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份歌单，矛盾，神经，听着热血沸腾，久久难平，

他很激昂，热烈，像一团火，熊熊燃烧，所过之处尽能感受到生命之绚烂，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呈现最热烈最光明的一面，

他很轻，很快，很多变，像风，有时像春日里和煦的微风，宁静祥和，婉转悠扬的调子里春意盎然；有时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骤然把清凉给高温的热闹；有时又像不定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调是怎么转的，即便高低切换，也自然，和谐，

他似乎有点凉薄，好像什么事都进不了他的心，不管背景的调子如何，仍旧用漠然，平静的语气继续着自己的声音，

他还有点独特，既小众，又经典，既包罗万象，又似乎都一样，古风中既有谦谦君子，温婉如玉，又有靓丽可人，妖娆妩媚，矛盾，

他有很明确的目标，和谐统一，无论种类的多种多样，曲调的起转承和，曲风的繁复多变，换曲并不感觉突然，好像核心一直都在那里，每首歌里面好像都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歌单的主人，大概是个心有所向，又含蓄热烈的人吧……

#历史是一本书[超话]#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终于灭亡吴国，相国范蠡问道：“西施该如何处置？”勾践打算将她接入宫中，王后突然冷冷地说道：“亡国祸水，怎能留下？还是沉入江底吧！”勾践虽然不舍，为了名声，还是同意了。
西施本是苎萝山下的一位天真少女，范蠡为了实施文种提出的“美人计”，到处搜寻绝世佳人，恰巧看到西施在溪边浣纱，惊为天人，立刻将她接到土城山的美女宫中，让她学了三年的歌舞、礼仪与容步等内容。
由于范蠡时常过来考察，甚至亲自传授一些谋略，久而久之，竟然跟西施产生了特殊的情感。三年期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范蠡亲自带队护送西施去见吴王夫差。路上，西施意味深长地问道：“我们还能再见吗？”
范蠡万分伤感，他多么希望留下西施，与她长相厮守，哪怕浪迹天涯，但是为了报答勾践的知遇之恩，为了复兴残破的越国，不得不忍痛割爱。范蠡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只要吴国灭亡，我们必能再相见！”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西施默默地点了点头。
吴王夫差见到西施后欣喜若狂，想不到这世上还有如此美丽的女子，不但能歌善舞，而且温柔体贴，一颦一笑百媚丛生。显然勾践是真心实意地屈服于吴国，夫差对他的好感增加了许多，因此逐渐放松了警惕。
西施按照范蠡的吩咐，时不时地将吴国的军事机密，悄悄地传递出来，于是勾践对吴国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趁夫差带着精锐部队北上争霸，而国内空虚的机会，率领大军突袭，一举俘虏了吴国太子，夫差被迫求和。
此后，在西施的帮助下，每当吴国出现内部危机时，勾践总能抓住机会，非常及时地给予当头一棒，经过九年坚持不懈地蚕食，勾践最终将虚弱不堪的吴国彻底吞并，夫差见大势已去，选择了领盒饭下线。
经过周王室的认可，勾践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虽然西施功不可没，但是她在为国牺牲的过程中，成为了红颜祸水的代名词，就算勾践有心留下她，王后也坚决反对，朝臣们更是顾虑重重，担心勾践重蹈夫差的覆辙。
唯有范蠡十分了解西施，她本是一位纯真的少女，为了兴越灭吴，不惜委身于夫差，明知结局惨淡，却毅然前往，因为她的心中装着越国，装着同胞，至始至终未曾改变。这样的功臣，本应拥有美好的下半生。
见王后打算将西施沉江，范蠡赶紧主动请缨：“请将此事交给我来办吧，毕竟西施是我带来的，现在送她离去，也算有始有终。”
王后不好驳了范蠡的颜面，可是放心不下，于是特地派心腹侍从到场监督。范蠡和西施等人登上一艘大船，缓缓地开到江心。西施含情脉脉地盯着范蠡，突然嫣然一笑：“但愿下辈子还能再相见，永别了！”
眼见西施被装进皮革袋中，并在江心快速下沉，王后的心腹侍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范蠡立刻将他请进去喝茶，他没注意到，另一艘大船正从对面缓缓经过，船上悄悄跳下一群水手，将那只皮革袋快速打捞上来。
当袋子解开，西施不安地问道：“你们是谁，为什么救我上来？”
众人相视而笑，却不肯透露半个字，由于西施的水性极好，在江里这么点时间，基本毫发无伤。从此，西施被偷偷安置在另一艘大船上，然而她坐立不安，不知自己被救到底是福是祸，尤其会不会伤害到范蠡？
此时的范蠡，认为越国霸业已成，大局已定，自己的用处已经不大，决定向勾践辞行，勾践挽留不住，只能任他离开。范蠡带着家人登船，他独自敲开西施的房门，西施先是一愣，随后泪流满面地痛哭起来。
她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全都释放出来，范蠡轻轻抚摸她的后背，柔声细语地安慰道：“从此以后，我们一起浪迹天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再也不必担惊受怕。”
西施哭着点头，他们没有辜负越国，更没有辜负彼此。
范蠡带着西施来到齐国定居，两人改名易姓，以经商为业，然而有些人智慧的光芒根本藏无所藏，没几年，范蠡就赚得富可敌国，齐国国君听说后，认为这是百年难遇的奇才，打算聘为相国，并送来了相印。
西施见范蠡盯着相印陷入了沉思，一副顾虑重重的样子，不禁莞尔一笑：“如果你想在齐国大展宏图，接下相印也无妨。”
她知道范蠡担心泄露自己依然活着的秘密，所以不敢入仕，但是她更希望范蠡能够开心起来。范蠡猛得惊醒，意味深长地说道：“身居相位，富可敌国，都是人生的巅峰，然而月盈则亏，此乃不祥之兆。”
范蠡毫不犹豫地将钱财散给贫民们，只留下一些珍宝，并迅速带着西施离开齐国，来到陶地定居。尽管范蠡刻意低调，可惜实力不允许，他们很快富甲天下，而且比上次赚得更多，范蠡也被人尊称为陶朱公。
西施盯着满仓的钱币，郑重其事地说道：“你看，仓库又快装不下了，是时候给那些衣食不足的人提供帮助了。”
范蠡和西施会心一笑，经商不是目的，帮助他人才快乐。
很多人对西施有所误解，认为她红颜祸水，倘若站在她的立场上分析，终会明白她毕竟是越国人，为母国的安危殚精竭虑，理所当然，她为兴越灭吴倾尽全力，明知将会引火烧身却在所不惜，她这份至死不渝的忠贞，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佩吗？

【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