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玫瑰翡翠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
——唐英《春暮送吴尧圃之均州》(节选）
以上四句诗出自《春暮送吴尧圃之均州》，为雍正七年（1729）唐英（1682-1756）写给其幕僚吴尧圃的赠诗。雍正六年八月，唐英赴景德镇任职不久，便接到了仿烧钧窑瓷器的任务。他将自己信赖的吴尧圃派往均州，并以此诗相赠，从诗文中可见唐英对此行满怀期待。
吴尧圃的名字曾经数次出现于唐英的诗文中。关于此人，杉村勇造曾有简单介绍。近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吴窑小识》的文章（注1）中考证出“尧圃”是文人画家吴麟（1691-1772）的字。吴麟为安徽省歙县人，绘画风格仿元代画家黄公望，格调高古。根据乾隆年间的文人笔记《扬州画舫录》记载，他在扬州的家中搭建了与景德镇相同的土窑用以烧制秘色瓷，当时与唐窑、熊窑、年窑齐名，被称为“吴窑”。
吴尧圃受唐英之托考察钧窑后不久离开景德镇前往扬州，直至八十二岁殁于扬州。与吴尧圃相关的瓷器现已无法考证，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绘画，颇有文人意趣。（图 2）
根据之前的章节所述，因为雍正皇帝的好古趣味，景德镇官窑烧造了很多仿宋瓷器。在这些瓷器中，雍正帝尤喜钧窑，这在记录了各类宫廷工艺品制造的《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中多有记载（注2）：
· 七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菊花瓣式宜兴壶一件。奉旨：做木样交给年希尧，照此款式做钧窑，将霁红霁青釉烧造。（雍正七年）
· 着照宜兴钵交与烧造瓷器处仿样，将均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送来，其均窑色要紧。（雍正十一年）（图 3）
由此可知，钧窑在各种釉色中地位居首，也反映了当时雍正皇帝对钧窑的喜爱，“钧窑色要紧”的记载便是佐证。此外，宜兴窑的器型被雍正皇帝指定作为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祖型，加以模仿，这一点颇具探究意义。
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的宫廷绘画可见（图 4），此处提到的“钧窑”指的并非金元时期的钧窑瓷器，而是在器物底部有“一”到“十”数字款的尊、花盆等，即作为花器的“传世钧窑”。传世钧窑于明初在河南省烧造，当时被进献给宫廷长期使用。（注3）
吴尧圃钧窑考察后不久，有文献记载显示雍正皇帝对景德镇仿制的钧釉瓷器颇为称赞。事实上，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都收藏了相当数量的雍正款仿钧窑盘、花盆，其技术水平相当精湛。
雍正皇帝对钧窑的兴趣并不止步于对古代器物的完美再现。雍正十三年《陶成纪事碑记》总结了唐英自雍正六年赴景德镇以来的成果，其中的“钧釉”一节的内容颇为重要。
“钧釉，仿内发旧器。梅桂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驴肝马肺五种外，新得：新紫（有的版本写作“深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
从这则记载中可知，督陶官唐英所掌握的钧釉配方其实包含了丰富的釉色。前五种釉色源自“内发旧器”，即以宫廷（内务府）的古代器物为样制作的器物。后四类器物则为“新得”，即新开发的釉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中尽管有大量雍正官窑器传世，但难以在这些器物中将这九类釉色一一分辨。所幸，《活计档》的记载中提到的模仿宜兴紫砂器的菊瓣形茶壶现在仍然存世（图 5），其釉色无疑是钧釉的一种。乍看之下，茶壶的釉色仿佛石榴皮的质感，或为新开发的“新紫”。（注4）
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数件以宜兴紫砂钵为样烧造的钵，（图 6）釉色有蓝釉、仿官窑的青釉等，也包括作为“新得”釉色其中一种的“窑变”。窑变钵的一面是鲜艳的深红色，混杂以蓝色。因为窑变釉入窑烧造后呈现出的釉色并不受人力控制，窑火天成令其独具魅力。
窑变釉倍受喜爱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釉色被作为吉祥之兆而加以鉴赏。乾隆九年，唐英上奏乾隆帝，奏折内容如下：
“……得窑变圆器数种，计共二十六件，虽非霁红正色，其釉水变幻实数十年来未曾经见，亦非人力可以制造。故窑户偶得一窑变之件即为祥瑞之征，视同珍玩。……”
被赋予了祥瑞含义的窑变釉，因其“窑火天成”的特质而受到人们珍重。查阅《活计档》，乾隆年间的几条记载尤其值得关注。
· 乾隆帝命唐英烧造白瓷观音及胁侍的善财、龙女。又补充道，如果能烧成窑变釉更佳。（乾隆十二年）
· 太监胡世杰将“钧釉磁面六十斤八两”与“渣子二两”交给唐英，这一分量调配能烧造出“上好钧釉”的瓷缸。（乾隆十六年）
· 唐英将“钧釉灵芝瓶一对”进献给乾隆帝。（乾隆二十年）
显而易见，这些器物都带有宗教性或吉祥寓意，可能为了突出此种意境，烧造时有意地选择窑变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窑变釉佛像与灵芝（图 7-8），可见景德镇窑按照乾隆帝的希望的确成功烧造了钧釉窑变佛像，并进献给宫廷。此外，从前文提及的乾隆十六年的记录中可知，烧造钧釉瓷器的原料也是由内务府精心配制的。https://t.cn/A6xlovuM
——唐英《春暮送吴尧圃之均州》(节选）
以上四句诗出自《春暮送吴尧圃之均州》，为雍正七年（1729）唐英（1682-1756）写给其幕僚吴尧圃的赠诗。雍正六年八月，唐英赴景德镇任职不久，便接到了仿烧钧窑瓷器的任务。他将自己信赖的吴尧圃派往均州，并以此诗相赠，从诗文中可见唐英对此行满怀期待。
吴尧圃的名字曾经数次出现于唐英的诗文中。关于此人，杉村勇造曾有简单介绍。近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吴窑小识》的文章（注1）中考证出“尧圃”是文人画家吴麟（1691-1772）的字。吴麟为安徽省歙县人，绘画风格仿元代画家黄公望，格调高古。根据乾隆年间的文人笔记《扬州画舫录》记载，他在扬州的家中搭建了与景德镇相同的土窑用以烧制秘色瓷，当时与唐窑、熊窑、年窑齐名，被称为“吴窑”。
吴尧圃受唐英之托考察钧窑后不久离开景德镇前往扬州，直至八十二岁殁于扬州。与吴尧圃相关的瓷器现已无法考证，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绘画，颇有文人意趣。（图 2）
根据之前的章节所述，因为雍正皇帝的好古趣味，景德镇官窑烧造了很多仿宋瓷器。在这些瓷器中，雍正帝尤喜钧窑，这在记录了各类宫廷工艺品制造的《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中多有记载（注2）：
· 七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菊花瓣式宜兴壶一件。奉旨：做木样交给年希尧，照此款式做钧窑，将霁红霁青釉烧造。（雍正七年）
· 着照宜兴钵交与烧造瓷器处仿样，将均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送来，其均窑色要紧。（雍正十一年）（图 3）
由此可知，钧窑在各种釉色中地位居首，也反映了当时雍正皇帝对钧窑的喜爱，“钧窑色要紧”的记载便是佐证。此外，宜兴窑的器型被雍正皇帝指定作为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祖型，加以模仿，这一点颇具探究意义。
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的宫廷绘画可见（图 4），此处提到的“钧窑”指的并非金元时期的钧窑瓷器，而是在器物底部有“一”到“十”数字款的尊、花盆等，即作为花器的“传世钧窑”。传世钧窑于明初在河南省烧造，当时被进献给宫廷长期使用。（注3）
吴尧圃钧窑考察后不久，有文献记载显示雍正皇帝对景德镇仿制的钧釉瓷器颇为称赞。事实上，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都收藏了相当数量的雍正款仿钧窑盘、花盆，其技术水平相当精湛。
雍正皇帝对钧窑的兴趣并不止步于对古代器物的完美再现。雍正十三年《陶成纪事碑记》总结了唐英自雍正六年赴景德镇以来的成果，其中的“钧釉”一节的内容颇为重要。
“钧釉，仿内发旧器。梅桂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驴肝马肺五种外，新得：新紫（有的版本写作“深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
从这则记载中可知，督陶官唐英所掌握的钧釉配方其实包含了丰富的釉色。前五种釉色源自“内发旧器”，即以宫廷（内务府）的古代器物为样制作的器物。后四类器物则为“新得”，即新开发的釉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中尽管有大量雍正官窑器传世，但难以在这些器物中将这九类釉色一一分辨。所幸，《活计档》的记载中提到的模仿宜兴紫砂器的菊瓣形茶壶现在仍然存世（图 5），其釉色无疑是钧釉的一种。乍看之下，茶壶的釉色仿佛石榴皮的质感，或为新开发的“新紫”。（注4）
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数件以宜兴紫砂钵为样烧造的钵，（图 6）釉色有蓝釉、仿官窑的青釉等，也包括作为“新得”釉色其中一种的“窑变”。窑变钵的一面是鲜艳的深红色，混杂以蓝色。因为窑变釉入窑烧造后呈现出的釉色并不受人力控制，窑火天成令其独具魅力。
窑变釉倍受喜爱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釉色被作为吉祥之兆而加以鉴赏。乾隆九年，唐英上奏乾隆帝，奏折内容如下：
“……得窑变圆器数种，计共二十六件，虽非霁红正色，其釉水变幻实数十年来未曾经见，亦非人力可以制造。故窑户偶得一窑变之件即为祥瑞之征，视同珍玩。……”
被赋予了祥瑞含义的窑变釉，因其“窑火天成”的特质而受到人们珍重。查阅《活计档》，乾隆年间的几条记载尤其值得关注。
· 乾隆帝命唐英烧造白瓷观音及胁侍的善财、龙女。又补充道，如果能烧成窑变釉更佳。（乾隆十二年）
· 太监胡世杰将“钧釉磁面六十斤八两”与“渣子二两”交给唐英，这一分量调配能烧造出“上好钧釉”的瓷缸。（乾隆十六年）
· 唐英将“钧釉灵芝瓶一对”进献给乾隆帝。（乾隆二十年）
显而易见，这些器物都带有宗教性或吉祥寓意，可能为了突出此种意境，烧造时有意地选择窑变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窑变釉佛像与灵芝（图 7-8），可见景德镇窑按照乾隆帝的希望的确成功烧造了钧釉窑变佛像，并进献给宫廷。此外，从前文提及的乾隆十六年的记录中可知，烧造钧釉瓷器的原料也是由内务府精心配制的。https://t.cn/A6xlovuM
吴鹏飞丨联想的原罪是什么性质，应不应追究（折柳辞之一）
司马南先生最近连珠炮射向联想，就像一位唐吉坷德似的义军主帅，杀到了柳传奇账下。各路自媒体也摇旗呐喊，声震四野。柳传奇一干人当然是惊惧万分，但老谋深算的柳中军吩咐按兵不动，先派美女秘书前去对方营中，求见司马探个虚实。
义军各路媒体写手都到阵前搦战，语言不可为不锋利，观点不可谓不鲜明，指责不可谓不严厉，但联想阵营仔细听报之后，反而笑了。是啊，司马南的抨击还让人胆怯三分，其他这些盟军的附和之辞，不足为虑，因为他们说来说去，多半是炒剩饭，没有点到我方命门啊，
大帐内正弹冠相庆时分，忽然阵前一小厮来报，大喊，不好啦，从湖北武汉杀来一员自媒体老将，此人姓吴名鹏飞，名气不大但战法独特，来到军前只是挥舞着一支钢笔，哈哈大笑之后，朝我军丢下了他的几篇文章就扬长而去。但我军前锋和左右将军看了文章均瑟瑟发抖。
众人一惊，赶紧从那厮手中接过这些文章，一看之下，有人惊呼，天啊，这是天要灭我们呀。众人扶起跌坐在帅椅上的老帅，面面相觑，脸色铁青。各位看官，这老吴究竟写了啥劳什子，有如此威慑力呢？原来是，老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柳传奇最不愿意听的一个观点。
老吴在文章中说，早期改革，确实有过一个历史时期，经济领域出现过大规模的国退民进，在当时政策的引导下，很多国有资产转化为了私有资产，这个过程情况非常复杂，确实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有意无意的不适当、不规范、不合法的操作，导致国有资产出现了巨量流失。
很多民营企业家就是这样起家的，这也就是有人所说的“原罪”。如果回过头来，以今天的成熟、严谨、细密的国资管理来要求当时，可以说大多数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我主张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的问题，不赞成翻烧饼，算旧账，追溯大多数人的“原罪”。
环球糊墙匠胡主编担心因为批判联想，因为追究联想，导致民营企业家群体人心惶惶，影响经济发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胡主编对当时情况不真正了解，所以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东郭先生的角色。当年他替方方圆场反被方方羞辱，也是糊墙不当造成的自污现象。
胡主编有所不知，当时的国有企业转制，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某些国有企业严重亏损濒临破产，由一些能人承接全部债权债务，企业产权让渡给他们，因此发了财；第二种是某些国有企业微亏微利，政府拿在手里如同鸡肋，干脆廉价卖给私人省心，经营能人捡到便宜。
第三种，是某些经营不错的国有企业，被人打了埋伏，加上当时对中小国有国营企业，是一刀切的卖光政策，很多聪明的当事人采取低估、漏算，尤其是漏算无形资产，再加上交通主管部门领导，包括正常联络、情感交流、小恩小惠等通关形成超低价方案，捡到宝葫芦。
以上三种情况，事后看虽然有很多漏洞，造成事实上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当时基本上周瑜打黄盖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政府要甩包袱，能人要检元宝，整个过程还是有当时的规程的。而且这些能人接手企业，也有风险，很多人是把身家性命压上去，赌这一把的。
对于以上三种情况，我是坚决反对翻烧饼的。虽然留下天大遗憾，虽然有人钻了政策的空子，但是总体上并没有违反国家的法令，尤其是没有违犯国家当时的刑法。但是，请注意，各位读者，请你们注意，当时及后来，还有第四种情况，这种情况我认为是要追查到底的。
这第四种，简单说，就是优质的国有企业资产，被经营者和主管者沆瀣一气，以改革的名义、以转型的名义、以提高运营水平的名义、以吸引更多外资的名义，通过双方心领神会的、眼花缭乱的、千变万化的股权转移操作，最终实现了对国家财富的瓜分、侵占、贪污。
第四种情况有两个判别标准，就像孙悟空虽有七十二变，但尾巴不好变，很容易被揪住。其一，批准不断将国有资产超低价、甚至无代价转让给私人的主管者，是否事实上从这个交易中拿到了好处，甚至是巨额的好处。其二，之后企业的股东是否疯狂地奇怪地大规模分红。
同胞们，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贪污犯罪，不是什么改革转型，也不是环球糊墙匠所说的，政治伦理上的原罪，而是实实在在的犯罪。刑法是这样描述贪污罪的，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联想是不是第四种情况呢？大家可以动脑筋使劲想一想。中科院投入了资金、土地、房屋、包括院士级科学家在内的人才队伍、还有设备、还有中字号国家队民族品牌的无形资产等等，是实打实的百分百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但这些都以改革的名义大部分进入个人腰包。
中科院、计算所、尤其是两任所长，显然是支持了这一改革。如果院所两级无人在这个改革中得到好处，那我只能说是工作失误，是敌人太狡猾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有人在联想改制后拿到了很大的股份，拿到了天价的分红。那么，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明白，发生了什么。
联想这种改制，在性质上就是贪污。这是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站出来讲清楚的问题。现在，我请我的读者中间至少有一万人以上的离退休老干部，抽空拿起电话，给你的老部下现在的领导者，讲清楚事情的性质，不要被铺天盖地的皮相之论弄昏头脑。我们应该要求：
第一，立案调查，弄清楚按照当时的市值国有资产到底值多少、无形资产值多少，他们创造的价值、资产的增值、他们实际上的现金投入到底是多少，应该很容易就算清这一伙改革者，到底侵吞了多少国家财产。这些资产，这些年按照联想的综合业绩，应该增值到多少？
第二，然后可以和这一伙改革者坐下来算账，达成司法谅解，他们是不是应该把侵占到名下的资产，以及资产增资部分，全部吐出来？如果他们不肯这样，那就要面临长达几十年乃至终身监禁的处罚，我国的司法部或高检，在这方面，应该学一学美国司法部的霸气。
第三，对联想施行拆分，国家控股的部分，回到民族企业的初衷，民营部分另组公司，继续当他们的买办，但不得再打联想旗号。尽管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联想还是要在计算机软硬件、操作与系统、芯片研发、人工智能等方面，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天命。
读者朋友们，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为什么当年参加央视对话节目，主持人问柳传奇，联想改制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他惊慌失措差点失态；为什么联想总部要搬到美国，高官多半入外国籍，几乎疯狂的拼命分红了吧，因为他们在中国没有安全感。
另一方面，你应该明白以马云为首的不少企业家，为什么把企业越做越小，越做越空的柳传奇视为偶像，尊为教父了吧？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是也。柳传奇在某个方面确实胜过他们所有人，那就是在钻制度空子、法律漏洞、瞒天过海，又当又立方面，无人出其右。
柳教父到底是功盖千秋，还是遗臭万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在慢慢揭晓。请天下所有的读者静下来思索一下，对联想这样欺世盗名的改革，对中科院、计算所某些人监守自盗式的他们开绿灯，这样的原罪应不应该追究？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不再追究，那就是海枯了、石烂了。
各位读者，有的人卑鄙龌龊，有人光明磊落，这不同境界都是从小教育奠的基。古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可谓至理名言。
（转发自网络- 吴鹏飞观点）
司马南先生最近连珠炮射向联想，就像一位唐吉坷德似的义军主帅，杀到了柳传奇账下。各路自媒体也摇旗呐喊，声震四野。柳传奇一干人当然是惊惧万分，但老谋深算的柳中军吩咐按兵不动，先派美女秘书前去对方营中，求见司马探个虚实。
义军各路媒体写手都到阵前搦战，语言不可为不锋利，观点不可谓不鲜明，指责不可谓不严厉，但联想阵营仔细听报之后，反而笑了。是啊，司马南的抨击还让人胆怯三分，其他这些盟军的附和之辞，不足为虑，因为他们说来说去，多半是炒剩饭，没有点到我方命门啊，
大帐内正弹冠相庆时分，忽然阵前一小厮来报，大喊，不好啦，从湖北武汉杀来一员自媒体老将，此人姓吴名鹏飞，名气不大但战法独特，来到军前只是挥舞着一支钢笔，哈哈大笑之后，朝我军丢下了他的几篇文章就扬长而去。但我军前锋和左右将军看了文章均瑟瑟发抖。
众人一惊，赶紧从那厮手中接过这些文章，一看之下，有人惊呼，天啊，这是天要灭我们呀。众人扶起跌坐在帅椅上的老帅，面面相觑，脸色铁青。各位看官，这老吴究竟写了啥劳什子，有如此威慑力呢？原来是，老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柳传奇最不愿意听的一个观点。
老吴在文章中说，早期改革，确实有过一个历史时期，经济领域出现过大规模的国退民进，在当时政策的引导下，很多国有资产转化为了私有资产，这个过程情况非常复杂，确实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有意无意的不适当、不规范、不合法的操作，导致国有资产出现了巨量流失。
很多民营企业家就是这样起家的，这也就是有人所说的“原罪”。如果回过头来，以今天的成熟、严谨、细密的国资管理来要求当时，可以说大多数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我主张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的问题，不赞成翻烧饼，算旧账，追溯大多数人的“原罪”。
环球糊墙匠胡主编担心因为批判联想，因为追究联想，导致民营企业家群体人心惶惶，影响经济发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胡主编对当时情况不真正了解，所以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东郭先生的角色。当年他替方方圆场反被方方羞辱，也是糊墙不当造成的自污现象。
胡主编有所不知，当时的国有企业转制，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某些国有企业严重亏损濒临破产，由一些能人承接全部债权债务，企业产权让渡给他们，因此发了财；第二种是某些国有企业微亏微利，政府拿在手里如同鸡肋，干脆廉价卖给私人省心，经营能人捡到便宜。
第三种，是某些经营不错的国有企业，被人打了埋伏，加上当时对中小国有国营企业，是一刀切的卖光政策，很多聪明的当事人采取低估、漏算，尤其是漏算无形资产，再加上交通主管部门领导，包括正常联络、情感交流、小恩小惠等通关形成超低价方案，捡到宝葫芦。
以上三种情况，事后看虽然有很多漏洞，造成事实上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当时基本上周瑜打黄盖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政府要甩包袱，能人要检元宝，整个过程还是有当时的规程的。而且这些能人接手企业，也有风险，很多人是把身家性命压上去，赌这一把的。
对于以上三种情况，我是坚决反对翻烧饼的。虽然留下天大遗憾，虽然有人钻了政策的空子，但是总体上并没有违反国家的法令，尤其是没有违犯国家当时的刑法。但是，请注意，各位读者，请你们注意，当时及后来，还有第四种情况，这种情况我认为是要追查到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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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们，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贪污犯罪，不是什么改革转型，也不是环球糊墙匠所说的，政治伦理上的原罪，而是实实在在的犯罪。刑法是这样描述贪污罪的，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联想是不是第四种情况呢？大家可以动脑筋使劲想一想。中科院投入了资金、土地、房屋、包括院士级科学家在内的人才队伍、还有设备、还有中字号国家队民族品牌的无形资产等等，是实打实的百分百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但这些都以改革的名义大部分进入个人腰包。
中科院、计算所、尤其是两任所长，显然是支持了这一改革。如果院所两级无人在这个改革中得到好处，那我只能说是工作失误，是敌人太狡猾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有人在联想改制后拿到了很大的股份，拿到了天价的分红。那么，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明白，发生了什么。
联想这种改制，在性质上就是贪污。这是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站出来讲清楚的问题。现在，我请我的读者中间至少有一万人以上的离退休老干部，抽空拿起电话，给你的老部下现在的领导者，讲清楚事情的性质，不要被铺天盖地的皮相之论弄昏头脑。我们应该要求：
第一，立案调查，弄清楚按照当时的市值国有资产到底值多少、无形资产值多少，他们创造的价值、资产的增值、他们实际上的现金投入到底是多少，应该很容易就算清这一伙改革者，到底侵吞了多少国家财产。这些资产，这些年按照联想的综合业绩，应该增值到多少？
第二，然后可以和这一伙改革者坐下来算账，达成司法谅解，他们是不是应该把侵占到名下的资产，以及资产增资部分，全部吐出来？如果他们不肯这样，那就要面临长达几十年乃至终身监禁的处罚，我国的司法部或高检，在这方面，应该学一学美国司法部的霸气。
第三，对联想施行拆分，国家控股的部分，回到民族企业的初衷，民营部分另组公司，继续当他们的买办，但不得再打联想旗号。尽管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联想还是要在计算机软硬件、操作与系统、芯片研发、人工智能等方面，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天命。
读者朋友们，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为什么当年参加央视对话节目，主持人问柳传奇，联想改制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他惊慌失措差点失态；为什么联想总部要搬到美国，高官多半入外国籍，几乎疯狂的拼命分红了吧，因为他们在中国没有安全感。
另一方面，你应该明白以马云为首的不少企业家，为什么把企业越做越小，越做越空的柳传奇视为偶像，尊为教父了吧？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是也。柳传奇在某个方面确实胜过他们所有人，那就是在钻制度空子、法律漏洞、瞒天过海，又当又立方面，无人出其右。
柳教父到底是功盖千秋，还是遗臭万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在慢慢揭晓。请天下所有的读者静下来思索一下，对联想这样欺世盗名的改革，对中科院、计算所某些人监守自盗式的他们开绿灯，这样的原罪应不应该追究？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不再追究，那就是海枯了、石烂了。
各位读者，有的人卑鄙龌龊，有人光明磊落，这不同境界都是从小教育奠的基。古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可谓至理名言。
（转发自网络- 吴鹏飞观点）
随便对标zzh的人，我警告你
首先zzh不存在任何行为以及思想上的错误，也一直是一个谦逊善良，懂得自省的人
他是三天三夜被挂在黑rs上，被按头了十几个莫须有的荒唐罪名，他的家人朋友粉丝经历了持续三天以上的各种骚扰和网bao，他十年心血付之一炬，全网之内再查无此人时至今日还不断被抹黑造谣
你现在随随便便拿来对标，我就问zzh经历过的她也经历了吗？她配吗？你配吗？
你再拿我妈对标一个试试？
首先zzh不存在任何行为以及思想上的错误，也一直是一个谦逊善良，懂得自省的人
他是三天三夜被挂在黑rs上，被按头了十几个莫须有的荒唐罪名，他的家人朋友粉丝经历了持续三天以上的各种骚扰和网bao，他十年心血付之一炬，全网之内再查无此人时至今日还不断被抹黑造谣
你现在随随便便拿来对标，我就问zzh经历过的她也经历了吗？她配吗？你配吗？
你再拿我妈对标一个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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