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天——12月16日】1943年12月16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
1943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电报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指出：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1945年12月16日 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政府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并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不得不表示同意谈判停战问题。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但有一些停战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1949年12月16日 毛泽东访问苏联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外交的历史。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原则，新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12月16号，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举行了正式会谈。当时，中国政府既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又要面对双方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中苏关系，难度很大。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1949年12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为保证中央政令的统一和有力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成立东北、华北、中南、西北、西南五个大行政区，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任命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凡军事工作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大行政区，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大行政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委员会。
在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后，军政委员会即宣告结束。
1953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指出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在此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
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九万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957年12月16日 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发表讲话
1957年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合作社生产的勤俭办社原则，积极地发展对于国计民生有利和有广大的国外市场的手工业；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还担负有协助政府团结、教育和改造个体手工业户的任务；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近两千万的集体手工业劳动者，是我国六亿四千万人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是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时，强调了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他在插话中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还指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
1963年12月16日 罗荣桓元帅逝世
196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罗荣桓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罗荣桓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第一军团江西区和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解放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当选为副委员长，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组织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
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七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
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971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197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
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1978年12月16日 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1972年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反对了霸权主义。但是在这次谈判中，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表明，尽管中美达成建交协议，美国却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就签署了由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是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给中美两国随后在两国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留下了隐患。
1978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错案平反。
此前的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
12月25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
198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198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会议决定：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国务院组织实施。
1991年12月16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的民间组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章程》有关条款规定，为实现协会宗旨，协会将致力于加强同赞成本会宗旨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与合作；协助有关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各项交往和交流；协助有关方面处理海峡两岸同胞交往中的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协会还可接受有关方面委托，与台湾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人士商谈两岸交往中的有关问题，并可签订协议性文件。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网、人民网
1943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电报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指出：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1945年12月16日 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政府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并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不得不表示同意谈判停战问题。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但有一些停战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1949年12月16日 毛泽东访问苏联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外交的历史。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原则，新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12月16号，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举行了正式会谈。当时，中国政府既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又要面对双方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中苏关系，难度很大。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1949年12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
为保证中央政令的统一和有力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成立东北、华北、中南、西北、西南五个大行政区，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任命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凡军事工作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大行政区，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大行政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委员会。
在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后，军政委员会即宣告结束。
1953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指出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在此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
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九万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957年12月16日 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发表讲话
1957年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合作社生产的勤俭办社原则，积极地发展对于国计民生有利和有广大的国外市场的手工业；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还担负有协助政府团结、教育和改造个体手工业户的任务；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近两千万的集体手工业劳动者，是我国六亿四千万人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是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时，强调了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他在插话中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还指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
1963年12月16日 罗荣桓元帅逝世
196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罗荣桓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罗荣桓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第一军团江西区和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解放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当选为副委员长，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组织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1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
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七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
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971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197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
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1978年12月16日 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1972年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反对了霸权主义。但是在这次谈判中，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表明，尽管中美达成建交协议，美国却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就签署了由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是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给中美两国随后在两国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留下了隐患。
1978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错案平反。
此前的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
12月25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
1987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198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会议决定：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国务院组织实施。
1991年12月16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的民间组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章程》有关条款规定，为实现协会宗旨，协会将致力于加强同赞成本会宗旨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与合作；协助有关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各项交往和交流；协助有关方面处理海峡两岸同胞交往中的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协会还可接受有关方面委托，与台湾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人士商谈两岸交往中的有关问题，并可签订协议性文件。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网、人民网
中国最牛山寨村：上万村名年入40万
以下文章来源于五环外 ，作者五环事务所
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大芬村坐落在深圳布吉镇，俯瞰下去和深圳遍布的城中村大同小异，但走进这里你一定会琳琅满目的“梵高”和“莫奈”所震惊。狭小的街道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画廊，光着膀子的画工们就站在巷子里作画，连空气都浸润着油画染料的气息。
这个只有0.4平方公里的客家小村落，是世界三大油画基地之一。这里每年油画出口总额超过5亿元，有一万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师。巅峰时期，这个城中村出品的油画占据了国际市场70%以上的份额。
大芬村不仅仅有着“中国油画第一村”的称号，甚至还曾经被称作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如今，这个传奇小镇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败。
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崛起和困顿
从一个只有300个人居住的小村庄，到聚集了上万名画师的全球最大商品油画聚集地，从“大粪村”到“中国油画第一村”，都源自于1989年香港商人黄江的一次决定。
当时黄江带着60多个画工来到这个小村落，在毗邻的大都市深圳的对比下大芬村的环境显得更加恶劣，60多个画工锐减到20多人。当时的黄江还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想着要在大芬呆多久，只想着画油画，然后卖出去。
慢慢地，黄江的画打出了名声，不再仅仅销往香港，开始做起了外销。1992年，一个法国客户给了他36万张画的订单，规定一个半月完成。
“时间紧量又大，我就采用流水线的方式来处理这批画，将20多位画工分为几个部分，分别负责画天、画山、画水和树，同一个人画相同的东西，各幅画差别很小，质量比较稳定，效率也很高。
后来，老外来验货，看到这些画像是复印出来一样，感到很惊讶，也很满意。这事在行业内被传为佳话，我的名声也被广为传播。”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大芬模式”的雏形。
黄江是一个商人，他最初的想法就是：油画能赚钱！
正因此，他催生出了大芬独有的先预定再制作的运作模式。在大芬村，复制油画形成了一条产、供、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画工、代理商和经纪人在这条产业链上分工明确。
大芬村将“订货”放在了第一环节，“大芬模式”的成功是将“艺术”充分市场化的结果。资本是大芬油画等相关产业运行的“血液系统”；而高素质和价格低廉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则是如虎添翼。
在这里，“艺术”因赚钱生产，无数农民工也嗅着金钱和染料的味道寻来。他们放下锄头，提起画笔谋生，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画工”。
正在作画的大芬村画师们
不需要经过系统的美术训练，大芬村的“画工”们大多只经过一两个月的学艺就可以上阵了，最初学艺时，甚至没有报酬。他们挤在狭小炎热的画室里，没日没夜地临摹着世界名画。
大芬村兴起之前，全球的油画工艺品大多来自韩国，那里画师一个月的月薪是20000元，而同样的价格在大芬村可以支付20名中国画师。
再一次，中国制造靠“物美价廉”而取胜。
不同于普通城中村的大芬村
然后现如今，大芬村却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毕竟，曾经的大芬村快速崛起依赖的就是低廉的人力和土地。而如今即使只是一个城中村，商铺也寸土寸金，工人们也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处那时拿着吃饱饭的钱就“拼了命”地去画画，再加上随着技术发展电脑喷绘大行其道，人再快也快不过机器。
强依赖出口的大芬村油画产业曾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大受打击，如今的疫情更是让这个小村落雪上加霜。
B站的一个UP主在去年年底去探访了油画村里的一位画师，他边画画边自嘲着说：“过去我画画，一个月是三万两万以上，随便都有。就是觉得很委屈我老婆，认识的时候一个月两三万块钱，现在一个月狂做，一个月才几千块钱。以前是画画来养家，现在赚不到钱了，还要省钱来养画。”
靠价格低廉的复制油画而崛起的大芬村，虽然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无疑也处在文化产业链的底端，它的前路并不好走。
艰难转型的“中国梵高”
2016年，有一部名为《中国梵高》的纪录片在中国和荷兰上映，讲述了大芬村的一位画师赵小勇的故事。
赵小勇专攻梵高，靠着临摹梵高他开了个家庭作坊式的油画店，收了几个徒弟，娶了老婆。他们白天挤在画室里画向日葵，晚上一起看讲述梵高一生的电影。
“我得了病了，我画了这些画，大家都不认同。”电影里梵高疯狂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电影外画工们喃喃地重复着这句台词。
赵小勇说，梵高所有的作品他都画过了。《鸢尾花》、《向日葵》他画了两万多幅，订单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差不多可以画10幅梵高的画。
在一直合作的一位荷兰画商的赞助下，赵小勇画了20年梵高之后终于有机会抵达荷兰，亲眼看看自己的画买去了哪里和梵高的真迹。
然而巨大的想象落空，一直交易的荷兰画商开的并非一家高级画廊，而是博物馆旁边的一家纪念品商店。赵小勇的一副最小的《向日葵》只要几十块钱，在荷兰的纪念品商店里卖到30多欧元。
当他终于来到美术馆，看到梵高自画像的真迹时，他喃喃自语：“颜色不一样。”第二天，赵小勇找到了梵高的墓，他给梵高墓前点上了三根烟，是感谢，也是告别。
赵小勇给梵高“上墓”
从荷兰回到大芬村后，赵小勇想要放弃临摹，开始创作自己的油画。他说他不想再当画工，想当画家。
赵小勇参观梵高博物馆后的感慨
和赵小勇一样，想从画工成为画家的，还有大芬村。
这个小村落正在深圳征服的扶持下进行自己的产业升级。疫情前，大芬村已经聚集了300多位原创画家，2010年至2015年期间，大芬有近百幅原创作品入选国家、省级美展。
而为了应对租金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大芬村画商们把门店开到了线上。目前大芬有1700多家淘宝店，400多家天猫店，100多家京东店，而微商则是家家都参与的。
如果你在淘宝搜索“油画”，可以看到大部分商家都来自深圳。
原创转型并不容易，大芬村所营造的是市场环境，而非原创艺术环境，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大芬村的画师们被训练的是油画市场供应，而非原创油画艺术创作。而原创画家们来到大芬村也往往会因为欠缺市场竞争力而逃离。
摆在大芬村面前的转型问题，依旧艰巨。这个村落可能是离艺术最近的地方，但也是离创造最远的地方。
脚踏大芬，仰望星空
大芬村的土地上，仍在聚集了8000多位文化产业从业者，他们是深圳时代轨迹中的一份子，艺术之于他们是谋生的工具，也是追求的远方。如果他们和这个城中村一起寻找着新的可能性。
曾经的赵小勇们，为了生活疯狂临摹“大师们”的杰作，一幅接着一幅，混淆了日夜，仿佛一个印刷机器。而如今的他们开始尝试自己作画，走上了从“画工”到“画家”，从复制到原创的转型道路。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人这其中有多少人能成功，我们着期待他们成功。
因为，这是赵小勇的故事，是大芬村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
以下文章来源于五环外 ，作者五环事务所
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大芬村坐落在深圳布吉镇，俯瞰下去和深圳遍布的城中村大同小异，但走进这里你一定会琳琅满目的“梵高”和“莫奈”所震惊。狭小的街道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画廊，光着膀子的画工们就站在巷子里作画，连空气都浸润着油画染料的气息。
这个只有0.4平方公里的客家小村落，是世界三大油画基地之一。这里每年油画出口总额超过5亿元，有一万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师。巅峰时期，这个城中村出品的油画占据了国际市场70%以上的份额。
大芬村不仅仅有着“中国油画第一村”的称号，甚至还曾经被称作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如今，这个传奇小镇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败。
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崛起和困顿
从一个只有300个人居住的小村庄，到聚集了上万名画师的全球最大商品油画聚集地，从“大粪村”到“中国油画第一村”，都源自于1989年香港商人黄江的一次决定。
当时黄江带着60多个画工来到这个小村落，在毗邻的大都市深圳的对比下大芬村的环境显得更加恶劣，60多个画工锐减到20多人。当时的黄江还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想着要在大芬呆多久，只想着画油画，然后卖出去。
慢慢地，黄江的画打出了名声，不再仅仅销往香港，开始做起了外销。1992年，一个法国客户给了他36万张画的订单，规定一个半月完成。
“时间紧量又大，我就采用流水线的方式来处理这批画，将20多位画工分为几个部分，分别负责画天、画山、画水和树，同一个人画相同的东西，各幅画差别很小，质量比较稳定，效率也很高。
后来，老外来验货，看到这些画像是复印出来一样，感到很惊讶，也很满意。这事在行业内被传为佳话，我的名声也被广为传播。”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大芬模式”的雏形。
黄江是一个商人，他最初的想法就是：油画能赚钱！
正因此，他催生出了大芬独有的先预定再制作的运作模式。在大芬村，复制油画形成了一条产、供、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画工、代理商和经纪人在这条产业链上分工明确。
大芬村将“订货”放在了第一环节，“大芬模式”的成功是将“艺术”充分市场化的结果。资本是大芬油画等相关产业运行的“血液系统”；而高素质和价格低廉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则是如虎添翼。
在这里，“艺术”因赚钱生产，无数农民工也嗅着金钱和染料的味道寻来。他们放下锄头，提起画笔谋生，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画工”。
正在作画的大芬村画师们
不需要经过系统的美术训练，大芬村的“画工”们大多只经过一两个月的学艺就可以上阵了，最初学艺时，甚至没有报酬。他们挤在狭小炎热的画室里，没日没夜地临摹着世界名画。
大芬村兴起之前，全球的油画工艺品大多来自韩国，那里画师一个月的月薪是20000元，而同样的价格在大芬村可以支付20名中国画师。
再一次，中国制造靠“物美价廉”而取胜。
不同于普通城中村的大芬村
然后现如今，大芬村却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毕竟，曾经的大芬村快速崛起依赖的就是低廉的人力和土地。而如今即使只是一个城中村，商铺也寸土寸金，工人们也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处那时拿着吃饱饭的钱就“拼了命”地去画画，再加上随着技术发展电脑喷绘大行其道，人再快也快不过机器。
强依赖出口的大芬村油画产业曾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大受打击，如今的疫情更是让这个小村落雪上加霜。
B站的一个UP主在去年年底去探访了油画村里的一位画师，他边画画边自嘲着说：“过去我画画，一个月是三万两万以上，随便都有。就是觉得很委屈我老婆，认识的时候一个月两三万块钱，现在一个月狂做，一个月才几千块钱。以前是画画来养家，现在赚不到钱了，还要省钱来养画。”
靠价格低廉的复制油画而崛起的大芬村，虽然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无疑也处在文化产业链的底端，它的前路并不好走。
艰难转型的“中国梵高”
2016年，有一部名为《中国梵高》的纪录片在中国和荷兰上映，讲述了大芬村的一位画师赵小勇的故事。
赵小勇专攻梵高，靠着临摹梵高他开了个家庭作坊式的油画店，收了几个徒弟，娶了老婆。他们白天挤在画室里画向日葵，晚上一起看讲述梵高一生的电影。
“我得了病了，我画了这些画，大家都不认同。”电影里梵高疯狂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电影外画工们喃喃地重复着这句台词。
赵小勇说，梵高所有的作品他都画过了。《鸢尾花》、《向日葵》他画了两万多幅，订单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差不多可以画10幅梵高的画。
在一直合作的一位荷兰画商的赞助下，赵小勇画了20年梵高之后终于有机会抵达荷兰，亲眼看看自己的画买去了哪里和梵高的真迹。
然而巨大的想象落空，一直交易的荷兰画商开的并非一家高级画廊，而是博物馆旁边的一家纪念品商店。赵小勇的一副最小的《向日葵》只要几十块钱，在荷兰的纪念品商店里卖到30多欧元。
当他终于来到美术馆，看到梵高自画像的真迹时，他喃喃自语：“颜色不一样。”第二天，赵小勇找到了梵高的墓，他给梵高墓前点上了三根烟，是感谢，也是告别。
赵小勇给梵高“上墓”
从荷兰回到大芬村后，赵小勇想要放弃临摹，开始创作自己的油画。他说他不想再当画工，想当画家。
赵小勇参观梵高博物馆后的感慨
和赵小勇一样，想从画工成为画家的，还有大芬村。
这个小村落正在深圳征服的扶持下进行自己的产业升级。疫情前，大芬村已经聚集了300多位原创画家，2010年至2015年期间，大芬有近百幅原创作品入选国家、省级美展。
而为了应对租金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大芬村画商们把门店开到了线上。目前大芬有1700多家淘宝店，400多家天猫店，100多家京东店，而微商则是家家都参与的。
如果你在淘宝搜索“油画”，可以看到大部分商家都来自深圳。
原创转型并不容易，大芬村所营造的是市场环境，而非原创艺术环境，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大芬村的画师们被训练的是油画市场供应，而非原创油画艺术创作。而原创画家们来到大芬村也往往会因为欠缺市场竞争力而逃离。
摆在大芬村面前的转型问题，依旧艰巨。这个村落可能是离艺术最近的地方，但也是离创造最远的地方。
脚踏大芬，仰望星空
大芬村的土地上，仍在聚集了8000多位文化产业从业者，他们是深圳时代轨迹中的一份子，艺术之于他们是谋生的工具，也是追求的远方。如果他们和这个城中村一起寻找着新的可能性。
曾经的赵小勇们，为了生活疯狂临摹“大师们”的杰作，一幅接着一幅，混淆了日夜，仿佛一个印刷机器。而如今的他们开始尝试自己作画，走上了从“画工”到“画家”，从复制到原创的转型道路。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人这其中有多少人能成功，我们着期待他们成功。
因为，这是赵小勇的故事，是大芬村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
前几天后备箱整理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后座折叠的开关，也没当回事，今天中午一个急刹车，哐当～后座折叠了[允悲]
最近因为房子装修掉了无数根头发了，砖的花色不合适，吊顶的高度不一致，灯的开孔距离不一致，物业不让打排气孔，工人有工人的想法，还非要劝服我，一下不坚定都不行，不天天去更不行。
今天中午过去送地漏和止逆阀，发现师傅用砖把油烟机的烟道给糊上了，师傅说没看见插座，以为是装的集成灶[费解]，师傅就不能问问我嘛！这真的是大家都会犯的毛病-自以为是！就像吊顶的师傅自以为自己的灯开孔开的很好，包工头师傅自以为选的砖很好看，黑金色的过门石和踢脚线，我已经哭晕好几次了[泪]
最近因为房子装修掉了无数根头发了，砖的花色不合适，吊顶的高度不一致，灯的开孔距离不一致，物业不让打排气孔，工人有工人的想法，还非要劝服我，一下不坚定都不行，不天天去更不行。
今天中午过去送地漏和止逆阀，发现师傅用砖把油烟机的烟道给糊上了，师傅说没看见插座，以为是装的集成灶[费解]，师傅就不能问问我嘛！这真的是大家都会犯的毛病-自以为是！就像吊顶的师傅自以为自己的灯开孔开的很好，包工头师傅自以为选的砖很好看，黑金色的过门石和踢脚线，我已经哭晕好几次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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