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太岁？流年太岁对人的影响大吗？
流年又称为游年或太岁，顾名思义，就是游动着的太岁。什么叫太岁?三命通会里说：夫太岁者，乃一岁之主宰，诸神之领袖。之所以称其为流年，是说太岁游行十二宫，且游行的十二宫是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顺序划定的。在八字命理学中，流年太岁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它可以定一年之祸福，为四时之吉凶。如过要具体分析某一个流年的运势，可分别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推算。
一、看太岁与大运的关系大运管十年之否泰，太岁是一年之主宰。根据八字具体推算运程时，以日干为中心进行五行喜忌的推断，日干与流年、太岁相合则吉，遇克则凶。如果在某个流年中，大运吉、太岁也吉，那其年就属大吉。若某流年大运吉，太岁凶，其年虽有凶，但也不至于大凶。若某流年大运凶，太岁刚好也凶，则那年必定凶不可免。若某一流年大运属凶、太岁属吉，则其年谓之吉凶互见。因此，我们在判定某流年是吉是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太岁与大运之间的战、冲、和、好之关系。
1、战即指大运与流年相战相克例如某年大运是丙，太岁是庚，火克金、大运克太岁，要辨其年吉凶就要看喜忌之生克制化，若日主命理喜庚金，庚得生助而丙受重重克制，其年可以断吉。反之，则凶。
2、冲就是太岁与大运相冲如大运是子、流年为午，若日主命理喜子水，子得多方生助，而午无助，则其年为吉。反之则凶。
3、和就是相合、和好的意思如大运为庚、流年为乙，乙庚相合，同时还要看化与不化，若合而能化，化神又为日主所喜，其年则大吉。若合而不化，则不能以吉为论，地支相合也是同样。
4、好是指同类的意思好是指同类的意思，如大运为丙、流年为巳，岁运虽相好，但若与日主命理不协，仍不以吉论。
二、看太岁与日柱的关系日柱代表自身，若要判断流年运势的好坏，日柱与太岁的关系尤为重要。命书上说：日犯岁君，灾殃必重、岁君伤日，有祸则轻。原因是由于太岁为君，日柱为臣，君可以治臣，流年克日柱属上治下，君臣之间还有昔日的情结，治罪必轻。但假若日柱犯流年太岁，例如日干为庚金，太岁为甲木，触犯太岁，以下犯上，神灵大怒，其凶不可避免。同时，还要看是否有情、有救。如四柱之中有火克金、或大运中可以制伏庚金，此为有救。若四柱中或大运中有己字，合住太岁甲木，此为有情。若有情有救，则可以逢凶化吉，化不利为有利。
三、看太岁与四柱的关系太岁与日柱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除日柱之外，太岁与其他三柱的关系亦不可等闲视之，仍要以日柱之喜忌为中心，根据战、冲、和、好的种种情况判定吉凶祸福。假如遇到某流年，四柱一同克太岁，则必有生命之危。当然，四柱一同来克太岁的情况也是极为罕见的，大多是三柱冲克太岁或三位地支冲克太岁地支，如四柱中有三酉，太岁地支又为卯，构成三酉冲一卯的局势。遇到此类情况，就要辩析大小运有无解救。需要注意的是，月令(月支)最怕太岁冲克，月令提纲不可冲，十冲就有九次凶，冲克则有祸。
四、犯太岁的种类论述及分析犯太岁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值太岁，冲太岁，刑太岁，破太岁以及害太岁等!一般人的年庚，若与值年太岁相同，民间称为值太岁。年庚对冲者，则叫冲太岁。年庚相刑者为刑太岁，年庚想破者为破太岁，年庚相害则为害太岁!
1、值太岁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命年，也称伏吟，力稍弱。即个人所属生肖与流年太岁生肖相同。值太岁者，表示流年运程可能会遇到不少烦恼，可能是悲亦可能有喜，一般可能祸福参半，烦恼之中，宜努力争取，全力以赴。表示该年运程有阻滞，心绪不宁，健康容易出问题，忌展拳脚，一动不如一静，留在原地发展反而会有更佳的运势。
2、刑太岁者有刑律、刑伤之意。抵触相刑，力更轻。即个人所属生肖，与流年太岁生肖相刑。刑太岁者，表示流年运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容易受到是非缠身，凡事以忍为佳，切记不可作担保人，留意文件合约细节，以免惹上官非。刑解为刑伤刑罚。小心官司、小人、罚款、自己的专业失手、自己或亲人健康问题。
3、冲太岁者有冲击、对抗之意。交战相冲，亦称反吟。力最强。即个人所属生肖，与流年太岁生肖相冲。冲太岁者，表示流年运程可能会显得反复奔波，周边环境或有变化，有机会搬迁或转工，做生意或工作倍觉辛劳。凡事宜小心谨慎。冲也可解为冲击冲动。今年受冲、必有动向。如搬屋、搬公司、跳槽、转行、亲友反目、大病、破败、出门与人结怨等。
流年又称为游年或太岁，顾名思义，就是游动着的太岁。什么叫太岁?三命通会里说：夫太岁者，乃一岁之主宰，诸神之领袖。之所以称其为流年，是说太岁游行十二宫，且游行的十二宫是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顺序划定的。在八字命理学中，流年太岁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它可以定一年之祸福，为四时之吉凶。如过要具体分析某一个流年的运势，可分别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推算。
一、看太岁与大运的关系大运管十年之否泰，太岁是一年之主宰。根据八字具体推算运程时，以日干为中心进行五行喜忌的推断，日干与流年、太岁相合则吉，遇克则凶。如果在某个流年中，大运吉、太岁也吉，那其年就属大吉。若某流年大运吉，太岁凶，其年虽有凶，但也不至于大凶。若某流年大运凶，太岁刚好也凶，则那年必定凶不可免。若某一流年大运属凶、太岁属吉，则其年谓之吉凶互见。因此，我们在判定某流年是吉是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太岁与大运之间的战、冲、和、好之关系。
1、战即指大运与流年相战相克例如某年大运是丙，太岁是庚，火克金、大运克太岁，要辨其年吉凶就要看喜忌之生克制化，若日主命理喜庚金，庚得生助而丙受重重克制，其年可以断吉。反之，则凶。
2、冲就是太岁与大运相冲如大运是子、流年为午，若日主命理喜子水，子得多方生助，而午无助，则其年为吉。反之则凶。
3、和就是相合、和好的意思如大运为庚、流年为乙，乙庚相合，同时还要看化与不化，若合而能化，化神又为日主所喜，其年则大吉。若合而不化，则不能以吉为论，地支相合也是同样。
4、好是指同类的意思好是指同类的意思，如大运为丙、流年为巳，岁运虽相好，但若与日主命理不协，仍不以吉论。
二、看太岁与日柱的关系日柱代表自身，若要判断流年运势的好坏，日柱与太岁的关系尤为重要。命书上说：日犯岁君，灾殃必重、岁君伤日，有祸则轻。原因是由于太岁为君，日柱为臣，君可以治臣，流年克日柱属上治下，君臣之间还有昔日的情结，治罪必轻。但假若日柱犯流年太岁，例如日干为庚金，太岁为甲木，触犯太岁，以下犯上，神灵大怒，其凶不可避免。同时，还要看是否有情、有救。如四柱之中有火克金、或大运中可以制伏庚金，此为有救。若四柱中或大运中有己字，合住太岁甲木，此为有情。若有情有救，则可以逢凶化吉，化不利为有利。
三、看太岁与四柱的关系太岁与日柱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除日柱之外，太岁与其他三柱的关系亦不可等闲视之，仍要以日柱之喜忌为中心，根据战、冲、和、好的种种情况判定吉凶祸福。假如遇到某流年，四柱一同克太岁，则必有生命之危。当然，四柱一同来克太岁的情况也是极为罕见的，大多是三柱冲克太岁或三位地支冲克太岁地支，如四柱中有三酉，太岁地支又为卯，构成三酉冲一卯的局势。遇到此类情况，就要辩析大小运有无解救。需要注意的是，月令(月支)最怕太岁冲克，月令提纲不可冲，十冲就有九次凶，冲克则有祸。
四、犯太岁的种类论述及分析犯太岁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值太岁，冲太岁，刑太岁，破太岁以及害太岁等!一般人的年庚，若与值年太岁相同，民间称为值太岁。年庚对冲者，则叫冲太岁。年庚相刑者为刑太岁，年庚想破者为破太岁，年庚相害则为害太岁!
1、值太岁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命年，也称伏吟，力稍弱。即个人所属生肖与流年太岁生肖相同。值太岁者，表示流年运程可能会遇到不少烦恼，可能是悲亦可能有喜，一般可能祸福参半，烦恼之中，宜努力争取，全力以赴。表示该年运程有阻滞，心绪不宁，健康容易出问题，忌展拳脚，一动不如一静，留在原地发展反而会有更佳的运势。
2、刑太岁者有刑律、刑伤之意。抵触相刑，力更轻。即个人所属生肖，与流年太岁生肖相刑。刑太岁者，表示流年运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容易受到是非缠身，凡事以忍为佳，切记不可作担保人，留意文件合约细节，以免惹上官非。刑解为刑伤刑罚。小心官司、小人、罚款、自己的专业失手、自己或亲人健康问题。
3、冲太岁者有冲击、对抗之意。交战相冲，亦称反吟。力最强。即个人所属生肖，与流年太岁生肖相冲。冲太岁者，表示流年运程可能会显得反复奔波，周边环境或有变化，有机会搬迁或转工，做生意或工作倍觉辛劳。凡事宜小心谨慎。冲也可解为冲击冲动。今年受冲、必有动向。如搬屋、搬公司、跳槽、转行、亲友反目、大病、破败、出门与人结怨等。
寺庙题诗狂魔：张祜
唐代著名诗人张祜一生坎坷不遇，久游江湖，行迹踏遍大江南北。他素有诗名，凡知己者皆当世英儒。杜牧曾说“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张祜喜游山而多苦吟，还是个在题诗寺庙狂魔，“凡所历僧寺，往往题”。
如《题僧壁》“客地多逢酒 ，僧房却厌花”。《万道人禅房》“残阳过远水，落叶满疏钟”。《题金山寺》“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寺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题孤山寺》“不雨山长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 《题杭州灵隐寺》“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楼下月，十里郭中烟”。《题杭州天竺寺》“塔明春岭雪，钟散暮松烟。”《题苏州灵岩寺》“山行今佛寺，水见旧宫池”。《题苏州楞伽寺》“上坡松径涩，深坐石池清”。《题惠山寺》“泉声到池尽，山色上楼多。小洞生斜竹，重阶夹细莎”。《题善权寺》“峻坂依岩壁，清泉泄洞门。金函崇宝藏，玉树閟灵根。”《题润州甘露寺》“日月光先见，江山势尽来。冷云归水石，清露滴楼台”。《题招隐寺》“竹光寒闭院，山影夜藏楼”。
诗人李涉在岳阳曾赠张祜一首诗： “岳阳西南湖上寺，水阁松房遍文字。新钉张生一首诗，自馀吟著皆无味”。可见张祜的诗在题寺庙诗词中的地位，不少寺庙更因为张诗而博得了知名度。这么看越发佩服他了，其实寺庙僧众建筑大同小异，他又是怎么抓住各自的特点，写了这么多好诗呢？果然是大才。
唐代著名诗人张祜一生坎坷不遇，久游江湖，行迹踏遍大江南北。他素有诗名，凡知己者皆当世英儒。杜牧曾说“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张祜喜游山而多苦吟，还是个在题诗寺庙狂魔，“凡所历僧寺，往往题”。
如《题僧壁》“客地多逢酒 ，僧房却厌花”。《万道人禅房》“残阳过远水，落叶满疏钟”。《题金山寺》“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寺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题孤山寺》“不雨山长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 《题杭州灵隐寺》“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楼下月，十里郭中烟”。《题杭州天竺寺》“塔明春岭雪，钟散暮松烟。”《题苏州灵岩寺》“山行今佛寺，水见旧宫池”。《题苏州楞伽寺》“上坡松径涩，深坐石池清”。《题惠山寺》“泉声到池尽，山色上楼多。小洞生斜竹，重阶夹细莎”。《题善权寺》“峻坂依岩壁，清泉泄洞门。金函崇宝藏，玉树閟灵根。”《题润州甘露寺》“日月光先见，江山势尽来。冷云归水石，清露滴楼台”。《题招隐寺》“竹光寒闭院，山影夜藏楼”。
诗人李涉在岳阳曾赠张祜一首诗： “岳阳西南湖上寺，水阁松房遍文字。新钉张生一首诗，自馀吟著皆无味”。可见张祜的诗在题寺庙诗词中的地位，不少寺庙更因为张诗而博得了知名度。这么看越发佩服他了，其实寺庙僧众建筑大同小异，他又是怎么抓住各自的特点，写了这么多好诗呢？果然是大才。
【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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