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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孕育华夏文明核心基因
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仰韶文化，因最早发现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仰韶文化涉及我国多个省区，距今约5000年到7000年。它覆盖范围广，延续时间长。虽然时间久远，但我们仍能从考古学发现中，看见那个时代仰韶文化闪动的光芒。
考古学家说，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根主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海说，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粟作农业模式，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
通过考古我们已经知道，仰韶文化以粟作（或称为旱作）农业为基础。
张海介绍，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并不简单。
研究表明，自末次冰期以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史前人类即已开始广泛利用禾本科植物，这就为粟黍的早期驯化奠定了基础。明确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距今8000年的北方地区普遍出现了栽培的粟黍。从栽培的作物品种来看，黍的比例最突出，粟次之，同时，当时的人类还大量采食栎果、酸枣等野生果实。家畜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已经发现狗的驯化；家猪早期驯化的证据虽然有，但还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张海说，如此表明，处于早期驯化阶段的以黍为主的粟作农业经济并不成熟，这种情况在进入仰韶文化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有证据表明，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仰韶文化的兴起，粟作农业迅速发展成熟。主要表现就是粟的比例大大增加，黍的比例同步下降，与此同时，采集野生果实的数量也大大下降，而大豆的比例开始上升。尽管对仰韶文化时期的大豆是否已经被完全驯化还存在争议，但显然那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普遍有意识地利用豆类资源。
张海指出，中原地区有一些仰韶文化遗址还存在数量不多的水稻，表明随着稻作农业的北传，仰韶文化的成熟粟作农业经济体系中已经出现了混作的特征。
伴随着仰韶文化成熟的粟、黍、豆、稻的作物品种组合模式，仰韶文化的家畜和动物资源利用模式也基本固定下来。仰韶人还普遍狩猎鹿等野生动物。“上述原始农业经济模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粟作农业模式，它不仅是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繁荣大发展的经济基础。”张海表示，粟作农业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汉代，粟仍然是黄河流域主要的粮食作物。
有“大房子”，有公共生活
说到仰韶人的社会生活，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词——“大房子”。
对，你的理解没错，就是面积较大的房址。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分布范围甚广。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山西离石德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曾报道发现有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方形或五边形“大房子”。
张海介绍，学界一般将仰韶文化时期看作是氏族社会的大发展阶段，并从对单个聚落形态和公共墓地的研究来论证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
有研究者根据民族志的记录认为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并非一般的居住空间，而是社群的公共议事场所，是对整个社群重大事务进行集体商讨和决议的地方。
“大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也令人好奇。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微体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推测在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里还可能发生了集体的宴饮行为。“由此可见，集体权力的行使是仰韶文化社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张海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介绍了河南对灵宝成烟遗址的发掘情况。城烟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川口乡城烟村南，现存面积3万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发掘。共发现各时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此外，还发现石雕蚕茧形象、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丝绸遗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数座带有墙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积较大，最大者面积约153平方米，周围带有回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带回廊建筑。魏兴涛表示，在遗址中北部两条壕沟之间发现有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可能为早期城址的雏形。“这一切表明豫西晋西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已有较高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进行的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与其他地区相比，庙底沟社会‘质朴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李新伟说。
彩陶文化，诉说某种信仰与精神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
在博物馆展示的仰韶彩陶上，你常能看到的图案，就是鸟和鱼。
鱼，有典型的，有变体的，还有简洁版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介绍，关于仰韶文化的内涵，学术界有明确的界定。以代表性的陶器为例，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以宽带、鱼类、蛙类、鸟类、人面、獠牙兽面纹为主要题材，典型器类有尖底瓶、蒜头壶、葫芦瓶、尖底罐、夹砂鼓腹罐、瓮、钵、盆等。
他认为，彩陶上的人面形象，指的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即巫祝；鱼、鸟等动物，是联络巫祝和神祇的使者；在现代人看来长得有些狰狞的形象，指的就是神祇。
马明志说，仰韶彩陶以人面、鱼、鸟、獠牙神祇为主体，并且形成稳定、系统的组合主题，这种主题不仅仅是一种陶器装饰图案，它还反映了仰韶文化神祇与巫祝信仰体系。“它是仰韶文化信仰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理想构型。”这样的神祇题材还影响了龙山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礼器图案题材，应该是青铜时代信仰系统的重要源头。
张海提醒，尽管庙底沟时期彩陶发达，但彩陶在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似乎说明彩陶并非简单的日用器类，或许有特殊的用途。
尽管学界对庙底沟彩陶纹样有不同的解读，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彩陶代表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共性，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核心要素。
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的研究表明，庙底沟彩陶的传播是与成熟粟作农业和人群的传播同步展开的。比如，西辽河流域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即同时出现了彩陶、成熟的粟作农业经济和超过10%的来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基因。“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海说。
来源：科技日报
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仰韶文化，因最早发现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仰韶文化涉及我国多个省区，距今约5000年到7000年。它覆盖范围广，延续时间长。虽然时间久远，但我们仍能从考古学发现中，看见那个时代仰韶文化闪动的光芒。
考古学家说，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根主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海说，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粟作农业模式，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
通过考古我们已经知道，仰韶文化以粟作（或称为旱作）农业为基础。
张海介绍，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并不简单。
研究表明，自末次冰期以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史前人类即已开始广泛利用禾本科植物，这就为粟黍的早期驯化奠定了基础。明确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距今8000年的北方地区普遍出现了栽培的粟黍。从栽培的作物品种来看，黍的比例最突出，粟次之，同时，当时的人类还大量采食栎果、酸枣等野生果实。家畜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已经发现狗的驯化；家猪早期驯化的证据虽然有，但还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张海说，如此表明，处于早期驯化阶段的以黍为主的粟作农业经济并不成熟，这种情况在进入仰韶文化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有证据表明，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仰韶文化的兴起，粟作农业迅速发展成熟。主要表现就是粟的比例大大增加，黍的比例同步下降，与此同时，采集野生果实的数量也大大下降，而大豆的比例开始上升。尽管对仰韶文化时期的大豆是否已经被完全驯化还存在争议，但显然那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普遍有意识地利用豆类资源。
张海指出，中原地区有一些仰韶文化遗址还存在数量不多的水稻，表明随着稻作农业的北传，仰韶文化的成熟粟作农业经济体系中已经出现了混作的特征。
伴随着仰韶文化成熟的粟、黍、豆、稻的作物品种组合模式，仰韶文化的家畜和动物资源利用模式也基本固定下来。仰韶人还普遍狩猎鹿等野生动物。“上述原始农业经济模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粟作农业模式，它不仅是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繁荣大发展的经济基础。”张海表示，粟作农业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汉代，粟仍然是黄河流域主要的粮食作物。
有“大房子”，有公共生活
说到仰韶人的社会生活，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词——“大房子”。
对，你的理解没错，就是面积较大的房址。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分布范围甚广。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山西离石德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曾报道发现有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方形或五边形“大房子”。
张海介绍，学界一般将仰韶文化时期看作是氏族社会的大发展阶段，并从对单个聚落形态和公共墓地的研究来论证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
有研究者根据民族志的记录认为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并非一般的居住空间，而是社群的公共议事场所，是对整个社群重大事务进行集体商讨和决议的地方。
“大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也令人好奇。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微体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推测在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里还可能发生了集体的宴饮行为。“由此可见，集体权力的行使是仰韶文化社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张海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介绍了河南对灵宝成烟遗址的发掘情况。城烟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川口乡城烟村南，现存面积3万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发掘。共发现各时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此外，还发现石雕蚕茧形象、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丝绸遗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数座带有墙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积较大，最大者面积约153平方米，周围带有回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带回廊建筑。魏兴涛表示，在遗址中北部两条壕沟之间发现有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可能为早期城址的雏形。“这一切表明豫西晋西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已有较高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进行的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与其他地区相比，庙底沟社会‘质朴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李新伟说。
彩陶文化，诉说某种信仰与精神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
在博物馆展示的仰韶彩陶上，你常能看到的图案，就是鸟和鱼。
鱼，有典型的，有变体的，还有简洁版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介绍，关于仰韶文化的内涵，学术界有明确的界定。以代表性的陶器为例，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以宽带、鱼类、蛙类、鸟类、人面、獠牙兽面纹为主要题材，典型器类有尖底瓶、蒜头壶、葫芦瓶、尖底罐、夹砂鼓腹罐、瓮、钵、盆等。
他认为，彩陶上的人面形象，指的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即巫祝；鱼、鸟等动物，是联络巫祝和神祇的使者；在现代人看来长得有些狰狞的形象，指的就是神祇。
马明志说，仰韶彩陶以人面、鱼、鸟、獠牙神祇为主体，并且形成稳定、系统的组合主题，这种主题不仅仅是一种陶器装饰图案，它还反映了仰韶文化神祇与巫祝信仰体系。“它是仰韶文化信仰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理想构型。”这样的神祇题材还影响了龙山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礼器图案题材，应该是青铜时代信仰系统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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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界对庙底沟彩陶纹样有不同的解读，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彩陶代表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共性，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核心要素。
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的研究表明，庙底沟彩陶的传播是与成熟粟作农业和人群的传播同步展开的。比如，西辽河流域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即同时出现了彩陶、成熟的粟作农业经济和超过10%的来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基因。“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海说。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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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出版年头较新、以现代日本社会为主题的著作不算多，所以这本在311大地震以后创作的作品还是或多或少值得一看，对于更加实际地了解现代日本社会将起到一定作用。
当然也因为作者和我一样，在311之后亲身经历了灾后的日本是个什么情况，所以更容易产生代入感。
同时，我和作者都通过实际体验注意到，日本社会在经济数十年高速增长的民族自豪感被房地产泡沫破裂所击碎，进而在消费主义狂热后的彻底冷静、老龄化、结婚率暴跌、少子化等多重因素催动下而逐渐躺平，即便社会看起来依然富裕稳定，但又时时刻刻带着死水一潭的气氛。
作者也在后记中指出，同样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而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在2019年，当时网络上还是有很多人乐观地相信，我们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到今天，伴随着大张旗鼓推进三胎政策、房地产调控、重视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组合拳，可以说有效地粉碎了前些年舆论层面对于我们能够摆脱日本那种“周期律”的幻想，且情况只会更加严重。
毕竟人均收入水平还没达到日本泡沫经济危机时的高度。
但至少在网络上，躺平已经成为了一种基调，不是媒体喊几句鸡血就能挽回的。
因此，以日本为借鉴，将进一步佐证很多问题已经处在刻不容缓、必须大刀阔斧改革的节点，再放任下去就是不可逆了（至少人口已经不可逆）。
无论利益集团如何庞大，决策层都唯有去啃硬骨头，将一切阻碍铲平，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我们比起90年代日本要幸运的是，这些措施已经在推进，而不是日本政坛那样的碌碌无为和扯皮。
同时，美国也无法扮演冷战刚结束时无所不能的角色，不存在对美帝的要求只能唯命是从。
回到本书主题，作者的第二版后记写在2019年，那个疫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的旅游业等行业通过大量吸引国外资金而繁荣，看起来日本处在一种元气持续恢复的过程中。
但现在，一切已无从谈起。
在国内，出版年头较新、以现代日本社会为主题的著作不算多，所以这本在311大地震以后创作的作品还是或多或少值得一看，对于更加实际地了解现代日本社会将起到一定作用。
当然也因为作者和我一样，在311之后亲身经历了灾后的日本是个什么情况，所以更容易产生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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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也在后记中指出，同样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而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在2019年，当时网络上还是有很多人乐观地相信，我们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到今天，伴随着大张旗鼓推进三胎政策、房地产调控、重视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组合拳，可以说有效地粉碎了前些年舆论层面对于我们能够摆脱日本那种“周期律”的幻想，且情况只会更加严重。
毕竟人均收入水平还没达到日本泡沫经济危机时的高度。
但至少在网络上，躺平已经成为了一种基调，不是媒体喊几句鸡血就能挽回的。
因此，以日本为借鉴，将进一步佐证很多问题已经处在刻不容缓、必须大刀阔斧改革的节点，再放任下去就是不可逆了（至少人口已经不可逆）。
无论利益集团如何庞大，决策层都唯有去啃硬骨头，将一切阻碍铲平，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我们比起90年代日本要幸运的是，这些措施已经在推进，而不是日本政坛那样的碌碌无为和扯皮。
同时，美国也无法扮演冷战刚结束时无所不能的角色，不存在对美帝的要求只能唯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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