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新华社 | 献礼新华社90周年】
这栋青瓦灰墙的百年建筑，原为清朝末年财政学堂的大讲堂，1932年改建成为北平大学法学院图书馆。2011年，它有了新的名字——新华社历史陈列馆。
本周六（11月6日）晚21:25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为您倾情奉献献礼新华社成立90周年特别节目《烽火中的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张扬带您重温新华社90年艰辛又辉煌的历程，聆听一代代新华人的记忆与梦想。
历经九十年风雨，新华通讯社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通讯社。要追寻她的历史，就要走进这座位于北京宣武门附近的新华社大院。这栋建筑一看就“不一般”，听张扬讲讲它的往事吧！
“一部半电台” 一段新闻史
在陈列馆里，珍藏着一部功率15瓦的收报机。打开这个外表普通的木箱子，可以看到黑色金属控制面板上，只有左右并列的两个旋钮。中国共产党就是利用这样简陋的设备，筚路蓝缕，开创了我们的红色通讯事业。
1930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并缴获了一件非同寻常的战利品——仅能收报的“半部电台”。
这就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为我们造”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开幕，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诞生。就在同一天，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
一个月后的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同时担负通讯社发稿和出版报纸的任务。
为什么《红色中华》报有两版257期？
1937年1月，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央决定，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
会说话的“秘密武器”
1940年春，一架飞机从苏联阿拉木图进入新疆伊犁，国民党边防官检查时，发现乘客是身穿国民党中将军服的周恩来，所以没有仔细检查就放行了。然而，他却不知道，飞机上还有一件日后帮助延安边区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关键设备。
这件周恩来亲自携带的关键物品，是我党的什么“秘密武器”呢？
问：这么大的广播发射机怎么掩人耳目运回国？
周恩来：拆了再运就行了。
这台大型设备是1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是周恩来在1940年从莫斯科共产国际争取到的。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的频率是波长61米，周率4940千周……”
1940年12月30日清晨，随着播音员徐瑞璋的呼叫，新华社创办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这是我党第一个口语广播台，也是新华社第一次口语发布新闻，呼号是XNCR，X是国际电信联盟规定中国广播电台使用的代码。NCR分别是“新华广播电台”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XNCR意思就是新中国广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穿越弥漫的硝烟，划破民族解放的长空，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了。
1944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新形势，更好地对外介绍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促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共中央指示新华社创建英文文字广播。
5月17日，英国友人林迈可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中共中央任命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通讯顾问。在林迈可的帮助下，周恩来从苏联带来的那台广播发射机经过修复调整后，又担负起英文文字广播的重任。1944年9月1日，定向美国旧金山，呼号为CSR DE XNCR的英文文字广播电台正式开播。
1940年12月开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次年12月，延安台开办日语广播，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
薪火相传的政治本色
在延安，新华人以窑洞为起点，开始走向世界。
油画《关怀》是根据廖承志回忆录创作的。新华社刚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经常在夜里十一二点走到新华社，去了解当天抄收的国际国内消息，并对新华社的工作作出指示。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多想”
1945年到1949年，是国共较量决战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新华社撰写新闻最多的时期。当时，范长江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带领新华社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前，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转战期间，毛泽东身边始终有两支队伍：一支“枪杆子”和一支“笔杆子”。跟随党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这支“笔杆子”队伍，是由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带领的一支工作队，总社大部分人员则在社长廖承志带领下东渡黄河，转移到太行山区的涉县。为保密起见，中央纵队对外称“三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新华社工作队就是“四大队”，由编辑、翻译、电务和后勤等人员组成。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新华社肩负起中央党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三位一体的重任，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宣传报道任务。
新华社记者活跃在全国各个战场，用手中的笔和照相机，及时地充分地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记录人民英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和中国解放的不朽历史。
对党忠诚，是新华人的政治本色。
自成立之日起，新华人始终紧紧跟随党中央，发挥着舆论引导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是党中央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喉舌”“耳目”。
一代代新华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铸就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巍峨丰碑。
11月6日晚21:25 CETV-1
从当年的“茅屋通讯社”“马背通讯社”“窑洞通讯社”，到今天的国家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紧紧跟随党中央走过了90个春秋，见证着不朽的光辉岁月。
今年的11月7日是新华社的90岁生日，今晚（11月6日），跟着我们探秘“国社”，重温硝烟战火中的新闻名篇，再看峥嵘岁月里的红色往事。来源：新华社 https://t.cn/A6xAoHh8
这栋青瓦灰墙的百年建筑，原为清朝末年财政学堂的大讲堂，1932年改建成为北平大学法学院图书馆。2011年，它有了新的名字——新华社历史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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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九十年风雨，新华通讯社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通讯社。要追寻她的历史，就要走进这座位于北京宣武门附近的新华社大院。这栋建筑一看就“不一般”，听张扬讲讲它的往事吧！
“一部半电台” 一段新闻史
在陈列馆里，珍藏着一部功率15瓦的收报机。打开这个外表普通的木箱子，可以看到黑色金属控制面板上，只有左右并列的两个旋钮。中国共产党就是利用这样简陋的设备，筚路蓝缕，开创了我们的红色通讯事业。
1930年底，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并缴获了一件非同寻常的战利品——仅能收报的“半部电台”。
这就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为我们造”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开幕，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诞生。就在同一天，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
一个月后的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同时担负通讯社发稿和出版报纸的任务。
为什么《红色中华》报有两版257期？
1937年1月，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央决定，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
会说话的“秘密武器”
1940年春，一架飞机从苏联阿拉木图进入新疆伊犁，国民党边防官检查时，发现乘客是身穿国民党中将军服的周恩来，所以没有仔细检查就放行了。然而，他却不知道，飞机上还有一件日后帮助延安边区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关键设备。
这件周恩来亲自携带的关键物品，是我党的什么“秘密武器”呢？
问：这么大的广播发射机怎么掩人耳目运回国？
周恩来：拆了再运就行了。
这台大型设备是1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是周恩来在1940年从莫斯科共产国际争取到的。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的频率是波长61米，周率4940千周……”
1940年12月30日清晨，随着播音员徐瑞璋的呼叫，新华社创办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这是我党第一个口语广播台，也是新华社第一次口语发布新闻，呼号是XNCR，X是国际电信联盟规定中国广播电台使用的代码。NCR分别是“新华广播电台”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XNCR意思就是新中国广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穿越弥漫的硝烟，划破民族解放的长空，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了。
1944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新形势，更好地对外介绍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促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共中央指示新华社创建英文文字广播。
5月17日，英国友人林迈可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中共中央任命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通讯顾问。在林迈可的帮助下，周恩来从苏联带来的那台广播发射机经过修复调整后，又担负起英文文字广播的重任。1944年9月1日，定向美国旧金山，呼号为CSR DE XNCR的英文文字广播电台正式开播。
1940年12月开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次年12月，延安台开办日语广播，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
薪火相传的政治本色
在延安，新华人以窑洞为起点，开始走向世界。
油画《关怀》是根据廖承志回忆录创作的。新华社刚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经常在夜里十一二点走到新华社，去了解当天抄收的国际国内消息，并对新华社的工作作出指示。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多想”
1945年到1949年，是国共较量决战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新华社撰写新闻最多的时期。当时，范长江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带领新华社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前，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转战期间，毛泽东身边始终有两支队伍：一支“枪杆子”和一支“笔杆子”。跟随党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这支“笔杆子”队伍，是由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带领的一支工作队，总社大部分人员则在社长廖承志带领下东渡黄河，转移到太行山区的涉县。为保密起见，中央纵队对外称“三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新华社工作队就是“四大队”，由编辑、翻译、电务和后勤等人员组成。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新华社肩负起中央党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三位一体的重任，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宣传报道任务。
新华社记者活跃在全国各个战场，用手中的笔和照相机，及时地充分地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记录人民英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和中国解放的不朽历史。
对党忠诚，是新华人的政治本色。
自成立之日起，新华人始终紧紧跟随党中央，发挥着舆论引导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是党中央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喉舌”“耳目”。
一代代新华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铸就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巍峨丰碑。
11月6日晚21:25 CETV-1
从当年的“茅屋通讯社”“马背通讯社”“窑洞通讯社”，到今天的国家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紧紧跟随党中央走过了90个春秋，见证着不朽的光辉岁月。
今年的11月7日是新华社的90岁生日，今晚（11月6日），跟着我们探秘“国社”，重温硝烟战火中的新闻名篇，再看峥嵘岁月里的红色往事。来源：新华社 https://t.cn/A6xAoHh8
#护航进博# #进博的热度上海的温度# 【上海公安全位保障、全力以赴、全勤投入护航第四届进博会胜利召开】
第四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青浦国家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四叶草”即将汇聚世界目光，展现中国风采。进博会不仅是世界各国经贸交流合作的舞台，也是折射中国经济活力的一面镜子。对于上海公安机关来说，如何更好地守护“四叶草”，为盛会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是他们的首要任务，那么有哪些措施是为四叶草“独家”定制的呢？
海公安机将按照“外圈保内圈、内圈保核心”安保工作思路，依托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机制，坚持“科技+人力”，全面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各项安保措施，坚决筑牢安保工作铜墙铁壁。
“一点四检”筑牢环沪安保圈
11月3日上午十点，一艘从浙江开往上海的船只在前端AIS自动识别系统的先期识别确认下缓慢靠岸，在杭申线红旗塘海事检查站码头接受核查，一支由青浦、嘉善两地公安民警和交通执法队员组成的联合检查小组开始了他们的检查工作，在人员身份、船只情况、运输货物、消防设施等确认一切正常后，青浦公安分局水上治安派出所副所长陈敏便开始指挥船只返回航道，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半小时左右。
“这只是一艘普通大小的船只，如果更大的船舶的话恐怕要更久”陈敏说到，水上道口虽然忙碌，但是井然有序，这背后可以看出沪浙两地水上执法部门从实际需求出发，经过多年磨合的结果“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对船只通行安全、藏带违禁品、人员信息等进行核查，以逢船必查、逢疑严纠的标准，对入沪进入核心区的船舶和人员进行检查。”
从第一届进博会开始就推出了联合查控“一点四检”的水上道口检查模式，“目前杭申线检查站是由青浦、嘉善两地公安，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和嘉兴市交通委嘉善交通局四方执法部门共同派员入驻，我们根据来往船舶的通行情况和工作进度，双方执法人员相互支援和补位，极大的缓解了航道拥堵的情况。”陈敏介绍到。
随着长三角警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原来各地区、各条线分开的水上‘滤网’现在并为一个。目前由两地执法人员合署办公、信息互通的工作模式，既是警力的有力叠加，也是信息的有力共享和应用。
自启动水域道口查控以来，青浦公安机关在杭申线、长湖申线、急水港三个入户水域道口检查入沪船舶2014艘，查处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案件6起，行政拘留6人。”陈敏说到，“另外，由于一艘船的检查时间至少要半小时左右，一般航道差不多是单同方向行道，一来一去，有可能造成航道拥堵，我们通过四方联动办公的模式，减轻了工作强度，提升了工作效率，减少了航道的拥堵，其实也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在安全系数不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老百姓的影响。”
从11月1日起至11月10日期间，在长三角环沪省界高速申嘉湖、沪渝、沪常三处省际卡口启动“交警指挥疏导、治安联合检查、武警武装警戒”的协同查控模式，继续沿用“一点两检”安检模式，将高速主线全部封闭，所有的进沪车辆会通过原有的省界的收费站进入安检区域进行抽检，警方将继续严控超载超限车辆及‘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对入沪的重点车辆和人员开展检查，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员车辆，临界两地警方将协同调查，及时联动处置各类突发状况，有效提高省界高速道口的查检能力和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
3公里外的进博会远端安检点
“驾驶员你好！请熄火，带好人员证件和运送货物清单下车接受安检。”晚上21点民警及安保人员正在对每辆货运车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今年由于国展周边大量商业化发展，原来的远端安检由P9停车场改至位于明珠路徐德路的P24停车场。所有货物车辆到达这里之后，由民警带领的安检人员对人、车、物开展全方位的检查，确保所有进入展馆的货物都是安全的，这里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第一道防线。
车辆远端安检口对进出国家会展中心的货车、物品，都会进行远端安检，设置“人梯”和车底镜设备，全程监控，闭环管理。首先要做的是，车证和人证的校检。当车辆通过时，高台处的工作人员站守执勤，负责检查通过货车车顶是否有安全问题。然后通过移动式车底安全检查系统，检查车底。除此之外，人工车底镜会继续对车底进行扫描，搜爆犬也会加入，负责搜爆。民警以及安检人员也会对驾驶舱和副驾驶舱进行检查。之后，驾驶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将通过人员安检通道检查。当所有检查及安检经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民警会安排押送的保安队员上车，并在安保人员和司机上车之后，对车辆的车门进行粘贴封条。在车辆进入国家会展中心管控区域的时候，安保人员会查看封条和车辆情况，当封条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才允许进入“四叶草”。
当车辆驶出远端安检区域向国家会展中心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路线，在这个路线上是全覆盖的视频监控，交警部门也会协助保障交通秩序，实现整个行进过程的数字化可回溯确保安全。
在进博会开始前，P24远端安检口也将是最忙碌的一个点位之一，每天都将是通宵达旦，通过细致且高科技的各种检查设备和手段为每辆货车进行安检，也为进博会的顺利、安全举办保驾护航！截止2号，P24远端安检点共安检车辆3800辆次，人员4000人次，查获禁限带物品1820件。
缩短凭证通行区域、布设国展随行码，便民利民
自10月24日起，国展中心已实施封闭管理，警方对涉及展会现场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排查安全隐患，切实堵塞各类漏洞，严防治安灾害事故。
在疫情防控方面，守牢两道“防疫验证过滤线”，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体温异常人员后续处理工作。
针对进散场时段可能产生的拥堵，强化路网预判分析，采取设置可变车道、临时禁行管制等方式，最大限度确保车辆有序通行。
在说到国展中心周边道路通行情况的时候，在国家会战中心南面绿地虹桥世界中心工作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比往年更方面，不需要做攻略提前提交申请，和平常一样出行就可以了。”
为了进一步降低对周边居民群众的影响，提升居民群众的舒适度，上海公安机关逐年缩减机动车凭证通行区，从第一届进博会9平方公里、到第二届7平方公里、再到第三届的4平方公里，今年仅涞港路（崧泽大道-盈港东路）、嘉闵高架路/盈港东路立交华翔路入口及建虹高架路盈港东路出口需凭证通行。
“你好，请问3.1号馆7号门怎么走。”正在中心圆楼商业广场上执勤的青浦公安分局进博会安保第六责任区胡宇波遇到市民张女士的求助。原来作为参展商的张女士进入展馆后因为第一次来不熟悉，找不到自己展台的位置了，遂向民警求助。
胡宇波见状让张女士先拿出了手机，然后扫描了一下墙上的国展随行码，输入目的地后，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就出现在了手机上了，张女士向民警道谢后就导航着走了。
原来国展中心结构相似、不易辨认，定位不准、难以导航的问题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在践行“我问群众办实事”实事活动中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一项，通过和分局相关部门的合作，开发了国展随行码小程序，在国家会展中心各出入口、商业广场、场馆布设了1000余处二维码，参展的观众可以扫描二维码获取当前定位，输入要去的目的地一键形成路径规划，切实解决了观众的难题。
同时，今年第四届进博会还有一个特殊的“展商”，他就是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的“综合保障服务点”，这也是派出所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实事项目，在国家会展中心东8米层、南8米层、西0米层、北厅分别设置4个这样子的综合保障服务点，并邀请司法、安监等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共同进驻，设置接处警登记表、国家会展中心展览（活动）安保工作巡查记录表、国家会展中心展览（活动）安全保障服务满意度评价表，现场接受各类报警求助、展会资讯等服务，同时开展安全防范、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等服务，将服务延伸到展馆，实现“零距离”服务。
第四届进博会即将召开，上海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强烈的风险意识，以更大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强的措施，全力以赴守住边、保住点、稳住面、护住网，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安保工作，确保重大活动“零失误”、展会安全“零差错”、社会面稳定“零疏漏”，坚决打赢进博安保这场大仗硬仗，为实现“越办越好”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四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青浦国家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四叶草”即将汇聚世界目光，展现中国风采。进博会不仅是世界各国经贸交流合作的舞台，也是折射中国经济活力的一面镜子。对于上海公安机关来说，如何更好地守护“四叶草”，为盛会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是他们的首要任务，那么有哪些措施是为四叶草“独家”定制的呢？
海公安机将按照“外圈保内圈、内圈保核心”安保工作思路，依托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机制，坚持“科技+人力”，全面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各项安保措施，坚决筑牢安保工作铜墙铁壁。
“一点四检”筑牢环沪安保圈
11月3日上午十点，一艘从浙江开往上海的船只在前端AIS自动识别系统的先期识别确认下缓慢靠岸，在杭申线红旗塘海事检查站码头接受核查，一支由青浦、嘉善两地公安民警和交通执法队员组成的联合检查小组开始了他们的检查工作，在人员身份、船只情况、运输货物、消防设施等确认一切正常后，青浦公安分局水上治安派出所副所长陈敏便开始指挥船只返回航道，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半小时左右。
“这只是一艘普通大小的船只，如果更大的船舶的话恐怕要更久”陈敏说到，水上道口虽然忙碌，但是井然有序，这背后可以看出沪浙两地水上执法部门从实际需求出发，经过多年磨合的结果“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对船只通行安全、藏带违禁品、人员信息等进行核查，以逢船必查、逢疑严纠的标准，对入沪进入核心区的船舶和人员进行检查。”
从第一届进博会开始就推出了联合查控“一点四检”的水上道口检查模式，“目前杭申线检查站是由青浦、嘉善两地公安，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和嘉兴市交通委嘉善交通局四方执法部门共同派员入驻，我们根据来往船舶的通行情况和工作进度，双方执法人员相互支援和补位，极大的缓解了航道拥堵的情况。”陈敏介绍到。
随着长三角警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原来各地区、各条线分开的水上‘滤网’现在并为一个。目前由两地执法人员合署办公、信息互通的工作模式，既是警力的有力叠加，也是信息的有力共享和应用。
自启动水域道口查控以来，青浦公安机关在杭申线、长湖申线、急水港三个入户水域道口检查入沪船舶2014艘，查处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案件6起，行政拘留6人。”陈敏说到，“另外，由于一艘船的检查时间至少要半小时左右，一般航道差不多是单同方向行道，一来一去，有可能造成航道拥堵，我们通过四方联动办公的模式，减轻了工作强度，提升了工作效率，减少了航道的拥堵，其实也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在安全系数不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老百姓的影响。”
从11月1日起至11月10日期间，在长三角环沪省界高速申嘉湖、沪渝、沪常三处省际卡口启动“交警指挥疏导、治安联合检查、武警武装警戒”的协同查控模式，继续沿用“一点两检”安检模式，将高速主线全部封闭，所有的进沪车辆会通过原有的省界的收费站进入安检区域进行抽检，警方将继续严控超载超限车辆及‘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对入沪的重点车辆和人员开展检查，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员车辆，临界两地警方将协同调查，及时联动处置各类突发状况，有效提高省界高速道口的查检能力和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
3公里外的进博会远端安检点
“驾驶员你好！请熄火，带好人员证件和运送货物清单下车接受安检。”晚上21点民警及安保人员正在对每辆货运车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今年由于国展周边大量商业化发展，原来的远端安检由P9停车场改至位于明珠路徐德路的P24停车场。所有货物车辆到达这里之后，由民警带领的安检人员对人、车、物开展全方位的检查，确保所有进入展馆的货物都是安全的，这里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第一道防线。
车辆远端安检口对进出国家会展中心的货车、物品，都会进行远端安检，设置“人梯”和车底镜设备，全程监控，闭环管理。首先要做的是，车证和人证的校检。当车辆通过时，高台处的工作人员站守执勤，负责检查通过货车车顶是否有安全问题。然后通过移动式车底安全检查系统，检查车底。除此之外，人工车底镜会继续对车底进行扫描，搜爆犬也会加入，负责搜爆。民警以及安检人员也会对驾驶舱和副驾驶舱进行检查。之后，驾驶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将通过人员安检通道检查。当所有检查及安检经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民警会安排押送的保安队员上车，并在安保人员和司机上车之后，对车辆的车门进行粘贴封条。在车辆进入国家会展中心管控区域的时候，安保人员会查看封条和车辆情况，当封条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才允许进入“四叶草”。
当车辆驶出远端安检区域向国家会展中心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路线，在这个路线上是全覆盖的视频监控，交警部门也会协助保障交通秩序，实现整个行进过程的数字化可回溯确保安全。
在进博会开始前，P24远端安检口也将是最忙碌的一个点位之一，每天都将是通宵达旦，通过细致且高科技的各种检查设备和手段为每辆货车进行安检，也为进博会的顺利、安全举办保驾护航！截止2号，P24远端安检点共安检车辆3800辆次，人员4000人次，查获禁限带物品1820件。
缩短凭证通行区域、布设国展随行码，便民利民
自10月24日起，国展中心已实施封闭管理，警方对涉及展会现场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排查安全隐患，切实堵塞各类漏洞，严防治安灾害事故。
在疫情防控方面，守牢两道“防疫验证过滤线”，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体温异常人员后续处理工作。
针对进散场时段可能产生的拥堵，强化路网预判分析，采取设置可变车道、临时禁行管制等方式，最大限度确保车辆有序通行。
在说到国展中心周边道路通行情况的时候，在国家会战中心南面绿地虹桥世界中心工作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比往年更方面，不需要做攻略提前提交申请，和平常一样出行就可以了。”
为了进一步降低对周边居民群众的影响，提升居民群众的舒适度，上海公安机关逐年缩减机动车凭证通行区，从第一届进博会9平方公里、到第二届7平方公里、再到第三届的4平方公里，今年仅涞港路（崧泽大道-盈港东路）、嘉闵高架路/盈港东路立交华翔路入口及建虹高架路盈港东路出口需凭证通行。
“你好，请问3.1号馆7号门怎么走。”正在中心圆楼商业广场上执勤的青浦公安分局进博会安保第六责任区胡宇波遇到市民张女士的求助。原来作为参展商的张女士进入展馆后因为第一次来不熟悉，找不到自己展台的位置了，遂向民警求助。
胡宇波见状让张女士先拿出了手机，然后扫描了一下墙上的国展随行码，输入目的地后，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就出现在了手机上了，张女士向民警道谢后就导航着走了。
原来国展中心结构相似、不易辨认，定位不准、难以导航的问题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在践行“我问群众办实事”实事活动中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一项，通过和分局相关部门的合作，开发了国展随行码小程序，在国家会展中心各出入口、商业广场、场馆布设了1000余处二维码，参展的观众可以扫描二维码获取当前定位，输入要去的目的地一键形成路径规划，切实解决了观众的难题。
同时，今年第四届进博会还有一个特殊的“展商”，他就是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的“综合保障服务点”，这也是派出所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实事项目，在国家会展中心东8米层、南8米层、西0米层、北厅分别设置4个这样子的综合保障服务点，并邀请司法、安监等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共同进驻，设置接处警登记表、国家会展中心展览（活动）安保工作巡查记录表、国家会展中心展览（活动）安全保障服务满意度评价表，现场接受各类报警求助、展会资讯等服务，同时开展安全防范、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等服务，将服务延伸到展馆，实现“零距离”服务。
第四届进博会即将召开，上海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强烈的风险意识，以更大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强的措施，全力以赴守住边、保住点、稳住面、护住网，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安保工作，确保重大活动“零失误”、展会安全“零差错”、社会面稳定“零疏漏”，坚决打赢进博安保这场大仗硬仗，为实现“越办越好”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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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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