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青海[超话]# 上游村的蝶变和五一村的再起航】
10月12日，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天气晴朗。燕麦草铺满地，一眼望不到边，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后进村”的蝶变
“这还不算什么，今年，我们试种裸燕麦成功，亩产四百多斤。”河卡镇上游村党支部副书记东主才旦迫不及待地要展示燕麦新品种。
“这种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谷子可以单卖，市场价较高，收益比皮燕麦要高30%，也可以深加工，如果深加工要比皮燕麦的收益高50%以上。”尝到了甜头，上游村牧民各个干劲十足。
可就在前些年，上游村还是一个后进村，是什么让整个村子发生了巨变？
上游村平均海拔3500米，以畜牧业为主，人均草场面积和耕地都不多，牧民外出务工少，上游村成了后进村。“邻里之间的矛盾，草场之间的纠纷，村里的风气都不好了。”年轻人尕藏太说。
面对这样的困境该怎么办？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发展产业。下定决心后，上游村村两委班子开始行动。
2015年，曾在沿海地区经商十多年的东主才旦被推选进村两委，实现了能人抓产业；2016年，在村两委和老党员的带动下，上游村又成立了以党员和能人为主要成员的上进协会。在脱贫攻坚、制定村规民约、组建合作社等村级事务中，党员和能人事事带头、处处争先，带动全村群众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转变。
“最明显的效果是，村里酗酒的人少了，外出务工的人多了，入股合作社谋发展的积极性高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40岁的扎西加也积极申请入党。
“我们家人口多，草场面积小，只有努力干才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看到党员们带头干的热情，我也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扎西加干活更加卖力了，事事争先的精神得到村民们的认可，2017年，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村上的高原丰收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拉多说，现在的上游村，合作社之间有比拼，合作社内部有竞争，不论村干部，还是党员和群众，相互较量“发展能力”已蔚然成风。
如今的上游村在河卡镇小有名气。上游村有人工饲草地6000亩，年存栏各类牲畜3万余头（只），是全镇农牧养殖区和畜牧业大村。
今年，上游村管理养殖示范小区投入使用，6栋畜棚整齐排列。“我们计划在这里养羊，以入股分红的形式进行。村民们积极性很高，拿出家里的羊入股。”东主才旦说，示范小区的分红要等到三年以后，告知牧户后，大家都很信任，纷纷入股等待三年后的分红。
拉和也海拿出5只羊和5000元现金入股，他也是合作社的成员，只要社里有工作都会来参加义务劳动。“现在，我们的收益很好，每年都有几万元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真的是过上了有水有电有路有牛羊还有钱的日子。”拉和也海的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学，家里也盖了新房，好日子更有盼头。
上游村的群众看到领头人的坚持和奉献，只要是合作社的事情，大家都会抢着干。上游村又抓住了乡村振兴的机遇，加快发展种植养殖产业，打造和巩固提升牦牛、藏羊、青稞、油菜四大产业联盟，推动农牧业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
目前，上游村有5个合作社，2020年年底，仅一家合作社的母羊就达到750只，羊羔超过500只，户均年分红达到5200元。同时，其他几个合作社也呈快速发展之势，以高原丰收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例，2020年各项生产经营项目纯利润达到了142万元。
上游村富了。在几个合作社转了一圈后，记者感受到，村里的凝聚力更强了。村两委班子带头，党员群众一起干的氛围更浓厚了。
东主才旦说到了村里的“上进协会”，为了调解矛盾纠纷、开展政策宣传、帮助办理事务，上游村村两委班子成员把村上的老干部、党员和有威望的村民等十几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上进协会”。
成立伊始，想让村民们认可这个不足20人的队伍并不容易。为了将协会作用最大化，上游村制定村规民约，把不喝酒、不赌博等协会提倡的事情明明白白“摆”在村民家的桌面上。
“可以说这些年协会在不断发展，村规民约也在不断完善，到现在，‘上进协会’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村干部的号召力越来越强。”东主才旦说。
在一次村容村貌的整治中，全村大扫除，包括村干部、协会成员和党员、村民在内的近百人在草原上捡拾垃圾、清理死去的牲畜，并自掏腰包租车送去垃圾场。
“坦白说，真是又臭又脏。可我看到党员扎西加他们一趟趟地把垃圾运走，心里既钦佩又感动。”正是因为这样的小事影响着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加入“上进协会”，申请入党。
如今，作为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村之一，上游村又探索出了新的发展思路。
示范村的再起航
从河卡镇往西，大片的草原一望无际，中间或有低矮的小丘，那是牛羊的天堂。远处隐约可见建筑物，河卡镇副镇长八十二向我们介绍，那里就是曾经的塘格木农场。而河卡镇五一村，就座落在这样一片既有牧场，又有肥沃良田的广阔地域，“半农半牧”成为五一村的鲜明标签。
五一村并不大，但路边停满了小轿车和各种大型农业机械。兴海县诺金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座落在村南头，占地面积15亩。这两天，村里正忙着秋收，合作社院内一派繁忙景象，机械轰鸣，人们忙着将刚收回来的粮食作物装袋。
合作社理事长闹尖才让说：“合作社入社会员57户，种植了6000亩地，今年遇上了好年景，青稞、小油菜和燕麦产量都不错！”
依托畜牧业和种植业两大支柱产业，五一村大大小小成立了二十多家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其中，投资规模较大的有3家，以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产业的诺金合作社投资已超千万元，还建起了菜籽油生产线，2019年，合作社销售利润达到68.3万元，去年年底，入社群众总分红额168万元。
土地流转彻底解放了村民们的双手，农忙时到合作社务工，日工资可达300元，农闲时去别处挣钱，务工分红两不误，只要有勤劳的双手，收入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闹尖才让不仅是致富带头人，还是个爱琢磨会创造的能人。农村收庄稼需要大扫把，用席芨草扎的扫把结实好用，但费时费力，他就琢磨着能不能发明一台扫把制作机。经过反复试验，他用电动机、大型机械废弃液压杆等材料焊制成一台脚踩“铁将军”，10分钟内就能制作一把大扫把，不仅满足了合作社自用，一把扫把在当地能卖到25元，这也成了全合作社不大不小的一个产业。
如今的五一村，产业发展红红火火，家家都有小轿车，有的人家有两三辆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五一村村两委越发忙了。这两年，村两委将100户建档立卡户的产业发展奖金分别整合到以种植业为主的诺金合作社和以牧业为主的强盛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建档立卡户每年都能从合作社经营利润中分红。100万元村集体经济奖金入股共和县塔拉村光热电站，村集体经济年收益达四十多万元。利用项目奖金，五一村不仅在兴海县格萨尔商业街有自己的商铺，还在河卡镇与毗邻两村共同建设“三村宾馆”，村集体经济发展可谓“四面开花”。2021年，五一村被评为“青海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乡村振兴战略省级示范村”。
从观望、入股到发展热情高涨，在五一村村两委的带领下，村里处处都有和谐团结、互帮互助的感人事迹。2019年，村民赛措金查出乳腺癌，大家捐款捐羊捐粮食，折价17万元，帮助她看病渡过难关；村民五金才郎查出肺癌，党员带头捐款3600元……这样的事在五一村还有很多，一点一滴汇聚起一股强大的正能量和凝聚力。
建立乡村振兴示范村对五一村村两委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征程。五一村村两委班子多地考察后，目前已征得90%村民同意，计划利用乡村振兴项目奖金，筹划建设村集体牦牛产业基地。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村两委知道，这是又一次冲锋的信号，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新的希望。
（记者 莫青 李皓 张卫平 马璞馨）#青海#
10月12日，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天气晴朗。燕麦草铺满地，一眼望不到边，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后进村”的蝶变
“这还不算什么，今年，我们试种裸燕麦成功，亩产四百多斤。”河卡镇上游村党支部副书记东主才旦迫不及待地要展示燕麦新品种。
“这种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谷子可以单卖，市场价较高，收益比皮燕麦要高30%，也可以深加工，如果深加工要比皮燕麦的收益高50%以上。”尝到了甜头，上游村牧民各个干劲十足。
可就在前些年，上游村还是一个后进村，是什么让整个村子发生了巨变？
上游村平均海拔3500米，以畜牧业为主，人均草场面积和耕地都不多，牧民外出务工少，上游村成了后进村。“邻里之间的矛盾，草场之间的纠纷，村里的风气都不好了。”年轻人尕藏太说。
面对这样的困境该怎么办？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发展产业。下定决心后，上游村村两委班子开始行动。
2015年，曾在沿海地区经商十多年的东主才旦被推选进村两委，实现了能人抓产业；2016年，在村两委和老党员的带动下，上游村又成立了以党员和能人为主要成员的上进协会。在脱贫攻坚、制定村规民约、组建合作社等村级事务中，党员和能人事事带头、处处争先，带动全村群众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转变。
“最明显的效果是，村里酗酒的人少了，外出务工的人多了，入股合作社谋发展的积极性高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40岁的扎西加也积极申请入党。
“我们家人口多，草场面积小，只有努力干才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看到党员们带头干的热情，我也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扎西加干活更加卖力了，事事争先的精神得到村民们的认可，2017年，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村上的高原丰收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拉多说，现在的上游村，合作社之间有比拼，合作社内部有竞争，不论村干部，还是党员和群众，相互较量“发展能力”已蔚然成风。
如今的上游村在河卡镇小有名气。上游村有人工饲草地6000亩，年存栏各类牲畜3万余头（只），是全镇农牧养殖区和畜牧业大村。
今年，上游村管理养殖示范小区投入使用，6栋畜棚整齐排列。“我们计划在这里养羊，以入股分红的形式进行。村民们积极性很高，拿出家里的羊入股。”东主才旦说，示范小区的分红要等到三年以后，告知牧户后，大家都很信任，纷纷入股等待三年后的分红。
拉和也海拿出5只羊和5000元现金入股，他也是合作社的成员，只要社里有工作都会来参加义务劳动。“现在，我们的收益很好，每年都有几万元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真的是过上了有水有电有路有牛羊还有钱的日子。”拉和也海的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学，家里也盖了新房，好日子更有盼头。
上游村的群众看到领头人的坚持和奉献，只要是合作社的事情，大家都会抢着干。上游村又抓住了乡村振兴的机遇，加快发展种植养殖产业，打造和巩固提升牦牛、藏羊、青稞、油菜四大产业联盟，推动农牧业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
目前，上游村有5个合作社，2020年年底，仅一家合作社的母羊就达到750只，羊羔超过500只，户均年分红达到5200元。同时，其他几个合作社也呈快速发展之势，以高原丰收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例，2020年各项生产经营项目纯利润达到了142万元。
上游村富了。在几个合作社转了一圈后，记者感受到，村里的凝聚力更强了。村两委班子带头，党员群众一起干的氛围更浓厚了。
东主才旦说到了村里的“上进协会”，为了调解矛盾纠纷、开展政策宣传、帮助办理事务，上游村村两委班子成员把村上的老干部、党员和有威望的村民等十几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上进协会”。
成立伊始，想让村民们认可这个不足20人的队伍并不容易。为了将协会作用最大化，上游村制定村规民约，把不喝酒、不赌博等协会提倡的事情明明白白“摆”在村民家的桌面上。
“可以说这些年协会在不断发展，村规民约也在不断完善，到现在，‘上进协会’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村干部的号召力越来越强。”东主才旦说。
在一次村容村貌的整治中，全村大扫除，包括村干部、协会成员和党员、村民在内的近百人在草原上捡拾垃圾、清理死去的牲畜，并自掏腰包租车送去垃圾场。
“坦白说，真是又臭又脏。可我看到党员扎西加他们一趟趟地把垃圾运走，心里既钦佩又感动。”正是因为这样的小事影响着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加入“上进协会”，申请入党。
如今，作为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村之一，上游村又探索出了新的发展思路。
示范村的再起航
从河卡镇往西，大片的草原一望无际，中间或有低矮的小丘，那是牛羊的天堂。远处隐约可见建筑物，河卡镇副镇长八十二向我们介绍，那里就是曾经的塘格木农场。而河卡镇五一村，就座落在这样一片既有牧场，又有肥沃良田的广阔地域，“半农半牧”成为五一村的鲜明标签。
五一村并不大，但路边停满了小轿车和各种大型农业机械。兴海县诺金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座落在村南头，占地面积15亩。这两天，村里正忙着秋收，合作社院内一派繁忙景象，机械轰鸣，人们忙着将刚收回来的粮食作物装袋。
合作社理事长闹尖才让说：“合作社入社会员57户，种植了6000亩地，今年遇上了好年景，青稞、小油菜和燕麦产量都不错！”
依托畜牧业和种植业两大支柱产业，五一村大大小小成立了二十多家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其中，投资规模较大的有3家，以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产业的诺金合作社投资已超千万元，还建起了菜籽油生产线，2019年，合作社销售利润达到68.3万元，去年年底，入社群众总分红额168万元。
土地流转彻底解放了村民们的双手，农忙时到合作社务工，日工资可达300元，农闲时去别处挣钱，务工分红两不误，只要有勤劳的双手，收入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闹尖才让不仅是致富带头人，还是个爱琢磨会创造的能人。农村收庄稼需要大扫把，用席芨草扎的扫把结实好用，但费时费力，他就琢磨着能不能发明一台扫把制作机。经过反复试验，他用电动机、大型机械废弃液压杆等材料焊制成一台脚踩“铁将军”，10分钟内就能制作一把大扫把，不仅满足了合作社自用，一把扫把在当地能卖到25元，这也成了全合作社不大不小的一个产业。
如今的五一村，产业发展红红火火，家家都有小轿车，有的人家有两三辆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五一村村两委越发忙了。这两年，村两委将100户建档立卡户的产业发展奖金分别整合到以种植业为主的诺金合作社和以牧业为主的强盛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建档立卡户每年都能从合作社经营利润中分红。100万元村集体经济奖金入股共和县塔拉村光热电站，村集体经济年收益达四十多万元。利用项目奖金，五一村不仅在兴海县格萨尔商业街有自己的商铺，还在河卡镇与毗邻两村共同建设“三村宾馆”，村集体经济发展可谓“四面开花”。2021年，五一村被评为“青海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乡村振兴战略省级示范村”。
从观望、入股到发展热情高涨，在五一村村两委的带领下，村里处处都有和谐团结、互帮互助的感人事迹。2019年，村民赛措金查出乳腺癌，大家捐款捐羊捐粮食，折价17万元，帮助她看病渡过难关；村民五金才郎查出肺癌，党员带头捐款3600元……这样的事在五一村还有很多，一点一滴汇聚起一股强大的正能量和凝聚力。
建立乡村振兴示范村对五一村村两委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征程。五一村村两委班子多地考察后，目前已征得90%村民同意，计划利用乡村振兴项目奖金，筹划建设村集体牦牛产业基地。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村两委知道，这是又一次冲锋的信号，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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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强大的辽宁队，山东想要依靠刚刚复出的小丁帮助他们取胜，显然并不现实。陶汉林和高诗岩的内外线组合，才是球队致胜的绝对核心。本场比赛，高诗岩继续着自己稳定的表现，出战37分钟送出15分8次助攻，虽说陶汉林同样有22分入账11板，但是球队的内线却成为了辽宁队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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