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外贸、定信心、减税负、聚人才】稳外贸、定信心、减税负、聚人才
开放条件下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调查·合肥篇
2016年，国务院关于合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确立了合肥“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城市战略定位。在这一战略定位的引领下，合肥市不断发展，形成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体系。
如今，科技发展越来越快、国门越开越大，在开放条件下，合肥制造业发展环境如何？又该如何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对此进行了深入走访与调查。
贸易摩擦带来经济心理双重影响
自美国2018年9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本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从短期看，中美贸易摩擦对合肥部分重点行业的直接影响已显现，主要集中在工程机械及零部件、家电、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加工等行业。
“一是装备制造业受直接影响较大。由于征税产品清单中对工程机械及零部件行业加征25%的关税，部分企业在美市场丧失产品价格竞争力，被迫暂停业务。二是食品加工企业受我国对美农产品加征进口关税反制裁影响，原材料成本上涨、利润空间压缩。三是金属材料加工业部分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后，与韩国同类型企业失去竞争优势，订单数量下降。”合肥市经信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谢洪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作为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更多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加快融入全球市场是必然之势。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却给其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中心总经理何为告诉本报记者，自美国提出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计划2019年上升至25%后，其公司出口美国的逆变器关税大幅上升，给公司对美出口业务带来巨大影响与损失。“加征关税势必会削弱我们公司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未来对美出口增加了不确定性，形势实在不容乐观。”何为苦笑着对本报记者说。
从长期看，中美贸易摩擦也间接影响了合肥制造业企业的战略布局、竞争格局。
谢洪杰对本报记者表示，一是企业走出去困难增多。近年来，合肥市工业企业加大走出去战略布局，在加征高达25%的关税后，对部分企业在美业务造成巨大冲击，企业只能观望和暂停对美销售业务。二是产业升级步伐可能放缓，贸易摩擦可能直接影响到移动通信终端、智能终端、消费电子等下游细分领域。三是加速企业在合肥的产能和订单转移。
“为应对此轮贸易影响，部分企业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贸易摩擦，他们的主要做法有两类：一是加大对欧洲、南美等新兴市场开拓力度，二是在东南亚等地设立加工基地或转移美国订单。”谢洪杰说。
何为也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阳光电源正努力推进印度工厂生产及营销工作，后续将考虑将部分逆变器产品在印度工厂生产后再出口美国等相关海外市场，以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不只是企业，合肥市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应对。据谢洪杰介绍，首先，加强对美出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跟踪，及时协助企业解决出口问题。大力宣传、认真落实合肥市委、市政府“高水平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政策对外贸企业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其次，常态化推进“四送一服”双千工程，及早加强研究、提出应对措施、深入开展精准帮扶活动，指导企业有效应对，加快合肥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规模化建设，帮助企业调整营销策略，争取非美国客户，加大对东南亚、南美等新兴市场的开拓，稳定出口规模，削弱美国市场对全局的不利影响。
最后，引导制造业走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精品制造、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升级路径，推动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力争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安徽是内陆省份，其外向度相较许多沿海城市而言不算高，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弱于部分沿海城市。但与经济影响相比，中美贸易摩擦给许多企业带来的心理影响更值得我们重视。”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技术改造处处长崔益群对本报记者说。
制造业企业期盼更大力度的减负
对于企业而言，减税降费意味着降低了企业成本，拓宽了盈利空间。本报记者在合肥调研中了解到，在减轻税负方面，合肥市2017年全年为企业减负92.77亿元，2018年以来修订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实施办法，预计全年累计减轻各类企业负担超150亿元。
谢洪杰告诉本报记者，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合肥还以市级特色政策及时“补位”，形成了更立体、更精准的降成本政策体系。
例如，在降低企业人工成本方面，发放稳岗补贴。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给予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50%的稳定就业岗位补贴。在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方面，调整土地登记范围和税额标准。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制定家电、汽车等重点产业专项激励条款。在降低企业营销成本方面，政府首购首用“两创”产品。
何为告诉本报记者，自从营改增后，其公司税负明显下降，这也是因其公司业务模式发生了变化，从纯粹的产品销售到目前系统集成业务在收入中占比不断提高，享受到了税负改革的红利。
“但接下来，由于制造业的劳务成本越来越高，制造成本也随之提升，尤其是《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规定，自2019年各项社保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无形中增加了人工成本，企业可能面临相关负担加大的压力。”何为表示，希望能有进一步降低社保税率的政策出台，减轻企业负担。
“在减税降费上，国家和各级政府都做过一些大规模动作，从整体效果来看的确不错，但从我们的自身感受来说，减税降费的获得感仍不明显。这一方面是减税降费力度还不够大，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标成本优势比国内明显。”安徽尊贵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诗坤对本报记者说，“国家要发挥智库的作用，在减税降费上出更精准、更有力的实招。”
亟须培养和留住高精尖人才
制造业企业要创新、要发展，离不开资金与人才的双重支持。作为目前全国唯一同时拥有先进制造业试点示范城市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称号的城市，合肥的制造业创新主要指标均进入全国省会城市“十强”。不过，本报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目前合肥制造企业创新仍然存在几方面问题。
一是若干产业发展瓶颈突出，关键装备、基础软件等多依赖进口，成为制约合肥市工业整体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二是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目前，安徽省内高等院校开设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专业的学校较少，导致专业领域高端技术人才相对缺乏。三是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薄弱。大部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不足，研发人员力量薄弱，企业研发硬件较差，产学研用交流有限。
对于高精尖人才的缺乏，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承民深有体会。他告诉本报记者，一方面，由于高校办学定位不准、理念不清及专业度不高等原因，导致人才培养体系与应知应会严重脱节，学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需求的人才匹配性较差；另一方面，人才培养的投入比重过低，就业环境较差，即便以丰厚的条件引进也难长久地留住人才。
“我们作为国企，这一属性注定了相关的奖励激励机制调整不易，年轻人入企的兴趣不高。好不容易招来合适的人才，悉心培养几年就跳槽了。”李承民无奈地发出“为他人做嫁衣”的感叹，“希望国家能加大力气培育专业的制造业人才，统一对产业工人和部分通用人才进行培训，国家培养、企业来用，而不要将培养人才的任务全寄托于企业。”
无独有偶，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行政人事主管李娜也向本报记者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作为民营企业，在人才的抢抓方面也依然会遇到留人不易的现象。她还表示，合肥的人才引进流程较长，一些激励政策兑现不易，尤其是对国外人才的引进限制较多，这容易淡化人才的获得感，影响其激励作用。
为此，李承民向本报记者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建立健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引导高校和独立院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推进高职、应用型本科教育分段培养或联合培养。二是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共建实验室等形式，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三是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在引才投入、租房补贴、项目资助等方面给予支持。
谢洪杰也表示，在制造业人才发展方面，合肥市已经出台了许多措施。例如，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从人才集聚、组织保障等方面出台了具体政策措施。同时，聚焦“创新”“创业”“产业”三个重点建平台，吸引各方人才大展拳脚。此外，还创新服务保障机制，优化人才环境，着力构建精细化的生活保障体系，完善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探索社会化的管理服务体制。
“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能够为合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制造业企业了了一块心病。”谢洪杰说。https://t.cn/Ai9Bafqi
开放条件下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调查·合肥篇
2016年，国务院关于合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确立了合肥“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城市战略定位。在这一战略定位的引领下，合肥市不断发展，形成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体系。
如今，科技发展越来越快、国门越开越大，在开放条件下，合肥制造业发展环境如何？又该如何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对此进行了深入走访与调查。
贸易摩擦带来经济心理双重影响
自美国2018年9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本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从短期看，中美贸易摩擦对合肥部分重点行业的直接影响已显现，主要集中在工程机械及零部件、家电、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加工等行业。
“一是装备制造业受直接影响较大。由于征税产品清单中对工程机械及零部件行业加征25%的关税，部分企业在美市场丧失产品价格竞争力，被迫暂停业务。二是食品加工企业受我国对美农产品加征进口关税反制裁影响，原材料成本上涨、利润空间压缩。三是金属材料加工业部分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后，与韩国同类型企业失去竞争优势，订单数量下降。”合肥市经信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谢洪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作为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更多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加快融入全球市场是必然之势。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却给其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中心总经理何为告诉本报记者，自美国提出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计划2019年上升至25%后，其公司出口美国的逆变器关税大幅上升，给公司对美出口业务带来巨大影响与损失。“加征关税势必会削弱我们公司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未来对美出口增加了不确定性，形势实在不容乐观。”何为苦笑着对本报记者说。
从长期看，中美贸易摩擦也间接影响了合肥制造业企业的战略布局、竞争格局。
谢洪杰对本报记者表示，一是企业走出去困难增多。近年来，合肥市工业企业加大走出去战略布局，在加征高达25%的关税后，对部分企业在美业务造成巨大冲击，企业只能观望和暂停对美销售业务。二是产业升级步伐可能放缓，贸易摩擦可能直接影响到移动通信终端、智能终端、消费电子等下游细分领域。三是加速企业在合肥的产能和订单转移。
“为应对此轮贸易影响，部分企业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贸易摩擦，他们的主要做法有两类：一是加大对欧洲、南美等新兴市场开拓力度，二是在东南亚等地设立加工基地或转移美国订单。”谢洪杰说。
何为也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阳光电源正努力推进印度工厂生产及营销工作，后续将考虑将部分逆变器产品在印度工厂生产后再出口美国等相关海外市场，以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不只是企业，合肥市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应对。据谢洪杰介绍，首先，加强对美出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跟踪，及时协助企业解决出口问题。大力宣传、认真落实合肥市委、市政府“高水平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政策对外贸企业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其次，常态化推进“四送一服”双千工程，及早加强研究、提出应对措施、深入开展精准帮扶活动，指导企业有效应对，加快合肥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规模化建设，帮助企业调整营销策略，争取非美国客户，加大对东南亚、南美等新兴市场的开拓，稳定出口规模，削弱美国市场对全局的不利影响。
最后，引导制造业走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精品制造、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升级路径，推动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力争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安徽是内陆省份，其外向度相较许多沿海城市而言不算高，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弱于部分沿海城市。但与经济影响相比，中美贸易摩擦给许多企业带来的心理影响更值得我们重视。”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技术改造处处长崔益群对本报记者说。
制造业企业期盼更大力度的减负
对于企业而言，减税降费意味着降低了企业成本，拓宽了盈利空间。本报记者在合肥调研中了解到，在减轻税负方面，合肥市2017年全年为企业减负92.77亿元，2018年以来修订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实施办法，预计全年累计减轻各类企业负担超150亿元。
谢洪杰告诉本报记者，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合肥还以市级特色政策及时“补位”，形成了更立体、更精准的降成本政策体系。
例如，在降低企业人工成本方面，发放稳岗补贴。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给予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50%的稳定就业岗位补贴。在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方面，调整土地登记范围和税额标准。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制定家电、汽车等重点产业专项激励条款。在降低企业营销成本方面，政府首购首用“两创”产品。
何为告诉本报记者，自从营改增后，其公司税负明显下降，这也是因其公司业务模式发生了变化，从纯粹的产品销售到目前系统集成业务在收入中占比不断提高，享受到了税负改革的红利。
“但接下来，由于制造业的劳务成本越来越高，制造成本也随之提升，尤其是《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规定，自2019年各项社保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无形中增加了人工成本，企业可能面临相关负担加大的压力。”何为表示，希望能有进一步降低社保税率的政策出台，减轻企业负担。
“在减税降费上，国家和各级政府都做过一些大规模动作，从整体效果来看的确不错，但从我们的自身感受来说，减税降费的获得感仍不明显。这一方面是减税降费力度还不够大，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标成本优势比国内明显。”安徽尊贵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诗坤对本报记者说，“国家要发挥智库的作用，在减税降费上出更精准、更有力的实招。”
亟须培养和留住高精尖人才
制造业企业要创新、要发展，离不开资金与人才的双重支持。作为目前全国唯一同时拥有先进制造业试点示范城市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称号的城市，合肥的制造业创新主要指标均进入全国省会城市“十强”。不过，本报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目前合肥制造企业创新仍然存在几方面问题。
一是若干产业发展瓶颈突出，关键装备、基础软件等多依赖进口，成为制约合肥市工业整体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二是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目前，安徽省内高等院校开设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专业的学校较少，导致专业领域高端技术人才相对缺乏。三是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薄弱。大部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不足，研发人员力量薄弱，企业研发硬件较差，产学研用交流有限。
对于高精尖人才的缺乏，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承民深有体会。他告诉本报记者，一方面，由于高校办学定位不准、理念不清及专业度不高等原因，导致人才培养体系与应知应会严重脱节，学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需求的人才匹配性较差；另一方面，人才培养的投入比重过低，就业环境较差，即便以丰厚的条件引进也难长久地留住人才。
“我们作为国企，这一属性注定了相关的奖励激励机制调整不易，年轻人入企的兴趣不高。好不容易招来合适的人才，悉心培养几年就跳槽了。”李承民无奈地发出“为他人做嫁衣”的感叹，“希望国家能加大力气培育专业的制造业人才，统一对产业工人和部分通用人才进行培训，国家培养、企业来用，而不要将培养人才的任务全寄托于企业。”
无独有偶，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行政人事主管李娜也向本报记者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作为民营企业，在人才的抢抓方面也依然会遇到留人不易的现象。她还表示，合肥的人才引进流程较长，一些激励政策兑现不易，尤其是对国外人才的引进限制较多，这容易淡化人才的获得感，影响其激励作用。
为此，李承民向本报记者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建立健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引导高校和独立院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推进高职、应用型本科教育分段培养或联合培养。二是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共建实验室等形式，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三是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在引才投入、租房补贴、项目资助等方面给予支持。
谢洪杰也表示，在制造业人才发展方面，合肥市已经出台了许多措施。例如，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从人才集聚、组织保障等方面出台了具体政策措施。同时，聚焦“创新”“创业”“产业”三个重点建平台，吸引各方人才大展拳脚。此外，还创新服务保障机制，优化人才环境，着力构建精细化的生活保障体系，完善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探索社会化的管理服务体制。
“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能够为合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制造业企业了了一块心病。”谢洪杰说。https://t.cn/Ai9Bafqi
北京时间5月28日，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的比赛即将拉开帷幕。这一周，中国女排将坐镇澳门，先后迎战泰国、比利时和韩国女排。虽然对手整体实力一般，难对中国队造成冲击，郎平指导仍然选择在本站派出了全主力阵容，即2018年女排世锦赛参赛阵容，看点重重。
看点一：主攻线如何搭配？ 张常宁状态值得关注
澳门站三个对手整体实力一般，虽然各有特点，但无论是网口高度还是球队核心攻手的硬实力，都很难给中国队造成冲击。这也令外界猜测，“杀鸡焉用牛刀”，中国女排队长朱婷虽然已经归队，或许会像去年一样，在澳门站获得较多轮休机会。
而关于谁能在首发阵容中打上朱婷对角位置的争论也一直不休。北京女排队长刘晓彤已经成为这支队伍中名副其实的老将，经过漫长的联赛征程，她的体能与状态或许仍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恢复，继续扮演板凳奇兵的机会较大。
李盈莹在经过瑞士赛锻炼六轮一传后便被调回主力阵容集训，足见郎平对这位年轻队员的保护与心疼。澳门站，李盈莹必定仍有大量机会在比赛中检验一传成色。而奥运冠军张常宁时隔两年后再次出现在世联赛分站赛赛场，她的状态恢复如何，能否在攻防两端给球队进行稳定的输送，或许决定了首发位置的归属。
看点二：二传位置姚迪再获机会？
澳门站，姚迪再次获得与丁霞携手征战的机会。瑞士女排精英赛与巴西站比赛之后，江苏二传刁琳宇在比赛中亮点与不足并存，被在京集训以逸待劳的姚迪争得与主力出战澳门，甚至之后香港站的机会。然而2018年世锦赛的糟糕表现，令外界对姚迪颇不具信心。
澳门站，为了磨合主力阵容的搭配与技战术的锻炼，主力二传丁霞应会获得主打机会。而姚迪能否在出场时把握好机会，证明自己足够挑起替补二传位置？移动速度，给主攻手传球质量等此前的弱项经过封训是否有所改善？值得期待。
看点三：巴西站归队队员谁能入选首发阵容？
因为朱婷、丁霞等核心队员的缺席，参加世联赛首周巴西站比赛的那支队伍被称作中国女排二队。但事实上，球队中拥有多位经验丰富并表现不错的队员，比如世界杯冠军队长曾春蕾，比如里约奥运最佳自由人林莉。加上两位有潜力的副攻小将杨涵玉、胡铭媛，四名从巴西归来的球员，是否能向首发阵容发起冲击？
从比赛过程和状态来看，林莉是最有希望回到主力阵容的队员。虽然在前两周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些起伏，但数据足够证明她的优秀，在大范围移动保护队友的情况下，她仍然获得了世联赛首周一传榜第一名。澳门站，林莉能否在登场时将自己在防守端的进步展现出来，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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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一：主攻线如何搭配？ 张常宁状态值得关注
澳门站三个对手整体实力一般，虽然各有特点，但无论是网口高度还是球队核心攻手的硬实力，都很难给中国队造成冲击。这也令外界猜测，“杀鸡焉用牛刀”，中国女排队长朱婷虽然已经归队，或许会像去年一样，在澳门站获得较多轮休机会。
而关于谁能在首发阵容中打上朱婷对角位置的争论也一直不休。北京女排队长刘晓彤已经成为这支队伍中名副其实的老将，经过漫长的联赛征程，她的体能与状态或许仍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恢复，继续扮演板凳奇兵的机会较大。
李盈莹在经过瑞士赛锻炼六轮一传后便被调回主力阵容集训，足见郎平对这位年轻队员的保护与心疼。澳门站，李盈莹必定仍有大量机会在比赛中检验一传成色。而奥运冠军张常宁时隔两年后再次出现在世联赛分站赛赛场，她的状态恢复如何，能否在攻防两端给球队进行稳定的输送，或许决定了首发位置的归属。
看点二：二传位置姚迪再获机会？
澳门站，姚迪再次获得与丁霞携手征战的机会。瑞士女排精英赛与巴西站比赛之后，江苏二传刁琳宇在比赛中亮点与不足并存，被在京集训以逸待劳的姚迪争得与主力出战澳门，甚至之后香港站的机会。然而2018年世锦赛的糟糕表现，令外界对姚迪颇不具信心。
澳门站，为了磨合主力阵容的搭配与技战术的锻炼，主力二传丁霞应会获得主打机会。而姚迪能否在出场时把握好机会，证明自己足够挑起替补二传位置？移动速度，给主攻手传球质量等此前的弱项经过封训是否有所改善？值得期待。
看点三：巴西站归队队员谁能入选首发阵容？
因为朱婷、丁霞等核心队员的缺席，参加世联赛首周巴西站比赛的那支队伍被称作中国女排二队。但事实上，球队中拥有多位经验丰富并表现不错的队员，比如世界杯冠军队长曾春蕾，比如里约奥运最佳自由人林莉。加上两位有潜力的副攻小将杨涵玉、胡铭媛，四名从巴西归来的球员，是否能向首发阵容发起冲击？
从比赛过程和状态来看，林莉是最有希望回到主力阵容的队员。虽然在前两周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些起伏，但数据足够证明她的优秀，在大范围移动保护队友的情况下，她仍然获得了世联赛首周一传榜第一名。澳门站，林莉能否在登场时将自己在防守端的进步展现出来，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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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伟：封杀字节跳动，腾讯占理吗？
2019-01-29 15:52:17 来源: 界面新闻
（作者陈永伟，系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比较》研究部主管。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1月22日，字节跳动旗下的几款产品——抖音、多闪再次遭遇到了微信的封杀。这些产品的新用户发现，他们不再能像老用户那样通过微信授权的方式进行注册和登录。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很快发布了声明，称这并不是由于己方技术故障所导致的问题，是腾讯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停止了登录授权。面对字节跳动的声明，腾讯方面则始终保持了沉默。
这已经不是腾讯第一次封杀字节跳动了。从去年3月起，腾讯方面就开始禁止包括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在内的字节跳动产品在微信内部进行分享。为了这次封杀，腾讯和字节跳动之间没有少打口水战，后来两家公司之间互诉“反不正当竞争”，也多少与此相关。此次腾讯停止字节跳动产品的微信登录授权，其实只是两家公司冲突进一步升级的一个标志。
关于腾讯对字节跳动产品的封杀，各界的反应非常不一。一些观点认为，目前微信已经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关键设施”，因此其对竞争对手的封杀就是滥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来打压对手；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腾讯是否让其他软件在微信内部转发，是否允许其他软件通过微信授权进行登录，都是其自身的权利，他人不应对其进行指责。那么，这两种观点究竟哪一种更有道理呢？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搞明白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微信到底是不是“关键设施”。为了搞清楚这点，我们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关键设施”的概念。在竞争法视域下，所谓“关键设施”指的是那些竞争者在进入市场时必须，但却因法律或事实上的原因，事实上不可能由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重复构筑的设施。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必须性”，即竞争者少了它就无法进入市场；二是“不可替代”，即获取途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由于有这两个性质，“关键设施”的持有者就可以通过禁止对手使用设施来对其进行排挤。为了防止这种限制排除竞争的情况出现，规制者会要求设施的持有者对竞争对手开放设施的使用。当然，这种开放一般是有偿的，设施的使用者需要对设施的持有者支付相应的对价。
那么，微信到底是不是“关键设施”呢？参照定义，它可能还算不上。尽管微信已经日益操作系统化，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它似乎还称不上是其他软件进入市场所必须的设施。这一点，我们从字节跳动旗下的产品遭遇腾讯封杀后的客户增长状况就可以看出来。根据字节头条官方的宣布，尽管遭到了腾讯的分享限制和登录授权限制，其新产品多闪在推出24小时内就取得了用户过百万的成绩，登上了app store免费应用排行的第一位。由此可见，微信对于字节头条产品的推广并不是必须的。至于不可替代性，则更是谈不上。事实上，字节跳动的产品都可以借助自己的传播网络进行扩散，也可以通过钉钉、聊天宝等其他社交软件进行分享，而其登录则更是可以通过实名注册、手机登录、微博登录等方式实现，并不需要通过微信。从这两点看，微信应该并不能算是“关键设施”，认为微信的封杀是通过掌握基础设施来排除限制竞争的说法是不能站住脚的。
第二件事情是，微信到底有没有权这么做。根据笔者个人的观点，它应该有这种权利。微信是一个平台类的产品。究竟在这个平台内部，应该允许哪些软件进行转发，禁止那些软件进行转发，平台的账号系统可以被哪些软件调用，这本质上属于平台治理的范畴。只要不涉及到关键设施，那么腾讯就有权利去自由选择自己的平台治理规则，自主决定平台的开放程度。这些规则可能会让一些用户感到不便（笔者本人也是这批用户之一），但他们本身完全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表达不满，而由此带来的用户流失就构成了腾讯这么做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腾讯对其治理规则的选择，其实就是对服务群体的选择，其中的逻辑就好像一般商品的提供者通过价格来选择消费者一样。尽管我们都不满商家的提价，但我们都不能否认它有这样做的权利；同样的，即使我们不喜欢腾讯在微信封杀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我们也不能否认它可以这么做。
事实上，这个原则在不久前的一个案例里面已经得到了确认。几个月前，最高人民法院对“徐书青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做出了终审裁决。在这个案例中，原告徐书青因上传的表情包不被微信通过而状告腾讯，认为腾讯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了竞争。最高院的裁决否定了这一点，并在裁决书中专门指出，作为平台，微信有权制定自身的治理规则。我想，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腾讯对字节跳动产品的封杀。
第三件事情是，腾讯究竟应不应该这么做。尽管作为用户，笔者认为腾讯的封杀确实带来了不少不便，但如果站在腾讯的角度，笔者认为腾讯完全应该这么做。一家公司做产品，其商业目的是首位的，公益目的是第二位的。如果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在利用自己的设施发展用户，并且威胁到了自身的市场地位，它当然应该予以制止。否则，它就是对不起自己的股东、对不起自己的员工。在现实中，没有一家商场会允许其他商场的推销员在自己的商场里散发促销广告；同样的逻辑，一个面临竞争的互联网企业也不应该允许自己的产品成为竞争对手成长的孵化器。
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尽管腾讯对字节头条的封杀看似蛮横，但于情于理都是站得住脚的。
不过，面对日益强大的字节头条，腾讯的这些封杀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大量数据表明，尽管微信的用户数依然庞大，但其使用时间却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字节头条旗下产品无论是在使用者数量还是使用时间上，都在不断上升。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之下，腾讯的封杀究竟还能奏效多久呢？这是值得考虑的。从这个角度看，腾讯要顶住字节头条的猛攻，除了依托微信的现有优势外，恐怕还需要推出更多好产品、给用户更多好的体验。
而对于字节头条，既然腾讯方面已经关上了合作的大门，那么再花力气大打口水战其实也没有太多意义。与其寄人篱下，借用别人的通道来发展用户，倒不如自己也做一个优秀的社交产品出来，专门用来传播自己的产品。“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有这种决心，才是真硬气。
从一个用户的角度看，我希望腾讯和字节跳动的下一次碰撞不再是“口水战”、“诉讼战”或“封杀战”，而是一场扎扎实实的产品战。
2019-01-29 15:52:17 来源: 界面新闻
（作者陈永伟，系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比较》研究部主管。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1月22日，字节跳动旗下的几款产品——抖音、多闪再次遭遇到了微信的封杀。这些产品的新用户发现，他们不再能像老用户那样通过微信授权的方式进行注册和登录。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很快发布了声明，称这并不是由于己方技术故障所导致的问题，是腾讯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停止了登录授权。面对字节跳动的声明，腾讯方面则始终保持了沉默。
这已经不是腾讯第一次封杀字节跳动了。从去年3月起，腾讯方面就开始禁止包括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在内的字节跳动产品在微信内部进行分享。为了这次封杀，腾讯和字节跳动之间没有少打口水战，后来两家公司之间互诉“反不正当竞争”，也多少与此相关。此次腾讯停止字节跳动产品的微信登录授权，其实只是两家公司冲突进一步升级的一个标志。
关于腾讯对字节跳动产品的封杀，各界的反应非常不一。一些观点认为，目前微信已经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关键设施”，因此其对竞争对手的封杀就是滥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来打压对手；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腾讯是否让其他软件在微信内部转发，是否允许其他软件通过微信授权进行登录，都是其自身的权利，他人不应对其进行指责。那么，这两种观点究竟哪一种更有道理呢？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搞明白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微信到底是不是“关键设施”。为了搞清楚这点，我们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关键设施”的概念。在竞争法视域下，所谓“关键设施”指的是那些竞争者在进入市场时必须，但却因法律或事实上的原因，事实上不可能由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重复构筑的设施。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必须性”，即竞争者少了它就无法进入市场；二是“不可替代”，即获取途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由于有这两个性质，“关键设施”的持有者就可以通过禁止对手使用设施来对其进行排挤。为了防止这种限制排除竞争的情况出现，规制者会要求设施的持有者对竞争对手开放设施的使用。当然，这种开放一般是有偿的，设施的使用者需要对设施的持有者支付相应的对价。
那么，微信到底是不是“关键设施”呢？参照定义，它可能还算不上。尽管微信已经日益操作系统化，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它似乎还称不上是其他软件进入市场所必须的设施。这一点，我们从字节跳动旗下的产品遭遇腾讯封杀后的客户增长状况就可以看出来。根据字节头条官方的宣布，尽管遭到了腾讯的分享限制和登录授权限制，其新产品多闪在推出24小时内就取得了用户过百万的成绩，登上了app store免费应用排行的第一位。由此可见，微信对于字节头条产品的推广并不是必须的。至于不可替代性，则更是谈不上。事实上，字节跳动的产品都可以借助自己的传播网络进行扩散，也可以通过钉钉、聊天宝等其他社交软件进行分享，而其登录则更是可以通过实名注册、手机登录、微博登录等方式实现，并不需要通过微信。从这两点看，微信应该并不能算是“关键设施”，认为微信的封杀是通过掌握基础设施来排除限制竞争的说法是不能站住脚的。
第二件事情是，微信到底有没有权这么做。根据笔者个人的观点，它应该有这种权利。微信是一个平台类的产品。究竟在这个平台内部，应该允许哪些软件进行转发，禁止那些软件进行转发，平台的账号系统可以被哪些软件调用，这本质上属于平台治理的范畴。只要不涉及到关键设施，那么腾讯就有权利去自由选择自己的平台治理规则，自主决定平台的开放程度。这些规则可能会让一些用户感到不便（笔者本人也是这批用户之一），但他们本身完全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表达不满，而由此带来的用户流失就构成了腾讯这么做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腾讯对其治理规则的选择，其实就是对服务群体的选择，其中的逻辑就好像一般商品的提供者通过价格来选择消费者一样。尽管我们都不满商家的提价，但我们都不能否认它有这样做的权利；同样的，即使我们不喜欢腾讯在微信封杀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我们也不能否认它可以这么做。
事实上，这个原则在不久前的一个案例里面已经得到了确认。几个月前，最高人民法院对“徐书青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做出了终审裁决。在这个案例中，原告徐书青因上传的表情包不被微信通过而状告腾讯，认为腾讯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了竞争。最高院的裁决否定了这一点，并在裁决书中专门指出，作为平台，微信有权制定自身的治理规则。我想，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腾讯对字节跳动产品的封杀。
第三件事情是，腾讯究竟应不应该这么做。尽管作为用户，笔者认为腾讯的封杀确实带来了不少不便，但如果站在腾讯的角度，笔者认为腾讯完全应该这么做。一家公司做产品，其商业目的是首位的，公益目的是第二位的。如果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在利用自己的设施发展用户，并且威胁到了自身的市场地位，它当然应该予以制止。否则，它就是对不起自己的股东、对不起自己的员工。在现实中，没有一家商场会允许其他商场的推销员在自己的商场里散发促销广告；同样的逻辑，一个面临竞争的互联网企业也不应该允许自己的产品成为竞争对手成长的孵化器。
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尽管腾讯对字节头条的封杀看似蛮横，但于情于理都是站得住脚的。
不过，面对日益强大的字节头条，腾讯的这些封杀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大量数据表明，尽管微信的用户数依然庞大，但其使用时间却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字节头条旗下产品无论是在使用者数量还是使用时间上，都在不断上升。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之下，腾讯的封杀究竟还能奏效多久呢？这是值得考虑的。从这个角度看，腾讯要顶住字节头条的猛攻，除了依托微信的现有优势外，恐怕还需要推出更多好产品、给用户更多好的体验。
而对于字节头条，既然腾讯方面已经关上了合作的大门，那么再花力气大打口水战其实也没有太多意义。与其寄人篱下，借用别人的通道来发展用户，倒不如自己也做一个优秀的社交产品出来，专门用来传播自己的产品。“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有这种决心，才是真硬气。
从一个用户的角度看，我希望腾讯和字节跳动的下一次碰撞不再是“口水战”、“诉讼战”或“封杀战”，而是一场扎扎实实的产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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