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十首热血古诗词》
每一首有一个千古名句，
每一句都令人热血沸腾
当战士上战场奋勇杀敌时，让人热血沸腾；
当读到豪放的诗词时，也让人热血沸腾。
一、《塞下曲六首》
唐·李白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却是抱着马鞍睡觉。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一句让人热血沸腾。“直”与“愿”字呼应，语气斩截强烈，一派心声，喷涌而出，自有夺人心魄的艺术感召力。
我愿赴边关，奋斗到最后一刻。
二、《出塞》
清·徐锡麟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出征的战士应当高唱军歌胜利归来，决心把满族统治者赶出山海关。战士只知道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哪会想将来战死后尸体以马革包裹而还。
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谁读到这一句，不会为之感动呢？
三、《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酒筵上甘醇的葡萄美酒盛满在夜光杯之中，正要畅饮时，马上琵琶也声声响起，仿佛催人出征。如果醉卧在沙场上，也请你不要笑话，古来出外打仗的能有几人返回家乡？
“醉卧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和豪华的筵席所显示的热烈气氛是一致的。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洋溢着视死如归的气概，曾经打动过无数热血男儿心灵深处最柔弱部分。
四、《白马篇》
两汉·曹植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此诗以曲折动人的情节描写边塞游侠儿捐躯赴难、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塑造了边疆地区一位武艺高超、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游侠少年形象，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为国家解危难奋勇献身，把死亡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
捐躯赴国难，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五、《从军行七首·其四》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青海湖上乌云密布，遮得连绵雪山一片黯淡。边塞古城，玉门雄关，远隔千里，遥遥相望。守边将士身经百战，铠甲磨穿，壮志不灭，不打败进犯之敌，誓不返回家乡。
世事变幻，不变的是一颗为国奉献的心。
六、《从军行》
唐·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颇有气概：我宁愿做个低级军官为国冲锋陷阵，也胜过当个白面书生只会雕句寻章。
好男儿，当国家罹难时，会奋不顾身，奔上疆场。
七、《哥舒歌》
唐·西鄙人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黑夜里北斗七星挂得高高，哥舒翰勇猛守边夜带宝刀。吐蕃族至今牧马只敢远望，他们再不敢南来越过临洮。
“哥舒夜带刀”五个字干净利落，好像是一幅引人注目的人物画像。在那简炼有力、富有特征的形象中，蕴藏了一股英武之气，给人一种战则能胜的信心。
想当年大唐的风采，长安城也是万国来朝，寸土寸金难自弃。
八、《雁门太守行》
唐·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此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全诗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
为了报答国君招用贤才的诚意，手挥舞着利剑甘愿为国血战到死！
为了心中的崇敬向往又不可及，真的可以豁出性命。
九、《送魏大从军》
唐·陈子昂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
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
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
陈子昂送友人去从军，一扫同类题材的悲切之风，从大处着眼，激励出征者立功沙场，并抒发了作者的慷慨壮志，很能代表陈子昂的文学主张。
雁门山横亘在代州北面，飞狐塞远远连接云中郡。不要让燕然山上只留下汉将的功绩，也要有大唐将士的赫赫战功。
全诗一气呵成，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精神，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令人读来如闻战鼓，有气壮山河之势。
十、《满江红·写怀》
宋·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代表了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之志，词里句中无不透出雄壮之气，显示了作者忧国报国的壮志胸怀。
谁读到这首词，不会热血沸腾呢？
它作为爱国将领的抒怀之作，情调激昂，慷慨壮烈，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奋发图强，雪耻若渴的神威，从而成为反侵略战争的名篇。
（图、文均来自网络，著作权归原作者） https://t.cn/z8Aeuzc
每一首有一个千古名句，
每一句都令人热血沸腾
当战士上战场奋勇杀敌时，让人热血沸腾；
当读到豪放的诗词时，也让人热血沸腾。
一、《塞下曲六首》
唐·李白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却是抱着马鞍睡觉。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一句让人热血沸腾。“直”与“愿”字呼应，语气斩截强烈，一派心声，喷涌而出，自有夺人心魄的艺术感召力。
我愿赴边关，奋斗到最后一刻。
二、《出塞》
清·徐锡麟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出征的战士应当高唱军歌胜利归来，决心把满族统治者赶出山海关。战士只知道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哪会想将来战死后尸体以马革包裹而还。
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谁读到这一句，不会为之感动呢？
三、《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酒筵上甘醇的葡萄美酒盛满在夜光杯之中，正要畅饮时，马上琵琶也声声响起，仿佛催人出征。如果醉卧在沙场上，也请你不要笑话，古来出外打仗的能有几人返回家乡？
“醉卧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和豪华的筵席所显示的热烈气氛是一致的。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洋溢着视死如归的气概，曾经打动过无数热血男儿心灵深处最柔弱部分。
四、《白马篇》
两汉·曹植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此诗以曲折动人的情节描写边塞游侠儿捐躯赴难、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塑造了边疆地区一位武艺高超、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游侠少年形象，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为国家解危难奋勇献身，把死亡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
捐躯赴国难，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五、《从军行七首·其四》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青海湖上乌云密布，遮得连绵雪山一片黯淡。边塞古城，玉门雄关，远隔千里，遥遥相望。守边将士身经百战，铠甲磨穿，壮志不灭，不打败进犯之敌，誓不返回家乡。
世事变幻，不变的是一颗为国奉献的心。
六、《从军行》
唐·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颇有气概：我宁愿做个低级军官为国冲锋陷阵，也胜过当个白面书生只会雕句寻章。
好男儿，当国家罹难时，会奋不顾身，奔上疆场。
七、《哥舒歌》
唐·西鄙人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黑夜里北斗七星挂得高高，哥舒翰勇猛守边夜带宝刀。吐蕃族至今牧马只敢远望，他们再不敢南来越过临洮。
“哥舒夜带刀”五个字干净利落，好像是一幅引人注目的人物画像。在那简炼有力、富有特征的形象中，蕴藏了一股英武之气，给人一种战则能胜的信心。
想当年大唐的风采，长安城也是万国来朝，寸土寸金难自弃。
八、《雁门太守行》
唐·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此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全诗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
为了报答国君招用贤才的诚意，手挥舞着利剑甘愿为国血战到死！
为了心中的崇敬向往又不可及，真的可以豁出性命。
九、《送魏大从军》
唐·陈子昂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
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
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
陈子昂送友人去从军，一扫同类题材的悲切之风，从大处着眼，激励出征者立功沙场，并抒发了作者的慷慨壮志，很能代表陈子昂的文学主张。
雁门山横亘在代州北面，飞狐塞远远连接云中郡。不要让燕然山上只留下汉将的功绩，也要有大唐将士的赫赫战功。
全诗一气呵成，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精神，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令人读来如闻战鼓，有气壮山河之势。
十、《满江红·写怀》
宋·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代表了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之志，词里句中无不透出雄壮之气，显示了作者忧国报国的壮志胸怀。
谁读到这首词，不会热血沸腾呢？
它作为爱国将领的抒怀之作，情调激昂，慷慨壮烈，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奋发图强，雪耻若渴的神威，从而成为反侵略战争的名篇。
（图、文均来自网络，著作权归原作者） https://t.cn/z8Aeuzc
北交所开市满月：改革效应显著 投资者入市意愿增强
记者 程丹
北交所开市满月。这一个月来，北交所82家公司总市值2611.94亿元，合计成交478.97亿元，股票日均换手率1.46%，个股波动在预期的合理范围内，价格走势较为平稳，北交所合格投资者开户数超460万户，较改革消息宣布前增加约1.7倍。
北交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北交所开市首月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改革积极效应显著。市场成交较改革前显著增加，上市新股集体上涨，市场参与热情提升，专业机构积极入场，投资者入市意愿增强。创新层、基础层受到带动，交投活跃度有效改善。
投资者参与热情较高
北交所开市一个月来，市场成交明显放量，活跃度提升，价格走势整体平稳。
11月15日～12月14日，北交所合计成交478.97亿元，其中首周成交212.49亿元，后续成交随开市效应消退而逐步收窄，变化趋势符合新设板块一般规律。市场流动性较精选层期间改善，第二周以来日均成交15.68亿元，较此前精选层增加3.07倍，股票日均换手率1.46%，较原精选层提高0.74个百分点，符合中小市值股票流动性特征。
其中，11只新股集体上涨，平均涨幅为110.84%；71只平移股票多数由开市前高位回调，但仍较改革消息宣布前上涨29.97%。从市场表现看，北交所日均振幅由开市首日的25.51%降至5.28%，股价逐渐趋于平稳；个股波动在预期的合理范围内，价格走势较为平稳，市场定价功能进一步完善。
同时，投资者参与热情较高，专业机构积极入场。截至12月14日，北交所合格投资者开户数超460万户，较改革消息宣布前增加约1.7倍。经过买卖双方充分博弈后，投资者已趋于理性，总体交易热度保持合理水平。除直接参与外，公募基金等其他渠道同样受到较高关注，首批8只主题基金全部实现半日超募。
开市至今，机构研报密集发布、调研热度高涨，带动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个股预期上涨。
北交所反哺效应显现，创新层、基础层交投明显改善。基础层、创新层价量显著提升。受北交所引领带动，基础层、创新层交投活跃度明显改善。改革消息宣布以来，三板成指、三板做市、创新成指累计涨跌幅分别为15.13%、34.79%、20.19%；北交所开市后，创新层基础层日均成交总额由开市前的8.35亿元增至8.86亿元，较改革消息宣布前增长1.83倍。
北交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北交所和新三板创新层、基础层呈现出一定的投资轮动效应。整体而言，北交所、新三板将持续为投资者分享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红利创造机遇。
后备企业数量充足
随着北交所改革效应的释放，越来越多企业等待在北交所上市。截至12月10日，北交所已受理企业共57家。从经营业绩看，这些企业盈利水平较高，成长性突出：盈利水平方面，2020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20.37%和18.00%，分别较现有北交所上市公司高出7.89和4.75个百分点；成长性方面，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平均为3.26亿元，净利润平均为4171.36万元，近两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16%、25.00%，营收增长速度较现有北交所上市公司持平，净利润增速高出北交所上市公司3.63个百分点。从研发情况看，57家北交所在审公司平均研发费用1604.87万元，研发强度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为4.84%、4.87%，分别较现有北交所上市公司高出0.62和0.41个百分点。
其中，32家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持续增长，26家公司近三年净利润持续增长，规模持续扩张。2021年上半年，在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平均为1.75亿元，净利润平均为1697.1万元，近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41%、21.09%，37家（占比64.91%）公司实现了营收和净利双增长，成长速度维持高位。
另外，还有187家北交所在辅企业，于9月2日以后提交材料的公司有62家，其中9月、10月、11月各有6家、15家、21家，12月上旬有20家，挂牌公司筹备北交所意愿逐渐强烈，筹备进程明显加快，为北交所上市公司储备了充足力量。据初步统计，截至12月14日，符合北交所财务条件的挂牌公司共有1200多家，净利润平均值为3666.13万元，后备企业储备资源充足。
市场流动性待提升
截至目前，北交所培育出了4只市值超百亿元股票，分别为贝特瑞、连城数控、吉林碳谷、长虹能源，总市值为777.54亿元、222.04亿元、193.25亿元、111.59亿元。
82家上市公司的整体成绩也不错。截至12月10日，这82家公司总市值2611.94亿元；总市值均值为31.85亿元；总市值中位数为13.12亿元。91.46%的公司总市值在50亿元以下，同期沪深总市值50亿元以下公司占比41.24%。
同时，北交所整体静态市盈率为45倍，科创板、创业板、沪市主板、深市主板市盈率分别为72.15倍、61.11倍、16.69倍、26.45倍。作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北交所的估值水平与沪深市场形成差异梯度。市场换手率水平达到新高度。纵向看，2020年7月27日以来，北交所（精选层）股票年化换手率208.72%（日均0.86%）；北交所开市以来，年化换手率497.93%（日均2.68%）。
北交所的设立，极大带动社会各方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等相关概念的关注，地方政府、中介机构纷纷集中精力聚焦北交所。中信建投（601066）投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李旭东表示，北交所是资本市场创新驱动的重要环节，也是证券公司服务科技创新、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抓手，并将对券商的投行、投资、研究、经纪等各业务板块带来新机会、提出新要求，尤其是将推动投行向研究驱动、认知驱动迈进。
李旭东认为，北交所服务的企业，具有更早、更小、更新的特点，因此在制度设计方面，更应当量体裁衣，北交所具有包容的制度建设，是更为大胆的突破，也是北交所最核心的特征。
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更多政策举措激发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完善北交所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市场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契合度和适配性。
记者 程丹
北交所开市满月。这一个月来，北交所82家公司总市值2611.94亿元，合计成交478.97亿元，股票日均换手率1.46%，个股波动在预期的合理范围内，价格走势较为平稳，北交所合格投资者开户数超460万户，较改革消息宣布前增加约1.7倍。
北交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北交所开市首月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改革积极效应显著。市场成交较改革前显著增加，上市新股集体上涨，市场参与热情提升，专业机构积极入场，投资者入市意愿增强。创新层、基础层受到带动，交投活跃度有效改善。
投资者参与热情较高
北交所开市一个月来，市场成交明显放量，活跃度提升，价格走势整体平稳。
11月15日～12月14日，北交所合计成交478.97亿元，其中首周成交212.49亿元，后续成交随开市效应消退而逐步收窄，变化趋势符合新设板块一般规律。市场流动性较精选层期间改善，第二周以来日均成交15.68亿元，较此前精选层增加3.07倍，股票日均换手率1.46%，较原精选层提高0.74个百分点，符合中小市值股票流动性特征。
其中，11只新股集体上涨，平均涨幅为110.84%；71只平移股票多数由开市前高位回调，但仍较改革消息宣布前上涨29.97%。从市场表现看，北交所日均振幅由开市首日的25.51%降至5.28%，股价逐渐趋于平稳；个股波动在预期的合理范围内，价格走势较为平稳，市场定价功能进一步完善。
同时，投资者参与热情较高，专业机构积极入场。截至12月14日，北交所合格投资者开户数超460万户，较改革消息宣布前增加约1.7倍。经过买卖双方充分博弈后，投资者已趋于理性，总体交易热度保持合理水平。除直接参与外，公募基金等其他渠道同样受到较高关注，首批8只主题基金全部实现半日超募。
开市至今，机构研报密集发布、调研热度高涨，带动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个股预期上涨。
北交所反哺效应显现，创新层、基础层交投明显改善。基础层、创新层价量显著提升。受北交所引领带动，基础层、创新层交投活跃度明显改善。改革消息宣布以来，三板成指、三板做市、创新成指累计涨跌幅分别为15.13%、34.79%、20.19%；北交所开市后，创新层基础层日均成交总额由开市前的8.35亿元增至8.86亿元，较改革消息宣布前增长1.83倍。
北交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北交所和新三板创新层、基础层呈现出一定的投资轮动效应。整体而言，北交所、新三板将持续为投资者分享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红利创造机遇。
后备企业数量充足
随着北交所改革效应的释放，越来越多企业等待在北交所上市。截至12月10日，北交所已受理企业共57家。从经营业绩看，这些企业盈利水平较高，成长性突出：盈利水平方面，2020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20.37%和18.00%，分别较现有北交所上市公司高出7.89和4.75个百分点；成长性方面，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平均为3.26亿元，净利润平均为4171.36万元，近两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16%、25.00%，营收增长速度较现有北交所上市公司持平，净利润增速高出北交所上市公司3.63个百分点。从研发情况看，57家北交所在审公司平均研发费用1604.87万元，研发强度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为4.84%、4.87%，分别较现有北交所上市公司高出0.62和0.41个百分点。
其中，32家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持续增长，26家公司近三年净利润持续增长，规模持续扩张。2021年上半年，在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平均为1.75亿元，净利润平均为1697.1万元，近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41%、21.09%，37家（占比64.91%）公司实现了营收和净利双增长，成长速度维持高位。
另外，还有187家北交所在辅企业，于9月2日以后提交材料的公司有62家，其中9月、10月、11月各有6家、15家、21家，12月上旬有20家，挂牌公司筹备北交所意愿逐渐强烈，筹备进程明显加快，为北交所上市公司储备了充足力量。据初步统计，截至12月14日，符合北交所财务条件的挂牌公司共有1200多家，净利润平均值为3666.13万元，后备企业储备资源充足。
市场流动性待提升
截至目前，北交所培育出了4只市值超百亿元股票，分别为贝特瑞、连城数控、吉林碳谷、长虹能源，总市值为777.54亿元、222.04亿元、193.25亿元、111.59亿元。
82家上市公司的整体成绩也不错。截至12月10日，这82家公司总市值2611.94亿元；总市值均值为31.85亿元；总市值中位数为13.12亿元。91.46%的公司总市值在50亿元以下，同期沪深总市值50亿元以下公司占比41.24%。
同时，北交所整体静态市盈率为45倍，科创板、创业板、沪市主板、深市主板市盈率分别为72.15倍、61.11倍、16.69倍、26.45倍。作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北交所的估值水平与沪深市场形成差异梯度。市场换手率水平达到新高度。纵向看，2020年7月27日以来，北交所（精选层）股票年化换手率208.72%（日均0.86%）；北交所开市以来，年化换手率497.93%（日均2.68%）。
北交所的设立，极大带动社会各方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等相关概念的关注，地方政府、中介机构纷纷集中精力聚焦北交所。中信建投（601066）投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李旭东表示，北交所是资本市场创新驱动的重要环节，也是证券公司服务科技创新、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抓手，并将对券商的投行、投资、研究、经纪等各业务板块带来新机会、提出新要求，尤其是将推动投行向研究驱动、认知驱动迈进。
李旭东认为，北交所服务的企业，具有更早、更小、更新的特点，因此在制度设计方面，更应当量体裁衣，北交所具有包容的制度建设，是更为大胆的突破，也是北交所最核心的特征。
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更多政策举措激发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完善北交所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市场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契合度和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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