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值体系扭曲时 资深投资者的坚持
来源： 证券市场周刊
就以沃伦·巴菲特为例，这位目前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也曾经在1966年到1975年的整整10年里，取得过仅仅122%的回报率，折合年化收益8.3%(数据参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甚至连查理·芒格自己，在当时都说，账面的业绩简直糟糕透了(The paper record was terrible)。
但是，在1976年到1985年的下一个10年中，巴菲特的综合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5922%。对于那些在1975年的年底，因为过去10年业绩不好而看衰巴菲特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无疑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巴菲特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是以10年为周期，资本市场上的业绩也可能是会骗人的。仅仅凭借短期(其实10年也不算是短期了，可以算是中期，甚至较长的中期)业绩的好坏，就认为某个投资者不行了，或者某种投资方法不行了，而不论这种短期业绩低迷的原因是什么，业绩低迷究竟是由于投资经理损毁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而造成的，还是由于投资经理虽然增加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但是遭遇了市场风格逆风造成的，这样做投资是一定会吃亏的。
估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在中国资本市场，在起始于2019年底、延续到2021年的市场行情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极端案例。在这个案例中，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扭曲幅度之大在历史上都十分罕见。而在这个巨大的定价机制扭曲中，一些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也因为坚守自己的投资信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逆风。
在这样巨大的逆风中，市场参与者们一度认为，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取得了优秀投资业绩的价值投资者们，已经无法适应将来的市场风格。但是，大家多半并没有关注他们的短期业绩为何如此不堪，业绩差的原因究竟是价值损毁，还是短期市场风格扭曲。而这样“只看业绩、不管原因”的投资判断方法，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概括来说，发生在2019年下半年到2021年之间的资本市场风格扭曲，主要表现为估值越高的公司表现反而容易越好，估值越低的公司反而表现越差。这种差别不光体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比如银行业估值低表现更差、新能源行业估值高表现更好，同时也体现在同一行业的公司中，比如证券行业中估值越低的大型证券公司，净资产回报率(ROE)更高，反而估值表现更差。
对于这一风格扭曲，从2000年即开始编辑的申万风格指数，非常好的记录下了扭曲的程度有多么剧烈。
以申万低市盈率(PE)指数和高市盈率指数这两个指数的对比为例，这两个指数分别代表了A股市场低市盈率公司和高市盈率公司的表现，两个指数各有300个成分股，可以说代表性比较强。在2000年到2018年的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平均比低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低13.7%。而且，在这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表现比低PE指数好的，只有2008年、2010年、2013年、2015年这4年，4年的平均超额收益仅仅为21.4%，最好的一年，也就是2015年，也只不过达到36.4%。
以上的数据证实，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历史上，估值这个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子，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其实，对于任何价值投资的理论来说，估值从来都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因素：花太多的钱买东西往往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从2019年到2021年10月19日，高PE指数却连续近3年跑赢了低PE指数。在2019年、2020年、2021年(截至10月19日，下同)这3年中，高PE指数分别战胜低PE指数11.5%、48.7%、24.1%，3年累计战胜121.0%。
以上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巨大的短期优势，同时造成了两者估值的背离达到历史最高。在2021年10月19日，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高PE指数的市盈率为129.4倍，低PE指数则为6.6倍，两者的比值为19.6，达到从1999年以来的历史最大值。在1999年到2018年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为9.1，最大值发生在2010年，仅为16.5。
由于市盈率容易受到亏损股，或者微利股的干扰，从而导致数据发生异常，因此用市净率(PB)检测两个指数之间的偏差，可能会更加准确。
根据Wind资讯，在2021年10月19日，申万高PE指数的PB为9.9倍，低PE指数的PB仅为0.8倍，两者比值达到12.3，为历史最高水平。而在1999年到2018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仅为2.2，是2021年水平的几近1/6。
在市场风格极度偏爱高估值、抛弃低估值的2019年到2021年里，资本市场也出现了不少顺应潮流的理论，比如被投资者所熟知的“只买贵的不买便宜的”“怕高才是苦命人”等等。而在细分领域，一些低估值板块则在不同阶段被市场所抛弃，比如以银行为代表的A股金融行业、业绩优异的A股小盘股、港股低估值公司等等。
业绩低迷的背后
在这样一个风格扭曲的市场中，对于看重估值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一些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业绩在这几年中也比较不堪，尤其是低估值风格相对于高估值风格表现最差的2020年。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到，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的超额表现，在2019、2020和2021年，分别是11.5%、48.7%、24.1%。所以，市场估值风格扭曲最为极致的2020年，也就让一些资深价值投资者的短期投资业绩，相对同行来说表现得比较糟糕。
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欧基金的曹名长、重阳投资的裘国根和高毅资产的邱国鹭，是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也可以说是一群资历最老的投资者。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21年，曹名长在新华基金、中欧基金两家基金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取得了大约11.5倍的投资回报(把1元变成了12.5元)。裘国根所管理的重阳1期私募基金，从2008年到2021年也为投资者赚取了5.6倍的回报，他的“价值接力”理论也揭示了和沃尔特·施洛斯类似的价值投资秘诀。邱国鹭的投资业绩很难找到长期连续的数据，但是他所创办并担任董事长的高毅资产，是中国最为成功的股票投资机构之一。在邱国鹭所著的《投资中最简单的事》一书中，他也多次表达了对低估值的看重。
结果，这三位中国证券市场上非常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公开的投资业绩无一不在2020年遭遇了巨大的逆风。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曹名长所管理的中欧价值发现基金在2020年的回报率为16.8%，在88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第856。裘国根管理的重阳1期回报率则为11.2%，在12,832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4,836。根据私募排排网的数据，邱国鹭管理的金太阳高毅国鹭1号崇远的同期回报则为7.6%。
要知道，2020年是基金市场的一个大年，许多基金的回报率动辄50%，甚至100%。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在2020年的395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当年投资回报超过50%的就有234个，超过75%的有116个，超过100%的也有30个。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容易赚钱的年份里，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却在回报率上远远输给了同行。
如果说曹名长、裘国根、邱国鹭这三个同样看重估值的人，只有一个在2020年业绩表现不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人的投资水平有了下滑。但是，如果这三个人同时表现不佳，而2020年又是估值体系史无前例的、极度扭曲的一年，当这些现象同时出现时，投资者就必须思考，这种业绩低迷的背后，是不是由于这三个人比其他投资者更加坚持对估值的看重，因此才反而导致了业绩表现更加低迷？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随着曹名长、裘国根所分别倚重的低估值小盘股、低估值能源股的表现略有反弹，他们的投资业绩也开始回升。截至10月19日，中欧价值发现基金的当年回报率为17.9%，在Wind资讯统计的153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294。重阳1期的回报率则为18.2%，在13331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第2394。而可能是由于偏爱的低估值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尚无表现，邱国鹭的业绩仍然不佳。但是如果投资者仔细看银行股的报表，就会发现这些企业的盈利在增加、坏账率在下降、拨备覆盖率在上升。也就是说，它们的价值并不像价格表现得那么不堪。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道理谁都懂，但是在资本市场上，当市场估值风格的扭曲达到极致时，那些最能坚持的松柏，却被投资者以“过去几年业绩不好”的理由所抛弃，实在让人唏嘘。
坚持的底气
值得指出的是，曹名长、邱国鹭和裘国根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在估值扭曲的2019年到2021年之间，极度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也许与他们三个人所处的职业状态是分不开的。
一般来说，机构投资者局限于考核的压力，往往必须看重自己的短期业绩。从实践层面看，很少有机构投资者能够承受6个月，甚至12个月的业绩落后。有不少投资经理抱怨，只要业绩落后于同行1到2个月，销售部门的同事和公司领导，就都会打电话来责怪。这种考核的短期性，也就导致了许多专业投资者在面对股票市场的巨大风格扭曲时，难以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
但是，裘国根和邱国鹭分别都是自己任职公司的董事长和创始人，在考核上受到的压力，自然比一般机构投资者要小得多。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裘国根甚至是重阳投资持股78%的大股东。而对于曹名长来说，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他也是中欧基金的间接股东，这是许多基金经理难以相比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状态，加之以对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估值因素的坚持与执着，让这三位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在资本市场风格最为偏离的几年里，以最强大的定力坚持了自己的投资理念。但是，这种坚持也带来了他们业绩上的落后，并且遭到了资本市场的奚落。
在投资的世界里，有人说最贵的一句话就是“这次不一样”。在历史上无数的投资案例中，人们被短期的业绩和利润表现所迷惑，做出了“这次不一样”的判断，认为一直以来的商业和金融规律，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市场。但是，无数次的教训又告诉我们，“这次不一样”的判断看似又有创意又聪明，但往往却是和过去无数次做出的“这次不一样”的判断完全一样，又是一次被短期市场所迷惑的错误而已。
来源： 证券市场周刊
就以沃伦·巴菲特为例，这位目前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也曾经在1966年到1975年的整整10年里，取得过仅仅122%的回报率，折合年化收益8.3%(数据参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甚至连查理·芒格自己，在当时都说，账面的业绩简直糟糕透了(The paper record was terrible)。
但是，在1976年到1985年的下一个10年中，巴菲特的综合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5922%。对于那些在1975年的年底，因为过去10年业绩不好而看衰巴菲特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无疑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巴菲特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是以10年为周期，资本市场上的业绩也可能是会骗人的。仅仅凭借短期(其实10年也不算是短期了，可以算是中期，甚至较长的中期)业绩的好坏，就认为某个投资者不行了，或者某种投资方法不行了，而不论这种短期业绩低迷的原因是什么，业绩低迷究竟是由于投资经理损毁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而造成的，还是由于投资经理虽然增加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但是遭遇了市场风格逆风造成的，这样做投资是一定会吃亏的。
估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在中国资本市场，在起始于2019年底、延续到2021年的市场行情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极端案例。在这个案例中，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扭曲幅度之大在历史上都十分罕见。而在这个巨大的定价机制扭曲中，一些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也因为坚守自己的投资信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逆风。
在这样巨大的逆风中，市场参与者们一度认为，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取得了优秀投资业绩的价值投资者们，已经无法适应将来的市场风格。但是，大家多半并没有关注他们的短期业绩为何如此不堪，业绩差的原因究竟是价值损毁，还是短期市场风格扭曲。而这样“只看业绩、不管原因”的投资判断方法，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概括来说，发生在2019年下半年到2021年之间的资本市场风格扭曲，主要表现为估值越高的公司表现反而容易越好，估值越低的公司反而表现越差。这种差别不光体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比如银行业估值低表现更差、新能源行业估值高表现更好，同时也体现在同一行业的公司中，比如证券行业中估值越低的大型证券公司，净资产回报率(ROE)更高，反而估值表现更差。
对于这一风格扭曲，从2000年即开始编辑的申万风格指数，非常好的记录下了扭曲的程度有多么剧烈。
以申万低市盈率(PE)指数和高市盈率指数这两个指数的对比为例，这两个指数分别代表了A股市场低市盈率公司和高市盈率公司的表现，两个指数各有300个成分股，可以说代表性比较强。在2000年到2018年的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平均比低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低13.7%。而且，在这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表现比低PE指数好的，只有2008年、2010年、2013年、2015年这4年，4年的平均超额收益仅仅为21.4%，最好的一年，也就是2015年，也只不过达到36.4%。
以上的数据证实，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历史上，估值这个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子，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其实，对于任何价值投资的理论来说，估值从来都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因素：花太多的钱买东西往往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从2019年到2021年10月19日，高PE指数却连续近3年跑赢了低PE指数。在2019年、2020年、2021年(截至10月19日，下同)这3年中，高PE指数分别战胜低PE指数11.5%、48.7%、24.1%，3年累计战胜121.0%。
以上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巨大的短期优势，同时造成了两者估值的背离达到历史最高。在2021年10月19日，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高PE指数的市盈率为129.4倍，低PE指数则为6.6倍，两者的比值为19.6，达到从1999年以来的历史最大值。在1999年到2018年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为9.1，最大值发生在2010年，仅为16.5。
由于市盈率容易受到亏损股，或者微利股的干扰，从而导致数据发生异常，因此用市净率(PB)检测两个指数之间的偏差，可能会更加准确。
根据Wind资讯，在2021年10月19日，申万高PE指数的PB为9.9倍，低PE指数的PB仅为0.8倍，两者比值达到12.3，为历史最高水平。而在1999年到2018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仅为2.2，是2021年水平的几近1/6。
在市场风格极度偏爱高估值、抛弃低估值的2019年到2021年里，资本市场也出现了不少顺应潮流的理论，比如被投资者所熟知的“只买贵的不买便宜的”“怕高才是苦命人”等等。而在细分领域，一些低估值板块则在不同阶段被市场所抛弃，比如以银行为代表的A股金融行业、业绩优异的A股小盘股、港股低估值公司等等。
业绩低迷的背后
在这样一个风格扭曲的市场中，对于看重估值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一些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业绩在这几年中也比较不堪，尤其是低估值风格相对于高估值风格表现最差的2020年。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到，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的超额表现，在2019、2020和2021年，分别是11.5%、48.7%、24.1%。所以，市场估值风格扭曲最为极致的2020年，也就让一些资深价值投资者的短期投资业绩，相对同行来说表现得比较糟糕。
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欧基金的曹名长、重阳投资的裘国根和高毅资产的邱国鹭，是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也可以说是一群资历最老的投资者。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21年，曹名长在新华基金、中欧基金两家基金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取得了大约11.5倍的投资回报(把1元变成了12.5元)。裘国根所管理的重阳1期私募基金，从2008年到2021年也为投资者赚取了5.6倍的回报，他的“价值接力”理论也揭示了和沃尔特·施洛斯类似的价值投资秘诀。邱国鹭的投资业绩很难找到长期连续的数据，但是他所创办并担任董事长的高毅资产，是中国最为成功的股票投资机构之一。在邱国鹭所著的《投资中最简单的事》一书中，他也多次表达了对低估值的看重。
结果，这三位中国证券市场上非常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公开的投资业绩无一不在2020年遭遇了巨大的逆风。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曹名长所管理的中欧价值发现基金在2020年的回报率为16.8%，在88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第856。裘国根管理的重阳1期回报率则为11.2%，在12,832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4,836。根据私募排排网的数据，邱国鹭管理的金太阳高毅国鹭1号崇远的同期回报则为7.6%。
要知道，2020年是基金市场的一个大年，许多基金的回报率动辄50%，甚至100%。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在2020年的395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当年投资回报超过50%的就有234个，超过75%的有116个，超过100%的也有30个。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容易赚钱的年份里，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却在回报率上远远输给了同行。
如果说曹名长、裘国根、邱国鹭这三个同样看重估值的人，只有一个在2020年业绩表现不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人的投资水平有了下滑。但是，如果这三个人同时表现不佳，而2020年又是估值体系史无前例的、极度扭曲的一年，当这些现象同时出现时，投资者就必须思考，这种业绩低迷的背后，是不是由于这三个人比其他投资者更加坚持对估值的看重，因此才反而导致了业绩表现更加低迷？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随着曹名长、裘国根所分别倚重的低估值小盘股、低估值能源股的表现略有反弹，他们的投资业绩也开始回升。截至10月19日，中欧价值发现基金的当年回报率为17.9%，在Wind资讯统计的153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294。重阳1期的回报率则为18.2%，在13331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第2394。而可能是由于偏爱的低估值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尚无表现，邱国鹭的业绩仍然不佳。但是如果投资者仔细看银行股的报表，就会发现这些企业的盈利在增加、坏账率在下降、拨备覆盖率在上升。也就是说，它们的价值并不像价格表现得那么不堪。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道理谁都懂，但是在资本市场上，当市场估值风格的扭曲达到极致时，那些最能坚持的松柏，却被投资者以“过去几年业绩不好”的理由所抛弃，实在让人唏嘘。
坚持的底气
值得指出的是，曹名长、邱国鹭和裘国根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在估值扭曲的2019年到2021年之间，极度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也许与他们三个人所处的职业状态是分不开的。
一般来说，机构投资者局限于考核的压力，往往必须看重自己的短期业绩。从实践层面看，很少有机构投资者能够承受6个月，甚至12个月的业绩落后。有不少投资经理抱怨，只要业绩落后于同行1到2个月，销售部门的同事和公司领导，就都会打电话来责怪。这种考核的短期性，也就导致了许多专业投资者在面对股票市场的巨大风格扭曲时，难以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
但是，裘国根和邱国鹭分别都是自己任职公司的董事长和创始人，在考核上受到的压力，自然比一般机构投资者要小得多。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裘国根甚至是重阳投资持股78%的大股东。而对于曹名长来说，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他也是中欧基金的间接股东，这是许多基金经理难以相比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状态，加之以对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估值因素的坚持与执着，让这三位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在资本市场风格最为偏离的几年里，以最强大的定力坚持了自己的投资理念。但是，这种坚持也带来了他们业绩上的落后，并且遭到了资本市场的奚落。
在投资的世界里，有人说最贵的一句话就是“这次不一样”。在历史上无数的投资案例中，人们被短期的业绩和利润表现所迷惑，做出了“这次不一样”的判断，认为一直以来的商业和金融规律，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市场。但是，无数次的教训又告诉我们，“这次不一样”的判断看似又有创意又聪明，但往往却是和过去无数次做出的“这次不一样”的判断完全一样，又是一次被短期市场所迷惑的错误而已。
首先，我认为，我作为一个资深网购，我很少碰到这种情况，但是最近，所有的快递员送货都不给我打电话了，这是一个大前提。
重点，这一单，快递员没有电话，没有短信告知，就将快递放在离我家4.4公里的地方，显示已送达。
？？？？？您很厉害，您看我买个快递还要自己去离家4.4公里的地方取快递？并且没有告知，是我自己查出来的。
最后，某宝店大欺客吗？踢皮球吗？怎么呢，现在我连知道快递在哪的权利也没有，快递没收到，退款不给退，投诉没地方投，还让我自己联系快递员？ok，可是联系不上啊，快递小哥忙的不接电话，昨天打了今天也打了都不接。
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只想维护自己的权利！@淘宝
重点，这一单，快递员没有电话，没有短信告知，就将快递放在离我家4.4公里的地方，显示已送达。
？？？？？您很厉害，您看我买个快递还要自己去离家4.4公里的地方取快递？并且没有告知，是我自己查出来的。
最后，某宝店大欺客吗？踢皮球吗？怎么呢，现在我连知道快递在哪的权利也没有，快递没收到，退款不给退，投诉没地方投，还让我自己联系快递员？ok，可是联系不上啊，快递小哥忙的不接电话，昨天打了今天也打了都不接。
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只想维护自己的权利！@淘宝
北京一“二房东”跑路，阿里、华为等大厂员工受骗，有人凌晨被恐吓退房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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