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中国的富豪都到国外去买文物和古代艺术品
刘福盛
2020-05-16
钧瓷作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钧瓷是官是民也是有很多争议的。有人撰文说，钧瓷名称的由来始于明代，在明以前的文献中根本没有“钧瓷”这一词汇的记载。从明代以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因为“钧瓷”产于鈞州而得名，二是钧瓷因鈞台而得名，如清代的《景德镇陶录》中有云：“钧窑宋初所烧，出鈞台”，在河南禹县，其地有鈞台，因名钧瓷”，现代古陶瓷学家安金槐也说：“禹州夏有古鈞台，钧瓷之名由此来”。后来经过对鈞台窑址的发掘，陶瓷界终于统一了认识，钧瓷是因鈞台而得名。也有元代和明代创烧造的，另有唐玄宗下诏“鈞不随葬”之说。唐玄宗所谓的道玄瓷，实际上是唐花釉瓷，不过是钧瓷的前身。尽管如此，这已经是过去的认知。以下我们要展示的是钧瓷在带有清凉寺某某御制瓷款就有出现，这就足以确钧瓷是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只不过，他在北宋宫廷用瓷中的地位并没有象汝瓷、官瓷那么重要。钧瓷不仅宋代有烧造，唐代鲁山段店窑就有烧造钧瓷花瓷的记载。本人的朋友圈内不但有大唐钧窑刻款的钧瓷，也在网上发现过宋代钧窑印款的钧瓷十分漂亮。有了这些佐证，不但证明钧瓷在宋代是五大名瓷之一，而且它在唐代已经创烧成功，是不争的事实。
宋代钧瓷其有独特的风格，有铁灰色的胎体，有天青釉色的，有玫瑰红和玫瑰紫的釉色，各种要变，有宝石光的黑釉色，有的釉面出现泥鳅走泥纹，但不是所有钧瓷都有，只个别现象，釉面也有细细的开片纹，釉下有少量气泡，如镶嵌在流动的釉纹中，如火山溶液流淌，十分美观，正如古人形容钧瓷的美曰：入炉一色，出炉万彩，恰如其分。不管钧瓷在宫廷用瓷中，主要是供花石岗假山之用，多数是花盆之类，少做他用。
但是，据著名瓷器鉴定专家丘小君先生的视频介绍，中国在经历近几十年的大建设中，他亲眼见过大陆通过香港走私到世界各地的古代瓷器就达千万级别。这也不是空穴来风，近段时间因为要写作，变手机一些素材，果不其然，仅仅是十天半个月，有搜到大陆流失海外的古代瓷器其中有就有精美的宋代汝窑瓷、哥窑瓷、官窑瓷，也仅仅是我本人搜集到最多的是钧窑瓷器。看看这些流失海外的精美古代瓷器，现在大陆都少见，也包括连个故宫都难得一见这样的精美钧瓷。这些钧瓷现在又开始有出口转内销了，瓷器底下有进出关的火渿和和纸质标签，大多数都是“卢芹斋”标签。经查证，“卢芹斋”浙江湖州人，先后旅居法国，美国等，十二时实际初期国际著名古董商、收藏家，将许多大陆文物，甚至是国宝级的文物贩。卖到国外。这些精美绝窑瓷流失海外，近几年又陆陆续续转内销，这是事实，铁证如山。下面就请鉴赏这些流失海外再转销大陆的精美绝窑瓷吧！
怪不得中国的富豪都到国外去买文物和古代艺术品
刘福盛
202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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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钧瓷其有独特的风格，有铁灰色的胎体，有天青釉色的，有玫瑰红和玫瑰紫的釉色，各种要变，有宝石光的黑釉色，有的釉面出现泥鳅走泥纹，但不是所有钧瓷都有，只个别现象，釉面也有细细的开片纹，釉下有少量气泡，如镶嵌在流动的釉纹中，如火山溶液流淌，十分美观，正如古人形容钧瓷的美曰：入炉一色，出炉万彩，恰如其分。不管钧瓷在宫廷用瓷中，主要是供花石岗假山之用，多数是花盆之类，少做他用。
但是，据著名瓷器鉴定专家丘小君先生的视频介绍，中国在经历近几十年的大建设中，他亲眼见过大陆通过香港走私到世界各地的古代瓷器就达千万级别。这也不是空穴来风，近段时间因为要写作，变手机一些素材，果不其然，仅仅是十天半个月，有搜到大陆流失海外的古代瓷器其中有就有精美的宋代汝窑瓷、哥窑瓷、官窑瓷，也仅仅是我本人搜集到最多的是钧窑瓷器。看看这些流失海外的精美古代瓷器，现在大陆都少见，也包括连个故宫都难得一见这样的精美钧瓷。这些钧瓷现在又开始有出口转内销了，瓷器底下有进出关的火渿和和纸质标签，大多数都是“卢芹斋”标签。经查证，“卢芹斋”浙江湖州人，先后旅居法国，美国等，十二时实际初期国际著名古董商、收藏家，将许多大陆文物，甚至是国宝级的文物贩。卖到国外。这些精美绝窑瓷流失海外，近几年又陆陆续续转内销，这是事实，铁证如山。下面就请鉴赏这些流失海外再转销大陆的精美绝窑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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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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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钧瓷其有独特的风格，有铁灰色的胎体，有天青釉色的，有玫瑰红和玫瑰紫的釉色，各种要变，有宝石光的黑釉色，有的釉面出现泥鳅走泥纹，但不是所有钧瓷都有，只个别现象，釉面也有细细的开片纹，釉下有少量气泡，如镶嵌在流动的釉纹中，如火山溶液流淌，十分美观，正如古人形容钧瓷的美曰：入炉一色，出炉万彩，恰如其分。不管钧瓷在宫廷用瓷中，主要是供花石岗假山之用，多数是花盆之类，少做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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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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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钧瓷其有独特的风格，有铁灰色的胎体，有天青釉色的，有玫瑰红和玫瑰紫的釉色，各种要变，有宝石光的黑釉色，有的釉面出现泥鳅走泥纹，但不是所有钧瓷都有，只个别现象，釉面也有细细的开片纹，釉下有少量气泡，如镶嵌在流动的釉纹中，如火山溶液流淌，十分美观，正如古人形容钧瓷的美曰：入炉一色，出炉万彩，恰如其分。不管钧瓷在宫廷用瓷中，主要是供花石岗假山之用，多数是花盆之类，少做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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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盛
202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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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钧瓷其有独特的风格，有铁灰色的胎体，有天青釉色的，有玫瑰红和玫瑰紫的釉色，各种要变，有宝石光的黑釉色，有的釉面出现泥鳅走泥纹，但不是所有钧瓷都有，只个别现象，釉面也有细细的开片纹，釉下有少量气泡，如镶嵌在流动的釉纹中，如火山溶液流淌，十分美观，正如古人形容钧瓷的美曰：入炉一色，出炉万彩，恰如其分。不管钧瓷在宫廷用瓷中，主要是供花石岗假山之用，多数是花盆之类，少做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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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盛
2020-05-16
钧瓷作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钧瓷是官是民也是有很多争议的。有人撰文说，钧瓷名称的由来始于明代，在明以前的文献中根本没有“钧瓷”这一词汇的记载。从明代以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因为“钧瓷”产于鈞州而得名，二是钧瓷因鈞台而得名，如清代的《景德镇陶录》中有云：“钧窑宋初所烧，出鈞台”，在河南禹县，其地有鈞台，因名钧瓷”，现代古陶瓷学家安金槐也说：“禹州夏有古鈞台，钧瓷之名由此来”。后来经过对鈞台窑址的发掘，陶瓷界终于统一了认识，钧瓷是因鈞台而得名。也有元代和明代创烧造的，另有唐玄宗下诏“鈞不随葬”之说。唐玄宗所谓的道玄瓷，实际上是唐花釉瓷，不过是钧瓷的前身。尽管如此，这已经是过去的认知。以下我们要展示的是钧瓷在带有清凉寺某某御制瓷款就有出现，这就足以确钧瓷是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只不过，他在北宋宫廷用瓷中的地位并没有象汝瓷、官瓷那么重要。钧瓷不仅宋代有烧造，唐代鲁山段店窑就有烧造钧瓷花瓷的记载。本人的朋友圈内不但有大唐钧窑刻款的钧瓷，也在网上发现过宋代钧窑印款的钧瓷十分漂亮。有了这些佐证，不但证明钧瓷在宋代是五大名瓷之一，而且它在唐代已经创烧成功，是不争的事实。
宋代钧瓷其有独特的风格，有铁灰色的胎体，有天青釉色的，有玫瑰红和玫瑰紫的釉色，各种要变，有宝石光的黑釉色，有的釉面出现泥鳅走泥纹，但不是所有钧瓷都有，只个别现象，釉面也有细细的开片纹，釉下有少量气泡，如镶嵌在流动的釉纹中，如火山溶液流淌，十分美观，正如古人形容钧瓷的美曰：入炉一色，出炉万彩，恰如其分。不管钧瓷在宫廷用瓷中，主要是供花石岗假山之用，多数是花盆之类，少做他用。
但是，据著名瓷器鉴定专家丘小君先生的视频介绍，中国在经历近几十年的大建设中，他亲眼见过大陆通过香港走私到世界各地的古代瓷器就达千万级别。这也不是空穴来风，近段时间因为要写作，变手机一些素材，果不其然，仅仅是十天半个月，有搜到大陆流失海外的古代瓷器其中有就有精美的宋代汝窑瓷、哥窑瓷、官窑瓷，也仅仅是我本人搜集到最多的是钧窑瓷器。看看这些流失海外的精美古代瓷器，现在大陆都少见，也包括连个故宫都难得一见这样的精美钧瓷。这些钧瓷现在又开始有出口转内销了，瓷器底下有进出关的火渿和和纸质标签，大多数都是“卢芹斋”标签。经查证，“卢芹斋”浙江湖州人，先后旅居法国，美国等，十二时实际初期国际著名古董商、收藏家，将许多大陆文物，甚至是国宝级的文物贩。卖到国外。这些精美绝窑瓷流失海外，近几年又陆陆续续转内销，这是事实，铁证如山。下面就请鉴赏这些流失海外再转销大陆的精美绝窑瓷吧！
#思想者互动[超话]#人生一辈子，活得自在点。在如今这个时代，活得潇洒似乎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人人都想要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可人尽皆知，那只是一个虚拟世界，过得自由自在太难了，因为人的牵绊太多了。
为小家烦，为将来烦，为生活烦，每个人都有个借口来忙碌。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不忘着叮嘱，这样太累了。
生活若是变成了刻板的机器，那么人生又有多少值得期待的呢？我们要学会放下，让时光来记录生命，看淡过去，用积极美好的心态来面对将来。
世上没有后悔药，更没有时间胶囊。过去的事不可能再去改变，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事，只要注重当下就好，过去的就让它随风飘去吧。
如果总是纠结于无法改变的昨天，那么也就浪费了宝贵的今天，甚至会影响到明天的阳光。
忙碌了半辈子，操心了半辈子，也该为自己活一把了，学会微笑，让身心俱疲的自己有喘息的机会。要学会少操心，少心烦，学会放下，要学着让自己快乐。
为小家烦，为将来烦，为生活烦，每个人都有个借口来忙碌。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不忘着叮嘱，这样太累了。
生活若是变成了刻板的机器，那么人生又有多少值得期待的呢？我们要学会放下，让时光来记录生命，看淡过去，用积极美好的心态来面对将来。
世上没有后悔药，更没有时间胶囊。过去的事不可能再去改变，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事，只要注重当下就好，过去的就让它随风飘去吧。
如果总是纠结于无法改变的昨天，那么也就浪费了宝贵的今天，甚至会影响到明天的阳光。
忙碌了半辈子，操心了半辈子，也该为自己活一把了，学会微笑，让身心俱疲的自己有喘息的机会。要学会少操心，少心烦，学会放下，要学着让自己快乐。
#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张帆/文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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