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公过的第一个生日～～～哈哈，生日礼物就是给他送个宝宝～咱们的乖宝宝～爱的结晶～下个月就能看到他啦～经历了这么多人和事，看到了这么多是与非，认识到不管是谁，做什么事，生活也好婚姻也罢，成功绝不简单，背后肯定有着清醒的大脑，明晰的认知，准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念，对于有些在迷茫中徘徊的人群，他们如果不调整思路，那这辈子的结局大概率是不会如他们所愿的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收敛自己】
《警世通言》里说：“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
经历越多，越觉得，人活一世似乎谁都逃不过这个定律：一旦走到极端就会生出祸端。
气球太大会爆，杯子太满会溢，做人太狂会倒，不加以控制的人生，终究会是一场灾难。
走过半生才明白：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不是放纵，而是学会控制。
人生真正的醒悟，从“收敛自己”开始。
收敛脾气，收获福气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脾气并不好，经常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跟人对骂。
因为这臭脾气，人缘不好，人家都躲着他。
官场失利后，被解除兵权三年。回家后继续怼天怼地，家里的兄弟、仆人每天更是被骂得狗血淋头。
后经一位好友劝说，他才开始反省，意识到许多事不能一味的责怪别人，自己各方面都不顺利，可能也与自己爱骂人有关。
重回官场后，曾国藩脾气改了很多，变得无比和气，遇事谦恭，也开始慢慢体谅他人。
他的事业也逐渐有了起色，后终被封为一等勇毅侯，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华严经》有云：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
嗔怒之心，犹如毒火，损人不利己。
好福气都藏在好脾气里，一个能驾驭自己脾气的人，比拿下一座城池还厉害。
遇事太过情绪化的人，往往过不好这一生。
真正厉害的人，都能够稳定情绪，不仅让他人感到相处舒服，自己的人生也掌控的足够舒心。
无论何时何地，留三分冷静于心底，用七分理智去做事，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收敛脾气，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自律，也是处世必不可少的修行。
收敛怨气，收获运气
古语云：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人在遇到事情时，如果只懂得责备他人，不想着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能让事情更加的恶化。
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却将一切归咎为高考发挥失常，全然忘了自己高中三年虚度的时光。
工作多年没有升职加薪，却将一切归咎为领导太苛刻，全然忘了自己上班时摸鱼偷懒的日常。
生活越过越糟糕，却将一切归咎于命运的不公，全然忘了自己遇事常常得过且过的将就。
活在抱怨声中的人，是用负能量将自己包裹了起来，隔绝了生命中所有的好运。
怨气不断，日子只会是阴雨连绵，不见晴天。
一位有名的画家有段话说的很深刻：
“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我多怕你总是挂在嘴上的许多抱怨，将会成为你所有的人生。”
其实很多时候，绊倒我们的并不是生活，而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古语云：命由己造，福自己求。
人生的路走向何方，都是自己一次次的选择。
唯有将怨气收起来，把心态调整好，让内心住进阳光，才是提升幸福感的最佳途径。
收敛锋芒，收获格局
网上有个话题：真正见过世面的人是什么样的？
有个回答写道：见过更大的世界后，活得更谦卑；得到的东西越多，越没有身份感；在人之下把自己当人，在人之上亦能把别人当人。
真正厉害的人，大多都将锋芒藏了起来，并且戒掉了优越感。
东汉初年“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冯异，协助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
虽然身居要职，名声显赫，但他在路上遇到其他将领时，不管对方职位高低，战功如何，都会吩咐手下把自己的马车驶开避让，待他人走远时再上路。
刘秀带领众将领打仗，每结束一场战斗，将士们都喜欢聚在一起，炫耀近来杀敌是怎样的威猛。
每当这时候，冯异就会独自躲到大树下，静静思考着这场战斗中的得失。
正因如此，刘秀对冯异非常信任。
即使有人上书，称冯异权势过重，刘秀也毫不在意。
甚至还安慰他：“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我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古往今来，很多身居高位的人，都免不了在如日中天之时惨遭祸患。
冯异能够稳步上升，长保富贵，是因为他懂得收敛锋芒，放低自己。
汪国真曾说：“格局越大的人，往往把自己的姿态放得越低。”
锋芒毕露之时，也是由盛转衰之日。
人活一世，境到逆处要放平心态，处于盛时应保持谨慎，懂得韬光养晦，才能走得长远。
收敛精明，收获人心
中国有句老话：做人，精明不如厚道，计较不如坦诚，强势不如和善。
是啊，真正能成事的人，靠的从来不是小精明，而是不怕吃亏的厚道。
有一家早餐铺，开了近十年，生意依旧很好。
有人禁不住好奇，就问老板是怎么做到的？
老板笑着说：
“我店里一直都是客户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只推荐适合客户的，不推荐贵的。”
对方听后更疑惑了：“这不是在帮客户省钱吗，你还怎么挣钱？”
老板回答：
“来店里的人，吃得开心，就会更信任我，不仅成了回头客，还会推荐亲朋好友来光顾，这不是更赚吗？”
可见，有时候，“舍”是一种投入，放弃精明的算计，是一种换取人心的智慧。
《白鹿原》中，白嘉轩说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
“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
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
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
行走于世间，最高明的处世方式不是“心计过人”，而是“德行深厚”。
漫漫人生路，最高级的处世境界不是“机关算尽”，而是“问心无愧”。
一位作家说过一段话：
“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担心自己是块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
于是我渐渐脱离凡尘，疏远世人，结果便是任愤懑与悔恨日益助长内心那怯懦的自尊心。
其实任何人都是驯兽师，而那野兽，无非就是各人的性情而已。”
收敛自己，就是管理好内心的野兽，改变生活，从改变自己开始。
当你拥有了平和的心境，你就不会被情绪操控；
当你打理好积极的心态，你就不会被黑暗所困；
当你明白了无常，你就不会张扬；
当你懂得了厚道，脚下之路才能走得踏实，一辈子才能活得安心。
愿你在前行路上，守好一份清醒，拥有一份克制，在低调中活出真正的高贵。
《警世通言》里说：“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
经历越多，越觉得，人活一世似乎谁都逃不过这个定律：一旦走到极端就会生出祸端。
气球太大会爆，杯子太满会溢，做人太狂会倒，不加以控制的人生，终究会是一场灾难。
走过半生才明白：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不是放纵，而是学会控制。
人生真正的醒悟，从“收敛自己”开始。
收敛脾气，收获福气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脾气并不好，经常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跟人对骂。
因为这臭脾气，人缘不好，人家都躲着他。
官场失利后，被解除兵权三年。回家后继续怼天怼地，家里的兄弟、仆人每天更是被骂得狗血淋头。
后经一位好友劝说，他才开始反省，意识到许多事不能一味的责怪别人，自己各方面都不顺利，可能也与自己爱骂人有关。
重回官场后，曾国藩脾气改了很多，变得无比和气，遇事谦恭，也开始慢慢体谅他人。
他的事业也逐渐有了起色，后终被封为一等勇毅侯，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华严经》有云：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
嗔怒之心，犹如毒火，损人不利己。
好福气都藏在好脾气里，一个能驾驭自己脾气的人，比拿下一座城池还厉害。
遇事太过情绪化的人，往往过不好这一生。
真正厉害的人，都能够稳定情绪，不仅让他人感到相处舒服，自己的人生也掌控的足够舒心。
无论何时何地，留三分冷静于心底，用七分理智去做事，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收敛脾气，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自律，也是处世必不可少的修行。
收敛怨气，收获运气
古语云：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人在遇到事情时，如果只懂得责备他人，不想着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能让事情更加的恶化。
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却将一切归咎为高考发挥失常，全然忘了自己高中三年虚度的时光。
工作多年没有升职加薪，却将一切归咎为领导太苛刻，全然忘了自己上班时摸鱼偷懒的日常。
生活越过越糟糕，却将一切归咎于命运的不公，全然忘了自己遇事常常得过且过的将就。
活在抱怨声中的人，是用负能量将自己包裹了起来，隔绝了生命中所有的好运。
怨气不断，日子只会是阴雨连绵，不见晴天。
一位有名的画家有段话说的很深刻：
“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我多怕你总是挂在嘴上的许多抱怨，将会成为你所有的人生。”
其实很多时候，绊倒我们的并不是生活，而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古语云：命由己造，福自己求。
人生的路走向何方，都是自己一次次的选择。
唯有将怨气收起来，把心态调整好，让内心住进阳光，才是提升幸福感的最佳途径。
收敛锋芒，收获格局
网上有个话题：真正见过世面的人是什么样的？
有个回答写道：见过更大的世界后，活得更谦卑；得到的东西越多，越没有身份感；在人之下把自己当人，在人之上亦能把别人当人。
真正厉害的人，大多都将锋芒藏了起来，并且戒掉了优越感。
东汉初年“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冯异，协助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
虽然身居要职，名声显赫，但他在路上遇到其他将领时，不管对方职位高低，战功如何，都会吩咐手下把自己的马车驶开避让，待他人走远时再上路。
刘秀带领众将领打仗，每结束一场战斗，将士们都喜欢聚在一起，炫耀近来杀敌是怎样的威猛。
每当这时候，冯异就会独自躲到大树下，静静思考着这场战斗中的得失。
正因如此，刘秀对冯异非常信任。
即使有人上书，称冯异权势过重，刘秀也毫不在意。
甚至还安慰他：“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我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古往今来，很多身居高位的人，都免不了在如日中天之时惨遭祸患。
冯异能够稳步上升，长保富贵，是因为他懂得收敛锋芒，放低自己。
汪国真曾说：“格局越大的人，往往把自己的姿态放得越低。”
锋芒毕露之时，也是由盛转衰之日。
人活一世，境到逆处要放平心态，处于盛时应保持谨慎，懂得韬光养晦，才能走得长远。
收敛精明，收获人心
中国有句老话：做人，精明不如厚道，计较不如坦诚，强势不如和善。
是啊，真正能成事的人，靠的从来不是小精明，而是不怕吃亏的厚道。
有一家早餐铺，开了近十年，生意依旧很好。
有人禁不住好奇，就问老板是怎么做到的？
老板笑着说：
“我店里一直都是客户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只推荐适合客户的，不推荐贵的。”
对方听后更疑惑了：“这不是在帮客户省钱吗，你还怎么挣钱？”
老板回答：
“来店里的人，吃得开心，就会更信任我，不仅成了回头客，还会推荐亲朋好友来光顾，这不是更赚吗？”
可见，有时候，“舍”是一种投入，放弃精明的算计，是一种换取人心的智慧。
《白鹿原》中，白嘉轩说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
“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
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
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
行走于世间，最高明的处世方式不是“心计过人”，而是“德行深厚”。
漫漫人生路，最高级的处世境界不是“机关算尽”，而是“问心无愧”。
一位作家说过一段话：
“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担心自己是块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
于是我渐渐脱离凡尘，疏远世人，结果便是任愤懑与悔恨日益助长内心那怯懦的自尊心。
其实任何人都是驯兽师，而那野兽，无非就是各人的性情而已。”
收敛自己，就是管理好内心的野兽，改变生活，从改变自己开始。
当你拥有了平和的心境，你就不会被情绪操控；
当你打理好积极的心态，你就不会被黑暗所困；
当你明白了无常，你就不会张扬；
当你懂得了厚道，脚下之路才能走得踏实，一辈子才能活得安心。
愿你在前行路上，守好一份清醒，拥有一份克制，在低调中活出真正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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