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是江苏省最新的一个发文，对于考执法类的同学来说，这个发文无论是从形式结构上还是词语表达上都值得背诵，不能全部背诵我标红或标蓝的一定要背下来，红的用于概括分析类，蓝的用于对策建议或应用文写作。这些词考执法类考试的肯定用得上，不懂的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不学的后悔去吧！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
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的实施意见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认真贯彻～～～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全面提升有效监管能力和水平，推动“互联网＋监管”走在全国前列，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强力支撑。
二、总体目标
坚持放管结合、并重，进一步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围绕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持续推进“互联网＋监管”，加强协同监管、信用监管、智能监管，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提高监管效能。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有效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放出活力、管出公平、服出效率，形成“放”“管”“服”紧密衔接联动的工作格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不断增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三、主要任务
（一）夯实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基础。
1．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统一全省监管事项目录清单，推动监管事项清单与行政权力事项清单有效衔接。编制全省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制定工作指引，明确检查程序、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纳入省“互联网＋监管”系统统一管理。监管事项清单编制后，由省政务办牵头建立会办制度，组织各监管部门进行集中会审，审核后的清单由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合法性审核，及时向社会公布。各级监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或行政权力事项清单的变动调整情况及工作实际，需对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的，应当向本级政务办申请，经省政务办初审和司法行政部门合法性审核确认后依法公布。（省政务办、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局等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建设跨部门综合监管对象库。制定全省统一的监管数据标准，持续拓展完善省级监管数据中心。建设重点领域监管对象库，被两个及以上部门列为监管对象的市场主体，纳入全省跨部门综合监管对象库动态管理。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预警模型建设，加强不同领域的风险预警模型、线索归集和关联分析，针对不同线索指向的同一监管对象，形成联合检查任务。（省政务办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等省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3．强化一体化在线监管平台支撑。统一规划建设全省一体化在线监管平台，接入省“互联网＋监管”系统、设区市“互联网＋监管”系统以及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省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等部门业务系统，规范监管业务流程，在全省范围内实现数据共享共用、系统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联动。依托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建设跨部门综合监管系统，各地各部门统一使用该系统开展联合检查。依托省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全省统一处罚、强制系统，对接跨部门综合监管系统和“互联网＋监管”系统，实现规范执法、全程留痕。依托省移动应用技术平台，建设完善移动执法系统，对接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系统，重点在乡镇综合执法领域推广，切实增强执法有效性，减轻基层执法人员负担。争取在国家“互联网＋监管”平台开设江苏专区，获得更广泛数据支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省司法厅、省政务办、省市场监管局等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创新跨部门综合监管运行机制。
1．建立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完善监管对象抽查模式，将各部门分别抽取的监管对象名单进行汇总比对，对重复抽到的企业进行跨部门联合检查。建立重点行业联合监管机制，明确对涉及监管领域多、检查频次高的行业领域，以跨部门联合检查为原则、部门单独检查为例外，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统筹制定检查计划，统一组织实施。（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健全综合行政执法制度机制。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三项制度”，实现行政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可追溯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健全完善协调配合、信息共享、轮岗培训、奖励举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考核评价等“七大机制”，强化执法监管权威，提高监管效能。（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等省相关部门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探索跨部门综合监管模式方法。
1．创新非现场监管。各地各部门充分运用物联网、视频监控、卫星遥感等技术，探索推行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对重点监管对象实行全时段动态监管，减少监管盲区。（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探索智能监管。整合全省非现场监管资源，接入省“互联网＋监管”系统，丰富监管数据资源库。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重点行业领域要充分利用监管数据，关联整合日常监管、行政处罚、投诉举报、司法判决等相关信息，探索以线索自动触发、远程取证固证、远程执法处置为关键环节的在线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智能化水平。（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政务办、省市场监管局等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3．强化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进一步拓展信用承诺范围，编制信用承诺事项清单。深入推进行业信用监管示范，建立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依据信用状况不同，在监管方式、抽查领域、抽查比例、检查频次等方面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逐步将信用信息嵌入部门业务系统，加强信用大数据监测预警分析，市场主体信用状况、行业地区信用状况等监测信息实时推送至相关监管部门，实现信用信息高效、便捷应用。研究建立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模型，分部门、分地区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的试点应用。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行业信用评价结果作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跨部门综合监管的参考，提高监管效率。（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整合跨部门综合监管力量资源。
1．整合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在中央明确的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等领域，持续整合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切实做到权责一致、专业精良、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推动执法重心下移，设区的市与市辖区原则上只设一个执法层级，县（市）组建7支左右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乡镇（街道）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省委编办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推动综合行政执法资源下沉。推进执法力量向基层延伸，推动人财物等资源向基层下沉，每个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配备一定数量的具有行政执法资格人员及相应执法装备，并按一定比例配强执法辅助人员，确保责有人负、事有人干。加强对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指导、培训监督。除党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派驻体制的机构外，对上级派驻在县乡两级的执法队伍，纳入县乡统一联动指挥体系，工作考核以属地为主，主要负责同志任免须事先征求所在地党委意见。坚持网格监管与综合执法相结合，加强基层网格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在综合执法中的基础作用。（省委编办、省司法厅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开展重点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
1．聚焦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降碳减排、食品药品安全、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疫情防控、金融等重点领域，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聚焦重大风险隐患，加强协同联动，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转向统筹运用行政、法律、经济和信息等多种手段并行，加快实现从单项监管转向综合协同监管，深化拓展监管结果运用。当前结合跨部门联合抽查检查计划，突出校外培训机构联合检查、烟花爆竹联合执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联合抽查等重点，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及时发现并解决事项编制、系统对接、数据归集、业务协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不断提升跨部门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药监局牵头，省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保障措施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纳入“放管服”改革重要内容，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突出重点、建立机制，加快构建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监管有效、智能精准的跨部门综合监管新格局。
（一）加强组织领导。
依托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省市场监管局负责全省跨部门综合监管业务指导；省政务办负责信息化支撑；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牵头负责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组织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省司法厅负责法治保障、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业务指导；省有关部门加强对本系统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督促，积极开展或参与跨部门综合监管。
（二）加强政策保障。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聚焦跨部门综合监管中的难点、堵点、痛点，抓紧制定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配套政策和措施，着力形成高效协同运行机制，努力做到责任明确、保障到位、任务落实。
（三）加强队伍建设。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针对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中涉及政策、业务方面的重要内容，分批次联合开展跨部门培训，不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宣传推广。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多形式、多渠道宣传推广跨部门综合监管的经验做法和成效，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度。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
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的实施意见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认真贯彻～～～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全面提升有效监管能力和水平，推动“互联网＋监管”走在全国前列，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强力支撑。
二、总体目标
坚持放管结合、并重，进一步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围绕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持续推进“互联网＋监管”，加强协同监管、信用监管、智能监管，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提高监管效能。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有效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放出活力、管出公平、服出效率，形成“放”“管”“服”紧密衔接联动的工作格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不断增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三、主要任务
（一）夯实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基础。
1．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统一全省监管事项目录清单，推动监管事项清单与行政权力事项清单有效衔接。编制全省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制定工作指引，明确检查程序、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纳入省“互联网＋监管”系统统一管理。监管事项清单编制后，由省政务办牵头建立会办制度，组织各监管部门进行集中会审，审核后的清单由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合法性审核，及时向社会公布。各级监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或行政权力事项清单的变动调整情况及工作实际，需对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的，应当向本级政务办申请，经省政务办初审和司法行政部门合法性审核确认后依法公布。（省政务办、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局等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建设跨部门综合监管对象库。制定全省统一的监管数据标准，持续拓展完善省级监管数据中心。建设重点领域监管对象库，被两个及以上部门列为监管对象的市场主体，纳入全省跨部门综合监管对象库动态管理。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预警模型建设，加强不同领域的风险预警模型、线索归集和关联分析，针对不同线索指向的同一监管对象，形成联合检查任务。（省政务办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等省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3．强化一体化在线监管平台支撑。统一规划建设全省一体化在线监管平台，接入省“互联网＋监管”系统、设区市“互联网＋监管”系统以及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省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等部门业务系统，规范监管业务流程，在全省范围内实现数据共享共用、系统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联动。依托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建设跨部门综合监管系统，各地各部门统一使用该系统开展联合检查。依托省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建设全省统一处罚、强制系统，对接跨部门综合监管系统和“互联网＋监管”系统，实现规范执法、全程留痕。依托省移动应用技术平台，建设完善移动执法系统，对接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系统，重点在乡镇综合执法领域推广，切实增强执法有效性，减轻基层执法人员负担。争取在国家“互联网＋监管”平台开设江苏专区，获得更广泛数据支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省司法厅、省政务办、省市场监管局等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创新跨部门综合监管运行机制。
1．建立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完善监管对象抽查模式，将各部门分别抽取的监管对象名单进行汇总比对，对重复抽到的企业进行跨部门联合检查。建立重点行业联合监管机制，明确对涉及监管领域多、检查频次高的行业领域，以跨部门联合检查为原则、部门单独检查为例外，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统筹制定检查计划，统一组织实施。（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健全综合行政执法制度机制。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三项制度”，实现行政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可追溯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健全完善协调配合、信息共享、轮岗培训、奖励举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考核评价等“七大机制”，强化执法监管权威，提高监管效能。（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等省相关部门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探索跨部门综合监管模式方法。
1．创新非现场监管。各地各部门充分运用物联网、视频监控、卫星遥感等技术，探索推行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对重点监管对象实行全时段动态监管，减少监管盲区。（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探索智能监管。整合全省非现场监管资源，接入省“互联网＋监管”系统，丰富监管数据资源库。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重点行业领域要充分利用监管数据，关联整合日常监管、行政处罚、投诉举报、司法判决等相关信息，探索以线索自动触发、远程取证固证、远程执法处置为关键环节的在线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智能化水平。（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政务办、省市场监管局等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3．强化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进一步拓展信用承诺范围，编制信用承诺事项清单。深入推进行业信用监管示范，建立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依据信用状况不同，在监管方式、抽查领域、抽查比例、检查频次等方面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逐步将信用信息嵌入部门业务系统，加强信用大数据监测预警分析，市场主体信用状况、行业地区信用状况等监测信息实时推送至相关监管部门，实现信用信息高效、便捷应用。研究建立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模型，分部门、分地区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的试点应用。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行业信用评价结果作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跨部门综合监管的参考，提高监管效率。（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整合跨部门综合监管力量资源。
1．整合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在中央明确的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等领域，持续整合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切实做到权责一致、专业精良、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推动执法重心下移，设区的市与市辖区原则上只设一个执法层级，县（市）组建7支左右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乡镇（街道）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省委编办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推动综合行政执法资源下沉。推进执法力量向基层延伸，推动人财物等资源向基层下沉，每个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配备一定数量的具有行政执法资格人员及相应执法装备，并按一定比例配强执法辅助人员，确保责有人负、事有人干。加强对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指导、培训监督。除党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派驻体制的机构外，对上级派驻在县乡两级的执法队伍，纳入县乡统一联动指挥体系，工作考核以属地为主，主要负责同志任免须事先征求所在地党委意见。坚持网格监管与综合执法相结合，加强基层网格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在综合执法中的基础作用。（省委编办、省司法厅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开展重点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
1．聚焦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降碳减排、食品药品安全、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疫情防控、金融等重点领域，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聚焦重大风险隐患，加强协同联动，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转向统筹运用行政、法律、经济和信息等多种手段并行，加快实现从单项监管转向综合协同监管，深化拓展监管结果运用。当前结合跨部门联合抽查检查计划，突出校外培训机构联合检查、烟花爆竹联合执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联合抽查等重点，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及时发现并解决事项编制、系统对接、数据归集、业务协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不断提升跨部门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药监局牵头，省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保障措施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纳入“放管服”改革重要内容，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突出重点、建立机制，加快构建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监管有效、智能精准的跨部门综合监管新格局。
（一）加强组织领导。
依托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省市场监管局负责全省跨部门综合监管业务指导；省政务办负责信息化支撑；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牵头负责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组织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省司法厅负责法治保障、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业务指导；省有关部门加强对本系统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督促，积极开展或参与跨部门综合监管。
（二）加强政策保障。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聚焦跨部门综合监管中的难点、堵点、痛点，抓紧制定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配套政策和措施，着力形成高效协同运行机制，努力做到责任明确、保障到位、任务落实。
（三）加强队伍建设。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针对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中涉及政策、业务方面的重要内容，分批次联合开展跨部门培训，不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宣传推广。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多形式、多渠道宣传推广跨部门综合监管的经验做法和成效，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度。
#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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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啊仿佛在报我的身份证号# 合理怀疑，朱宜在写作时一定是入侵了我的大脑。[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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