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亿收入电视剧花9000万买收视率# 】“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买收视率的情况，收视率造假是困扰影视行业的一颗大毒瘤。”这样的观点，李学政已经在各种公开场合说了四五年。让他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颗毒瘤依然没有被剜掉。
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人民的名义》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政深知“收视率”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意味着什么。2017年，《人民的名义》开播前，他和团队成员也曾纠结是否要买收视率，但最终放弃了，将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令人欣喜的是，《人民的名义》收视率表现强势，这也是李学政对收视率造假的一次宣战。
2021年12月初，在金盾影视中心，和《法治日报》记者谈起收视率造假问题，李学政皱着眉头陷入良久的沉默。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抵制假收视率一定要从《人民的名义》开始，我们有信心抵制住这股恶流”；如今，他感觉自己在和沉疴做困兽之斗，可若不斗，则可能看着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
资本推动收视率造假
污染样本户篡改数据
在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似乎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潜规则”。2016年，《美人私房菜》被爆因为未购买收视率而惨遭撤档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召集会员单位开会，数十名制作方代表群情激奋之余，都表示购买过收视率。
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假定A市场共有100名观众，如果其中10人观看了某一部剧，则A市场该剧的收视率就是10%。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刘燕南曾撰文称：收视率是调查得来的，收视率调查得到的不是一个指标，而是一个指标系列，收视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她在文章中介绍了收视率产生的过程。首先，根据市场大小（全国、省级或市级市场）和观众特征确定抽样框，并按照随机抽样原则从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样本户，组成收视率调查的固定样本组，比如300户、500户或更多，旨在通过样本来推及总体。然后，请样本户家中的每一位成员在收看电视时，以按键方式或者以笔记方式将自己的收视行为，通过人员测量仪或日记卡记录下来。最后，调查公司将回收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得出以人为单位（非以户为单位）的收视率。
据李学政介绍，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从逻辑上看，此事并不难理解：电视台用高收视率获得了更多、费用更高的广告，制作方能够更快地拿到电视台的回款（一般电视台只会提前打部分款项给制作方），广告主则可以拿着高收视率交差。
导演郭靖宇曾于2018年9月在微博公开称自己执导的影视剧《娘道》因不愿意花钱买收视率被电视台长期搁置，而这笔费用高达7200万元。消息一出，收视率的公信力广受质疑。
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善。李学政参与投资的一部电视剧今年4月在卫视播出，据他透露，这部剧一共卖了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元买收视率。“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
在李学政看来，与购买收视率的花销相比，更让人担心的是专业造假机构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
“有几家数据公司后来转型做制作了，这些公司的节目制作水平有限，但其出品的节目无论在哪个平台播出，不管质量好坏与否，收视率都不低。”李学政透露，这些公司与有实力的制作公司深度合作，前者负责幕后操纵数据，后者负责制作，挣了不少钱。
参与过不少网剧创作的编剧郭明（化名）曾对收视率做过详细研究。他发现，从前隐藏在黑暗中、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近年来更加明目张胆。
“这些第三方机构变身成所谓的‘宣传公司’，宣称只要把宣传部分外包给他们，就能帮你铺到全国各地，收视效果会到达多少，且一周内就会有效果。但真正的宣传团队是不敢打收视保票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宣传能带来多大的收视效果。”郭明说。
与收视率造假主体增加相对应的是近年来造假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
李学政举例说，某收视调研机构拥有数万个样本户，分散在全国各个省份，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数量只有几百个，他们通过给这些样本户家庭的电视机上加装类似机顶盒的收视测量仪，回收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因为样本户数量有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造假人员提供了“便利”。
“比如，北京地区的收视样本户有500个，某电视剧希望提升在该地区的收视排名，只要找出其中10个样本户，进行操控，该剧的收视率就能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李学政说。
具体怎么“操控”？他告诉记者，造假人员通过分析该收视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分析出样本户比较集中的区域，并对这一区域进行重点宣传，通过购买社区媒体，如信箱、电梯、广告位等方式，影响居民的收视习惯，从而提高收视率。还有些造假人员在获得样本户信息后登门拜访，不停地游说，有的直接给钱，有的则送大米、花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样本户成了香饽饽，是大家争抢的对象。样本户每年的收入不少，有的剧整个成本的20%左右到了样本户家。”李学政指出。
与收买样本户相比，收视率造假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篡改数据。
郭明透露，有的造假公司不惜重金通过黑客等手段，干扰从样本户家里上传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就像电影偷票房一样，“偷”走收视率。“比如，某样本户收看的电视台是A卫视，但从其测量仪输出的数据却变成了B卫视的。这种方式收费也会更贵，如果电视剧收视排名想进前3，价格就可能高达50万元一集。”
收视率成为利益刚需
买收视率是行业痛点
事实上，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虽屡遭揭露，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广告主、电视台和制作方都选择在高收视率的假象中麻痹生存？
曾经就职于广州市某广告公司的曾剑（化名）告诉记者，除了那些已成现象级的影视剧外，他们评估投放价值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视率。广告商在和电视台签订合同前，会根据该台多个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收视率未达到其预期，就会将电视台直接“踢出局”。有的广告商还会在广告合同中，标明需要达到的收视率数值，收视率为1和收视率为2，广告商支付的费用完全不同。
“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的大部分还是依靠广告收益，而广告商又拿收视率说事。对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随之增加。此外，收视率是电视台宣传能力的直接反映，社会也通过收视率对电视台进行评价。这样层层加码，电视台必然要追求高收视率。”郭明说。
而电视台要想获得高收视率，又与其播出的作品息息相关。由此一来，压力便被传导至制作公司。
郭明透露，一些电视台在和制作公司签订电视剧购买合同时，会签订一份“对赌协议”。所谓“对赌”，就是片方在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作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否则，根据协议比例扣钱。
“比如，某40集电视剧单集价格200万元，在协议中向电视台承诺平均收视率过1，收视率每低0.1扣除单集购片费20万元。实际播出时，该剧的平均收视率仅为0.9。按照条款，要被相应扣除每集20万元，最后800万元片款就没了。”郭明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双方设定一个比较低的收视底线，如果达不到，制作公司就将血本无归，拿不到一分钱。
实际上，早在201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全国省级电视台签署《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收视率自律公约》”，强调“自本公约发布之日起，在电视剧购销合同中不签订以收视率和以收视率排名定价、议价的条款。”
但上述公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曾提出，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公约后，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阳奉阴违。
李学政也告诉记者，以前发行方和卫视会签订两版合同，一份是公开的合同，没有对收视率的要求；另外一份合同则有具体要求。如今更多采取默认双方的形式，如果达不到收视率数值要求，播出方就可能拖延付款回账时间，有的甚至还要扣钱。
“收视率数值是无法保证的，这就倒逼制作公司去买收视率，否则就不能及时结账。一些电视台提前打的部分款项就是用于买收视率的。比如单集给了80万元，就是让你拿这80万元去买收视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编剧汪海林说，一些一线电视台多的要花70万元至100万元一集买收视率，低的也要花30万元至50万元一集，这样一来基本上把一部电视剧的利润都掠夺走了。
在汪海林看来，这种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他们研究市场后发现，虽不会拍戏但可以直接买收视率，很快便通过这种方式把拥有资源、富有经验的老牌公司打败了，市场被这些不会拍戏的公司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认清形势”后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剧好不好，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推动数据资产国有化
改变“唯收视率”现状
为了整治收视率造假的顽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2019年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2019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上线，采用海量数据采集模式，具有“全网络、全样本、大数据、云计算”的特点，更适用于当前电视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
2020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
在汪海林看来，这是整治收视率造假乱象的积极信号。他认为，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必须将数据资产国有化。“目前，电影票房数据终端掌握在国家电影资金办，即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我国电影票房是较为客观透明的。电视收视率数据交给含有外资的数据公司，多年来数据被污染，缺乏真实性，如今广电总局推出大数据系统，也是努力将数据统计权收回国有。而互联网数据被民营商业机构掌握，这些机构制造、利用虚假数据进行商业炒作，破坏市场经济，因此亟须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实现国有化。”
据李学政介绍，除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大数据系统外，目前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人民收视榜”，“两个平台都是采用大数据，不能人为篡改数据，做不了假，建议卫视采用”。
多年从事文娱产业研究的北京律师李亨则指出了目前收视率法律法规方面的缺失。他建议，立法机构要更加严谨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收视率，什么是真实收视率的统计方式。
“如果要打击收视率造假，首先是法律法规需要明确，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的收视率。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际上是没有对‘收视率’明确定义的，国家标准中也仅有GB/T 30350-2013《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提到了‘收视率’的概念，但这部标准针对的仅仅是电视（广播权），不适用于目前流行得多、使用广泛得多的移动互联网设备（信息网络传播权）。”李亨说。
李亨呼吁，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早已强调‘重视市场机制、市场需求，但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唯收视率、唯流量’，但至今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对于‘优秀作品’的征召、评奖，收视率仍然近乎是各种评价因素中唯一可量化的。”
李学政最终还是把希望放在作品上：“只要你将来准备做影视，就一定会被收视率的问题困扰。没有收视率肯定没有生命力，但是要想创造好的收视率，就只能下功夫做品质，有了好的作品，资本是追着你来的。”
毕竟，《人民的名义》让他看到了打击收视率造假的希望和出路所在。
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人民的名义》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政深知“收视率”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意味着什么。2017年，《人民的名义》开播前，他和团队成员也曾纠结是否要买收视率，但最终放弃了，将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令人欣喜的是，《人民的名义》收视率表现强势，这也是李学政对收视率造假的一次宣战。
2021年12月初，在金盾影视中心，和《法治日报》记者谈起收视率造假问题，李学政皱着眉头陷入良久的沉默。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抵制假收视率一定要从《人民的名义》开始，我们有信心抵制住这股恶流”；如今，他感觉自己在和沉疴做困兽之斗，可若不斗，则可能看着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
资本推动收视率造假
污染样本户篡改数据
在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似乎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潜规则”。2016年，《美人私房菜》被爆因为未购买收视率而惨遭撤档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召集会员单位开会，数十名制作方代表群情激奋之余，都表示购买过收视率。
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假定A市场共有100名观众，如果其中10人观看了某一部剧，则A市场该剧的收视率就是10%。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刘燕南曾撰文称：收视率是调查得来的，收视率调查得到的不是一个指标，而是一个指标系列，收视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她在文章中介绍了收视率产生的过程。首先，根据市场大小（全国、省级或市级市场）和观众特征确定抽样框，并按照随机抽样原则从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样本户，组成收视率调查的固定样本组，比如300户、500户或更多，旨在通过样本来推及总体。然后，请样本户家中的每一位成员在收看电视时，以按键方式或者以笔记方式将自己的收视行为，通过人员测量仪或日记卡记录下来。最后，调查公司将回收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得出以人为单位（非以户为单位）的收视率。
据李学政介绍，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从逻辑上看，此事并不难理解：电视台用高收视率获得了更多、费用更高的广告，制作方能够更快地拿到电视台的回款（一般电视台只会提前打部分款项给制作方），广告主则可以拿着高收视率交差。
导演郭靖宇曾于2018年9月在微博公开称自己执导的影视剧《娘道》因不愿意花钱买收视率被电视台长期搁置，而这笔费用高达7200万元。消息一出，收视率的公信力广受质疑。
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善。李学政参与投资的一部电视剧今年4月在卫视播出，据他透露，这部剧一共卖了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元买收视率。“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
在李学政看来，与购买收视率的花销相比，更让人担心的是专业造假机构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
“有几家数据公司后来转型做制作了，这些公司的节目制作水平有限，但其出品的节目无论在哪个平台播出，不管质量好坏与否，收视率都不低。”李学政透露，这些公司与有实力的制作公司深度合作，前者负责幕后操纵数据，后者负责制作，挣了不少钱。
参与过不少网剧创作的编剧郭明（化名）曾对收视率做过详细研究。他发现，从前隐藏在黑暗中、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近年来更加明目张胆。
“这些第三方机构变身成所谓的‘宣传公司’，宣称只要把宣传部分外包给他们，就能帮你铺到全国各地，收视效果会到达多少，且一周内就会有效果。但真正的宣传团队是不敢打收视保票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宣传能带来多大的收视效果。”郭明说。
与收视率造假主体增加相对应的是近年来造假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
李学政举例说，某收视调研机构拥有数万个样本户，分散在全国各个省份，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数量只有几百个，他们通过给这些样本户家庭的电视机上加装类似机顶盒的收视测量仪，回收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因为样本户数量有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造假人员提供了“便利”。
“比如，北京地区的收视样本户有500个，某电视剧希望提升在该地区的收视排名，只要找出其中10个样本户，进行操控，该剧的收视率就能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李学政说。
具体怎么“操控”？他告诉记者，造假人员通过分析该收视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分析出样本户比较集中的区域，并对这一区域进行重点宣传，通过购买社区媒体，如信箱、电梯、广告位等方式，影响居民的收视习惯，从而提高收视率。还有些造假人员在获得样本户信息后登门拜访，不停地游说，有的直接给钱，有的则送大米、花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样本户成了香饽饽，是大家争抢的对象。样本户每年的收入不少，有的剧整个成本的20%左右到了样本户家。”李学政指出。
与收买样本户相比，收视率造假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篡改数据。
郭明透露，有的造假公司不惜重金通过黑客等手段，干扰从样本户家里上传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就像电影偷票房一样，“偷”走收视率。“比如，某样本户收看的电视台是A卫视，但从其测量仪输出的数据却变成了B卫视的。这种方式收费也会更贵，如果电视剧收视排名想进前3，价格就可能高达50万元一集。”
收视率成为利益刚需
买收视率是行业痛点
事实上，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虽屡遭揭露，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广告主、电视台和制作方都选择在高收视率的假象中麻痹生存？
曾经就职于广州市某广告公司的曾剑（化名）告诉记者，除了那些已成现象级的影视剧外，他们评估投放价值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视率。广告商在和电视台签订合同前，会根据该台多个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收视率未达到其预期，就会将电视台直接“踢出局”。有的广告商还会在广告合同中，标明需要达到的收视率数值，收视率为1和收视率为2，广告商支付的费用完全不同。
“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的大部分还是依靠广告收益，而广告商又拿收视率说事。对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随之增加。此外，收视率是电视台宣传能力的直接反映，社会也通过收视率对电视台进行评价。这样层层加码，电视台必然要追求高收视率。”郭明说。
而电视台要想获得高收视率，又与其播出的作品息息相关。由此一来，压力便被传导至制作公司。
郭明透露，一些电视台在和制作公司签订电视剧购买合同时，会签订一份“对赌协议”。所谓“对赌”，就是片方在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作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否则，根据协议比例扣钱。
“比如，某40集电视剧单集价格200万元，在协议中向电视台承诺平均收视率过1，收视率每低0.1扣除单集购片费20万元。实际播出时，该剧的平均收视率仅为0.9。按照条款，要被相应扣除每集20万元，最后800万元片款就没了。”郭明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双方设定一个比较低的收视底线，如果达不到，制作公司就将血本无归，拿不到一分钱。
实际上，早在201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全国省级电视台签署《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收视率自律公约》”，强调“自本公约发布之日起，在电视剧购销合同中不签订以收视率和以收视率排名定价、议价的条款。”
但上述公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曾提出，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公约后，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阳奉阴违。
李学政也告诉记者，以前发行方和卫视会签订两版合同，一份是公开的合同，没有对收视率的要求；另外一份合同则有具体要求。如今更多采取默认双方的形式，如果达不到收视率数值要求，播出方就可能拖延付款回账时间，有的甚至还要扣钱。
“收视率数值是无法保证的，这就倒逼制作公司去买收视率，否则就不能及时结账。一些电视台提前打的部分款项就是用于买收视率的。比如单集给了80万元，就是让你拿这80万元去买收视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编剧汪海林说，一些一线电视台多的要花70万元至100万元一集买收视率，低的也要花30万元至50万元一集，这样一来基本上把一部电视剧的利润都掠夺走了。
在汪海林看来，这种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他们研究市场后发现，虽不会拍戏但可以直接买收视率，很快便通过这种方式把拥有资源、富有经验的老牌公司打败了，市场被这些不会拍戏的公司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认清形势”后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剧好不好，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推动数据资产国有化
改变“唯收视率”现状
为了整治收视率造假的顽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2019年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2019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上线，采用海量数据采集模式，具有“全网络、全样本、大数据、云计算”的特点，更适用于当前电视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
2020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
在汪海林看来，这是整治收视率造假乱象的积极信号。他认为，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必须将数据资产国有化。“目前，电影票房数据终端掌握在国家电影资金办，即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我国电影票房是较为客观透明的。电视收视率数据交给含有外资的数据公司，多年来数据被污染，缺乏真实性，如今广电总局推出大数据系统，也是努力将数据统计权收回国有。而互联网数据被民营商业机构掌握，这些机构制造、利用虚假数据进行商业炒作，破坏市场经济，因此亟须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实现国有化。”
据李学政介绍，除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大数据系统外，目前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人民收视榜”，“两个平台都是采用大数据，不能人为篡改数据，做不了假，建议卫视采用”。
多年从事文娱产业研究的北京律师李亨则指出了目前收视率法律法规方面的缺失。他建议，立法机构要更加严谨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收视率，什么是真实收视率的统计方式。
“如果要打击收视率造假，首先是法律法规需要明确，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的收视率。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际上是没有对‘收视率’明确定义的，国家标准中也仅有GB/T 30350-2013《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提到了‘收视率’的概念，但这部标准针对的仅仅是电视（广播权），不适用于目前流行得多、使用广泛得多的移动互联网设备（信息网络传播权）。”李亨说。
李亨呼吁，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早已强调‘重视市场机制、市场需求，但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唯收视率、唯流量’，但至今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对于‘优秀作品’的征召、评奖，收视率仍然近乎是各种评价因素中唯一可量化的。”
李学政最终还是把希望放在作品上：“只要你将来准备做影视，就一定会被收视率的问题困扰。没有收视率肯定没有生命力，但是要想创造好的收视率，就只能下功夫做品质，有了好的作品，资本是追着你来的。”
毕竟，《人民的名义》让他看到了打击收视率造假的希望和出路所在。
最近一直在追《舞千年》这档节目，不得不说，文化节目做出这个效果，是独一档了。
如果说看完第一期时我的观感是“王孙公子的快乐我终于明白”，看完二三期我则是真正有了种“穿越成为汉唐人的自豪感”。
一次又一次视觉上的惊艳感积累起来，形成的是内心的震撼。
说白了，看到这个节目，我算是直观地看到什么叫“文化自信”，什么叫“大国风采”了。
前两期里，我印象最深的舞蹈大概是《相和歌》和《昭君出塞》。当节目选取的时代背景被放在了汉朝，舞蹈的创作者精准地找到了汉文化“大道至简”之美，诠释中华帝国的“少年时期”，舞蹈中还真就带着种朝气蓬勃的朴素自信，又有厚重沉静的肃杀之气，令我在观看时不自觉地就正襟危坐了。
到了第三期，时代背景被放在了武周，我们跟随节目一起穿越回到了盛唐，于是，这期的舞蹈又美出了新的神韵。
盛世有盛世的气质，不只是富丽堂皇的表象，更是雍容的气度与包容的态度。体现在舞蹈上，盛唐之舞给我的印象，往往是多元化的，将多个民族舞蹈的特点都吸取了进来，包罗万象却又独具一格。
毫无疑问，这一期我印象最深的舞蹈就是《丝路花雨》。
看完这支舞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感慨：
有生之年，我竟然能看到“动起来的敦煌壁画”。
《丝路花雨》中的第一段舞蹈，是老画工看到了失散多年已经沦为舞伎的女儿英娘跳舞，回忆中，他画出了“反弹琵琶伎乐天”的作品。舞与画相结合，舞与情相映照，这支舞不是王孙公子的日常取乐之作，而是一对父女之间用舞蹈完成的沟通与思念。
故事的底色颇为伤感，但舞蹈呈现出的观感却并不凄婉。在父亲的记忆里，女儿的舞姿是曼妙动人的，女儿的眼神是灵动的，女儿的神采是飞扬的。我们看到的这支舞蹈，舞者高举琵琶背在身后，亦奏亦舞，下沉、出跨、冲身的体态形成了“三道弯”，动作难度很大，但呈现出了极强的律动感，我在舞者的动作里看到的是无与伦比的生命力，跨越千年亦不会褪色。
当舞蹈进入第二部分，画工神笔张神游仙境，向观众呈现出了一幅如梦如幻的景象，这也是敦煌壁画的动态呈现，飞天、千手观音、仙女、莲花童子，长袖飞舞，飘逸灵动，这段舞蹈舞的不只是歌舞升平，更是众生欢愉，舞出了“极乐之境”该有的样子。这段舞也是目前几期节目里给我的观感最复杂最丰富的一支，云雾袅袅之中，阳刚与柔美共生，神佛与凡人同舞，大唐盛世包容一切的态度在这样一支超凡的舞蹈中再次得到了展现，并且是超现实的呈现。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看到这支舞的自己像是准备去参加蟠桃大会的神仙，仿佛置身于《西游记》里一般。
也不得不说，千手观音出现的那一刻，音乐起，满目金光，贵气化作了仙气，让我差点就泪目了，要知道，这里的千手观音，是独此一家的正版重现。
值得一提的是，《丝路花雨》这个剧目1979年就已创编，是我国敦煌舞的代表作，节目中对经典进行了创新，也完成了致敬。
在《丝路花雨》里，我们能看到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也能看到丝绸之路上西域各国友人与我们的深情厚谊，舞蹈中的民族元素显而易见，印度舞、波斯舞、新疆舞等各地舞蹈的元素与传统的霓裳羽衣舞相结合，是舞蹈的兼百家之绝艺，也是文化的融天下之风采。
《丝路花雨》之外，这期节目中的《越女凌风》和《逍遥》也各有特点。
节目刚开始时，“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荐舞，用了“刚健恢宏”和“清丽婉约”这两个词，实在是恰到好处，其实，唐舞无定式，刚健恢宏与清丽婉约常是同时存在的，《丝路花雨》中如此，《越女凌风》中亦是如此。“太平公主”说女子之舞多柔弱可悲，她偏要反其道而行，这支舞还真是舞出了这份叛逆感，侠女舞剑，孤鸿独现，配合王家卫式的台词与拍摄，看这一段舞蹈，我看到的是一份“天地孤星任我行”的气概，这也是属于大唐的豪气，所谓“千里不留行”嘛。
《逍遥》则舞的是魏晋风骨，看这支舞蹈是可以长学问的，处处用典，每句话都有门道，竹林七贤的故事千古传诵，嵇康与山涛绝交的事迹课本上大家也都学过，想到最后嵇康难逃一死，广陵散成为绝响，这支舞蹈呈现的观感，也多了几分悲壮。但悲壮之外，是物我合一的清雅俊逸，这段舞看上去几个舞者的动作并非整齐划一，但颠颠倒倒之间，没有规矩却又自成方圆，这就对上了舞名中的“逍遥”二字了。
这期节目中舞蹈，其实用一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清”。
《丝路花雨》是清丽，《越女凌风》是清峻，《逍遥》则是清逸。
“清”对应的是“浊”，所谓“浊”，即是流俗。这期节目里这几段舞蹈，无一流俗，尤其是《丝路花雨》，将古典之美完美彰显，令人心驰神往。
看完之后，我实在是太期待下一期的舞蹈了。#舞千年#
如果说看完第一期时我的观感是“王孙公子的快乐我终于明白”，看完二三期我则是真正有了种“穿越成为汉唐人的自豪感”。
一次又一次视觉上的惊艳感积累起来，形成的是内心的震撼。
说白了，看到这个节目，我算是直观地看到什么叫“文化自信”，什么叫“大国风采”了。
前两期里，我印象最深的舞蹈大概是《相和歌》和《昭君出塞》。当节目选取的时代背景被放在了汉朝，舞蹈的创作者精准地找到了汉文化“大道至简”之美，诠释中华帝国的“少年时期”，舞蹈中还真就带着种朝气蓬勃的朴素自信，又有厚重沉静的肃杀之气，令我在观看时不自觉地就正襟危坐了。
到了第三期，时代背景被放在了武周，我们跟随节目一起穿越回到了盛唐，于是，这期的舞蹈又美出了新的神韵。
盛世有盛世的气质，不只是富丽堂皇的表象，更是雍容的气度与包容的态度。体现在舞蹈上，盛唐之舞给我的印象，往往是多元化的，将多个民族舞蹈的特点都吸取了进来，包罗万象却又独具一格。
毫无疑问，这一期我印象最深的舞蹈就是《丝路花雨》。
看完这支舞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感慨：
有生之年，我竟然能看到“动起来的敦煌壁画”。
《丝路花雨》中的第一段舞蹈，是老画工看到了失散多年已经沦为舞伎的女儿英娘跳舞，回忆中，他画出了“反弹琵琶伎乐天”的作品。舞与画相结合，舞与情相映照，这支舞不是王孙公子的日常取乐之作，而是一对父女之间用舞蹈完成的沟通与思念。
故事的底色颇为伤感，但舞蹈呈现出的观感却并不凄婉。在父亲的记忆里，女儿的舞姿是曼妙动人的，女儿的眼神是灵动的，女儿的神采是飞扬的。我们看到的这支舞蹈，舞者高举琵琶背在身后，亦奏亦舞，下沉、出跨、冲身的体态形成了“三道弯”，动作难度很大，但呈现出了极强的律动感，我在舞者的动作里看到的是无与伦比的生命力，跨越千年亦不会褪色。
当舞蹈进入第二部分，画工神笔张神游仙境，向观众呈现出了一幅如梦如幻的景象，这也是敦煌壁画的动态呈现，飞天、千手观音、仙女、莲花童子，长袖飞舞，飘逸灵动，这段舞蹈舞的不只是歌舞升平，更是众生欢愉，舞出了“极乐之境”该有的样子。这段舞也是目前几期节目里给我的观感最复杂最丰富的一支，云雾袅袅之中，阳刚与柔美共生，神佛与凡人同舞，大唐盛世包容一切的态度在这样一支超凡的舞蹈中再次得到了展现，并且是超现实的呈现。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看到这支舞的自己像是准备去参加蟠桃大会的神仙，仿佛置身于《西游记》里一般。
也不得不说，千手观音出现的那一刻，音乐起，满目金光，贵气化作了仙气，让我差点就泪目了，要知道，这里的千手观音，是独此一家的正版重现。
值得一提的是，《丝路花雨》这个剧目1979年就已创编，是我国敦煌舞的代表作，节目中对经典进行了创新，也完成了致敬。
在《丝路花雨》里，我们能看到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也能看到丝绸之路上西域各国友人与我们的深情厚谊，舞蹈中的民族元素显而易见，印度舞、波斯舞、新疆舞等各地舞蹈的元素与传统的霓裳羽衣舞相结合，是舞蹈的兼百家之绝艺，也是文化的融天下之风采。
《丝路花雨》之外，这期节目中的《越女凌风》和《逍遥》也各有特点。
节目刚开始时，“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荐舞，用了“刚健恢宏”和“清丽婉约”这两个词，实在是恰到好处，其实，唐舞无定式，刚健恢宏与清丽婉约常是同时存在的，《丝路花雨》中如此，《越女凌风》中亦是如此。“太平公主”说女子之舞多柔弱可悲，她偏要反其道而行，这支舞还真是舞出了这份叛逆感，侠女舞剑，孤鸿独现，配合王家卫式的台词与拍摄，看这一段舞蹈，我看到的是一份“天地孤星任我行”的气概，这也是属于大唐的豪气，所谓“千里不留行”嘛。
《逍遥》则舞的是魏晋风骨，看这支舞蹈是可以长学问的，处处用典，每句话都有门道，竹林七贤的故事千古传诵，嵇康与山涛绝交的事迹课本上大家也都学过，想到最后嵇康难逃一死，广陵散成为绝响，这支舞蹈呈现的观感，也多了几分悲壮。但悲壮之外，是物我合一的清雅俊逸，这段舞看上去几个舞者的动作并非整齐划一，但颠颠倒倒之间，没有规矩却又自成方圆，这就对上了舞名中的“逍遥”二字了。
这期节目中舞蹈，其实用一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清”。
《丝路花雨》是清丽，《越女凌风》是清峻，《逍遥》则是清逸。
“清”对应的是“浊”，所谓“浊”，即是流俗。这期节目里这几段舞蹈，无一流俗，尤其是《丝路花雨》，将古典之美完美彰显，令人心驰神往。
看完之后，我实在是太期待下一期的舞蹈了。#舞千年#
曾经也算是被“发配”到学校磨练的，没想到一待就是十二年多，虽然磕磕绊绊但也收获满满，尽管有时让这帮仔仔们气的肝疼，但也能时时收到温暖～就带过08、17这两个班，一个三年一个一年，如今都已毕业、上学、上班…有的娃都两个了[摊手]当年的追风帅气小伙如今已沦为中年油腻大叔了，希望自己还能继续拥有一颗善良纯真积极向上的心，为院团和学校继续不懈努力！教育，我们一直在路上… https://t.cn/RPPv5Py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