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个中国记者节# 去年我作为一个门外汉被赶鸭子上架勉强干了一年多的通讯工作，在去年的11月8日也是第二十一个记者节被当地评为“优秀新闻通讯员”。我当然知道这个称号是对我的鼓励，我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我也明白作为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是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地叙述事实。

我一直相信并坚持这个理念努力干好我的工作，从不怀疑。直到今年的8月13日，因为樱花照事件导致演员张哲瀚社会性死亡，除了只认钱的网络水军和营销号下场外，我还看到了一些平时我只有抬头才能仰望的媒体在第一时间不经证实的情况下就为此事件匆忙定性。

在那几天，一打开手机在各种客户端都能看到各类媒体对他的审判，可是，新闻不是要经过调查才能下结论的吗？鬼厕的路线有人考察过吗？他本人有人采访过吗？我迷茫了，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曾经热爱的工作，也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于是匆匆申请了换岗，重新开始新的工作。

我依然相信我们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是客观公正的，没人能够永不犯错，报道错了能有勇气纠正自己的错误，才更能够维护媒体的权威性。

今天是第二十二个记者节，向每一位有理想、有担当的新闻工作者说声节日快乐！

#今天的头脑米有风暴#
“遗忘变成例外，记忆变成常态”

被刻入互联网DNA里的用户数据，让我们似乎很难完全抹除自我的“网络足迹”。（比如去任意一个浏览器搜索自己的姓名，一定会有些新发现）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是经常被拿来调侃的一句话，但仔细想想，还是蛮令人窒息的。算法无时无刻不在捕捉着我们的信息（就像我刚刚又❌掉几个推荐的微博），然后把我们的数据深深印在网络中。我们的信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成了可供“循环使用”的工具，但我们却无力改变。
“黑箱”的存在然后我们无法探求到算法运行的机制，但在算法面前，用户却成了透明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信息不对等之中。被算法控制住的我们，每天不得不接受着其所提供的个性化信息。就像我每天早上点开订阅信息，想要找到腿姐带背，但总能看到其中“插播”的一条个性化推荐。
但又很可悲，信息爆炸让每日处于信息焦虑的人，乐得在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下生存，以至于深处“信息茧房”但仍不自知。逐渐的，我们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全貌认知，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不断强化自我意识，乃至于思想停固在是与非的二元对立之间。

想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网络下的用户就像被算法关进了一个叫‘信息茧房’的小黑屋，然后处于360°无死角的‘全景监狱’”。

互联网下，我们是否应该拥有“被遗忘权”。无论是出于隐私的保护，还是防止“网络挖坟”导致人的社会性死亡，我想，被遗忘权应该是需要的。（当然社死是个玩笑话，谁非主流时期没发过一些没眼看的东西呢？（:-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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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了π_π不想说了，今天被算法搞emo了。也不知道该说我共情感太强，还是情感太泛滥...
[奥特曼]

“社会性死亡”一词出自托马斯·林奇的书《殡葬人手记》，书中将死亡分成三重意义，听诊器和脑电波仪测出的，叫“肌体死亡”；以神经末端和分子的活动为基准确定的，叫“代谢死亡”；最后是亲友和邻居所公知的死亡，“社会性死亡”。

“社会性死亡”在网络中原本是网友自嘲使用，一般是形容在发生丢脸的事情后恨不得钻入地缝的状态。但在罗冠军事件中，被指性侵的罗冠军发文称自己已经“社会性死亡”。自此，“社死”一词也被用在个体遭受网络暴力后声誉狼藉、人际交往断绝的状态。

2020年的清华学姐“社死”威胁事件又将“社会性死亡”一词推向公众的视野，其结局反转，舆论瞬间点爆，原本威胁学弟“社死”的清华学姐成为“社死”的对象。

本文中的“社死”乱象是指对当事人进行造谣而致使其名誉破灭或其惩罚结果远远超出当事人言行应受程度的现象。在社交媒体时代，“社会性死亡”乱象不断上演，原本将不良行为诉诸公众用以规范约束个人行为的举动成为私人发泄情绪、剥夺他人人格尊严的泄愤行为。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分享青年记者文章，针对“社死”乱象的成因和影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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