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书生：文化数字化当中有哪些难题待破解？】

10月27、28日，2021中国文化计算大会在北京云南两地连线同步举办。中宣部文改办一级巡视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书生受邀作大会报告。以下为报告实录。

文化数字化我们10年前已经提了，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产再到文化传播，最后到文化消费，实现全面数字化。

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讲到文化的时候讲了两个数字化，一个叫作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一个叫作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这就意味着文化数字化已经从工程项目上升为国家战略。

文化数字化本身就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产物，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一定要依靠科技的支撑。下面我从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和文化大数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

第一个难题是数据关联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经过10年的努力，宣传文化领域当中数据量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单位有好多图片库，广播电台、电视台有大量的媒资库，还有出版社、文化机构有大量的数据库。数字化之后形成了许多的数据库，随之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孤岛。数据库很多都是各个单位自建自用，量是非常大的，但都是孤岛，使用率很低。

数据关联的本意是要把这些数据连到一起，能够共享，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怎么实现这种关联？拆成两个方面：

一个是实现内关联，拥有数据的文化机构能够把这些数据关联起来，我们称之为内关联。内关联主要是三个步骤。一是分类。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版的文化统计框架进行分类的，分成6个类别。在这个基础上再做编目，编目主要是依靠我们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知识图谱做编目。在完成这两个工作的基础上，数据的坐标定好了，再对这些数据的特征进行描述，我们叫标注，实际上就是标签化。通过这三个步骤实现内关联。

二是实现外关联。内关联基本上很容易做到，但是最难的就是外关联。我们想到了依托有线电视网络，把所有的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连一起，形成一张生产的互联网。

一说国家文化专网，马上就想到搞重复建设，不是的。我们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正在建的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的平台，就能实现外关联。

国家文化专网有三个功能：一是闭环运行，二是标识解析，三是结算制度。这三个功能我们一定要具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外关联还是实现不了。

为什么闭环运行，是保障数据的安全。

下面我想重点解释一下标识解析，我们的标识解析主要是依托中国主导的一项国际标准，即信息和文献的关联标识国际标准作为依托，在有线电视网络部署标识编码的注册登记和解析系统，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步标识解析。这样就等于有线电视网络要新开展一项业务，国家文化专网接入服务，就是要把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实现互联互通，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外关联。

外关联最后要达到的是把零散的文化数据和不同领域的文化数据，比如说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文化，把这些数据贯通起来。还有一个是不同形态的，比如说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关联起来，还有一些是把文化资源的源和实体关联起来，最后实现内关联和外关联统筹，最终形成关联数据，这是文化数字化重要的成果。而这种关联数据由于凝结了专业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所以说这种关联资产要实现资产化，就可以实现交易，让这种数据能够变现，成为文化机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技术，不管是内关联技术还是外关联技术，特别是在数据的传输、安全、存储方面，需要大量技术。

第二个难题是数据加工

每一个文化机构先接入国家文化专网，第二步部署一个底层关联集成系统，这也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依托我们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在各文化数据中心部署这样一种底层关联的引擎和应用软件，最后实现互联互通。

在两个条件具备以后，每个文化机构或者若干个文化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形成数字化文化生产线。这个文化生产线当中主要是解决解构这些数据和关联这些数据以及解构数据、重现数据的功能，最后形成两个产品，一个是通过解构形成的文化资源数据，另外一个是通过关联、重构和呈现形成的文化数字内容，这样就进入了数据的分发和内容的分发阶段。最后往下接的实际上就是数据超市，能够把这些数据变现，把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果能够转化为资产，转化为产品，最后形成共享的东西。

生产线一定要坚持守正。怎么实现守正呢？我们提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数据要保真，第二创作要严谨，第三内容要把关，第四互动要有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守正。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谈不上创新，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这个产品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

数据加工能够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二是要改造业务流程，让每一家传统文化机构都能够搭上数字化这辆快车。

第三个难题是全景呈现

现在数据也有了，也有人加工，也有人传输，也有地方交易，最后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在消费环节，大家所看到的东西是和过去不一样的，如果说和过去一样，那么这个数字化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尤其是去年疫情以来，都在推线上的活动，线上内容确实是多但也有问题，就是现在大量的内容都是平移过来的，就是把线下的内容平移到了线上，也有一些博物馆，也有一些云演艺等等，这些活动比过去要多，但是看起来不方便，没有完全体现出数字化以后的那种新体验，这方面差。文化数字化不能止步于网页化，把过去一些东西搬到网页上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能不能改写展陈史，能够让展陈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场景化，有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但大量的东西还没有。包括戏剧的形式，怎么能在线上看的和在剧场一样，同时又有比剧场更近一步的东西，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把它叫做全景呈现。

下一步要推动数字化的文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包括线上和线下，线上关注大屏和小屏，大屏是电视机，小屏就是移动终端。线下关注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和文化体验厅，形成了在所有的体验场合都能有文化数字体验产品能够体现，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第四个难题是数据安全

这些年每个单位都有大量的数据，但为什么没有拿出来？经过调研发现大家还是有些担心，担心数据拿出来之后很难识别数据是谁的，结果我们也用了很多技术，比如说区块链等，但是什么东西都依靠打官司，这个社会是没法运转的。

能不能有一些前置和有效的手段来确保数据安全？

我们现在想到的数据安全，主要是三道门：第一道门是建国家文化专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做这件事，因为互联网和公网是物理隔离，数据没有流失，而且也不可能盗取；第二道门是数据存储的方式，文化机构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把数据拿走，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的数据中心即使贯通了，但还是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部署，别人需要你的数据，必须要经过授权才能使用；第三道门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所有的数据一出来，就形成了唯一的标识符，可以实现溯源，但这是我们被动的手段，前两道是最关键的。

以上问题中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和北京邮电大学一起合作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基础学科研究的问题，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和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破解我们在文化数字化过程中这些难题，共同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以及文化大数据的建设。

说到百事可乐，你会想起什么？

肯德基？明星广告歌？大片植入？和可口可乐的争霸战？总之百事多年以来一直试图向大众传达这样一个形象：年轻、时尚、都市生活。尤其是在前些年，百事找的代言明星，一定是当时这个地球上最潮的。

这样一个品牌，你很难想象它会和前苏联有什么瓜葛——苏联在世人眼中一直比较死板、复古，人们的生活风格也很粗犷，简直是美式自由派的极端反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另类美学，但它跟时尚前沿一直联系不多。

但是在历史上，百事和苏联曾经有过一段“孽缘”。在这段合作的巅峰时期，百事不仅在美国独家代理卖着苏联伏特加，还是苏联红海军的一大“股东”；而苏联人则将百事奉为至宝，消费量以千万升计。

而且这种合作并不是从苏联摇摇欲坠的开放时期开始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种“资本主义饮料”就开始了在苏联的奇特旅程。

其实最早试探苏联市场的并不是百事，而是它的一生之敌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一度在苏联小有名气，二战英雄朱可夫元帅就是可口可乐的忠实粉丝。但是斯大林时期对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一向看得比较紧，以至于朱可夫的可乐都是专门定制的无色款，就为了不让公众看到他不够伟光正。

管得这么严，可口可乐在苏联的运作自然是浅尝辄止。真正的转机出现在赫鲁晓夫上台后的1959年。当时为了缓和美苏关系，也为了将苏联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赫鲁晓夫提出美苏各自在对方地盘上办一次自家产品的博览会，而美国作为当时世界头号商业大国，对于这种请求自然也是来者不拒。于是在这一年，自列宁新经济政策之后，美国民用产品第一次大举出现在莫斯科。

来莫斯科参展的美国代表团由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带队，期间还跟赫鲁晓夫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这是少有的美苏双方友好地交流各自理念的场合。这次辩论实在是比较有名，以至于现代人回顾历史时，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代表团里的百事可乐，而百事这次是有备而来，就是要搞个大事。

作为食品工业的代表之一，百事给赫鲁晓夫奉上了自家产品。这样做有冒险的成分，因为他们也不确定赫鲁晓夫会不会喜欢——事实证明他们多虑了，赫鲁晓夫对百事大加称赞。

这次成功似乎佐证了一个观点：“甜的汽的凉的”是全人类的普遍爱好。而对于百事而言，这次推销不仅让他们得到了苏联市场的准入，还收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腕代言人，这个代言人的来头可比后来所有明星代言都大多了。

百事不仅有汽水该有的一切品质（甜的汽的凉的），还自带一种异域风情——百事是那个年代普通苏联人能接触到的少数西方产品之一。当时西方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政策的原因，到苏联境内要么只能去特供商店买，要么特别贵，总之和普通人无缘。

但百事不一样。百事虽然比苏联国产汽水略贵，但远没到奢侈的程度。而且可乐虽然来自美国，消费的主体却不是资本家，而是欧美的普通人。喝百事不仅满足了对快乐水的需求，还无形中和西方阶级弟兄联络了感情。于是百事在苏联迅速走红，一开始还是进口，从1974年开始则是陆续建立了几家工厂，开始了进口原浆+当地灌装的可乐标准生产流程。

其中一家灌装厂就坐落在黑海之滨的新罗西斯克。这里以及旁边的索契是当时苏联人度假的热门目的地。躺在海边沙滩上，沐浴着欧洲稀缺的阳光，喝着当地百事厂子里刚下线的可乐，一瞬间甚至能让人觉得这是地球另一端的加州。

七八十年代，百事在苏联生产销售了数千万升可乐。可以说到了这个时期，百事虽然来自苏联的宿敌国家，但它已经成了苏联的国民饮料。

但表面风光的背后，美苏双方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感情和贸易纽带，暗地里还克服了不为人知的巨大困难。

现在的国际贸易比较简单明了，只要没有禁令，直接交易就完了，就算有问题通常也是税费之类。但冷战时期美苏如果想要贸易，需要跨过的障碍足以让大部分跨国公司都望而却步。

百事在苏面临的最大问题既不是政治风险，也不是市场，而是支付方式。当时苏联卢布压根就不参与国际结算，同时苏联也不可能长期把大笔外汇花在快乐水上。对此双方的实际解决办法采用是人类最古老的贸易形式——以物易物，这种物物交易最初的形式是苏联以固定的价格，向百事提供首都伏特加（Stolichnaya，即“苏连红”），并授权百事为当地独家代理商，可以自行决定零售价，而且无须因为零售加价向苏联支付额外费用。条件则是百事在苏联要以平价销售快乐水。而这种交换的比例是1比1，也就是1升百事换1升伏特加。

但双方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百事卖酒苏联人喝可乐的模式不能持久，因为苏联人对可乐的需求比美国人对伏特加的需求大多了。于是苏联开始以花样繁多的形式向百事支付货款，其中甚至包括军舰——在可乐物物交换的巅峰时期，苏联有17艘常规潜艇、1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和1艘护卫舰所有权在百事名下。如果按舰队规模来看，百事是现代历史上最强大的私人海军，在当时各国中也能排进前十。

但由于这些军舰的使用权还是在红海军手里，百事既没法收租，也没法变现。后来的交易形式就成了苏联为百事建造民用船舶，再由百事自行转卖。80年代百事向苏联订购了10艘油轮，而这些油轮的价值也就成了百事可乐对苏联的批发价。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百事跟苏联的物物交易风生水起之时，苏联解体了。按理说苏联市场的自由化对于百事这样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是件好事。但问题在于苏联的倒台后，本来分工合作的各家百事工厂现在分属不同国家了，就连承建百事油轮的造船厂都归了乌克兰。整个九十年代，百事在独联体地区接近停摆，因为他们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追索分散在各地的公司财产上——把军舰卖给收废铁的，跟民船厂家索要补偿，连收回自己的工厂也要和各国政府扯皮。

更糟糕的是，老冤家可口可乐也加入了独联体地区市场的角逐。由于可口可乐完全没有苏联时期遗产的包袱，百事迅速败下阵来。现在俄罗斯仍是百事可乐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百事可乐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却远不如可口可乐。巨人巨人的轰然倒地，把几十年来一直和他手牵手的百事也绊了个大跟头。

时至今日，百事可乐在苏联的辉煌已经逐渐为人所淡忘。俄罗斯不再是苏联那个俄罗斯，百事也不是那个收伏特加和军舰卖快乐水的百事了。即使在俄罗斯当地，对当年百事的回忆也仅限于偶尔出现在货架上的复古纪念瓶。

这段历史虽然以悲剧收场，但它证明了一件事：好吃好喝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国家间的分歧将人们隔开，一种并不复杂的饮料却能将他们联系起来。虽然人们的口味各有不同，但大部分人还是能从“甜的、汽的、凉的”饮料中，获取一种简单快乐。

当大家能共同享受一种生活中的简单快乐，很多人与人的隔阂与烦恼都能迎刃而解。或许这就是当年百事的成功秘诀吧。

阿斯伯格儿童青少年从特殊兴趣中获得的愉悦感，绝对远远超过生命中的其他快乐来源。比如，找到一个喜欢的稀有物品加入收藏行列，可能是他们智力或审美的最高兴奋点，这种快乐可以远远超越人际互动经验。精通某种特殊技能也会带来愉悦和快乐，这也是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成长。作为家长，如果能赞赏孩子的特殊能力，可以很好地提升他们的自信，促进孩子在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中获得更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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