刘彻只拨给了他五步卒，终使其立功之愿化为泡影。相比之下，刘彻对内亲们的信任与爱幸显而易见，这难免让人觉得不公。
在迎战匈奴的这条北方战线上，汉军并非每战皆胜，汉军讨伐匈奴曾经有过不少折兵损将的失利，尤其是李广利掌军的后期出征，汉军有一些强弩之末的味道，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汉匈双方都损失惨重。
但无论如何，几十年的大规模战争毕竟从根本上重创了匈奴的威势，迫使其远适北漠，为汉朝开拓出了一大片辽阔的疆土。
与此同时，为配合对匈奴的战争，汉朝与匈奴以及为数众多的西疆诸国进行了必要的外交活动，通达出使西域的张骞、不辱使节的苏武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其垂世的功业和不朽的人格为这个时代增添了不小的光彩。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日本作家看到的100年前的中国：猥琐、残酷、贪婪的】
芥川龙之介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他的《罗生门》往往比他本人的故事更加有知名度，但是我们今天并不说这些，他《罗生门》也好，他的其他作品也好，今天我们只讲他对中国的印象。
在我们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芥川龙之介和当时很多日本人一样，来到了当时的中国。
并且可以说，那次中国之行，对芥川龙之介自己的影响是很大的。
1921年，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社派芥川龙之介作为特派员前来中国，来写一些他眼中的中国，他后来把这些旅行的游记整理成了《中国游记》，并在日本出版发行，引起了中日两国不小的轰动。
他在这游览中国的短短一百二十多天里，去了当时中国拿得出手的最繁华的城市。上海，杭州，苏州，甚至包括了汉唐故都洛阳等地。
按照这个轨迹来看，他所游览的是整个古典中国，并在旅途中分区域的撰写了《江南游记》，《长江游记》，《杂信一束》等等文章来描述自己心中曾经的理想圣地。
但是这次的旅途，是破梦之旅。
芥川龙之介刚刚到中国土地上的第一眼的时候，就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惊讶了，他刚刚出码头，便被当时中国苦难谋生的黄包车夫给围住了。
几十个黄包车夫瘦弱却又在其身体里有着无穷的力量一样，像是一头头狼在争抢着猎物一样，但是换个角度来说，说是一群哈巴狗在等待主人残羹剩饭的恩赐一样倒也说得通。
但是却和芥川龙之介想象中的中国人长袂翩翩的样子大相径庭，和古代诗文中的中国人的精神气感觉就像是恍如隔世。
“这不仅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瞥，遗憾的是，这同时也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中随手写下这句话，但是接下来去看的时候，中国的印象对芥川龙之介来说，简直就是灾难一般。
中国式的古典亭子和早就不再清澈，备受污染的水池的不搭早就让他瞠目结舌，但是往往破坏风景的，是人。人们在经典亭子前面毫无顾忌地大小便，一条条注入水池的小便让这位早就自认为文明了的日本作家惊讶。
他写到这是一幅让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也在这时候表达了对没落的老大国文化的同情，他说自己凝视了这些中国人很久。
诗文中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的脱节，更是让这位作家倍感难受。
他去过九江，在数百年前白居易呆过的浔阳江头，正准备怀想一下白居易的《琵琶行》，但是这时候从船里面却突兀地伸出一只屁股，把自己的排泄物毫无顾忌地撒入了白居易曾经吟咏过的浔阳江头，芥川龙之介一阵恶寒。
而在杜牧写过“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扬州，芥川龙之介也特意去了扬州古运河。隋炀帝来的时候没有看到过琼花，芥川来的时候就连河水都让他不适。
“河面十分狭窄，水色出奇地发黑，两岸是脏兮兮的白墙，时而是河岸已坍塌的长着的孤寂的原野”，他这样写道，也这样惋惜道。臭气熏天的河道将他心里那“扬州梦”的青山绿水消散得一干二净。
一切古典的都被破坏，要么是上海那种过度欧洲化的光怪陆离，要么就是杭州，九江那种被人为破坏了的古典之殇，西湖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大大的水田，而神秘的苏小小墓，也不过是一个毫无诗意的土馒头。
游船画舫被人为的破坏，诗情画意被一个个露出来的不文明而打击，两个样的生活，芥川龙之介心里感觉有什么执念幻灭了一样。
要说到芥川龙之介为什么会心心念念地想看看古典中国，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在日本文化里，唐代的诗文典籍对他们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在日本大正时期，变成了一种“中国执念”。说是执念，因为这个中国是幻想出来的，他们说的中国不是现实中的中国，是汉文典籍中国中国，是不断被文字美化的中国。
芥川龙之介自然也不例外，《西游记》、《水浒传》这些中国小说是他小时候经常看的东西，中国人在他心中，尽管当时清王朝一直吃败仗，但是中国人的勇敢，智慧，诗意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他以为中国人都是岳飞，李白，白居易，诸葛亮这样子的人物，但是来过一趟之后，幻想在他心中被打破了。
他满眼看过去尽是瘦弱却不乏狡诈的车夫，对本国历史文化丝毫不知的，随处大便的男人，历史经典无人保护，到处被破坏的情况更是让芥川失望。
他甚至有点愤怒了，写到“像中国这样低级趣味的国家是世界各地都没有的”，完完全全地从一个中国文化的憧憬者变成了一个厌恶者，文学和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可以两样的。
“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
资本主义的进入，封建主义的尚未消散，先是把中国式的，古典式的人情消散了，而新的文明秩序又尚未完全建立。
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唱念作打所代表的古典东方艺术，芥川龙之介发现，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只有少部分人欣赏得起，别的百姓甚至不知道李白和杜甫，他们只关注自己家的餐桌。是的，他们只关注自己家的餐桌。
国内两种不同的意见
芥川龙之介的态度让当时中国人的上层分子很是不屑。
巴金便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一位，他对于芥川龙之介的评论让他对于芥川龙之介的书都产生了恶感。他在自己1935年出版的《几段不恭敬的话》中这样的写道：“我想拿空虚两个字批评他的全作品，这也不能说是不适当的。”
后来巴金也解释了自己的写作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在日本经常被日本人所看不起，巴金很不痛快，因而拿起笔作为武器，便也对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产生了一些偏见。
诚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让人不快，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否认他说的那些话。
相比于赞美，往往敌人的批评对我们来说，更有力量。
鲁迅先生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谩骂中国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芥川龙之介所描述的中国，其实也就是一个世纪之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人们从出生开始，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就只是为了吃喝。
他们并不关心也无力关心我们的那些传统文化，他们不关心这张真迹是张旭还是怀素的，他们也并不关心政府是皇帝还是北洋还是国民政府，他们只是在低微地蠕动着，每一次蠕动，就在我们本来就贫瘠的民族血管上狠狠的咬了一口。
芥川龙之介寻觅的是那古典中国，有风花雪月的古典中国，那样的中国或许曾经存在过，但是哪怕直到是现在，古典中国就和某一天的日落一样，第二天的落日也许会很像，但是和你在幻想里构想出来的那个，总是不一样的。
而这也正是新中国的诞生的伟大。在芥川龙之介看不到的地方，一场又一场星星之火，将永远改变这个民族的精气神，乃至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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