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离职了，真的不意外，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他在阿里的花名叫“矮大紧”，不知道为什么他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外号，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名号并不幽默，更多的是讽刺。他担任阿里音乐董事，没能为阿里披荆斩棘，随着虾米音乐垮掉，他也就基本被阿里抛弃和边缘化了，自然就有了现在的离职。高晓松有能力吗，有才吗，都有，这不可否认，但是涉及到管理，涉及到市场竞争，那他就难以发挥了，毕竟他的个性洒脱，就像他讲话一样，肚子里有货讲得口沫横飞，但是没有很强的逻辑和主线，所以他更适合做一个闲散的诗人。#高晓松从阿里离职#

【品茶记｜庭前一坐品清茗，云里雾里扰清闲】
浮云野鹤，闲散人间。诗人刘禹锡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既是诗意之秋，何不沏一壶热茶，品一品这人间百态？

常言道喝茶品茶就是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喝茶喝的即是一种心旷神怡、超脱世俗万物的心境，免却世俗的干扰，重拾内心深处的僻静，心灵的沃土也需要精神露水的灌溉萌芽，苦涩的日子里总需要一些心灵的慰藉。在佛教的茶文化中，便有“茶禅一味”的哲理，禅意的本质即是悟，心悟人生浮沉，感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心静而心净。人生难免会经历风雨挫折，走过的弯弯小路也总是跌跌撞撞，当你还在原地痛苦埋怨时，可曾注意到你忽略的周围美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何必执着于大路的通畅而丢弃了小路的风景？

浅尝一口清茶，茶香萦绕于唇齿之间，一丝甘甜浸润心田，如山间幽谷里的清脆乐曲，时而肝胆离肠，时而宛转悠扬，漫漫人生，慢慢人生，尘世的喧嚣是否冲淡你对生活的享受？一茶，一曲，一花，一木，便有了诗意生活，生活的热爱常教我们苦中作乐，茶香弥漫，一苦二甜三回味，人生如茶，应当宁静而致远。

人生如茶，浓淡自知，静心应对。岁月的无情摩擦总会磨平我们的棱角，即使黑夜模糊了你前进的步伐，即使绳索束缚了你梦想的萌芽，我们也应当微笑着坚守信念，从容面对，人生似茶，初品时总会带有一丝丝苦涩的感觉，当你细品时，你会惊喜地发现，茶香由苦至甜，细细品来，越发能体味到茶叶的香醇，生活也如此，总是甘苦交叠，然而梅花香自苦寒来，正因为苦的铺垫，后面的甜才会更加幽香，生活再哭，熬过去了即是好运与幸福，不妨苦中作乐，淡然面对，一切终将扭转乾坤，苦尽甘来！

人生如茶，当应拿得起，放得下！即拿得起，理当全力以赴去拼搏去热血挥洒方才不负韶光，放下时也应淡然面对，人生的包裹才不会那般沉重繁冗。知进退，懂取舍，才能更欢快地活在当下，展望未来，行走于灿烂的人生旅途。
#下午茶# #茶[超话]#

【为何唐代文人多任“刺史”？】
日前，某教授在某节目中，宣称颜真卿写错字，将“刺史”写作“刾史”，引起书法界广泛讨论，一片哗然。“安史之乱”接近尾声时，颜真卿一度出任蒲州（今山西永济）刺史。也就是在蒲州任上，他写下了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
翻看唐代大文学家们的履历表，你会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有过担任刺史的经历，比如张说、张九龄、岑参、高适、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杜牧等。不少文学家在后世以刺史代称，比如岑参世称“岑嘉州”，韦应物世称“韦苏州”，柳宗元世称“柳柳州”。还有一些诗人的诗文集也以刺史命名，如岑参的《岑嘉州集》和韦应物的《韦刺史诗集》。

刺史，全称“使持节某州军事某州刺史”，为唐代州级行政单位的最高长官。唐代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刺史的选任，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经常半夜睡不着觉，担心各州的都督和刺史是否善待百姓。于是他将这些人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着躺着都能看到，如果哪位都督或刺史有了功绩，就在这“小本本”上记下一笔。太宗深知“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这一道理，所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深居宫内，所见所闻极为有限，只能仰仗各州都督和刺史了！”
唐代刺史人数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有学者考证出整个唐代的刺史人数超过两万人。在一些影视剧中，大家可能看到好几个人都是刺史，但是彼此之间会有明显的高低位之分。这是因为刺史的品级与州郡的地位相联系，唐代的州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八级，刺史的品级随之有高低之分，大多在从四品到正三品之间。

除了初唐时期政权初定，刺史多是武人之外，唐代的刺史大多由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知识分子担任。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唐代苏州的经济、文化地位重要，有“吴郡，自古皆名人为守”“苏州刺史例能诗”之称。据《唐刺史考全编》的考证，担任过苏州刺史的官员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包括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这样的大文豪。宋代时，苏州太守曾作《三贤堂记》纪念他们：“三贤平时道义为先，分相好，诚相与也，而文章政绩，兼优并著，且俱为有意于民者。”
刺史在唐前期和中期地位较高，其职权范围内的行政活动和当地文学环境紧密相关。刺史能直接决定一州内的士子是否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还参与州府考试的出题，地方士子在进京考试之前，刺史还要为他们举行乡饮酒之礼。一州的刺史往往成为当地文坛的领军人物，比如张九龄曾写信给广州刺史王方庆，得到他的大力赞赏：“此子必能致远。”元稹少年时也曾在经济上得到当地刺史等官员的接济。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期间，因文采和政绩兼著，善于发现人才，因此江南地区的士子争相奔赴杭州求取发解名额。

对于文人来说，担任地方刺史，一方面可以远离朝堂上的纷争，另一方面，为州郡最高长官，也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地方文化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唐前期和中期，出任刺史对文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高适早年仕途不顺，安史之乱后担任蜀州刺史，《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杜牧因长期在朝中担任闲散官职，再加上牛李党争愈演愈烈，曾请求出任杭州刺史，未获批准。后来他又连续三次上书，请求出任湖州刺史，最终如愿，感叹，“仕而至此，斯亦达矣。”韩愈在《赠崔复州序》中也说：“丈夫官至刺史亦荣矣！”
唐朝中叶以后，刺史则大多成为朝廷被贬官员的归宿。大唐文坛著名的“铁三角”都有被贬刺史的经历——韩愈原任刑部侍郎，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刘禹锡，曾被贬为连州刺史；监察御史柳宗元，曾被贬为邵州刺史。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加强，地方的各种权力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导致州郡地位的下降，不少节度使甚至自行任命辖区内的刺史。刺史仅能管理一些行政事务，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刺史，地位更低，一般官员都不愿意去，因此调任这类刺史就带有惩罚的性质。更甚者，如著名的“八司马”，担任刺史的助理，其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文/本报记者　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