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球状闪电》上篇里的一些非常棒的描写,或很有道理的句子:
我现在的人生好比一颗疾飞的炮弹,除了对到达目标时那一声爆炸的渴望之外什么都没有。
我的思想仿佛是一根用细丝悬吊着的铁针,而那个纸箱子是一块强磁铁我可以将针转向其他方向,但只要这种努力一松解,针立刻又被吸回那个方向。
雨打在窗上,听上去像一个人或许多人的低语,仿佛在提醒我什么。听久了,我渐渐想象出了那低语的内容,它一遍地重复着,听起来越来越真实。
他是这种人:如果一个钥匙掉到地上,他不会顺着刚才发出响声的方向去找,而是找来一把尺子和一支粉笔,把整个屋子的地板打上方格,然后一格一格挨着找。
一接触到复杂的电磁和流体结构,数学描述就变得面目狰狞起来,怪异的偏微方程像一道道绞索,烦琐的矩阵如插满利刃的陷阱。
人就是这样,有时不知怎的就迷上了一个东西,你这一辈子都甩不了它。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这美丽的夜中世界在泪水中抖动了一下又变得比刚才更清澈。
我距林云很近,闻到了隐隐约约的清香,这是一种去除了所有甜分的香,有一种今人舒适的微苦,令我联想到暴雨后初晴阳光中的青草……
这时那香气更加缥缈,像万里晴空中的最后一抹淡云,像幽深空谷中转瞬即逝的声。
其实,一种事物可以同它的实际功能完全分离,比如邮票,在集邮者的眼中它实际功能是无关紧要的。
这房间给人两个相矛盾的感:首先觉得很暗,然后觉得天花板上的灯很刺眼。
有时你飞到了头,却发现还不如中间掉下来。
#书摘#
我现在的人生好比一颗疾飞的炮弹,除了对到达目标时那一声爆炸的渴望之外什么都没有。
我的思想仿佛是一根用细丝悬吊着的铁针,而那个纸箱子是一块强磁铁我可以将针转向其他方向,但只要这种努力一松解,针立刻又被吸回那个方向。
雨打在窗上,听上去像一个人或许多人的低语,仿佛在提醒我什么。听久了,我渐渐想象出了那低语的内容,它一遍地重复着,听起来越来越真实。
他是这种人:如果一个钥匙掉到地上,他不会顺着刚才发出响声的方向去找,而是找来一把尺子和一支粉笔,把整个屋子的地板打上方格,然后一格一格挨着找。
一接触到复杂的电磁和流体结构,数学描述就变得面目狰狞起来,怪异的偏微方程像一道道绞索,烦琐的矩阵如插满利刃的陷阱。
人就是这样,有时不知怎的就迷上了一个东西,你这一辈子都甩不了它。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这美丽的夜中世界在泪水中抖动了一下又变得比刚才更清澈。
我距林云很近,闻到了隐隐约约的清香,这是一种去除了所有甜分的香,有一种今人舒适的微苦,令我联想到暴雨后初晴阳光中的青草……
这时那香气更加缥缈,像万里晴空中的最后一抹淡云,像幽深空谷中转瞬即逝的声。
其实,一种事物可以同它的实际功能完全分离,比如邮票,在集邮者的眼中它实际功能是无关紧要的。
这房间给人两个相矛盾的感:首先觉得很暗,然后觉得天花板上的灯很刺眼。
有时你飞到了头,却发现还不如中间掉下来。
#书摘#
【声音】牟宗三:读懂中国经典的方法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读书手记】No.2
《幸运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王晓艳著
巴不得一口气读完的书,也好久没有遇到这样一本书,句句都写进内心,触动每一根凌乱的心弦,又一一用“爱”将它们抚平。不仅适合父母阅读,更适合每一个人阅读。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阐述我们思想、行为方式的根源。把弗洛伊德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比方、案例揉碎了拆开了讲解。说实话,之前我对于“精神分析”并不是很感冒,但这本书讲得通俗又透彻,理论又实用。
“幸运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用生治愈童年。”如果一遍读不懂或读不透的话,就多读两遍。一定会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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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王晓艳著
巴不得一口气读完的书,也好久没有遇到这样一本书,句句都写进内心,触动每一根凌乱的心弦,又一一用“爱”将它们抚平。不仅适合父母阅读,更适合每一个人阅读。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阐述我们思想、行为方式的根源。把弗洛伊德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比方、案例揉碎了拆开了讲解。说实话,之前我对于“精神分析”并不是很感冒,但这本书讲得通俗又透彻,理论又实用。
“幸运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用生治愈童年。”如果一遍读不懂或读不透的话,就多读两遍。一定会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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