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安利】
今天小志来给大家安利一部神仙综艺《典籍里的中国》（太好哭了！）
十一期节目，曾见伏生护“政书之祖，史书之源”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看三圣作“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一个回眸，一滴眼泪，一声呼喊……跟随当代读书人小撒穿梭时空，与圣贤对话，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中华文明，延绵不绝。
（图文来源：典籍里的中国） https://t.cn/AigLes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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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回眸，一滴眼泪，一声呼喊……跟随当代读书人小撒穿梭时空，与圣贤对话，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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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典籍里的中国） https://t.cn/AigLesaQ
李奇霖：写报告要怀揣读者和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券研究行业价值报告显示，目前行业内，一半分析师的年龄在30-35岁之间，而要成为这中间的佼佼者——首席经济学家，最快则需要5年时间。
30岁成为首席经济学家，31岁成为研究院院长，李奇霖的首席之路似乎走的格外顺利。而在李奇霖看来，在成为首席的过程中，实力、勤奋、运气、伯乐缺一不可。
本次首席人生，记者对话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他说，首席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于时代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才赋予了首席光环，也让自我奋斗变得有意义。做研究要紧贴市场，业界的宏观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市场语言去空谈宏观和政策，同时，写报告要怀揣读者和投资者。对于年轻分析师而言，找到自己的蓝海和定位至关重要，只有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才能成就事业。
做宏观研究要接市场地气
《首席经济学家》：怎样定义首席经济学家这份职业？首席经济学家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奇霖：首席经济学家本质上就是一个研究员，剥离掉名字华丽的外壳，说到底就是一个做宏观研究的。所以，这个问题等同于在问宏观研究有什么价值。
第一，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做宏观研究的，最需要做的就是把握战略方向。对单个公司来说，如何适应整个宏观环境的变化、如何适应政策的导向，这些都是影响公司生存发展最关键问题，所以，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对公司的战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大的政策方向判断一定要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一致，这块是绝不能出方向性错误的。
第二，做宏观研究的，得紧贴市场，脱离市场的宏观研究，是没有灵魂的。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价格，一定是隐含了投资对未来的预期在里面，一个资产的涨跌一定是有其背后的宏观逻辑做支撑的。在观测市场的时候，能够知道投资者的相反，知道投资背后的逻辑，知道投资者在思考什么宏观问题。如果脱离了这一层，做研究没有市场的依据，那只能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没有与市场参与者的良好互动，不了解市场预期，也无法评估一项政策出来的具体效果。纯理论的宏观研究可以交给象牙塔，但业界的宏观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市场的语言去空谈宏观和政策。
第三，首席是机构的研究品牌。虽然说到底就是做宏观研究的，但机构既然给了一个高大上的抬头，那必然是希望研究形成品牌价值。在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大时代里，客户选择把自己的资产交给机构去打理，那肯定是看重他的投研服务能力的，首席有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向全社会输出券商的专业品牌和专业价值，这比单一的去投放广告来得效果要好一些。
第四，可以提一些政策建议。首席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于这个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才构成了首席光环的基础，也只有这一基础，才让自我奋斗变得有意义。既然享受到了时代红利，那就得多做一些事情，写的东西最好能形成一些靠谱的政策建议。
《首席经济学家》： 如何评判一份研究报告的好坏？有什么标准？您认为“预测率”对首席经济学家来说重要吗？
李奇霖：一个好的研究报告一定要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说人话。没有什么是不能正面解答的，如果不能，遮遮掩掩，故弄玄虚，那一定是自己没弄懂。此外，前面提到过，首席的成就与中国资本市场大繁荣、大发展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是浮云，一个人能否成功，其实个人奋斗真不能看太重。那么，既然首席的成就取决于资本市场，取决于千万个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那做研究的，最起码心里得有投资者，心里有投资者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说人话，把研究成果要敢于和大家分享。
第二，专业。文章写得太通俗，有可能走向流量和网红的极端路径，变得缺乏严谨性，所以文章还必须以专业为支撑，这也符合辩证法的要求。专业是说一定要以客观事实、客观数据做支撑，文章的论证一定要严谨和客观，不能搞煽动，搞对立面，制造焦虑等等。在专业的基础上去讲人话，去把一个深度研究的观点尽量说得简单，深入浅出。
满足以上两点，基本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研究报告了，既有深度又讲人话，既深刻又通俗。当然，这二者的平衡我自己拿捏得还不够好，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忘记了读者，写些人听不懂的话和术语，有时候专业性方面不够严谨，还经常错字和打错单位，实在不应该。
总之，写报告一定要心中有读者和投资者，讲的内容要通俗易懂、接市场地气，知道别人的痛点在哪里，不能为了做报告而报告，要能真正切中要害来帮助投资者解决问题。
至于说预测率，其实没关系，人非圣贤，错很正常。因为市场变化太复杂了，很多影响很大的政策和事件，很难提前全部被预知到。所以预测错了市场，预测错了宏观数据，那是常有的事。
预测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这样：首先，肯定是尽量让它准确率高一点，研究尽量做扎实一点，如果真错了，也要及时去找原因，不断完善研究框架，看哪里还不够完备，及时补充到自己的框架里。
详情链接：https://t.cn/A6xLjIby
根据中国证券研究行业价值报告显示，目前行业内，一半分析师的年龄在30-35岁之间，而要成为这中间的佼佼者——首席经济学家，最快则需要5年时间。
30岁成为首席经济学家，31岁成为研究院院长，李奇霖的首席之路似乎走的格外顺利。而在李奇霖看来，在成为首席的过程中，实力、勤奋、运气、伯乐缺一不可。
本次首席人生，记者对话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他说，首席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于时代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才赋予了首席光环，也让自我奋斗变得有意义。做研究要紧贴市场，业界的宏观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市场语言去空谈宏观和政策，同时，写报告要怀揣读者和投资者。对于年轻分析师而言，找到自己的蓝海和定位至关重要，只有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才能成就事业。
做宏观研究要接市场地气
《首席经济学家》：怎样定义首席经济学家这份职业？首席经济学家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奇霖：首席经济学家本质上就是一个研究员，剥离掉名字华丽的外壳，说到底就是一个做宏观研究的。所以，这个问题等同于在问宏观研究有什么价值。
第一，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做宏观研究的，最需要做的就是把握战略方向。对单个公司来说，如何适应整个宏观环境的变化、如何适应政策的导向，这些都是影响公司生存发展最关键问题，所以，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对公司的战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大的政策方向判断一定要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一致，这块是绝不能出方向性错误的。
第二，做宏观研究的，得紧贴市场，脱离市场的宏观研究，是没有灵魂的。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价格，一定是隐含了投资对未来的预期在里面，一个资产的涨跌一定是有其背后的宏观逻辑做支撑的。在观测市场的时候，能够知道投资者的相反，知道投资背后的逻辑，知道投资者在思考什么宏观问题。如果脱离了这一层，做研究没有市场的依据，那只能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没有与市场参与者的良好互动，不了解市场预期，也无法评估一项政策出来的具体效果。纯理论的宏观研究可以交给象牙塔，但业界的宏观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市场的语言去空谈宏观和政策。
第三，首席是机构的研究品牌。虽然说到底就是做宏观研究的，但机构既然给了一个高大上的抬头，那必然是希望研究形成品牌价值。在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大时代里，客户选择把自己的资产交给机构去打理，那肯定是看重他的投研服务能力的，首席有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向全社会输出券商的专业品牌和专业价值，这比单一的去投放广告来得效果要好一些。
第四，可以提一些政策建议。首席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于这个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才构成了首席光环的基础，也只有这一基础，才让自我奋斗变得有意义。既然享受到了时代红利，那就得多做一些事情，写的东西最好能形成一些靠谱的政策建议。
《首席经济学家》： 如何评判一份研究报告的好坏？有什么标准？您认为“预测率”对首席经济学家来说重要吗？
李奇霖：一个好的研究报告一定要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说人话。没有什么是不能正面解答的，如果不能，遮遮掩掩，故弄玄虚，那一定是自己没弄懂。此外，前面提到过，首席的成就与中国资本市场大繁荣、大发展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是浮云，一个人能否成功，其实个人奋斗真不能看太重。那么，既然首席的成就取决于资本市场，取决于千万个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那做研究的，最起码心里得有投资者，心里有投资者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说人话，把研究成果要敢于和大家分享。
第二，专业。文章写得太通俗，有可能走向流量和网红的极端路径，变得缺乏严谨性，所以文章还必须以专业为支撑，这也符合辩证法的要求。专业是说一定要以客观事实、客观数据做支撑，文章的论证一定要严谨和客观，不能搞煽动，搞对立面，制造焦虑等等。在专业的基础上去讲人话，去把一个深度研究的观点尽量说得简单，深入浅出。
满足以上两点，基本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研究报告了，既有深度又讲人话，既深刻又通俗。当然，这二者的平衡我自己拿捏得还不够好，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忘记了读者，写些人听不懂的话和术语，有时候专业性方面不够严谨，还经常错字和打错单位，实在不应该。
总之，写报告一定要心中有读者和投资者，讲的内容要通俗易懂、接市场地气，知道别人的痛点在哪里，不能为了做报告而报告，要能真正切中要害来帮助投资者解决问题。
至于说预测率，其实没关系，人非圣贤，错很正常。因为市场变化太复杂了，很多影响很大的政策和事件，很难提前全部被预知到。所以预测错了市场，预测错了宏观数据，那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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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个千古独绝的心灵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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