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她一袭婚纱把自己嫁给了舞台和粉丝，18年后电影《梅艳芳》上映，将她四十年的人生浓缩成短短两个小时，掀起了一大波回忆杀。
故人遗梦多感伤，梅艳芳逝世18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她念念不忘？
天才的人生也有伤口，梅艳芳也不例外，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可她的妈妈却偏偏是重男轻女，为了让儿子上学让两个女儿去戏园当歌女。
每每回忆这段往事，她只告诉大家四个字“人间地狱”，梅艳芳卖唱多年因此导致了嗓音沙哑，梅妈妈就让她去做个手术治疗，可梅艳芳就是不肯，她觉得这是岁月带给她的礼物。
确实，这份礼物改变了她的后半辈子，1982年梅艳芳参加了香港第一届新秀唱歌大赛，舞台上的梅艳芳格外耀眼，一首《风的季节》，引起全场轰动，没有反对没有质疑，拿第一似乎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紧接着梅艳芳推出了唱片《心债》，但销量不太理想，不过在著名形象设计师刘培基的帮助之下，她重新打造了形象，很快推出了第二张唱片，迷幻的歌曲和梅艳芳神秘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这张唱片，火得一塌糊涂，令她一炮而红，成名之后，她一边演戏一边开演唱会，家里所有的开销都是她一部戏一部戏，一首歌一首歌挣出来的，可即便如此，却依旧换不来家人的体贴。
她曾在演唱会时失声落泪，粉丝都以为她是“入戏太深”，殊不知是哥哥欠下巨款，追债人追到了她的演唱会上。
庆功宴上梅艳芳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可她的妈妈却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家庭的痛，总是逼着梅艳芳长大，被迫的让她学会了隐忍与承受，。
梅艳芳逝世18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她念念不忘？你知道梅艳芳开过多少场演唱会吗？
据说有人统计过， 梅艳芳出道后总开了290多场演唱会，如果按照当时香港的人口来计算，差不多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看过她的演唱会。
荣誉纷至沓来，她成为了颁奖典礼上的常客，在音乐界独领风骚之后，梅艳芳把触角伸到了影视界，其实应该有很多人对梅艳芳的喜欢是源自影视剧，像是《醉拳》、《审死官》、《缘分》，当然还有那部《胭脂扣》。
梅艳芳几乎和所有香港影视大腕，都有合作过，所以大家很难忽略她的存在，她的歌曲影视剧很厉害，但最令人钦佩的还是她的人品。
入圈数十年言出必行的是她，仗义执言的是她，不断提携后辈的是她，不管是刘德华、张国荣，还是照顾过她，亦或者被她提携照顾的人都对她赞不绝口。
当年陈小春还不是“山鸡哥”，到处给明星伴舞，那次跟着梅艳芳去国外演出，一路上梅艳芳都没有回她的商务舱，到了地方去哪里吃饭都会带着他们。
陈小春也感叹，就算是一个小伴舞她也照顾的很好，拍戏时其他演员的工资低了，她会带着演员们抗议讨工资，有朋友跟她借钱，她会毫不犹豫借给他，有的甚至都不让他们还。
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计回报的对朋友好，她说，上天给了她很多，我既然接受了就要回赠一些出去，所以她半辈子都在帮助别人。
谁也没想到， 2003年的一声“拜拜”却成了永别， 2003年，梅艳芳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她还是力排众议的召开了最后的一场演唱会。
舞台就是她的生命，就算上台前连站都站不稳，但只要一上台，她就立马恢复了“元气”，每唱一首歌，都几乎耗尽了她的所有精力，她就这样强撑着唱到了最后。
演唱会的最后她一袭婚纱，对着所有人说把自己嫁给了音乐，嫁给大家，一曲《夕阳之歌》，唱出了她这短短四十载的心酸与悲伤。
一曲唱罢梅艳芳走上楼梯，在布景的教堂大门前停下，回过头来向着歌迷道别，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至此世间再无梅艳芳，葬礼上好友门悉数到场，刘德华、梁朝伟、杨紫琼等八人为他扶灵，数以万计的粉丝自发的到场送她最后一程。
她来人间一趟，一辈子都渴望能得到爱，自己淋过雨，所以时刻想替别人撑一把伞，梅已落，艳无双，芳余香，我们终究是在“再见”里学会成长，在遗憾中学会珍惜。
电影《梅艳芳》看哭了很多人，她不光是让我们重温了梅艳芳的风华绝代，也让无数人回忆起了那个曾经侠肝义胆，永不言弃的梅艳芳。
她是香港女儿，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梅姑，谢谢你曾经来过。
故人遗梦多感伤，梅艳芳逝世18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她念念不忘？
天才的人生也有伤口，梅艳芳也不例外，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可她的妈妈却偏偏是重男轻女，为了让儿子上学让两个女儿去戏园当歌女。
每每回忆这段往事，她只告诉大家四个字“人间地狱”，梅艳芳卖唱多年因此导致了嗓音沙哑，梅妈妈就让她去做个手术治疗，可梅艳芳就是不肯，她觉得这是岁月带给她的礼物。
确实，这份礼物改变了她的后半辈子，1982年梅艳芳参加了香港第一届新秀唱歌大赛，舞台上的梅艳芳格外耀眼，一首《风的季节》，引起全场轰动，没有反对没有质疑，拿第一似乎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紧接着梅艳芳推出了唱片《心债》，但销量不太理想，不过在著名形象设计师刘培基的帮助之下，她重新打造了形象，很快推出了第二张唱片，迷幻的歌曲和梅艳芳神秘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这张唱片，火得一塌糊涂，令她一炮而红，成名之后，她一边演戏一边开演唱会，家里所有的开销都是她一部戏一部戏，一首歌一首歌挣出来的，可即便如此，却依旧换不来家人的体贴。
她曾在演唱会时失声落泪，粉丝都以为她是“入戏太深”，殊不知是哥哥欠下巨款，追债人追到了她的演唱会上。
庆功宴上梅艳芳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可她的妈妈却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家庭的痛，总是逼着梅艳芳长大，被迫的让她学会了隐忍与承受，。
梅艳芳逝世18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她念念不忘？你知道梅艳芳开过多少场演唱会吗？
据说有人统计过， 梅艳芳出道后总开了290多场演唱会，如果按照当时香港的人口来计算，差不多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看过她的演唱会。
荣誉纷至沓来，她成为了颁奖典礼上的常客，在音乐界独领风骚之后，梅艳芳把触角伸到了影视界，其实应该有很多人对梅艳芳的喜欢是源自影视剧，像是《醉拳》、《审死官》、《缘分》，当然还有那部《胭脂扣》。
梅艳芳几乎和所有香港影视大腕，都有合作过，所以大家很难忽略她的存在，她的歌曲影视剧很厉害，但最令人钦佩的还是她的人品。
入圈数十年言出必行的是她，仗义执言的是她，不断提携后辈的是她，不管是刘德华、张国荣，还是照顾过她，亦或者被她提携照顾的人都对她赞不绝口。
当年陈小春还不是“山鸡哥”，到处给明星伴舞，那次跟着梅艳芳去国外演出，一路上梅艳芳都没有回她的商务舱，到了地方去哪里吃饭都会带着他们。
陈小春也感叹，就算是一个小伴舞她也照顾的很好，拍戏时其他演员的工资低了，她会带着演员们抗议讨工资，有朋友跟她借钱，她会毫不犹豫借给他，有的甚至都不让他们还。
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计回报的对朋友好，她说，上天给了她很多，我既然接受了就要回赠一些出去，所以她半辈子都在帮助别人。
谁也没想到， 2003年的一声“拜拜”却成了永别， 2003年，梅艳芳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她还是力排众议的召开了最后的一场演唱会。
舞台就是她的生命，就算上台前连站都站不稳，但只要一上台，她就立马恢复了“元气”，每唱一首歌，都几乎耗尽了她的所有精力，她就这样强撑着唱到了最后。
演唱会的最后她一袭婚纱，对着所有人说把自己嫁给了音乐，嫁给大家，一曲《夕阳之歌》，唱出了她这短短四十载的心酸与悲伤。
一曲唱罢梅艳芳走上楼梯，在布景的教堂大门前停下，回过头来向着歌迷道别，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至此世间再无梅艳芳，葬礼上好友门悉数到场，刘德华、梁朝伟、杨紫琼等八人为他扶灵，数以万计的粉丝自发的到场送她最后一程。
她来人间一趟，一辈子都渴望能得到爱，自己淋过雨，所以时刻想替别人撑一把伞，梅已落，艳无双，芳余香，我们终究是在“再见”里学会成长，在遗憾中学会珍惜。
电影《梅艳芳》看哭了很多人，她不光是让我们重温了梅艳芳的风华绝代，也让无数人回忆起了那个曾经侠肝义胆，永不言弃的梅艳芳。
她是香港女儿，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梅姑，谢谢你曾经来过。
#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經名：《太上洞玄靈寳業報因緣經》，簡稱《業報經》，十卷。約出於南北朝末或隋唐之際。另有敦煌唐寫本二十餘件，題作《太上業報因緣經》。史崇《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中多次提及《太上業報因緣經》，《三洞奉道科戒》、《玄門大論》等唐初道書已引此經。此經中心內容在宣揚因緣報應，說明人生罪福吉凶，皆爲前世業報。稱“人之受生，未有不從先業來者，故禀神挺質，各有因緣，罪福吉凶，悉從其業。”勸人修道奉戒，懺悔宿罪，行善濟世，以求來世福報。經文共分二十七品。首爲《開度品》，由太上道君爲大慈大悲普濟眞人解說人生業報因緣。其次爲《善對》、《惡報》、《受罪》三品，分述三世因果報應諸現象，指出“罪福如影響，吉凶若車輪，爲善得善報，爲惡受惡緣，皆自蒙其福，莫不由本身。”再次爲《懺悔》、《奉戒》、《持齋》、《誦念》、《行道》、《弘誓》、《發願》、《讚歎》諸品，指示悔罪、通道及誓願濟人之事。其中《奉戒》品列不得殺人、偷盜、邪婬等十戒，《弘誓》品中列有六誓，《發願》品中列十二上願，簡要明切，以爲信戒。再次爲《佈施》、《慈濟》、《救苦》、《功德》、《應感》、《福報》諸品，陳述佈施濟人，行善積福之道。《佈施》品謂施法、施身、施財。《慈濟》品曰：“常行慈悲，念度一切，施財施法，廣救衆生。”《功德》品列舉造像、寫經、置觀、度人、建齋、誦經、持戒、供養、佈施等九項，教人分別施行，各獲福田。再次爲《生神》、《弘教》、《證實》、《攝因》、《生化》、《廣統》、《會眞》諸品，指示定志靜觀，因機取悟，明了萬法皆空，斷滅苦因之法。泛論元始天尊“以道氛開張天地，剖判陰陽，運化因緣，生成萬物”以來，衆生“各有因緣，隨其業報，任命沉浮，或愚或智，或暗或明”，唯“定志靜觀”，明了萬法皆空，“離諸纏縛，登解脫門”，方能“出入逍遥，無爲自在，不生不滅，永斷苦因。”《攝因品》中則指出“因機取悟”之二十四法門，用以“攝化”造因不同之種種罪惡，“衆生未悟，故說攝耳，衆生若悟，亦無攝因”。最後《叙教》、《流通》二品，乃全書之終結，不僅在於弘宣此經功德，欲廣傳三乘經法，使三界十方俱受利益。綜觀全書，體系完備，中心思想明確，對隋唐道教教義發展頗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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