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电荒：为什么电不够用了
其实，拉闸限电从2020年12月份就开始了，只不过之前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沈阳把红绿灯的电停掉，居民生活用电也突然停掉，才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到今年10月初，至少有20个省份都有拉闸限电的措施。
比如，宁夏要求高能耗企业限停产1个月；江苏、广东、浙江从2021年夏季前就纷纷实施“开3停4、开2停5”等措施，也就是，在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允许生产用电，要等夜间才能开工，这样的天数一周有4-5天。开几停几的措施虽然非常不方便，但好在企业还能调度时间来配合，南方各省市之间通过电网把剩余电力拆借，还能勉勉强强维持着，没有严重干扰到人们的生活。
但是，东北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在那里，居民用电比例占全社会用电的比例更高，而且所处区域的电网就算有剩余电力，也都输送给北京、天津了，轮不上从周边把电力输送给东北，此外，再叠加管理的落后这些影响，于是东三省的拉闸限电终于大面积地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生活。
如果我们梳理最近20年来中国的几次电荒，你就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
第一次电荒发生在2003年，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对外出口大幅下降，制造业开工率很低，电力剩余很多。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发电站的建设一直保持着10%的高速增长，于是过剩继续加剧。
鉴于这个情况，在2000年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不再批准新建电厂了。就这样，供电就不再增加了。但这样持续了几年，到了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中国制造业、基建都在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增长，于是20世纪90年代末还算过剩的发电能力到了2003年就已经不够用了。但是，新建电厂依然延续此前几年的政策很难获批，于是电就不够用了。
直到问题比较严重了，才开始放开审批。一年多后，新建电厂开始正常运转了，电荒得到缓解。你看，用电需求和供电能力此消彼长，不能在对方稍有改变时做出调整，而是要等审批，延迟造成的波动被放大了。
第二次电荒发生在2010年，持续了2年的时间，分成两波：
第一波主要是为了追求考核目标造成的。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中，第一次提出“双控”目标，“双控”说的是，总能耗和能耗强度都要下降。总能耗下降好理解，能耗强度下降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单位GDP所耗费的能量下降的意思，也就是提高能量利用率。而2010年是双控目标考核的最后一年，当时提出的及格线是，在那个五年计划中下降至少20%。于是不少省份为了完成考核，从当年的5月份开始拉闸限电。
第一波拉闸限电给很多制造业企业都造成了损失，所以大家都等着考核年过去后加量生产，补偿损失。于是，转过年来的2011年1月份，电力需求猛增，于是发电厂就要跟着响应，库存的煤见底儿了，只能大量采购，造成了动力煤价格的暴涨，涨到了发电都亏钱的地步，于是电厂又不愿意发电了。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既然煤价涨了，发电成本上涨了，那把电价也提高，发电厂不就可以不用亏钱、继续发电了嘛！其实是不行的。中国的电价不是发电厂根据市场情况定的，而是发改委依照“煤电联动”的政策，一年变更一次。这次电荒在经历了2次电价上调后，才让发电成本略低于电价，此后煤炭价格回落，拉闸限电也消失了。
你看，第二次电荒和第一次电荒相比，有一些不同。这次不是用电需求和发电能力不能及时响应的问题了，而是煤炭价格和电价之间不能及时响应导致的。煤炭价格随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而电价却被卡得比较死。发电厂如果继续大量发电，亏损就会扩大，大到资金链完全断掉的时候，连一度电都发不出来，这时候影响只会更恶劣，所以，只能一边拿着补贴维持，一边减少发电量，把自己的运营控制在不崩溃的边缘。
而第三次电荒就是这次了，到现在也已经持续了快一年时间。
这次的机制和2010年那次的后半截比较像，也是煤价上涨，电价却无法及时变化。但这次的问题比第二次要严重，因为这次还叠加了全球疫情和碳中和目标这两个因素。
我们先说煤炭价格。
往年5500大卡动力煤的价格在400-600元每吨左右浮动。而2020年疫情以后，由于各国无限量地发债，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在涨价，那些不受保质期影响的东西都在涨价，比如，一些从前只卖几块钱的芯片，现在需要三四百块钱还得通过黄牛才能买到。
煤炭也是，从400-600块钱每吨涨到了1300-1500块钱。而在一个火电厂的发电成本中，从前煤炭价格正常的时候，煤价都要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现在价格增了好几倍，按说电价也要相应的提高几倍才能覆盖掉成本。但电价卡得到很死，基本不能变。
之所以说“基本不能变”，是因为其实也能变，但那种变动的幅度实在不够用。
我国因为电价不能变造成电荒的问题由来已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04年，曾经颁布过一个“煤电联动”的策略，也就是电价以煤价为基础，电力企业再自行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然后再报发改委审批修改电价。但这个电价变动是以“年”为单位的，在实施的16年间，电价一共只改变过12次。而且，就算变也不可能像煤价那样大幅变动。
尤其是在2015年提出了“能耗双控”的目标后，2018年度和2019年度，本来按原规则，电价是应该上调的，但在“降低火电比例”的大政策下，却强行把电价下调了，于是本来效果就不太明显的“煤电联动”可能连杯水车薪的作用都没有起到。
这个问题大家也注意到了。于是在2020年，“煤电联动”政策被取消了，替代的是另一个叫做“浮动电价”的政策，希望能更切实地促使电价变动。相比从前，新政策虽然好得多，但也应付不了全球疫情下煤炭价格200%以上的增长，因为电价浮动的规则并不是自由浮动的，而是设定了上限，一次上浮不能超过10%，一次下浮不能超过15%，半年一次。
是什么造成了这次的供需不平衡
为什么说这次的电荒更严重呢？因为之前两次电荒，就算审批和调价存在滞后，也还是可以靠市场机制，经过几次供需的博弈，回到平衡。但这次，有很多可以让供需重回平衡的因素消失了。我们挨个说说：
这第一个因素就是，搞不到更多的煤炭。
既然煤炭不够，我国又是煤炭大国，提高产能行不行？不行，因为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中就是要淘汰火电站。你说，那就多投资、多建清洁能源的火电厂啊。是，现在已经在开足马力这样做了，但还是远远不够。
全局的数据是这样的：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清退煤矿5500多处，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而与此同时，每年新增的煤炭产能（清洁产能）是2亿吨/年，相当于清退了5份，但只能补充上1份。你说，那加大进口啊，但实际上，我国每年进口的煤只占消耗总量的大约8%，所以加大进口也还是无法改变大局的。
而且就算想进口，疫情导致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情况，就是海运价格大幅提高，从前中国从印尼、澳大利亚进口煤，算上运费也还是很划算的，但现在运费几倍到十几倍的涨价，于是大量进口只会进一步提高发电成本。
自己和外部都不能提供更多的煤，煤炭价格也看不到回落的迹象，所以“搞到更多煤炭”这个方法困难重重。
第二个因素就是，能源更新换代。
既然指望不上煤了，那么其他能源呢？比如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还有核电。这当然行，而且也是碳中和计划的终极目标，但问题是，这些新形式电力的发展不是几年可以完成的，最快也要四五十年。在今天中国的电力结构中，火电占比依然高达68%，其次是水电占比18%，风电6%、核电5%、光伏3%。就算用建设周期最短的风电和光伏，想暂时替代今天火电比重的1/4，也需要至少十几年时间，根本解不了燃眉之急。
所以，只要煤价还没有因为其他因素迅速下降，拉闸限电的问题会一直存在。
对我们生活有哪些影响
那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生活上，虽然政策在全力确保生活用电不受影响，但我们也只能理解为“优先限制耗电的企业”，如果已经给它们限电了电力还不够用，那生活用电也一样会被限制，这个现实在东北就已经出现了。供需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解决。
电价随煤价暴涨后，虽然很多人会抱怨用不起电，但与此同时，每个终端用户也会在力所能及的强度上实施节电的措施，有实力的终端用户说不定还会开始着手建造自己的清洁能源发电装置。电厂也会因为电价暴涨，不愿意错过大赚一笔的机会，从而想方设法开工发电。抱怨“电价太高”的声音会在短时间消失。
而死死的卡住电价不变，拉闸限电的措施可能会带来更多后续问题。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全球制造业才会来中国落户。现在，如果连保障制造业开工最基本的电都时有时无的话，最大的优势就在慢慢消散。
当然，既然煤价是国际化的，所以用电问题不只限于中国，很多国家的电价都会因为煤价、天然气价的飞涨而飞涨，与此同时，全球各国也都在碳中和的进程中，于是全球各国也都受困于能源更新换代过程中来不及换的现状。所以，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多就是以拉闸限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在国外更多就是以电价飞涨的形式表现的。$中国神华(SH601088)$ $山西焦化(SH600740)$ $国电电力(SH600795)$ #电力煤炭化工等热门板块全线重挫#
其实，拉闸限电从2020年12月份就开始了，只不过之前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沈阳把红绿灯的电停掉，居民生活用电也突然停掉，才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到今年10月初，至少有20个省份都有拉闸限电的措施。
比如，宁夏要求高能耗企业限停产1个月；江苏、广东、浙江从2021年夏季前就纷纷实施“开3停4、开2停5”等措施，也就是，在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允许生产用电，要等夜间才能开工，这样的天数一周有4-5天。开几停几的措施虽然非常不方便，但好在企业还能调度时间来配合，南方各省市之间通过电网把剩余电力拆借，还能勉勉强强维持着，没有严重干扰到人们的生活。
但是，东北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在那里，居民用电比例占全社会用电的比例更高，而且所处区域的电网就算有剩余电力，也都输送给北京、天津了，轮不上从周边把电力输送给东北，此外，再叠加管理的落后这些影响，于是东三省的拉闸限电终于大面积地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生活。
如果我们梳理最近20年来中国的几次电荒，你就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
第一次电荒发生在2003年，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对外出口大幅下降，制造业开工率很低，电力剩余很多。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发电站的建设一直保持着10%的高速增长，于是过剩继续加剧。
鉴于这个情况，在2000年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不再批准新建电厂了。就这样，供电就不再增加了。但这样持续了几年，到了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中国制造业、基建都在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增长，于是20世纪90年代末还算过剩的发电能力到了2003年就已经不够用了。但是，新建电厂依然延续此前几年的政策很难获批，于是电就不够用了。
直到问题比较严重了，才开始放开审批。一年多后，新建电厂开始正常运转了，电荒得到缓解。你看，用电需求和供电能力此消彼长，不能在对方稍有改变时做出调整，而是要等审批，延迟造成的波动被放大了。
第二次电荒发生在2010年，持续了2年的时间，分成两波：
第一波主要是为了追求考核目标造成的。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中，第一次提出“双控”目标，“双控”说的是，总能耗和能耗强度都要下降。总能耗下降好理解，能耗强度下降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单位GDP所耗费的能量下降的意思，也就是提高能量利用率。而2010年是双控目标考核的最后一年，当时提出的及格线是，在那个五年计划中下降至少20%。于是不少省份为了完成考核，从当年的5月份开始拉闸限电。
第一波拉闸限电给很多制造业企业都造成了损失，所以大家都等着考核年过去后加量生产，补偿损失。于是，转过年来的2011年1月份，电力需求猛增，于是发电厂就要跟着响应，库存的煤见底儿了，只能大量采购，造成了动力煤价格的暴涨，涨到了发电都亏钱的地步，于是电厂又不愿意发电了。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既然煤价涨了，发电成本上涨了，那把电价也提高，发电厂不就可以不用亏钱、继续发电了嘛！其实是不行的。中国的电价不是发电厂根据市场情况定的，而是发改委依照“煤电联动”的政策，一年变更一次。这次电荒在经历了2次电价上调后，才让发电成本略低于电价，此后煤炭价格回落，拉闸限电也消失了。
你看，第二次电荒和第一次电荒相比，有一些不同。这次不是用电需求和发电能力不能及时响应的问题了，而是煤炭价格和电价之间不能及时响应导致的。煤炭价格随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而电价却被卡得比较死。发电厂如果继续大量发电，亏损就会扩大，大到资金链完全断掉的时候，连一度电都发不出来，这时候影响只会更恶劣，所以，只能一边拿着补贴维持，一边减少发电量，把自己的运营控制在不崩溃的边缘。
而第三次电荒就是这次了，到现在也已经持续了快一年时间。
这次的机制和2010年那次的后半截比较像，也是煤价上涨，电价却无法及时变化。但这次的问题比第二次要严重，因为这次还叠加了全球疫情和碳中和目标这两个因素。
我们先说煤炭价格。
往年5500大卡动力煤的价格在400-600元每吨左右浮动。而2020年疫情以后，由于各国无限量地发债，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在涨价，那些不受保质期影响的东西都在涨价，比如，一些从前只卖几块钱的芯片，现在需要三四百块钱还得通过黄牛才能买到。
煤炭也是，从400-600块钱每吨涨到了1300-1500块钱。而在一个火电厂的发电成本中，从前煤炭价格正常的时候，煤价都要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现在价格增了好几倍，按说电价也要相应的提高几倍才能覆盖掉成本。但电价卡得到很死，基本不能变。
之所以说“基本不能变”，是因为其实也能变，但那种变动的幅度实在不够用。
我国因为电价不能变造成电荒的问题由来已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04年，曾经颁布过一个“煤电联动”的策略，也就是电价以煤价为基础，电力企业再自行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然后再报发改委审批修改电价。但这个电价变动是以“年”为单位的，在实施的16年间，电价一共只改变过12次。而且，就算变也不可能像煤价那样大幅变动。
尤其是在2015年提出了“能耗双控”的目标后，2018年度和2019年度，本来按原规则，电价是应该上调的，但在“降低火电比例”的大政策下，却强行把电价下调了，于是本来效果就不太明显的“煤电联动”可能连杯水车薪的作用都没有起到。
这个问题大家也注意到了。于是在2020年，“煤电联动”政策被取消了，替代的是另一个叫做“浮动电价”的政策，希望能更切实地促使电价变动。相比从前，新政策虽然好得多，但也应付不了全球疫情下煤炭价格200%以上的增长，因为电价浮动的规则并不是自由浮动的，而是设定了上限，一次上浮不能超过10%，一次下浮不能超过15%，半年一次。
是什么造成了这次的供需不平衡
为什么说这次的电荒更严重呢？因为之前两次电荒，就算审批和调价存在滞后，也还是可以靠市场机制，经过几次供需的博弈，回到平衡。但这次，有很多可以让供需重回平衡的因素消失了。我们挨个说说：
这第一个因素就是，搞不到更多的煤炭。
既然煤炭不够，我国又是煤炭大国，提高产能行不行？不行，因为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中就是要淘汰火电站。你说，那就多投资、多建清洁能源的火电厂啊。是，现在已经在开足马力这样做了，但还是远远不够。
全局的数据是这样的：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清退煤矿5500多处，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而与此同时，每年新增的煤炭产能（清洁产能）是2亿吨/年，相当于清退了5份，但只能补充上1份。你说，那加大进口啊，但实际上，我国每年进口的煤只占消耗总量的大约8%，所以加大进口也还是无法改变大局的。
而且就算想进口，疫情导致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情况，就是海运价格大幅提高，从前中国从印尼、澳大利亚进口煤，算上运费也还是很划算的，但现在运费几倍到十几倍的涨价，于是大量进口只会进一步提高发电成本。
自己和外部都不能提供更多的煤，煤炭价格也看不到回落的迹象，所以“搞到更多煤炭”这个方法困难重重。
第二个因素就是，能源更新换代。
既然指望不上煤了，那么其他能源呢？比如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还有核电。这当然行，而且也是碳中和计划的终极目标，但问题是，这些新形式电力的发展不是几年可以完成的，最快也要四五十年。在今天中国的电力结构中，火电占比依然高达68%，其次是水电占比18%，风电6%、核电5%、光伏3%。就算用建设周期最短的风电和光伏，想暂时替代今天火电比重的1/4，也需要至少十几年时间，根本解不了燃眉之急。
所以，只要煤价还没有因为其他因素迅速下降，拉闸限电的问题会一直存在。
对我们生活有哪些影响
那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生活上，虽然政策在全力确保生活用电不受影响，但我们也只能理解为“优先限制耗电的企业”，如果已经给它们限电了电力还不够用，那生活用电也一样会被限制，这个现实在东北就已经出现了。供需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解决。
电价随煤价暴涨后，虽然很多人会抱怨用不起电，但与此同时，每个终端用户也会在力所能及的强度上实施节电的措施，有实力的终端用户说不定还会开始着手建造自己的清洁能源发电装置。电厂也会因为电价暴涨，不愿意错过大赚一笔的机会，从而想方设法开工发电。抱怨“电价太高”的声音会在短时间消失。
而死死的卡住电价不变，拉闸限电的措施可能会带来更多后续问题。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全球制造业才会来中国落户。现在，如果连保障制造业开工最基本的电都时有时无的话，最大的优势就在慢慢消散。
当然，既然煤价是国际化的，所以用电问题不只限于中国，很多国家的电价都会因为煤价、天然气价的飞涨而飞涨，与此同时，全球各国也都在碳中和的进程中，于是全球各国也都受困于能源更新换代过程中来不及换的现状。所以，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多就是以拉闸限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在国外更多就是以电价飞涨的形式表现的。$中国神华(SH601088)$ $山西焦化(SH600740)$ $国电电力(SH600795)$ #电力煤炭化工等热门板块全线重挫#
【忠诚·百年百人】冯国斌：当代大禹 功在千秋
新中国成立70余年，党和国家加大黄河全流域治理，彻底地扭转了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不仅创造了岁岁安澜的奇迹，而且通过兴利除害，将千年“害河”变“利河”，推动了黄河全流域社会经济的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治黄史，涌现的功臣千千万，治黄的故事说不完。其中有一位泽州人，被誉为“当代大禹”、功在千秋，他就是冯国斌。
1940年，冯国斌出生于山西省泽州县大阳镇二分街，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他的大半生都在与河流打交道。
冯国斌毕业后，积极响应祖国召唤，奔赴祖国的大西北。为执行中央指示，满足当地社会和国防基地用电需求，冯国斌一到新疆便与同事一齐去建设当时新疆最大的水力发电站——铁门关发电站。那是塔里木河上的一条支流，叫孔雀河，这条河非常漂亮，绕着山转了一圈。他们钻山打洞，让河水从洞里流出，利用出入口上下落差60米，在下游出水口安装发电机组。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冯国斌与同志们加班加点拼命干，有时一连几天都不休息，站着都能打瞌睡。
1966年8月，铁门关水电站1号机组安装调试完毕，正式投产发电，成为巴州电力工业发展的里程碑。1978年5月，4号机组也建成投产，从而使铁门关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突破5万千瓦，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水电厂。
如今，已投产发电半个多世纪的铁门关电厂依然英姿飒爽，在把强大电能源源不断输送到新疆电网的同时，也成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
在生活物质极度匮乏、自然条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冯国斌在新疆一干就是16年。
1981年，冯国斌调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1989年，又调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工作，与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冯国斌到任后，与同事们对试验机组进行检查后，冒着风险安排了一些实验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受到水利部领导的重视，并列入国家“八五”攻关项目。之后按照国家“八五”攻关项目的要求，在水利部和许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连续几年进行试验，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1993年，冯国斌调任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担党委书记、教授。1998年至2003年，冯国斌调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直属单位党委书记。他和班子成员一道，开启了黄河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水量统一调度的先河。
他们在黄河沿岸上马了一大批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引黄入卫工程、引黄济青工程、调水调沙工程、水力发电工程，通过实施水量统一调度，扩大有效灌溉面积，从“宽河固堤”“蓄清排浑”，发展到“拦、调、排、放、挖”的立体防护模式。自1999年起，不仅遏制了黄河断流，还破解了“一碗黄河水，半碗黄泥沙”困境，让黄河流淌出绿的底色。
他们按照党中央提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在黄河全流域推行“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政策，加快小流域治理，加固淤地坝，全面防治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年拦减入黄泥沙4亿吨。
他们通过三门峡、小浪底水库拦沙及调水调沙运用，实现了水库冲淤平衡，有效减缓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
他们通过科学调度黄河水资源，不仅扩大了黄河流域及下游引黄灌溉面积，还通过引水甘肃等区域，使昔日的沙荒盐碱不毛之地，变成了沃野良田，让黄河水资源成为“中国粮仓”的丰实保障。
他们依托水利枢纽工程，有序开发黄河水电资源，为华北、西北电网安全提供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也为西北丰富的光电、风电资源有效利用提供了条件。
曾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黄河温顺了，黄土高原主色调由“黄”变“绿”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不见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湿地明水面积大为增加，自然保护区鸟类多了，久违的洄游鱼类重新出现，河口三角洲再现草丰水美、鸟鸣鱼跃的动人景象。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退休后的“当代大禹”冯国斌，依然心系黄河安澜，情系人民幸福，积极地为水沙调控、水库调度、游荡性河道整治、生态保护、水文测报等出谋划策，积极地推进“数字黄河”向“智慧黄河”升级发展。
多年来，冯国斌十分关心山西省的水利事业发展。他多次与山西省水利厅和晋城市水利局的领导交换意见，了解引黄入晋工程、张峰水库建设等等，他希望在保证生态不被破坏、自然界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尽可能把这些水资源高效利用起来。
冯国斌说：“黄河，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一朝洗礼后，逐渐在恢复它的本源。黄河，流过不凡世界，穿越时光沉淀，她永远滋润着华夏大地，为祖国的腾飞奔流不息。悼古怀今，我们会从水中去吸取灵性，去激发斗志。”
从人水相争到人水和谐，从传统治河走向现代治河，黄河全流域的治理与变迁，流淌着新中国的发展脉络。冯国斌希望家乡人，借鉴“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治黄精神，着力推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融相生，把三晋大地建设得更美好，让我们的家园变得越来越美！
https://t.cn/A6IgSkg2
新中国成立70余年，党和国家加大黄河全流域治理，彻底地扭转了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不仅创造了岁岁安澜的奇迹，而且通过兴利除害，将千年“害河”变“利河”，推动了黄河全流域社会经济的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治黄史，涌现的功臣千千万，治黄的故事说不完。其中有一位泽州人，被誉为“当代大禹”、功在千秋，他就是冯国斌。
1940年，冯国斌出生于山西省泽州县大阳镇二分街，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他的大半生都在与河流打交道。
冯国斌毕业后，积极响应祖国召唤，奔赴祖国的大西北。为执行中央指示，满足当地社会和国防基地用电需求，冯国斌一到新疆便与同事一齐去建设当时新疆最大的水力发电站——铁门关发电站。那是塔里木河上的一条支流，叫孔雀河，这条河非常漂亮，绕着山转了一圈。他们钻山打洞，让河水从洞里流出，利用出入口上下落差60米，在下游出水口安装发电机组。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冯国斌与同志们加班加点拼命干，有时一连几天都不休息，站着都能打瞌睡。
1966年8月，铁门关水电站1号机组安装调试完毕，正式投产发电，成为巴州电力工业发展的里程碑。1978年5月，4号机组也建成投产，从而使铁门关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突破5万千瓦，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水电厂。
如今，已投产发电半个多世纪的铁门关电厂依然英姿飒爽，在把强大电能源源不断输送到新疆电网的同时，也成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
在生活物质极度匮乏、自然条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冯国斌在新疆一干就是16年。
1981年，冯国斌调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1989年，又调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工作，与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冯国斌到任后，与同事们对试验机组进行检查后，冒着风险安排了一些实验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受到水利部领导的重视，并列入国家“八五”攻关项目。之后按照国家“八五”攻关项目的要求，在水利部和许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连续几年进行试验，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1993年，冯国斌调任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担党委书记、教授。1998年至2003年，冯国斌调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直属单位党委书记。他和班子成员一道，开启了黄河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水量统一调度的先河。
他们在黄河沿岸上马了一大批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引黄入卫工程、引黄济青工程、调水调沙工程、水力发电工程，通过实施水量统一调度，扩大有效灌溉面积，从“宽河固堤”“蓄清排浑”，发展到“拦、调、排、放、挖”的立体防护模式。自1999年起，不仅遏制了黄河断流，还破解了“一碗黄河水，半碗黄泥沙”困境，让黄河流淌出绿的底色。
他们按照党中央提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在黄河全流域推行“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政策，加快小流域治理，加固淤地坝，全面防治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年拦减入黄泥沙4亿吨。
他们通过三门峡、小浪底水库拦沙及调水调沙运用，实现了水库冲淤平衡，有效减缓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
他们通过科学调度黄河水资源，不仅扩大了黄河流域及下游引黄灌溉面积，还通过引水甘肃等区域，使昔日的沙荒盐碱不毛之地，变成了沃野良田，让黄河水资源成为“中国粮仓”的丰实保障。
他们依托水利枢纽工程，有序开发黄河水电资源，为华北、西北电网安全提供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也为西北丰富的光电、风电资源有效利用提供了条件。
曾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黄河温顺了，黄土高原主色调由“黄”变“绿”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不见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湿地明水面积大为增加，自然保护区鸟类多了，久违的洄游鱼类重新出现，河口三角洲再现草丰水美、鸟鸣鱼跃的动人景象。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退休后的“当代大禹”冯国斌，依然心系黄河安澜，情系人民幸福，积极地为水沙调控、水库调度、游荡性河道整治、生态保护、水文测报等出谋划策，积极地推进“数字黄河”向“智慧黄河”升级发展。
多年来，冯国斌十分关心山西省的水利事业发展。他多次与山西省水利厅和晋城市水利局的领导交换意见，了解引黄入晋工程、张峰水库建设等等，他希望在保证生态不被破坏、自然界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尽可能把这些水资源高效利用起来。
冯国斌说：“黄河，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一朝洗礼后，逐渐在恢复它的本源。黄河，流过不凡世界，穿越时光沉淀，她永远滋润着华夏大地，为祖国的腾飞奔流不息。悼古怀今，我们会从水中去吸取灵性，去激发斗志。”
从人水相争到人水和谐，从传统治河走向现代治河，黄河全流域的治理与变迁，流淌着新中国的发展脉络。冯国斌希望家乡人，借鉴“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治黄精神，着力推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融相生，把三晋大地建设得更美好，让我们的家园变得越来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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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
一 城市形态与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
一般从城市的主要职能、人口规模、布局形式、能源类型等角度出发，可以将城市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别。不同城市形态对能源的需求不同，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按城市的行政级别划分，城市主要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各省级行政中心或省的经济中心）和县级市以及乡镇级别的小城镇。按人口规模分类，城市可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一般来说，规模较小的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能耗总量较小，更容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城市。
其中，小城镇在我国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通用名词，但我国对小城镇概念的运用很不规范，因而在我国对小城镇概念的覆盖范围，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都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在本书中，小城镇=小城市+建制镇+集镇。尽管这一小城镇概念分属城与乡两个范畴，从理论上讲不太科学，但涵盖面广，更适宜同大中城市对应。因此，本书一般把小城市和小城镇统称为城镇或小城镇（以下行文不再特别说明）。
按城市职能划分，城市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具有综合职能的城市，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某种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如工业城市、矿业城市、旅游城市等；具有特殊职能的城市，如革命历史名城延安、遵义等。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是综合性的，兼有一个以上的职能，按职能分类主要为了突出它的特殊性。一般来说，旅游城市等能耗较少的城市更容易成为可再生能源城市，而能耗较大的工业城市则较难成为可再生能源城市。
按布局形式分类，城市不同的平面布局形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城市的主要布局形式有块状布局形式、带状布局形式、环状布局形式、串联状布局形式、组团状布局形式、星座状布局形式等。不同的城市布局对以分布式为主要特色的可再生能源规划有着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分布式、组团式布局的城市更适宜发展以分布式开发利用为主的可再生能源。
按环保类型分类，城市主要包括低碳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等。环保型的城市强调低碳环保，更容易成为可再生能源城市，同时，可再生能源城市也需要成为低碳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
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主要是按能源供给与消费的特色、深度、广度、规模，以及可再生能源资源类型进行分类的。
二 可再生能源城市的分类方法与架构
由于不同城市在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路径、重点方面有所区别，因此可再生能源城市在类型方面也有所不同。
可以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可再生能源城市进行分类：基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程度划分，可分为100%可再生能源城市、可再生能源城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基于可再生能源资源类型划分，可分为太阳能城市、风能城市、生物质能城市等；基于可再生能源供给侧划分，可分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可再生能源供热（采暖）与制冷城市、可再生能源燃料城市；基于可再生能源消费侧划分，可分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可再生能源交通应用城市、可再生能源工业应用城市等（见图6-1）。
图6-1 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架构 可再生能源城市的主要类型
1.基于城市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程度划分
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程度出发，可把可再生能源城市划分为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可再生能源城市与100%可再生能源城市三种类型。
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一般是指，在城市能源消费的主要领域可再生能源都没有成为主要能源，但与同时期的其他城市相比，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成效比较突出。建设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是在可再生能源尚未普及阶段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的必要手段，是总结可再生能源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推动可再生能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环节。
可再生能源城市是指，在城市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源成了主要能源的城市。在中国，目前阶段，只有很少城市有条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城市。
100%可再生能源城市是指城市消费的能源100%来自可再生能源，但“100%”更多的是一种愿景，并不一定真正要“100%”。欧洲发达国家一些城市不仅提出了100%可再生能源城市目标，而且开始积极践行。由于我国城市一般能源消费总量较大，加上可再生能源资源分散的特点，大多数城市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很难成为100%可再生能源城市。
2.基于城市可再生能源供给侧与消费侧划分
从可再生能源供给侧角度看，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可再生能源供热（采暖）与制冷城市、可再生能源燃料城市等。该类型可再生能源城市的主要特点是，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再生能源供热（采暖）与制冷、可再生能源燃料在各自领域成为主要能源。目前，国际上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城市，主要是指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
从可再生能源消费侧角度看，可再生能源城市包括可再生能源交通应用城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可再生能源工业应用城市等。该类型可再生能源城市的主要特点是，可再生能源成为交通、建筑、工业三大领域的主要能源。
3.基于可再生能源资源类型划分
从可再生能源资源类型的角度出发，可把可再生能源城市划分为太阳能城市、生物质能城市、风能城市、地热能城市、小水电城市等。
该类城市的特点是，由于某一种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丰富，该类型可再生能源成为城市的主要能源来源及显著特色。由于太阳能存在的广泛性，太阳能城市最有可能实现，并普遍受到各国重视。当然，在少数风力资源丰富的城市，也有可能建设风能城市，如美国第一个100%风力发电城市——岩石港市位于密苏里州，美国能源部出版的自然资源分布图显示，该区域是密苏里州风力资源高度集中地区。
生物质能城市发展模式一般适用于靠近农村区域且生物质资源丰富的小城镇。德国有大量的生物质能小城镇，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小城镇”更多的是属于“村庄”。在中国大力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生物质能城镇有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4.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输入输出角度划分
从可再生能源的输入输出角度划分，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可分为能源自给自足型、输出型与部分依赖外购型。
能源自给自足型是指城市自身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足以满足城市的主要能源需求。该种模式主要适用于位置偏远，可再生能源资源又较为丰富的小城镇或孤立的海岛。如果一些可再生能源城市所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大量输出，这类城市就属于输出型可再生能源城市，主要是指有大规模集中式发电厂而本身又能耗需求不大的城市。
部分依赖外购型是指城市本地的可再生能源不足以满足城市的主要能源需求，需要从外地购买部分甚至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生物柴油等二次可再生能源。采取这种模式的城市的特点是城市规模大、区域内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缺乏。在建设该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城市时，需要考虑周围区域可再生能源的供给情况，以及如何降低购买成本。
尽管可再生能源开发立足于本地化，但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建设大规模的风电场、太阳能发电厂，如中国内蒙古、新疆地区的大规模风电场，这些电力可以通过大型电网传输到其他城市或区域。这也表明依赖外购二次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能源城市是可以存在的。
5.基于城市规模角度划分
按城市规模划分，可再生能源城市可分为大中型可再生能源城市、可再生能源城镇以及可再生能源社区等。
建设可再生能源城市需要从一个个社区做起，社区面积虽小，但在空间布局等规划方面，是一个城市的缩小版。例如，英国“贝丁顿零化石能源发展”社区的设计理念就是围绕“零碳”二字，整个小区只使用可再生资源产生的能源，就能满足居民生活所需，主要措施包括采用成本低廉的示范建筑、零能耗的采暖系统、零排放的能源供应系统、循环利用的节水系统、绿色出行模式。
实际上，在中国大力推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的村庄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个社区，因此，本书所说的可再生能源社区不仅包含城市社区，而且涵盖了一些社区化的村庄。
城镇的规模较小，能源消费总量也较小，理论上更容易被建成可再生能源城镇，但城镇的经济实力及技术力量都较弱，这也给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和应用带来不利影响。
大中型城市的经济实力较强，但同时能耗一般较大，本地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一般很难满足城市能源消费的需要，需要开发高效率的能源，或者从外地输入二次可再生能源。
6.基于城市新旧角度划分
从城市新旧的角度来划分，可再生能源城市可分为传统能源替代型城市与一次性新规划型城市。
传统能源替代型是指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城市原来使用的化石能源，改变城市能源结构，绝大多数城市在建设可再生能源城市时，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中国实施化石能源总量控制的大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城市建设主要依赖能源替代实现。
一次性新规划型是指在新建或重建的城市中，不受原有城市能源利用模式的制约，全新规划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例如，沙漠里的零碳城市——阿联酋马斯达尔城，该城是一次性规划的新城，于2008年初开始兴建，总投资大约为220亿美元。建成后，这座城市将完全依赖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城里没有汽车，绿树成荫，整座城市将实现零废物、零碳排放，预计可以容纳5万人。
一次性新规划型城市具有规划优势，可以面向未来的新理念、新技术与新方法，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利用，但成本高，并且受地理空间的局限。因此，绝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城市规划都来自对传统城市规划及能源规划的创新。
当前，中国在大力推行新型城镇化，将出现一批新城镇，这些新城镇需要新的规划及布局，这为提前规划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基础设施提供了机遇。
7.基于产业类型来划分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涵盖了三次产业，比如，生物质能的种植属于第一产业，可再生能源产品或设备的生产以及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等属于第二产业，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消费）属于第三产业。以一、二类可再生能源产业为主的城市可被称作可再生能源产业城市，以三类可再生能源产业为主的城市可被称作可再生能源产业城市，但同时也是可再生能源城市。
无论哪种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城市，其主要特点都是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了城市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
如果一座城市的郊区建有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设施，如大型风力发电厂、光伏发电站，产生的二次能源规模较大，而城市并没有明确区分电力的使用类型，这类城市一般属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城市，如甘肃酒泉、新疆吐鲁番等。由于可再生能源具有开发利用一体化的特性，因此，这类城市要转变成可再生能源应用城市也相对容易。
当前，我国已建成的一些所谓的“新能源城市”，实质上主要是新能源产业城市。城市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大多数城市过于重视装备、产品的生产制造产业，而弱化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一 城市形态与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
一般从城市的主要职能、人口规模、布局形式、能源类型等角度出发，可以将城市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别。不同城市形态对能源的需求不同，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按城市的行政级别划分，城市主要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各省级行政中心或省的经济中心）和县级市以及乡镇级别的小城镇。按人口规模分类，城市可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一般来说，规模较小的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能耗总量较小，更容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城市。
其中，小城镇在我国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通用名词，但我国对小城镇概念的运用很不规范，因而在我国对小城镇概念的覆盖范围，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都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在本书中，小城镇=小城市+建制镇+集镇。尽管这一小城镇概念分属城与乡两个范畴，从理论上讲不太科学，但涵盖面广，更适宜同大中城市对应。因此，本书一般把小城市和小城镇统称为城镇或小城镇（以下行文不再特别说明）。
按城市职能划分，城市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具有综合职能的城市，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某种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如工业城市、矿业城市、旅游城市等；具有特殊职能的城市，如革命历史名城延安、遵义等。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是综合性的，兼有一个以上的职能，按职能分类主要为了突出它的特殊性。一般来说，旅游城市等能耗较少的城市更容易成为可再生能源城市，而能耗较大的工业城市则较难成为可再生能源城市。
按布局形式分类，城市不同的平面布局形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城市的主要布局形式有块状布局形式、带状布局形式、环状布局形式、串联状布局形式、组团状布局形式、星座状布局形式等。不同的城市布局对以分布式为主要特色的可再生能源规划有着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分布式、组团式布局的城市更适宜发展以分布式开发利用为主的可再生能源。
按环保类型分类，城市主要包括低碳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等。环保型的城市强调低碳环保，更容易成为可再生能源城市，同时，可再生能源城市也需要成为低碳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
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主要是按能源供给与消费的特色、深度、广度、规模，以及可再生能源资源类型进行分类的。
二 可再生能源城市的分类方法与架构
由于不同城市在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路径、重点方面有所区别，因此可再生能源城市在类型方面也有所不同。
可以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可再生能源城市进行分类：基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程度划分，可分为100%可再生能源城市、可再生能源城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基于可再生能源资源类型划分，可分为太阳能城市、风能城市、生物质能城市等；基于可再生能源供给侧划分，可分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可再生能源供热（采暖）与制冷城市、可再生能源燃料城市；基于可再生能源消费侧划分，可分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可再生能源交通应用城市、可再生能源工业应用城市等（见图6-1）。
图6-1 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架构 可再生能源城市的主要类型
1.基于城市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程度划分
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程度出发，可把可再生能源城市划分为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可再生能源城市与100%可再生能源城市三种类型。
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一般是指，在城市能源消费的主要领域可再生能源都没有成为主要能源，但与同时期的其他城市相比，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成效比较突出。建设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是在可再生能源尚未普及阶段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的必要手段，是总结可再生能源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推动可再生能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环节。
可再生能源城市是指，在城市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源成了主要能源的城市。在中国，目前阶段，只有很少城市有条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城市。
100%可再生能源城市是指城市消费的能源100%来自可再生能源，但“100%”更多的是一种愿景，并不一定真正要“100%”。欧洲发达国家一些城市不仅提出了100%可再生能源城市目标，而且开始积极践行。由于我国城市一般能源消费总量较大，加上可再生能源资源分散的特点，大多数城市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很难成为100%可再生能源城市。
2.基于城市可再生能源供给侧与消费侧划分
从可再生能源供给侧角度看，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可再生能源供热（采暖）与制冷城市、可再生能源燃料城市等。该类型可再生能源城市的主要特点是，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再生能源供热（采暖）与制冷、可再生能源燃料在各自领域成为主要能源。目前，国际上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城市，主要是指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
从可再生能源消费侧角度看，可再生能源城市包括可再生能源交通应用城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可再生能源工业应用城市等。该类型可再生能源城市的主要特点是，可再生能源成为交通、建筑、工业三大领域的主要能源。
3.基于可再生能源资源类型划分
从可再生能源资源类型的角度出发，可把可再生能源城市划分为太阳能城市、生物质能城市、风能城市、地热能城市、小水电城市等。
该类城市的特点是，由于某一种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丰富，该类型可再生能源成为城市的主要能源来源及显著特色。由于太阳能存在的广泛性，太阳能城市最有可能实现，并普遍受到各国重视。当然，在少数风力资源丰富的城市，也有可能建设风能城市，如美国第一个100%风力发电城市——岩石港市位于密苏里州，美国能源部出版的自然资源分布图显示，该区域是密苏里州风力资源高度集中地区。
生物质能城市发展模式一般适用于靠近农村区域且生物质资源丰富的小城镇。德国有大量的生物质能小城镇，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小城镇”更多的是属于“村庄”。在中国大力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生物质能城镇有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4.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输入输出角度划分
从可再生能源的输入输出角度划分，可再生能源城市类型可分为能源自给自足型、输出型与部分依赖外购型。
能源自给自足型是指城市自身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足以满足城市的主要能源需求。该种模式主要适用于位置偏远，可再生能源资源又较为丰富的小城镇或孤立的海岛。如果一些可再生能源城市所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大量输出，这类城市就属于输出型可再生能源城市，主要是指有大规模集中式发电厂而本身又能耗需求不大的城市。
部分依赖外购型是指城市本地的可再生能源不足以满足城市的主要能源需求，需要从外地购买部分甚至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生物柴油等二次可再生能源。采取这种模式的城市的特点是城市规模大、区域内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缺乏。在建设该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城市时，需要考虑周围区域可再生能源的供给情况，以及如何降低购买成本。
尽管可再生能源开发立足于本地化，但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建设大规模的风电场、太阳能发电厂，如中国内蒙古、新疆地区的大规模风电场，这些电力可以通过大型电网传输到其他城市或区域。这也表明依赖外购二次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能源城市是可以存在的。
5.基于城市规模角度划分
按城市规模划分，可再生能源城市可分为大中型可再生能源城市、可再生能源城镇以及可再生能源社区等。
建设可再生能源城市需要从一个个社区做起，社区面积虽小，但在空间布局等规划方面，是一个城市的缩小版。例如，英国“贝丁顿零化石能源发展”社区的设计理念就是围绕“零碳”二字，整个小区只使用可再生资源产生的能源，就能满足居民生活所需，主要措施包括采用成本低廉的示范建筑、零能耗的采暖系统、零排放的能源供应系统、循环利用的节水系统、绿色出行模式。
实际上，在中国大力推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的村庄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个社区，因此，本书所说的可再生能源社区不仅包含城市社区，而且涵盖了一些社区化的村庄。
城镇的规模较小，能源消费总量也较小，理论上更容易被建成可再生能源城镇，但城镇的经济实力及技术力量都较弱，这也给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和应用带来不利影响。
大中型城市的经济实力较强，但同时能耗一般较大，本地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一般很难满足城市能源消费的需要，需要开发高效率的能源，或者从外地输入二次可再生能源。
6.基于城市新旧角度划分
从城市新旧的角度来划分，可再生能源城市可分为传统能源替代型城市与一次性新规划型城市。
传统能源替代型是指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城市原来使用的化石能源，改变城市能源结构，绝大多数城市在建设可再生能源城市时，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中国实施化石能源总量控制的大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城市建设主要依赖能源替代实现。
一次性新规划型是指在新建或重建的城市中，不受原有城市能源利用模式的制约，全新规划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例如，沙漠里的零碳城市——阿联酋马斯达尔城，该城是一次性规划的新城，于2008年初开始兴建，总投资大约为220亿美元。建成后，这座城市将完全依赖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城里没有汽车，绿树成荫，整座城市将实现零废物、零碳排放，预计可以容纳5万人。
一次性新规划型城市具有规划优势，可以面向未来的新理念、新技术与新方法，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利用，但成本高，并且受地理空间的局限。因此，绝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城市规划都来自对传统城市规划及能源规划的创新。
当前，中国在大力推行新型城镇化，将出现一批新城镇，这些新城镇需要新的规划及布局，这为提前规划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基础设施提供了机遇。
7.基于产业类型来划分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涵盖了三次产业，比如，生物质能的种植属于第一产业，可再生能源产品或设备的生产以及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等属于第二产业，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消费）属于第三产业。以一、二类可再生能源产业为主的城市可被称作可再生能源产业城市，以三类可再生能源产业为主的城市可被称作可再生能源产业城市，但同时也是可再生能源城市。
无论哪种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城市，其主要特点都是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了城市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
如果一座城市的郊区建有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设施，如大型风力发电厂、光伏发电站，产生的二次能源规模较大，而城市并没有明确区分电力的使用类型，这类城市一般属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城市，如甘肃酒泉、新疆吐鲁番等。由于可再生能源具有开发利用一体化的特性，因此，这类城市要转变成可再生能源应用城市也相对容易。
当前，我国已建成的一些所谓的“新能源城市”，实质上主要是新能源产业城市。城市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大多数城市过于重视装备、产品的生产制造产业，而弱化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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