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六祖坛经原文 顿渐品 第八卷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勿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
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
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
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
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
对曰：“不是！”
师曰：“何得不是？”
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
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
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常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
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
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
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
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坐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
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
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
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
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jìn）。
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
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
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
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
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
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
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
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
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lì）。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
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
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
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
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
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
对曰：“亦痛亦不痛。”
师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
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qiān），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huì）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
神会礼拜悔谢。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
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
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máo）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宏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荷泽禅师”）。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
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勿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
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
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
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
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
对曰：“不是！”
师曰：“何得不是？”
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
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
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常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
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
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
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
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坐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
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
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
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
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jìn）。
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
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
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
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
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
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
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
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
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lì）。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
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
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
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
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
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
对曰：“亦痛亦不痛。”
师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
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qiān），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huì）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
神会礼拜悔谢。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
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
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máo）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宏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荷泽禅师”）。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
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夹纻造像，是用漆涂裹纻麻布而制成的佛菩萨像，又称干漆像、脱空像、搏换像、脱沙像等。造像时，先搏制泥模，再在泥模上裹缝纻布，再用漆加以涂凝光饰，然后将泥除去，脱空而成像。
关于夹纻的语义，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七引《释迦方志》卷上说：“夹纻者，脱空象，漆布为之。”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的小注中也说“夹纻今称脱沙”。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胡三省注释夹纻像也说，“夹纻者，以纻布夹缝为大像，后所谓麻主（用麻布缝漆而成的神主）是也”。
夹纻造像，原为古代中国创制发明。在汉朝，已有用漆布制成冠、莒的事例。这种漆纻制品，汉朝的人写作侠纻（汉王盱墓侠纻杯铭）或作綊纻（同墓綊纻盘铭）。是在纻布上敷漆，制成器物，其中多有脱空的构造。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夹纻造像，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四世纪末，东晋戴逵（字安道）所造的夹纻像。
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有“谯国（今安徽亳县）二戴（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颗）造夹纻像记。”
《辩正论》卷三也说：“晋常侍戴安道，学艺优达，造招隐寺，手自制五夹纻像；并相好无比，恒放神光。”
《法苑珠林》卷十六说：“逵又造行像五躯，积虑十年。像旧在瓦官寺。”用夹纻制造佛像，躯体很轻，便于行像之用。戴氏在当时所造夹纻像也许不是少数。
在这以后的夹纻造像，如《广弘明集》卷十六载有梁简文帝为人造丈八夹纻金薄像疏文，《辩正论》卷三也载有陈尚书袁宪在上定林寺造夹纻像十躯。在北方则有北魏孟仲晖于六世纪初在洛阳永明寺造中人夹纻像，《洛阳伽蓝记》卷四称其相好端严，世所希有，还记载其灵异事迹。这都证明南北朝时代夹纻像颇为流行。
隋代（581-618）关于夹纻像的记录也不少。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篇说：“京师西北有废凝观寺，有夹纻立释迦，举高丈六，仪相超异，屡放光明，隋开皇三年寺僧法庆所造。捻塑才了，未加漆布，而庆忽终。”既而法庆又复活，于是“周流远近，率诸士女，以成其像”。
又开皇十六年，润州仁孝寺释智琳也“前后造中人像五躯，夹纻像一躯，神仪显曜，相好严挺”（见《续高僧传》卷十）。
《辩正论》卷四载，尚书右仆射鲁国公虞庆则，“大起法堂，广罗佛殿，于襄州造卢舍那夹纻像，高一百二十尺，相好奇异，灵应殊常。其所建寺，即冲觉寺也”。
唐代（618-907）夹纻造像的有名记载，如《续高僧传》卷十九说，唐初，南武州沙门智周造弥勒丈六夹纻并诸侍卫。又《慈恩法师传》卷七说，贞观二十三年以来，玄奘在大慈恩寺造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在武则天时，洛阳更造有极大的夹纻巨像。
如《旧唐书》卷二十二载，垂拱三年春到四年正月，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刻木为瓦，夹纻漆之；又在其地建造一千尺高的功德堂并造大夹纻像。《朝野佥》卷五说这夹纻像“高九百尺，鼻如十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这可称为空前绝后的夹纻大像，其构造方法和技巧，我们现今也难以想像而为之惊异。
西域于阗、龟兹（今新疆境内）也有夹纻佛像。如《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玄奘法师在瞿萨旦那（于阗）国，也见到“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龟兹）国而来至止”。当时西域地区用夹纻造像，其制造技术也许是在这以前由中国本部传去的。以后宋赞宁《僧史略》卷上还说：“今夏台、灵武每年二月八日僧戴夹纻佛像，侍从围绕，幡盖歌舞引导，谓之巡城。”可见古新疆甘肃地区以夹纻像用于行像，到十世纪间还很流行。
十三世纪间汴梁光教寺有宋制五百罗汉夹纻像，据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说：“像皆是漆胎，妆严金碧，穷极精好。”这种夹纻造像技术到了元初（即十三世纪末）宝坻刘元（字正奉）更为精擅特出，当时又称为搏换像。
《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说：“搏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其象。昔人尝为之，至正奉尤极好。”同书又说：“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搏换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无与比者。”
又元代《画塑记》关于刘元的造像记载很多，其中如“至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诸色府朵儿只等大殿后御塔殿内……其西安置文殊菩萨像，其东弥勒像，咸以布裹漆为之”。这就是所谓搏换的夹纻像，从此以后，各地造像中，颇多用夹纻制造。
关于夹纻像的制造法，古来未有详细的记载。但据《慧琳音义》说夹纻像系脱空像，漆布为之。元代《道园学古录》说搏换像为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成象。制法大致相似。
今据近人陆树勋氏所藏《圆明园内工佛作现行则例》钞本，记载清宫庭制夹纻像的方法和物料如下：“佛像不拘文武，油灰股沙，使布十五遍，压布灰十五遍，长面像衣纹熟漆灰一遍，垫光漆二遍，水磨三遍，漆灰粘做一遍，脏膛朱红漆二遍。所用材料有：夏布、桐油、严生漆、茏罩漆、退光漆、漆朱、砖灰、鱼子砖灰、土子等（砖灰、土子是用以和漆的）。”这种制造夹纻像技术，至今在南北造佛艺匠中尚相传未绝。[good]#文物代言人##佛教##遇见艺术##历史那些事#
关于夹纻的语义，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七引《释迦方志》卷上说：“夹纻者，脱空象，漆布为之。”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的小注中也说“夹纻今称脱沙”。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胡三省注释夹纻像也说，“夹纻者，以纻布夹缝为大像，后所谓麻主（用麻布缝漆而成的神主）是也”。
夹纻造像，原为古代中国创制发明。在汉朝，已有用漆布制成冠、莒的事例。这种漆纻制品，汉朝的人写作侠纻（汉王盱墓侠纻杯铭）或作綊纻（同墓綊纻盘铭）。是在纻布上敷漆，制成器物，其中多有脱空的构造。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夹纻造像，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四世纪末，东晋戴逵（字安道）所造的夹纻像。
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有“谯国（今安徽亳县）二戴（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颗）造夹纻像记。”
《辩正论》卷三也说：“晋常侍戴安道，学艺优达，造招隐寺，手自制五夹纻像；并相好无比，恒放神光。”
《法苑珠林》卷十六说：“逵又造行像五躯，积虑十年。像旧在瓦官寺。”用夹纻制造佛像，躯体很轻，便于行像之用。戴氏在当时所造夹纻像也许不是少数。
在这以后的夹纻造像，如《广弘明集》卷十六载有梁简文帝为人造丈八夹纻金薄像疏文，《辩正论》卷三也载有陈尚书袁宪在上定林寺造夹纻像十躯。在北方则有北魏孟仲晖于六世纪初在洛阳永明寺造中人夹纻像，《洛阳伽蓝记》卷四称其相好端严，世所希有，还记载其灵异事迹。这都证明南北朝时代夹纻像颇为流行。
隋代（581-618）关于夹纻像的记录也不少。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篇说：“京师西北有废凝观寺，有夹纻立释迦，举高丈六，仪相超异，屡放光明，隋开皇三年寺僧法庆所造。捻塑才了，未加漆布，而庆忽终。”既而法庆又复活，于是“周流远近，率诸士女，以成其像”。
又开皇十六年，润州仁孝寺释智琳也“前后造中人像五躯，夹纻像一躯，神仪显曜，相好严挺”（见《续高僧传》卷十）。
《辩正论》卷四载，尚书右仆射鲁国公虞庆则，“大起法堂，广罗佛殿，于襄州造卢舍那夹纻像，高一百二十尺，相好奇异，灵应殊常。其所建寺，即冲觉寺也”。
唐代（618-907）夹纻造像的有名记载，如《续高僧传》卷十九说，唐初，南武州沙门智周造弥勒丈六夹纻并诸侍卫。又《慈恩法师传》卷七说，贞观二十三年以来，玄奘在大慈恩寺造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在武则天时，洛阳更造有极大的夹纻巨像。
如《旧唐书》卷二十二载，垂拱三年春到四年正月，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刻木为瓦，夹纻漆之；又在其地建造一千尺高的功德堂并造大夹纻像。《朝野佥》卷五说这夹纻像“高九百尺，鼻如十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这可称为空前绝后的夹纻大像，其构造方法和技巧，我们现今也难以想像而为之惊异。
西域于阗、龟兹（今新疆境内）也有夹纻佛像。如《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玄奘法师在瞿萨旦那（于阗）国，也见到“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龟兹）国而来至止”。当时西域地区用夹纻造像，其制造技术也许是在这以前由中国本部传去的。以后宋赞宁《僧史略》卷上还说：“今夏台、灵武每年二月八日僧戴夹纻佛像，侍从围绕，幡盖歌舞引导，谓之巡城。”可见古新疆甘肃地区以夹纻像用于行像，到十世纪间还很流行。
十三世纪间汴梁光教寺有宋制五百罗汉夹纻像，据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说：“像皆是漆胎，妆严金碧，穷极精好。”这种夹纻造像技术到了元初（即十三世纪末）宝坻刘元（字正奉）更为精擅特出，当时又称为搏换像。
《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说：“搏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其象。昔人尝为之，至正奉尤极好。”同书又说：“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搏换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无与比者。”
又元代《画塑记》关于刘元的造像记载很多，其中如“至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诸色府朵儿只等大殿后御塔殿内……其西安置文殊菩萨像，其东弥勒像，咸以布裹漆为之”。这就是所谓搏换的夹纻像，从此以后，各地造像中，颇多用夹纻制造。
关于夹纻像的制造法，古来未有详细的记载。但据《慧琳音义》说夹纻像系脱空像，漆布为之。元代《道园学古录》说搏换像为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成象。制法大致相似。
今据近人陆树勋氏所藏《圆明园内工佛作现行则例》钞本，记载清宫庭制夹纻像的方法和物料如下：“佛像不拘文武，油灰股沙，使布十五遍，压布灰十五遍，长面像衣纹熟漆灰一遍，垫光漆二遍，水磨三遍，漆灰粘做一遍，脏膛朱红漆二遍。所用材料有：夏布、桐油、严生漆、茏罩漆、退光漆、漆朱、砖灰、鱼子砖灰、土子等（砖灰、土子是用以和漆的）。”这种制造夹纻像技术，至今在南北造佛艺匠中尚相传未绝。[good]#文物代言人##佛教##遇见艺术##历史那些事#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