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大美。从古至今，人们不断追寻美的真谛、美的生活。在传统文化中滋养生长的中国美学，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古今生活的细微之处，品味中国之美的传承与丰富。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每天阅读一小时第39天#
社会心理学通过提出激发我们所有人浓厚兴趣的各种问题来研究我们的社会思维、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态度与信念，从众与独立，爱与恨。
我们对朋友的无理，作何反应取决于我们把屋里归咎于朋友的敌意行为，还是归结于其糟糕的心情。
客观现实的确存在，但我们观察时，总是带着信念与价值观的有色眼镜。
直觉的力量很强大，但也很危险。
在多数情境中，“快捷省力”的直觉型判断方式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在另一些情境中，当准确性变得很重要时—正如当我们需要担心某件事，合理使用我们的资源—使我们最好用批判性思维来抑制直觉冲动。
外部的社会力量塑造我们的态度和行为。
内在的影响力同样很重要，态度和性格倾向影响行为。
人类是天性与教养共同作用的产物。
社会心理学完全是关乎生活的—你的生活：你的信念，你的态度、你的社会关系。
价值观不仅因时代而变化，也因文化而不同。价值观还会影响投身于不同学科的人群类型。最后，价值观对心理学的直接影响还表现在它是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对象。
价值观间接影响心理学的方式：科学存在主观性的一面；隐含价值观的心理概念，如定义美好生活、专业建议、概念形式贴标签。
常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知道事实真相之后才想起它的存在。
我们对将来事物的预见性判断可能出现错误，这种错误与对过去的错误记忆共同导致了后见之明偏差（也被称为我早就知道了现象）。
理论是科学性的速记理论。不仅可以进行总结，同时，它还隐含可验证的预测，这些预测被称为假设。
当我们将某个理论扔进废纸篓室，并非因为金证明它是错误的。更准确地说，它们就像是旧汽车一样，需要更新更好的型号来替代。
社会心理学通过提出激发我们所有人浓厚兴趣的各种问题来研究我们的社会思维、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态度与信念，从众与独立，爱与恨。
我们对朋友的无理，作何反应取决于我们把屋里归咎于朋友的敌意行为，还是归结于其糟糕的心情。
客观现实的确存在，但我们观察时，总是带着信念与价值观的有色眼镜。
直觉的力量很强大，但也很危险。
在多数情境中，“快捷省力”的直觉型判断方式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在另一些情境中，当准确性变得很重要时—正如当我们需要担心某件事，合理使用我们的资源—使我们最好用批判性思维来抑制直觉冲动。
外部的社会力量塑造我们的态度和行为。
内在的影响力同样很重要，态度和性格倾向影响行为。
人类是天性与教养共同作用的产物。
社会心理学完全是关乎生活的—你的生活：你的信念，你的态度、你的社会关系。
价值观不仅因时代而变化，也因文化而不同。价值观还会影响投身于不同学科的人群类型。最后，价值观对心理学的直接影响还表现在它是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对象。
价值观间接影响心理学的方式：科学存在主观性的一面；隐含价值观的心理概念，如定义美好生活、专业建议、概念形式贴标签。
常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知道事实真相之后才想起它的存在。
我们对将来事物的预见性判断可能出现错误，这种错误与对过去的错误记忆共同导致了后见之明偏差（也被称为我早就知道了现象）。
理论是科学性的速记理论。不仅可以进行总结，同时，它还隐含可验证的预测，这些预测被称为假设。
当我们将某个理论扔进废纸篓室，并非因为金证明它是错误的。更准确地说，它们就像是旧汽车一样，需要更新更好的型号来替代。
权威回应！关于人民币汇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外资购债……
“今年前三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中国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中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稳健，外汇收支交易活跃，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10月2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前三季度按美元计价，银行结汇18598亿美元，售汇16798亿美元，结售汇顺差1800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结汇12.0万亿元，售汇10.9万亿元，结售汇顺差11637亿元。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来看，按美元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44034亿美元，对外付款41686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2348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8.5万亿元，对外付款27.0万亿元，涉外收付款顺差15194亿元。
此外，王春英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就跨境资本流动情况、人民币汇率走势、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外资购债趋势等问题作了权威回应。
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哪些新特点？
今年以来，全球疫情持续演变，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向预期逐渐升温，部分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加息，外部环境较为严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汇收支形势总体稳定，跨境资金有序平稳流动，外汇市场韧性增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价格指标来看，当前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都表现出‘双稳’特征。”王春英表示。
王春英谈到，从数量上看，跨境资金有序流动，近期保持稳定的小幅净流入态势。第三季度，企业和个人等非银行主体跨境月均净流入规模是153亿美元，其中跨境外汇月均净流入是112亿美元。银行的代客结售汇月均顺差是147亿美元，说明境内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收支以及外汇供求总体上是略有盈余的。
从价格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表现稳健。今年以来，1-2月份和4-5月份人民币对美元分别升值1.3%和3.1%，3月份和6月份，因为受美国通胀预期升温和减少购债信号的释放，人民币分别贬值1.5%和1.6%。进入三季度以后，人民币窄幅波动。同时，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环境中，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性强于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前三季度美元指数上涨4.7%，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都是贬值的，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4.6%，而人民币小幅升值1.2%。其中，9月份以来，美国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加强，美元指数上升，同期人民币窄幅波动，稳定在6.46的水平。
王春英分析称，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都呈现“双稳”特征，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中国的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这是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其次，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等和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涉外交易顺差扩大，带来了更加稳定的跨境资金流入。再次，外汇市场交易保持理性有序，汇率预期比较平稳。
谈及此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王春英表示，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不会改变中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态势。美国生产供给约束和需求回暖之间的矛盾难以快速消除，未来美国通胀也可能持续在高位徘徊，外汇局仍会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也会关注美联储加息步伐和有关的影响。
王春英说，外汇局将会保持政策的定力，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安全与发展，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同时，适时开展逆周期调节，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
对于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王春英回应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波动，总体保持稳定。10月19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到了6.4以内，这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正常表现。
王春英进一步分析称，一方面，美元指数回落是主要的触发因素，目前市场已经逐步消化美联储缩表消息，加上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美元汇率暂时缺乏上涨动力。另一方面，9月份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仍然较高，国庆假期之后集中收结汇现象比较明显。从10月20日以来的市场表现来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窄幅波动。
“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取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外汇市场变化等因素，汇率既不会持续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将会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王春英说。
如何帮助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保持增长，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逐步加强。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来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较高，增速为80%，增幅高于同期银行结售汇增速56个百分点，推动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7.9个百分点，达到22.1%。“这个数据显示企业的汇率避险意识增强，风险中性经营理念在提升。”王春英说。
在外汇市场管理和发展方面，满足实体经济避险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王春英谈到，推动企业或市场主体增强汇率风险中性意识，支持金融机构持续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的支持力度，这三方面工作是比较有效的，未来会继续坚持。
此外，王春英还强调，从企业自身来看，一定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立足主业，理性对待汇率涨跌，审慎安排资产、负债的币种和期限，要选择适合自身的套保策略。
王春英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要识别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企业一定要对自身日常运营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因素进行辨析与识别，充分认识面临的风险敞口是多少。
第二，面对风险敞口，要制定有效适用的套保策略。建议企业根据实际的风险敞口，同时结合自身生产经营情况来制定套保策略。遵循适用原则，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和套保需求相一致的远期、掉期或者期权等产品，可以选择静态对冲，也可以采取滚动对冲等灵活的方式。
第三，要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机制。企业应该保持财务状况的稳健和可持续。不应以套保盈亏“论英雄”，不能简单地用远期汇率和到期的即期汇率做比较来看套保究竟是盈还是亏、是赚还是赔。应该遵循的就是“期”（未来）和“现”（现在）相结合的原则科学评价，把风险敞口的损益和衍生工具的损益加总之后去综合评价。
如何看待外资购债放缓？
根据外汇局统计，到今年9月末，外资持有境内债券规模6176亿美元，其中，上半年外资净增持规模为1018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1%。“这个增长是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实现的。疫情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稳定恢复，外部流动性超宽松，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表现。”王春英表示。
王春英谈到，三季度以来，外资买债比上半年的高位确实有所回落，但与2019年同期对比仍然增长7%。在全球经济逐步恢复以及大国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下，外资购买债券保持了一定的规模，而且向疫情前的常态回归。
如何判断外资买债下一步趋势？王春英分析称，从中长期来看，外资对于稳步配置人民币债券应该还是有兴趣的。第一，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较大，且外资占比较低，未来有比较大增长空间。第二，境内债券收益率相对较高，人民币币值也是稳定的，我国债券市场有比较良好的投资价值。第三，人民币债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比较独立的资产收益表现，有助于投资者分散风险。第四，中国的债券市场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未来随着境内债券市场进一步稳步发展，各类债券产品不断丰富，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与国际市场不断接轨，有望吸引更多被动型和主动型的配置资金流入。
此外，王春英还谈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是影响全球投资策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还会不断加强监测跟踪，做好政策应对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转载自外市场。版权归作者所有，本文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
“今年前三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中国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中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稳健，外汇收支交易活跃，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10月2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前三季度按美元计价，银行结汇18598亿美元，售汇16798亿美元，结售汇顺差1800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结汇12.0万亿元，售汇10.9万亿元，结售汇顺差11637亿元。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来看，按美元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44034亿美元，对外付款41686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2348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8.5万亿元，对外付款27.0万亿元，涉外收付款顺差15194亿元。
此外，王春英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就跨境资本流动情况、人民币汇率走势、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外资购债趋势等问题作了权威回应。
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哪些新特点？
今年以来，全球疫情持续演变，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向预期逐渐升温，部分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加息，外部环境较为严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汇收支形势总体稳定，跨境资金有序平稳流动，外汇市场韧性增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价格指标来看，当前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都表现出‘双稳’特征。”王春英表示。
王春英谈到，从数量上看，跨境资金有序流动，近期保持稳定的小幅净流入态势。第三季度，企业和个人等非银行主体跨境月均净流入规模是153亿美元，其中跨境外汇月均净流入是112亿美元。银行的代客结售汇月均顺差是147亿美元，说明境内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收支以及外汇供求总体上是略有盈余的。
从价格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表现稳健。今年以来，1-2月份和4-5月份人民币对美元分别升值1.3%和3.1%，3月份和6月份，因为受美国通胀预期升温和减少购债信号的释放，人民币分别贬值1.5%和1.6%。进入三季度以后，人民币窄幅波动。同时，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环境中，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性强于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前三季度美元指数上涨4.7%，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都是贬值的，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4.6%，而人民币小幅升值1.2%。其中，9月份以来，美国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加强，美元指数上升，同期人民币窄幅波动，稳定在6.46的水平。
王春英分析称，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都呈现“双稳”特征，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中国的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这是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其次，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等和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涉外交易顺差扩大，带来了更加稳定的跨境资金流入。再次，外汇市场交易保持理性有序，汇率预期比较平稳。
谈及此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王春英表示，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不会改变中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态势。美国生产供给约束和需求回暖之间的矛盾难以快速消除，未来美国通胀也可能持续在高位徘徊，外汇局仍会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也会关注美联储加息步伐和有关的影响。
王春英说，外汇局将会保持政策的定力，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安全与发展，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同时，适时开展逆周期调节，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
对于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王春英回应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波动，总体保持稳定。10月19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到了6.4以内，这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正常表现。
王春英进一步分析称，一方面，美元指数回落是主要的触发因素，目前市场已经逐步消化美联储缩表消息，加上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美元汇率暂时缺乏上涨动力。另一方面，9月份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仍然较高，国庆假期之后集中收结汇现象比较明显。从10月20日以来的市场表现来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窄幅波动。
“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取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外汇市场变化等因素，汇率既不会持续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将会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王春英说。
如何帮助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保持增长，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逐步加强。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来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较高，增速为80%，增幅高于同期银行结售汇增速56个百分点，推动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7.9个百分点，达到22.1%。“这个数据显示企业的汇率避险意识增强，风险中性经营理念在提升。”王春英说。
在外汇市场管理和发展方面，满足实体经济避险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王春英谈到，推动企业或市场主体增强汇率风险中性意识，支持金融机构持续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的支持力度，这三方面工作是比较有效的，未来会继续坚持。
此外，王春英还强调，从企业自身来看，一定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立足主业，理性对待汇率涨跌，审慎安排资产、负债的币种和期限，要选择适合自身的套保策略。
王春英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要识别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企业一定要对自身日常运营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因素进行辨析与识别，充分认识面临的风险敞口是多少。
第二，面对风险敞口，要制定有效适用的套保策略。建议企业根据实际的风险敞口，同时结合自身生产经营情况来制定套保策略。遵循适用原则，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和套保需求相一致的远期、掉期或者期权等产品，可以选择静态对冲，也可以采取滚动对冲等灵活的方式。
第三，要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机制。企业应该保持财务状况的稳健和可持续。不应以套保盈亏“论英雄”，不能简单地用远期汇率和到期的即期汇率做比较来看套保究竟是盈还是亏、是赚还是赔。应该遵循的就是“期”（未来）和“现”（现在）相结合的原则科学评价，把风险敞口的损益和衍生工具的损益加总之后去综合评价。
如何看待外资购债放缓？
根据外汇局统计，到今年9月末，外资持有境内债券规模6176亿美元，其中，上半年外资净增持规模为1018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1%。“这个增长是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实现的。疫情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稳定恢复，外部流动性超宽松，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表现。”王春英表示。
王春英谈到，三季度以来，外资买债比上半年的高位确实有所回落，但与2019年同期对比仍然增长7%。在全球经济逐步恢复以及大国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下，外资购买债券保持了一定的规模，而且向疫情前的常态回归。
如何判断外资买债下一步趋势？王春英分析称，从中长期来看，外资对于稳步配置人民币债券应该还是有兴趣的。第一，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较大，且外资占比较低，未来有比较大增长空间。第二，境内债券收益率相对较高，人民币币值也是稳定的，我国债券市场有比较良好的投资价值。第三，人民币债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比较独立的资产收益表现，有助于投资者分散风险。第四，中国的债券市场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未来随着境内债券市场进一步稳步发展，各类债券产品不断丰富，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与国际市场不断接轨，有望吸引更多被动型和主动型的配置资金流入。
此外，王春英还谈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是影响全球投资策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还会不断加强监测跟踪，做好政策应对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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