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红桥区加快提升为老服务水平
悠扬的乐曲萦绕在耳边，和煦的阳光洒满屋内，在宽阔明亮的活动室里，老人们有的细细品味着京剧唱腔，有的三五成群谈天说地，有的聚精会神在棋盘上“厮杀”，这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出现在芥园街道世春里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里。
近年来，红桥区积极推进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设施建设，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断提升为老服务水平，让老年群体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截至目前，红桥区已建成养老院29家，现有床位3180张，达到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30张；全区9个街道建成一级老人家食堂10个，二级老人家食堂104个，实现了对区域内老年人配餐服务的全覆盖；建设日间照料中心95家；共开展区级老年文体活动60余场、参与老人近3万人次。
“早就听亲戚朋友提起过，这家养老院环境不错、服务贴心、价格实惠，我就慕名而来了。”刚刚搬进养老院的张大娘一边整理着随身物品，一边高兴地说，“平时孩子不在身边，加上我身体也不好，一个人生活特别吃力。这儿有这么多老伙伴陪着，还有护工照顾，以后这就是我的家了！”
张大娘住的这家养老院是博爱养老院一分院，也是红桥区今年新扩建的养老院之一，刚刚投入使用。博爱一分院位于和苑街道营和园社区，可辐射周边7个社区、13815户家庭。新近投入使用的场地，是在原有基础上应居民需求进行扩建的，共增加了50余个床位。
博爱养老院借助本次扩建契机，逐步推进医养结合体系建设。目前，新院区已与社区医院达成合作协议，共同配合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新院区更重视舒适的居住体验，为老人提供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四人间及套间等各类居室。为营造安静舒适的家庭氛围，新院区室内配有专业护理床，电动洗浴设备、淋浴椅、饮水机等智能化便捷设备，体感温度、湿度适当。在饮食方面，由营养师组成的专业饮食团队为老人提供全程营养支持，制定适老化菜品，科学调理食物结构，为特殊老人特制饮食。此外，老人们还可享受到量身定制的24小时护理计划，护理人员将定期进行培训审查，对每位老人的健康负责，为大家提供细致照顾和专业化护理。
为进一步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满足辖区老年人生活需求，红桥区在“十四五”期间将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区、街两级老年服务中心，同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养老事业，大力支持群众口碑好、服务质量高的养老机构做大做强。今年新扩建的“博爱”和“益寿”2家养老院目前均已投入使用，新增床位150张，达到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35张的水平。
今年红桥区还扩建2家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其中世春里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已于4月份正式投入使用。该中心约520平方米，最多可同时容纳50名老人开展活动，能为周边6个社区的老年居民提供服务。老年人在这儿可享受到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休闲娱乐、精神慰藉、紧急援助等丰富多样的日间服务。针对有需求的老人，照料中心还积极打造线上服务平台，为老人提供家政保洁、理发、代买代购、健康咨询等多种服务，目前该平台在试运行中。
清晨，西沽公园里变得热闹起来，响亮的空竹声、低沉的篮球声、清脆的乒乓球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欢乐的乐章。为丰富老年居民文化生活，红桥区积极扶持老年健身团体建设，大力开展有亮点、有创意的体育活动，通过举办一系列百姓喜闻乐见、便于参与的精彩赛事，广泛激发老年人的参与热情，营造浓厚的健身氛围，引导辖区老年人用积极的心态与健康的体魄来享受幸福生活。
“感谢咱们区体育局的工作人员，现在活动场地变好了，以后再也不怕下雨了！”这两天，西沽公园老年健身团队瑞龙门球队活动场地完成了提升改造。原来的场地较为破旧，每次下雨后都会很泥泞，大伙儿不得不暂停活动，在多雨季节常常一连好几天不能锻炼，成了老人们的烦心事。了解这一情况后，区体育局及时研究提升改造方案，帮助门球队平整场地、添置器材，提升改造后的全新场地受到了老人们的一致称赞。
除了支持老年健身团队发展，红桥区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用趣味健康的体育赛事充实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鼓励他们强健体魄，保持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今年以来，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了“健身大拜年”、第八届天津红桥武术节、第十八届家庭趣味运动会、“我要上全运”喜迎建党百年天津市全民健身展演、“庆建党百年 展健康人生”红桥区百支健身队伍全民健身展示等活动，在保证老年人健康安全的同时，也使大家享受到了运动的乐趣。
在各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模特队、合唱团、舞蹈队等各具特色的老年活动团队也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各类兴趣活动，其中不少老年人还积极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创文创卫创城等志愿服务工作。据悉，红桥区注册志愿者有9万余人，其中60岁以上的有近2万人，活跃在区内700余个各类公益组织里。
下一步，红桥区将继续延续“三驾马车”的联动模式，强化为老服务载体建设，在“提质”和“服务”上下功夫，完善日常的监督、指导和管理，同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安全有序地开展更丰富、更有趣、更便于参与、更喜闻乐见的老年人活动，不断提高为老服务水平，切实满足广大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真正做到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悠扬的乐曲萦绕在耳边，和煦的阳光洒满屋内，在宽阔明亮的活动室里，老人们有的细细品味着京剧唱腔，有的三五成群谈天说地，有的聚精会神在棋盘上“厮杀”，这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出现在芥园街道世春里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里。
近年来，红桥区积极推进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设施建设，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断提升为老服务水平，让老年群体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截至目前，红桥区已建成养老院29家，现有床位3180张，达到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30张；全区9个街道建成一级老人家食堂10个，二级老人家食堂104个，实现了对区域内老年人配餐服务的全覆盖；建设日间照料中心95家；共开展区级老年文体活动60余场、参与老人近3万人次。
“早就听亲戚朋友提起过，这家养老院环境不错、服务贴心、价格实惠，我就慕名而来了。”刚刚搬进养老院的张大娘一边整理着随身物品，一边高兴地说，“平时孩子不在身边，加上我身体也不好，一个人生活特别吃力。这儿有这么多老伙伴陪着，还有护工照顾，以后这就是我的家了！”
张大娘住的这家养老院是博爱养老院一分院，也是红桥区今年新扩建的养老院之一，刚刚投入使用。博爱一分院位于和苑街道营和园社区，可辐射周边7个社区、13815户家庭。新近投入使用的场地，是在原有基础上应居民需求进行扩建的，共增加了50余个床位。
博爱养老院借助本次扩建契机，逐步推进医养结合体系建设。目前，新院区已与社区医院达成合作协议，共同配合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新院区更重视舒适的居住体验，为老人提供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四人间及套间等各类居室。为营造安静舒适的家庭氛围，新院区室内配有专业护理床，电动洗浴设备、淋浴椅、饮水机等智能化便捷设备，体感温度、湿度适当。在饮食方面，由营养师组成的专业饮食团队为老人提供全程营养支持，制定适老化菜品，科学调理食物结构，为特殊老人特制饮食。此外，老人们还可享受到量身定制的24小时护理计划，护理人员将定期进行培训审查，对每位老人的健康负责，为大家提供细致照顾和专业化护理。
为进一步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满足辖区老年人生活需求，红桥区在“十四五”期间将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区、街两级老年服务中心，同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养老事业，大力支持群众口碑好、服务质量高的养老机构做大做强。今年新扩建的“博爱”和“益寿”2家养老院目前均已投入使用，新增床位150张，达到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35张的水平。
今年红桥区还扩建2家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其中世春里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已于4月份正式投入使用。该中心约520平方米，最多可同时容纳50名老人开展活动，能为周边6个社区的老年居民提供服务。老年人在这儿可享受到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休闲娱乐、精神慰藉、紧急援助等丰富多样的日间服务。针对有需求的老人，照料中心还积极打造线上服务平台，为老人提供家政保洁、理发、代买代购、健康咨询等多种服务，目前该平台在试运行中。
清晨，西沽公园里变得热闹起来，响亮的空竹声、低沉的篮球声、清脆的乒乓球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欢乐的乐章。为丰富老年居民文化生活，红桥区积极扶持老年健身团体建设，大力开展有亮点、有创意的体育活动，通过举办一系列百姓喜闻乐见、便于参与的精彩赛事，广泛激发老年人的参与热情，营造浓厚的健身氛围，引导辖区老年人用积极的心态与健康的体魄来享受幸福生活。
“感谢咱们区体育局的工作人员，现在活动场地变好了，以后再也不怕下雨了！”这两天，西沽公园老年健身团队瑞龙门球队活动场地完成了提升改造。原来的场地较为破旧，每次下雨后都会很泥泞，大伙儿不得不暂停活动，在多雨季节常常一连好几天不能锻炼，成了老人们的烦心事。了解这一情况后，区体育局及时研究提升改造方案，帮助门球队平整场地、添置器材，提升改造后的全新场地受到了老人们的一致称赞。
除了支持老年健身团队发展，红桥区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用趣味健康的体育赛事充实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鼓励他们强健体魄，保持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今年以来，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了“健身大拜年”、第八届天津红桥武术节、第十八届家庭趣味运动会、“我要上全运”喜迎建党百年天津市全民健身展演、“庆建党百年 展健康人生”红桥区百支健身队伍全民健身展示等活动，在保证老年人健康安全的同时，也使大家享受到了运动的乐趣。
在各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模特队、合唱团、舞蹈队等各具特色的老年活动团队也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各类兴趣活动，其中不少老年人还积极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创文创卫创城等志愿服务工作。据悉，红桥区注册志愿者有9万余人，其中60岁以上的有近2万人，活跃在区内700余个各类公益组织里。
下一步，红桥区将继续延续“三驾马车”的联动模式，强化为老服务载体建设，在“提质”和“服务”上下功夫，完善日常的监督、指导和管理，同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安全有序地开展更丰富、更有趣、更便于参与、更喜闻乐见的老年人活动，不断提高为老服务水平，切实满足广大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真正做到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人的时间与生命是宝贵的。我不能把我的时间让渡给抽象的制度、资本家，不能把我的生命耗磨在无意义的内卷，我应当打出一片自由的天地，把时间让给爱好、亲人、事业，再做一些超越性的事情。生命便是我的军队，要在喜欢的人和事上打光打烂。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些，必须要有机地整合自信、不平、恬淡、愤激、技能，逐渐把偏执、怯懦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把脾气、锐气、机谋对准真正的敌人：一切阻挡爱与自由者。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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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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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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