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珞丹，大家一定不陌生，虽算不上顶流，但知名度还是相当广泛的。但就是这样一位知名女演员，近日却被爆出拖欠农民工工资30多万近10年，贴上了老赖的标签。
2021年10月，据网友爆料，王珞丹被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为30.96万元。事件的起因是王珞丹购买了昌平区某别墅进行改造，并在未取改造资格证的情况下，由其父亲王卫星代表王珞丹将该工程包给原告并签订了合同，但工程完工后，王珞丹方却迟迟不验收，工程款也迟迟未结。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王珞丹被强制执行的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对于王珞丹有钱买别墅却拖欠农民工区区30万工程款的行为，广大网友也纷纷表示了谴责。
随后，王珞丹工作室发文辟谣，称不存在所谓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按法院判决将规定金额汇入了法院的账户，也并未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也并非网传的那样被纳入失信执行人（老赖）名单。工作室虽及时作出了回应，但王珞丹老赖的标签短时间内应该难以摘掉了。
除了这次热搜，近几年似乎很少在热搜上看到王珞丹身影。上一次有印象热搜还是因为她回复网友说要退出娱乐圈。虽然工作室立刻发文辟谣，但由此可见，王珞丹对于自己现在的演艺事业也相当的不满意吧。
王珞丹的星路属于典型的高开低走。2007年，刚进入演艺圈不久的王珞丹，出演了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奋斗》中的米莱一角。那几年，赵宝刚拍戏，就等于造星工厂，捧谁谁红。随着电视剧在全国的热播，剧中敢爱敢恨的米莱受到了很多观众所喜爱，王珞丹也凭借“米莱”这个角色红遍大江南北，成为80后年轻一代心中的偶像。
2008年，王珞丹再度参演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这部被称作《奋斗》姊妹篇的电视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会火爆。王珞丹在剧中饰演钱小样一角，同样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让王珞丹的人气进一步提升。与角色相关的广告代言也随之而来，“我是小样，我就这样”的广告语当年更是随处可见。
在2009年“80后新生代娱乐大明星”评选活动中，王珞丹更是与黄圣依、刘亦菲、杨幂被评为内地的新“四小花旦”。之后的她更是担任了那一年的金鹰女神。众所周知，金鹰女神向来都是由当年最火的女星担任，杨幂当年虽然靠着《仙剑奇侠传三》收获了不小的人气，但依然不敌王珞丹，足可见王珞丹当年的火爆程度。
说到王珞丹，就不得不提到这位与她同龄，还与她长着相似的脸，有着相同戏路的白百何。两人甚至还在《我的青春谁做主》中有过合作，两人在剧中就像是一对双胞胎，令观众傻傻分不清楚。虽然有着相似的脸，却没有相同的命。王珞丹饰演的钱小样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而白百何扮演的“雷蕾”一角却无人问津。
而这时的王珞丹还不知道，这个与她有着相似脸的同龄女孩会让她产生危机。
2011年白百何带着电影《失恋33天》攻占大荧幕，一举拿下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如同当时的王珞丹凭借“米莱”爆红一样，白百何也凭借着“黄小仙”迎来了自己演艺高峰。2013年，白百何上映了三部电影，部部票房过亿，《私人订制》更是成为了年度贺岁档票房冠军。
而这时期的王珞丹主演的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和《山楂树之恋》虽然有不错收视，但却和电影版的撞了，一部是徐静蕾的《杜拉拉升职记》，一部是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这难免不被拿来比较一番。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王珞丹，两版杜拉拉有什么区别时，心直口快的王珞丹说年龄上的区别，这不免让人怀疑她是在内涵“徐静蕾太老了”。她还在一次采访中说没看过影版的《山楂树之恋》，更是直言周冬雨长得不好看，低情商的回答在当时惹了很多非议。
之后王珞丹开始尝试转型参演古装剧，《卫子夫》、《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可惜票房收视都不乐观，她在《卫子夫》中的造型更是被吐槽像戴了假发的葛优。她的演艺事业也在转型失败后走起了下坡路。
2015年，白百何更是来势汹汹，带着《捉妖记》、《滚蛋吧，肿瘤君》和《恋爱中的城市》三部作品登上大荧幕，王珞丹也有《破风》、《宅女侦探桂香》和《烈日灼心》三部作品上映。这一年可以说是两人冲突最激烈的一年。
结果显而易见，《捉妖记》打破多项电影票房纪录，以24.38亿票房登上内地票房第一的宝座，白百何也迎来了事业的又一高峰，各种最佳女主角奖拿到手软。
这之后的王珞丹彻底被白百何比了下去，虽也不断有作品输出，但都表现平平。两人的纠葛也慢慢平息了下去。
直到“白百何出轨”事件爆发，白百何的演艺事业遭受重创，进入了“寒冬”，代言广告也纷纷被撤。当时王珞丹发了一条“春天来了”的消息，让人不得不联想王珞丹是在嘲讽白百何。
可王珞丹的春天并没有到来，她的演艺事业没有随着白百何的淡圈迎来又一高峰，虽然不断有演出作品，但都没溅起什么水花。或许王珞丹的春天在遇到“米莱”这个角色时就已经所剩无几了吧！
现在两位的演艺事业虽都平平淡淡，但也都有新的动向，王珞丹以青年导演的身份参加了爱奇艺自制综艺《开拍吧！电影》。而白百何主演的电影《门锁》也将于11月19号在中国内地上映。
娱乐圈纷纷扰扰，变幻无常，有人出道就爆红，也有人沉寂多年，一朝翻身，也有人一直处在顶峰，也有人登顶后又走起下坡路……红与糊都是一瞬间的事。
希望两位演员都能在收视和票房上取得好成绩，走出属于自己路。
2021年10月，据网友爆料，王珞丹被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为30.96万元。事件的起因是王珞丹购买了昌平区某别墅进行改造，并在未取改造资格证的情况下，由其父亲王卫星代表王珞丹将该工程包给原告并签订了合同，但工程完工后，王珞丹方却迟迟不验收，工程款也迟迟未结。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王珞丹被强制执行的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对于王珞丹有钱买别墅却拖欠农民工区区30万工程款的行为，广大网友也纷纷表示了谴责。
随后，王珞丹工作室发文辟谣，称不存在所谓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按法院判决将规定金额汇入了法院的账户，也并未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也并非网传的那样被纳入失信执行人（老赖）名单。工作室虽及时作出了回应，但王珞丹老赖的标签短时间内应该难以摘掉了。
除了这次热搜，近几年似乎很少在热搜上看到王珞丹身影。上一次有印象热搜还是因为她回复网友说要退出娱乐圈。虽然工作室立刻发文辟谣，但由此可见，王珞丹对于自己现在的演艺事业也相当的不满意吧。
王珞丹的星路属于典型的高开低走。2007年，刚进入演艺圈不久的王珞丹，出演了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奋斗》中的米莱一角。那几年，赵宝刚拍戏，就等于造星工厂，捧谁谁红。随着电视剧在全国的热播，剧中敢爱敢恨的米莱受到了很多观众所喜爱，王珞丹也凭借“米莱”这个角色红遍大江南北，成为80后年轻一代心中的偶像。
2008年，王珞丹再度参演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这部被称作《奋斗》姊妹篇的电视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会火爆。王珞丹在剧中饰演钱小样一角，同样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让王珞丹的人气进一步提升。与角色相关的广告代言也随之而来，“我是小样，我就这样”的广告语当年更是随处可见。
在2009年“80后新生代娱乐大明星”评选活动中，王珞丹更是与黄圣依、刘亦菲、杨幂被评为内地的新“四小花旦”。之后的她更是担任了那一年的金鹰女神。众所周知，金鹰女神向来都是由当年最火的女星担任，杨幂当年虽然靠着《仙剑奇侠传三》收获了不小的人气，但依然不敌王珞丹，足可见王珞丹当年的火爆程度。
说到王珞丹，就不得不提到这位与她同龄，还与她长着相似的脸，有着相同戏路的白百何。两人甚至还在《我的青春谁做主》中有过合作，两人在剧中就像是一对双胞胎，令观众傻傻分不清楚。虽然有着相似的脸，却没有相同的命。王珞丹饰演的钱小样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而白百何扮演的“雷蕾”一角却无人问津。
而这时的王珞丹还不知道，这个与她有着相似脸的同龄女孩会让她产生危机。
2011年白百何带着电影《失恋33天》攻占大荧幕，一举拿下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如同当时的王珞丹凭借“米莱”爆红一样，白百何也凭借着“黄小仙”迎来了自己演艺高峰。2013年，白百何上映了三部电影，部部票房过亿，《私人订制》更是成为了年度贺岁档票房冠军。
而这时期的王珞丹主演的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和《山楂树之恋》虽然有不错收视，但却和电影版的撞了，一部是徐静蕾的《杜拉拉升职记》，一部是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这难免不被拿来比较一番。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王珞丹，两版杜拉拉有什么区别时，心直口快的王珞丹说年龄上的区别，这不免让人怀疑她是在内涵“徐静蕾太老了”。她还在一次采访中说没看过影版的《山楂树之恋》，更是直言周冬雨长得不好看，低情商的回答在当时惹了很多非议。
之后王珞丹开始尝试转型参演古装剧，《卫子夫》、《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可惜票房收视都不乐观，她在《卫子夫》中的造型更是被吐槽像戴了假发的葛优。她的演艺事业也在转型失败后走起了下坡路。
2015年，白百何更是来势汹汹，带着《捉妖记》、《滚蛋吧，肿瘤君》和《恋爱中的城市》三部作品登上大荧幕，王珞丹也有《破风》、《宅女侦探桂香》和《烈日灼心》三部作品上映。这一年可以说是两人冲突最激烈的一年。
结果显而易见，《捉妖记》打破多项电影票房纪录，以24.38亿票房登上内地票房第一的宝座，白百何也迎来了事业的又一高峰，各种最佳女主角奖拿到手软。
这之后的王珞丹彻底被白百何比了下去，虽也不断有作品输出，但都表现平平。两人的纠葛也慢慢平息了下去。
直到“白百何出轨”事件爆发，白百何的演艺事业遭受重创，进入了“寒冬”，代言广告也纷纷被撤。当时王珞丹发了一条“春天来了”的消息，让人不得不联想王珞丹是在嘲讽白百何。
可王珞丹的春天并没有到来，她的演艺事业没有随着白百何的淡圈迎来又一高峰，虽然不断有演出作品，但都没溅起什么水花。或许王珞丹的春天在遇到“米莱”这个角色时就已经所剩无几了吧！
现在两位的演艺事业虽都平平淡淡，但也都有新的动向，王珞丹以青年导演的身份参加了爱奇艺自制综艺《开拍吧！电影》。而白百何主演的电影《门锁》也将于11月19号在中国内地上映。
娱乐圈纷纷扰扰，变幻无常，有人出道就爆红，也有人沉寂多年，一朝翻身，也有人一直处在顶峰，也有人登顶后又走起下坡路……红与糊都是一瞬间的事。
希望两位演员都能在收视和票房上取得好成绩，走出属于自己路。
地产美元债“维稳” 违约频发之后 多数房企拒绝“躺平”
2021年10月26日 17:43
房地产企业境外债的违约，已经引起了相关方面的密切关注。
第一财经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10月25日，国家外管局上海分局召开会议，对房企境外债到期情况进行摸排，要求周三前提交本年度境外债到期情况，周五提交今年年底境外债的安排，含到期本金和利息，回购需求、自有资金安排等。
多家房企人士向记者表示，此番排摸的目的就是要掌握是否存在违约风险，其同时强调这并不是新出台的规定和要求，仅为定期摸排，更新信息。
地产债引监管层关注
监管层对于房企美元债的关注，源于近期地产美元债频繁爆发的违约事件。10月以来，花样年、新力等房企先后出现美元债违约或延期兑付的情况，地产美元债市场震荡。数据显示，截至10月中旬，有35家房企美元债价格跌至90美元以下，7家房企甚至跌在50美元以下。
同时，中国恒大(03333.HK)的流动性危机，是否会引发这龙头公司债务违约，亦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央行网站20日公布的《易纲行长在2021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及问答》称：“总体而言，恒大风险是个案风险。应对措施方面，我们一是要避免恒大的风险传染至其他房地产企业。二是要避免风险传导至金融部门。”
10月26日，当代置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于10月25日到期的12.85厘优先票据，未能按时偿还票据本金及其应计但未付利息。这笔资金规模2.5亿美元的票据，是目前当代置业5只存续美元债中规模最大的。当代置业将此次违约，归因为“预计之外的流动性问题”，而其面临的不利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房地产行业环境以及COVID-19疫情等。受此影响，上述票据本金及其应计但未付利息的还款安排，未能于当日达成。
有统计显示，加上新违约的当代置业，今年以来出现债务违约的房企数量已经升至9家。
不过，房企违约仍数少数，大多数房企依然看重信用评级，积极坚守最后底线。上周五，极有可能违约的中国恒大在宽限期截止之前打款支付了一笔美元债的利息，暂时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气氛。
目前，绝大多数资金面相对灵活的房企，正积极展开回购工作，释放出保兑付的信号。日前，包括中梁控股、中国奥园、正荣地产等在内的多家房企发布了回购信息。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下半年以来，共有18家房企陆续回购超100次。
在市场信心脆弱的背景下，这些举动的意义在于提振市场信心，等待消息面的边际缓和。
地产美元债遭受重创打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地产美元债的信用危机从今年初便开始累积。
1月份，华夏幸福流动性危机开始暴露，2月份正式出现违约；进入6月份，恒大事件则开始发酵，伴随着商票、交楼等方面的信用问题曝光，其债券价格也快速下跌，并且波及到其他一些弱资质的发行人。此后，蓝光发展也出现违约。
平安证券研报显示，负面舆情带动地产板块负面情绪及市场风险偏好结构性分化，6月份，中资美元债高收益指数跌幅约为2.54%，而投资级指数上涨0.91%。
此前，市场的担忧仅聚焦在部分基本面较弱的发行人身上。直至10月4日，花样年公告称，同日到期的2.06亿美元优先票据未在该日付款，宣告违约。该次违约超出了投资人预期，被认为打碎了市场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10月中旬，某券商固收团队在一场关于近期中资地产美元债市场情况的会议上提到，花样年在最后一个交易日，其上述违约债券还是交易在99.5美元的水平，市场预期公司是会进行支付的，此后的违约“强烈地引发了市场对很多发行人偿债意愿的怀疑”。
花样年“躺平”后，当代置业、新力控股也先后发布公告，披露了其信用风险事件。
多重影响下，9月末至10月中旬的短短半个月内，地产美元债出现大跌。当代置业多笔美元债净价从75-94美元不等，迅速跳水至19-32美元；佳兆业集团也有多笔美元债从此前的80美元左右跌至30美元附近；阳光城的多笔美元债遭遇了同样的急挫。
国金证券统计显示，截至10月12日，有35家房企美元债价格跌至90美元以下，19家跌至80美元以下，7家房企甚至跌在50美元以下；累计17家房企境内公募债收益率上行超过100个基点。“如此群体性下跌，体现出市场对房企信用风险的担忧不断加重，定价提前反映了房企的表外负债和潜在违约风险。”
一路下跌的同时，境内房企还迎来了评级机构的一连串信用下调。10月18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多家房企的企业评级，包括绿地控股、阳光城、中国奥园、佳兆业、祥生控股集团、富力地产等在内的多家房企中招。
通常情况下，“评级下调对股权和债权融资都有负面影响，可能会陷入评级下调-估值调整-再融资困难-再融资风险提升-基本面恶化-评级下调的恶性循环。”亿翰智库研究总监于小雨表示，信贷额度下降、融资成本上升等是常见的现象。
而对于当前的房企来说，发不出债才是更严峻的问题。有业内人士指出，评级向下调整，会使得各金融机构减少与该类企业的合作。“近期房企美元债很难发。”有境外融资市场熟悉的人士称。
10月份以来房企境外发债的次数明显减少。不完全统计显示，10月份至今，仅有海伦堡、大发地产成功发行了两笔绿债。而这两笔美元债的票面利率分别为11%、13.5%，明显处于高位。不过，有房企内部人士表示，当前时点下能成功发行债券便是好事一桩，利率高低已不那么重要。
在市场信心低迷、发债窗口收紧的大背景下，如何应对每个企业都是不小的考验。“一些现金比较充裕的企业会对部分短期到期的债券进行回购，或者有些实控人会在这个阶段向企业提供贷款，”上述某券商分析会中提出，“整体都是向企业注入现金。”
房企自救维护融资渠道
美元债一直是国内房企融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大多数企业并不想堵死这一个通道。因此，不少房企都在这段时间努力向外传递着积极的信号。
10月份以来，包括正荣地产、银城国际控股、中梁控股、弘阳地产、建业地产、龙光集团等在内的多家房企在回购存量美元债。其中，银城国际控股回购额度最高，约为6500万美元，占存量金额的32.5%；正荣地产次之，于公开市场回购合计3300万美元存量票据。
同时，10月15日，奥园对外披露，其进一步回购了总额为300万美元的优先票据。奥园管理层表示，今年至今已购回本金总额1500万美元债，同时其2021年内到期的境外美元债已悉数赎回，2022年1月到期5亿美元债已完成再融资。
据克而瑞不完全统计，2021年下半年以来，有18家房企陆续实行境外债回购举动，回购次数超过100次；仅中梁控股就进行了25次境外债券的赎回动作，累计赎回1.29亿美元境外债。
除了回购，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也成为必选动作。10月25日晚，雅居乐发布公告称，由于近期地产行业的现状，其近期与投资者进行定期沟通的频率有所增加，而透过近日的沟通，雅居乐向“投资者保证有足够资金偿还到期债务，本公司在本公告中再次确认该声明”。
很明显的是，尽管回购动作频繁，但整体而言，房企当前的回购额度并不高，回购动作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提振市场信心。克而瑞指出，从赎回数额来看，房企累计回购境外债券及票据涉及资金合计15.6亿美元，占初始发行金额4.07%。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房企当前流动性并不十分充足。某房企资金部人士表示，美元债明显下跌的背景下，以低折扣进行回购实则比到期兑付更为划算，而企业回购算不上大手笔的原因大概率是“没钱”。
目前，多家企业回购动作的效果并不明显，对恢复市场信心作用不大，克而瑞证券首席分析师孙杨向记者表示，当前房企“不要暴雷，能挺住就是最好的做法了。”
只是，到期债务压顶的情况下，“挺过去”对现阶段的房企来说也不是件易事。光大证券研报数据显示，今年四季度共有92.95亿美元的地产美元债即将到期，2022年全年则有544.16亿美元债到期。
过去，房地产企业可以通过在市场上不断融资来滚动，借新还旧，“但现在整个市场的发行窗口和再融资窗口收窄，这就意味着对于未来短期内到期的这部分债券，企业进行偿付，对于现金流是净消耗的过程。”上述券商会议上提到。
融资渠道收紧的同时，销售作为房企另一大现金流入途径，也持续走低，这使得房企的资金面进一步承压。克而瑞数据显示，今年7-9月里，TOP100房企实现单月销售全口径金额同比接连下降，降幅分别为7.6%、19.6%、36.6%，持续扩大。
此前，销售疲软叠加短期大量债务到期，也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花样年违约的关键。
国金证券固收分析师段小乐指出，“花样年三季度销售仅128亿元，同比下降16.04%，项目去化速度明显放慢，造成一定回款压力”，而同时其对美元债依赖程度较高，并出现借高还低的情况，此后行业融资环境恶化，也难以通过滚续对冲到期，公开市场的刚性兑付使得债务压力加大。
所幸，在美元债发行和再融资窗口短期内难有明显恢复的背景下，国内的政策端已有暖风吹过，在包括央行等在内的监管层定调“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后，纠偏信号释放，按揭贷款、开发贷也有放松的风声。
“当前地产融资维持边际放松是大概率事件，但从政策放松拐点到信用瑕疵房企融资端真正放松需要时间。”平安证券称。
某华东房企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孙杨也预计，政策面、基本面有所回暖，市场得到修复，“最快要到年底明年初。”
2021年10月26日 17:43
房地产企业境外债的违约，已经引起了相关方面的密切关注。
第一财经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10月25日，国家外管局上海分局召开会议，对房企境外债到期情况进行摸排，要求周三前提交本年度境外债到期情况，周五提交今年年底境外债的安排，含到期本金和利息，回购需求、自有资金安排等。
多家房企人士向记者表示，此番排摸的目的就是要掌握是否存在违约风险，其同时强调这并不是新出台的规定和要求，仅为定期摸排，更新信息。
地产债引监管层关注
监管层对于房企美元债的关注，源于近期地产美元债频繁爆发的违约事件。10月以来，花样年、新力等房企先后出现美元债违约或延期兑付的情况，地产美元债市场震荡。数据显示，截至10月中旬，有35家房企美元债价格跌至90美元以下，7家房企甚至跌在50美元以下。
同时，中国恒大(03333.HK)的流动性危机，是否会引发这龙头公司债务违约，亦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央行网站20日公布的《易纲行长在2021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及问答》称：“总体而言，恒大风险是个案风险。应对措施方面，我们一是要避免恒大的风险传染至其他房地产企业。二是要避免风险传导至金融部门。”
10月26日，当代置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于10月25日到期的12.85厘优先票据，未能按时偿还票据本金及其应计但未付利息。这笔资金规模2.5亿美元的票据，是目前当代置业5只存续美元债中规模最大的。当代置业将此次违约，归因为“预计之外的流动性问题”，而其面临的不利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房地产行业环境以及COVID-19疫情等。受此影响，上述票据本金及其应计但未付利息的还款安排，未能于当日达成。
有统计显示，加上新违约的当代置业，今年以来出现债务违约的房企数量已经升至9家。
不过，房企违约仍数少数，大多数房企依然看重信用评级，积极坚守最后底线。上周五，极有可能违约的中国恒大在宽限期截止之前打款支付了一笔美元债的利息，暂时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气氛。
目前，绝大多数资金面相对灵活的房企，正积极展开回购工作，释放出保兑付的信号。日前，包括中梁控股、中国奥园、正荣地产等在内的多家房企发布了回购信息。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下半年以来，共有18家房企陆续回购超100次。
在市场信心脆弱的背景下，这些举动的意义在于提振市场信心，等待消息面的边际缓和。
地产美元债遭受重创打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地产美元债的信用危机从今年初便开始累积。
1月份，华夏幸福流动性危机开始暴露，2月份正式出现违约；进入6月份，恒大事件则开始发酵，伴随着商票、交楼等方面的信用问题曝光，其债券价格也快速下跌，并且波及到其他一些弱资质的发行人。此后，蓝光发展也出现违约。
平安证券研报显示，负面舆情带动地产板块负面情绪及市场风险偏好结构性分化，6月份，中资美元债高收益指数跌幅约为2.54%，而投资级指数上涨0.91%。
此前，市场的担忧仅聚焦在部分基本面较弱的发行人身上。直至10月4日，花样年公告称，同日到期的2.06亿美元优先票据未在该日付款，宣告违约。该次违约超出了投资人预期，被认为打碎了市场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10月中旬，某券商固收团队在一场关于近期中资地产美元债市场情况的会议上提到，花样年在最后一个交易日，其上述违约债券还是交易在99.5美元的水平，市场预期公司是会进行支付的，此后的违约“强烈地引发了市场对很多发行人偿债意愿的怀疑”。
花样年“躺平”后，当代置业、新力控股也先后发布公告，披露了其信用风险事件。
多重影响下，9月末至10月中旬的短短半个月内，地产美元债出现大跌。当代置业多笔美元债净价从75-94美元不等，迅速跳水至19-32美元；佳兆业集团也有多笔美元债从此前的80美元左右跌至30美元附近；阳光城的多笔美元债遭遇了同样的急挫。
国金证券统计显示，截至10月12日，有35家房企美元债价格跌至90美元以下，19家跌至80美元以下，7家房企甚至跌在50美元以下；累计17家房企境内公募债收益率上行超过100个基点。“如此群体性下跌，体现出市场对房企信用风险的担忧不断加重，定价提前反映了房企的表外负债和潜在违约风险。”
一路下跌的同时，境内房企还迎来了评级机构的一连串信用下调。10月18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多家房企的企业评级，包括绿地控股、阳光城、中国奥园、佳兆业、祥生控股集团、富力地产等在内的多家房企中招。
通常情况下，“评级下调对股权和债权融资都有负面影响，可能会陷入评级下调-估值调整-再融资困难-再融资风险提升-基本面恶化-评级下调的恶性循环。”亿翰智库研究总监于小雨表示，信贷额度下降、融资成本上升等是常见的现象。
而对于当前的房企来说，发不出债才是更严峻的问题。有业内人士指出，评级向下调整，会使得各金融机构减少与该类企业的合作。“近期房企美元债很难发。”有境外融资市场熟悉的人士称。
10月份以来房企境外发债的次数明显减少。不完全统计显示，10月份至今，仅有海伦堡、大发地产成功发行了两笔绿债。而这两笔美元债的票面利率分别为11%、13.5%，明显处于高位。不过，有房企内部人士表示，当前时点下能成功发行债券便是好事一桩，利率高低已不那么重要。
在市场信心低迷、发债窗口收紧的大背景下，如何应对每个企业都是不小的考验。“一些现金比较充裕的企业会对部分短期到期的债券进行回购，或者有些实控人会在这个阶段向企业提供贷款，”上述某券商分析会中提出，“整体都是向企业注入现金。”
房企自救维护融资渠道
美元债一直是国内房企融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大多数企业并不想堵死这一个通道。因此，不少房企都在这段时间努力向外传递着积极的信号。
10月份以来，包括正荣地产、银城国际控股、中梁控股、弘阳地产、建业地产、龙光集团等在内的多家房企在回购存量美元债。其中，银城国际控股回购额度最高，约为6500万美元，占存量金额的32.5%；正荣地产次之，于公开市场回购合计3300万美元存量票据。
同时，10月15日，奥园对外披露，其进一步回购了总额为300万美元的优先票据。奥园管理层表示，今年至今已购回本金总额1500万美元债，同时其2021年内到期的境外美元债已悉数赎回，2022年1月到期5亿美元债已完成再融资。
据克而瑞不完全统计，2021年下半年以来，有18家房企陆续实行境外债回购举动，回购次数超过100次；仅中梁控股就进行了25次境外债券的赎回动作，累计赎回1.29亿美元境外债。
除了回购，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也成为必选动作。10月25日晚，雅居乐发布公告称，由于近期地产行业的现状，其近期与投资者进行定期沟通的频率有所增加，而透过近日的沟通，雅居乐向“投资者保证有足够资金偿还到期债务，本公司在本公告中再次确认该声明”。
很明显的是，尽管回购动作频繁，但整体而言，房企当前的回购额度并不高，回购动作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提振市场信心。克而瑞指出，从赎回数额来看，房企累计回购境外债券及票据涉及资金合计15.6亿美元，占初始发行金额4.07%。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房企当前流动性并不十分充足。某房企资金部人士表示，美元债明显下跌的背景下，以低折扣进行回购实则比到期兑付更为划算，而企业回购算不上大手笔的原因大概率是“没钱”。
目前，多家企业回购动作的效果并不明显，对恢复市场信心作用不大，克而瑞证券首席分析师孙杨向记者表示，当前房企“不要暴雷，能挺住就是最好的做法了。”
只是，到期债务压顶的情况下，“挺过去”对现阶段的房企来说也不是件易事。光大证券研报数据显示，今年四季度共有92.95亿美元的地产美元债即将到期，2022年全年则有544.16亿美元债到期。
过去，房地产企业可以通过在市场上不断融资来滚动，借新还旧，“但现在整个市场的发行窗口和再融资窗口收窄，这就意味着对于未来短期内到期的这部分债券，企业进行偿付，对于现金流是净消耗的过程。”上述券商会议上提到。
融资渠道收紧的同时，销售作为房企另一大现金流入途径，也持续走低，这使得房企的资金面进一步承压。克而瑞数据显示，今年7-9月里，TOP100房企实现单月销售全口径金额同比接连下降，降幅分别为7.6%、19.6%、36.6%，持续扩大。
此前，销售疲软叠加短期大量债务到期，也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花样年违约的关键。
国金证券固收分析师段小乐指出，“花样年三季度销售仅128亿元，同比下降16.04%，项目去化速度明显放慢，造成一定回款压力”，而同时其对美元债依赖程度较高，并出现借高还低的情况，此后行业融资环境恶化，也难以通过滚续对冲到期，公开市场的刚性兑付使得债务压力加大。
所幸，在美元债发行和再融资窗口短期内难有明显恢复的背景下，国内的政策端已有暖风吹过，在包括央行等在内的监管层定调“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后，纠偏信号释放，按揭贷款、开发贷也有放松的风声。
“当前地产融资维持边际放松是大概率事件，但从政策放松拐点到信用瑕疵房企融资端真正放松需要时间。”平安证券称。
某华东房企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孙杨也预计，政策面、基本面有所回暖，市场得到修复，“最快要到年底明年初。”
三次电荒：为什么电不够用了
其实，拉闸限电从2020年12月份就开始了，只不过之前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沈阳把红绿灯的电停掉，居民生活用电也突然停掉，才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到今年10月初，至少有20个省份都有拉闸限电的措施。
比如，宁夏要求高能耗企业限停产1个月；江苏、广东、浙江从2021年夏季前就纷纷实施“开3停4、开2停5”等措施，也就是，在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允许生产用电，要等夜间才能开工，这样的天数一周有4-5天。开几停几的措施虽然非常不方便，但好在企业还能调度时间来配合，南方各省市之间通过电网把剩余电力拆借，还能勉勉强强维持着，没有严重干扰到人们的生活。
但是，东北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在那里，居民用电比例占全社会用电的比例更高，而且所处区域的电网就算有剩余电力，也都输送给北京、天津了，轮不上从周边把电力输送给东北，此外，再叠加管理的落后这些影响，于是东三省的拉闸限电终于大面积地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生活。
如果我们梳理最近20年来中国的几次电荒，你就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
第一次电荒发生在2003年，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对外出口大幅下降，制造业开工率很低，电力剩余很多。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发电站的建设一直保持着10%的高速增长，于是过剩继续加剧。
鉴于这个情况，在2000年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不再批准新建电厂了。就这样，供电就不再增加了。但这样持续了几年，到了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中国制造业、基建都在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增长，于是20世纪90年代末还算过剩的发电能力到了2003年就已经不够用了。但是，新建电厂依然延续此前几年的政策很难获批，于是电就不够用了。
直到问题比较严重了，才开始放开审批。一年多后，新建电厂开始正常运转了，电荒得到缓解。你看，用电需求和供电能力此消彼长，不能在对方稍有改变时做出调整，而是要等审批，延迟造成的波动被放大了。
第二次电荒发生在2010年，持续了2年的时间，分成两波：
第一波主要是为了追求考核目标造成的。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中，第一次提出“双控”目标，“双控”说的是，总能耗和能耗强度都要下降。总能耗下降好理解，能耗强度下降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单位GDP所耗费的能量下降的意思，也就是提高能量利用率。而2010年是双控目标考核的最后一年，当时提出的及格线是，在那个五年计划中下降至少20%。于是不少省份为了完成考核，从当年的5月份开始拉闸限电。
第一波拉闸限电给很多制造业企业都造成了损失，所以大家都等着考核年过去后加量生产，补偿损失。于是，转过年来的2011年1月份，电力需求猛增，于是发电厂就要跟着响应，库存的煤见底儿了，只能大量采购，造成了动力煤价格的暴涨，涨到了发电都亏钱的地步，于是电厂又不愿意发电了。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既然煤价涨了，发电成本上涨了，那把电价也提高，发电厂不就可以不用亏钱、继续发电了嘛！其实是不行的。中国的电价不是发电厂根据市场情况定的，而是发改委依照“煤电联动”的政策，一年变更一次。这次电荒在经历了2次电价上调后，才让发电成本略低于电价，此后煤炭价格回落，拉闸限电也消失了。
你看，第二次电荒和第一次电荒相比，有一些不同。这次不是用电需求和发电能力不能及时响应的问题了，而是煤炭价格和电价之间不能及时响应导致的。煤炭价格随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而电价却被卡得比较死。发电厂如果继续大量发电，亏损就会扩大，大到资金链完全断掉的时候，连一度电都发不出来，这时候影响只会更恶劣，所以，只能一边拿着补贴维持，一边减少发电量，把自己的运营控制在不崩溃的边缘。
而第三次电荒就是这次了，到现在也已经持续了快一年时间。
这次的机制和2010年那次的后半截比较像，也是煤价上涨，电价却无法及时变化。但这次的问题比第二次要严重，因为这次还叠加了全球疫情和碳中和目标这两个因素。
我们先说煤炭价格。
往年5500大卡动力煤的价格在400-600元每吨左右浮动。而2020年疫情以后，由于各国无限量地发债，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在涨价，那些不受保质期影响的东西都在涨价，比如，一些从前只卖几块钱的芯片，现在需要三四百块钱还得通过黄牛才能买到。
煤炭也是，从400-600块钱每吨涨到了1300-1500块钱。而在一个火电厂的发电成本中，从前煤炭价格正常的时候，煤价都要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现在价格增了好几倍，按说电价也要相应的提高几倍才能覆盖掉成本。但电价卡得到很死，基本不能变。
之所以说“基本不能变”，是因为其实也能变，但那种变动的幅度实在不够用。
我国因为电价不能变造成电荒的问题由来已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04年，曾经颁布过一个“煤电联动”的策略，也就是电价以煤价为基础，电力企业再自行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然后再报发改委审批修改电价。但这个电价变动是以“年”为单位的，在实施的16年间，电价一共只改变过12次。而且，就算变也不可能像煤价那样大幅变动。
尤其是在2015年提出了“能耗双控”的目标后，2018年度和2019年度，本来按原规则，电价是应该上调的，但在“降低火电比例”的大政策下，却强行把电价下调了，于是本来效果就不太明显的“煤电联动”可能连杯水车薪的作用都没有起到。
这个问题大家也注意到了。于是在2020年，“煤电联动”政策被取消了，替代的是另一个叫做“浮动电价”的政策，希望能更切实地促使电价变动。相比从前，新政策虽然好得多，但也应付不了全球疫情下煤炭价格200%以上的增长，因为电价浮动的规则并不是自由浮动的，而是设定了上限，一次上浮不能超过10%，一次下浮不能超过15%，半年一次。
是什么造成了这次的供需不平衡
为什么说这次的电荒更严重呢？因为之前两次电荒，就算审批和调价存在滞后，也还是可以靠市场机制，经过几次供需的博弈，回到平衡。但这次，有很多可以让供需重回平衡的因素消失了。我们挨个说说：
这第一个因素就是，搞不到更多的煤炭。
既然煤炭不够，我国又是煤炭大国，提高产能行不行？不行，因为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中就是要淘汰火电站。你说，那就多投资、多建清洁能源的火电厂啊。是，现在已经在开足马力这样做了，但还是远远不够。
全局的数据是这样的：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清退煤矿5500多处，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而与此同时，每年新增的煤炭产能（清洁产能）是2亿吨/年，相当于清退了5份，但只能补充上1份。你说，那加大进口啊，但实际上，我国每年进口的煤只占消耗总量的大约8%，所以加大进口也还是无法改变大局的。
而且就算想进口，疫情导致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情况，就是海运价格大幅提高，从前中国从印尼、澳大利亚进口煤，算上运费也还是很划算的，但现在运费几倍到十几倍的涨价，于是大量进口只会进一步提高发电成本。
自己和外部都不能提供更多的煤，煤炭价格也看不到回落的迹象，所以“搞到更多煤炭”这个方法困难重重。
第二个因素就是，能源更新换代。
既然指望不上煤了，那么其他能源呢？比如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还有核电。这当然行，而且也是碳中和计划的终极目标，但问题是，这些新形式电力的发展不是几年可以完成的，最快也要四五十年。在今天中国的电力结构中，火电占比依然高达68%，其次是水电占比18%，风电6%、核电5%、光伏3%。就算用建设周期最短的风电和光伏，想暂时替代今天火电比重的1/4，也需要至少十几年时间，根本解不了燃眉之急。
所以，只要煤价还没有因为其他因素迅速下降，拉闸限电的问题会一直存在。
对我们生活有哪些影响
那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生活上，虽然政策在全力确保生活用电不受影响，但我们也只能理解为“优先限制耗电的企业”，如果已经给它们限电了电力还不够用，那生活用电也一样会被限制，这个现实在东北就已经出现了。供需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解决。
电价随煤价暴涨后，虽然很多人会抱怨用不起电，但与此同时，每个终端用户也会在力所能及的强度上实施节电的措施，有实力的终端用户说不定还会开始着手建造自己的清洁能源发电装置。电厂也会因为电价暴涨，不愿意错过大赚一笔的机会，从而想方设法开工发电。抱怨“电价太高”的声音会在短时间消失。
而死死的卡住电价不变，拉闸限电的措施可能会带来更多后续问题。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全球制造业才会来中国落户。现在，如果连保障制造业开工最基本的电都时有时无的话，最大的优势就在慢慢消散。
当然，既然煤价是国际化的，所以用电问题不只限于中国，很多国家的电价都会因为煤价、天然气价的飞涨而飞涨，与此同时，全球各国也都在碳中和的进程中，于是全球各国也都受困于能源更新换代过程中来不及换的现状。所以，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多就是以拉闸限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在国外更多就是以电价飞涨的形式表现的。$中国神华(SH601088)$ $山西焦化(SH600740)$ $国电电力(SH600795)$ #电力煤炭化工等热门板块全线重挫#
其实，拉闸限电从2020年12月份就开始了，只不过之前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沈阳把红绿灯的电停掉，居民生活用电也突然停掉，才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到今年10月初，至少有20个省份都有拉闸限电的措施。
比如，宁夏要求高能耗企业限停产1个月；江苏、广东、浙江从2021年夏季前就纷纷实施“开3停4、开2停5”等措施，也就是，在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允许生产用电，要等夜间才能开工，这样的天数一周有4-5天。开几停几的措施虽然非常不方便，但好在企业还能调度时间来配合，南方各省市之间通过电网把剩余电力拆借，还能勉勉强强维持着，没有严重干扰到人们的生活。
但是，东北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在那里，居民用电比例占全社会用电的比例更高，而且所处区域的电网就算有剩余电力，也都输送给北京、天津了，轮不上从周边把电力输送给东北，此外，再叠加管理的落后这些影响，于是东三省的拉闸限电终于大面积地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生活。
如果我们梳理最近20年来中国的几次电荒，你就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
第一次电荒发生在2003年，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对外出口大幅下降，制造业开工率很低，电力剩余很多。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发电站的建设一直保持着10%的高速增长，于是过剩继续加剧。
鉴于这个情况，在2000年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不再批准新建电厂了。就这样，供电就不再增加了。但这样持续了几年，到了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中国制造业、基建都在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增长，于是20世纪90年代末还算过剩的发电能力到了2003年就已经不够用了。但是，新建电厂依然延续此前几年的政策很难获批，于是电就不够用了。
直到问题比较严重了，才开始放开审批。一年多后，新建电厂开始正常运转了，电荒得到缓解。你看，用电需求和供电能力此消彼长，不能在对方稍有改变时做出调整，而是要等审批，延迟造成的波动被放大了。
第二次电荒发生在2010年，持续了2年的时间，分成两波：
第一波主要是为了追求考核目标造成的。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中，第一次提出“双控”目标，“双控”说的是，总能耗和能耗强度都要下降。总能耗下降好理解，能耗强度下降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单位GDP所耗费的能量下降的意思，也就是提高能量利用率。而2010年是双控目标考核的最后一年，当时提出的及格线是，在那个五年计划中下降至少20%。于是不少省份为了完成考核，从当年的5月份开始拉闸限电。
第一波拉闸限电给很多制造业企业都造成了损失，所以大家都等着考核年过去后加量生产，补偿损失。于是，转过年来的2011年1月份，电力需求猛增，于是发电厂就要跟着响应，库存的煤见底儿了，只能大量采购，造成了动力煤价格的暴涨，涨到了发电都亏钱的地步，于是电厂又不愿意发电了。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既然煤价涨了，发电成本上涨了，那把电价也提高，发电厂不就可以不用亏钱、继续发电了嘛！其实是不行的。中国的电价不是发电厂根据市场情况定的，而是发改委依照“煤电联动”的政策，一年变更一次。这次电荒在经历了2次电价上调后，才让发电成本略低于电价，此后煤炭价格回落，拉闸限电也消失了。
你看，第二次电荒和第一次电荒相比，有一些不同。这次不是用电需求和发电能力不能及时响应的问题了，而是煤炭价格和电价之间不能及时响应导致的。煤炭价格随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而电价却被卡得比较死。发电厂如果继续大量发电，亏损就会扩大，大到资金链完全断掉的时候，连一度电都发不出来，这时候影响只会更恶劣，所以，只能一边拿着补贴维持，一边减少发电量，把自己的运营控制在不崩溃的边缘。
而第三次电荒就是这次了，到现在也已经持续了快一年时间。
这次的机制和2010年那次的后半截比较像，也是煤价上涨，电价却无法及时变化。但这次的问题比第二次要严重，因为这次还叠加了全球疫情和碳中和目标这两个因素。
我们先说煤炭价格。
往年5500大卡动力煤的价格在400-600元每吨左右浮动。而2020年疫情以后，由于各国无限量地发债，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在涨价，那些不受保质期影响的东西都在涨价，比如，一些从前只卖几块钱的芯片，现在需要三四百块钱还得通过黄牛才能买到。
煤炭也是，从400-600块钱每吨涨到了1300-1500块钱。而在一个火电厂的发电成本中，从前煤炭价格正常的时候，煤价都要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现在价格增了好几倍，按说电价也要相应的提高几倍才能覆盖掉成本。但电价卡得到很死，基本不能变。
之所以说“基本不能变”，是因为其实也能变，但那种变动的幅度实在不够用。
我国因为电价不能变造成电荒的问题由来已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04年，曾经颁布过一个“煤电联动”的策略，也就是电价以煤价为基础，电力企业再自行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然后再报发改委审批修改电价。但这个电价变动是以“年”为单位的，在实施的16年间，电价一共只改变过12次。而且，就算变也不可能像煤价那样大幅变动。
尤其是在2015年提出了“能耗双控”的目标后，2018年度和2019年度，本来按原规则，电价是应该上调的，但在“降低火电比例”的大政策下，却强行把电价下调了，于是本来效果就不太明显的“煤电联动”可能连杯水车薪的作用都没有起到。
这个问题大家也注意到了。于是在2020年，“煤电联动”政策被取消了，替代的是另一个叫做“浮动电价”的政策，希望能更切实地促使电价变动。相比从前，新政策虽然好得多，但也应付不了全球疫情下煤炭价格200%以上的增长，因为电价浮动的规则并不是自由浮动的，而是设定了上限，一次上浮不能超过10%，一次下浮不能超过15%，半年一次。
是什么造成了这次的供需不平衡
为什么说这次的电荒更严重呢？因为之前两次电荒，就算审批和调价存在滞后，也还是可以靠市场机制，经过几次供需的博弈，回到平衡。但这次，有很多可以让供需重回平衡的因素消失了。我们挨个说说：
这第一个因素就是，搞不到更多的煤炭。
既然煤炭不够，我国又是煤炭大国，提高产能行不行？不行，因为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中就是要淘汰火电站。你说，那就多投资、多建清洁能源的火电厂啊。是，现在已经在开足马力这样做了，但还是远远不够。
全局的数据是这样的：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清退煤矿5500多处，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而与此同时，每年新增的煤炭产能（清洁产能）是2亿吨/年，相当于清退了5份，但只能补充上1份。你说，那加大进口啊，但实际上，我国每年进口的煤只占消耗总量的大约8%，所以加大进口也还是无法改变大局的。
而且就算想进口，疫情导致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情况，就是海运价格大幅提高，从前中国从印尼、澳大利亚进口煤，算上运费也还是很划算的，但现在运费几倍到十几倍的涨价，于是大量进口只会进一步提高发电成本。
自己和外部都不能提供更多的煤，煤炭价格也看不到回落的迹象，所以“搞到更多煤炭”这个方法困难重重。
第二个因素就是，能源更新换代。
既然指望不上煤了，那么其他能源呢？比如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还有核电。这当然行，而且也是碳中和计划的终极目标，但问题是，这些新形式电力的发展不是几年可以完成的，最快也要四五十年。在今天中国的电力结构中，火电占比依然高达68%，其次是水电占比18%，风电6%、核电5%、光伏3%。就算用建设周期最短的风电和光伏，想暂时替代今天火电比重的1/4，也需要至少十几年时间，根本解不了燃眉之急。
所以，只要煤价还没有因为其他因素迅速下降，拉闸限电的问题会一直存在。
对我们生活有哪些影响
那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生活上，虽然政策在全力确保生活用电不受影响，但我们也只能理解为“优先限制耗电的企业”，如果已经给它们限电了电力还不够用，那生活用电也一样会被限制，这个现实在东北就已经出现了。供需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解决。
电价随煤价暴涨后，虽然很多人会抱怨用不起电，但与此同时，每个终端用户也会在力所能及的强度上实施节电的措施，有实力的终端用户说不定还会开始着手建造自己的清洁能源发电装置。电厂也会因为电价暴涨，不愿意错过大赚一笔的机会，从而想方设法开工发电。抱怨“电价太高”的声音会在短时间消失。
而死死的卡住电价不变，拉闸限电的措施可能会带来更多后续问题。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全球制造业才会来中国落户。现在，如果连保障制造业开工最基本的电都时有时无的话，最大的优势就在慢慢消散。
当然，既然煤价是国际化的，所以用电问题不只限于中国，很多国家的电价都会因为煤价、天然气价的飞涨而飞涨，与此同时，全球各国也都在碳中和的进程中，于是全球各国也都受困于能源更新换代过程中来不及换的现状。所以，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多就是以拉闸限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在国外更多就是以电价飞涨的形式表现的。$中国神华(SH601088)$ $山西焦化(SH600740)$ $国电电力(SH600795)$ #电力煤炭化工等热门板块全线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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