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狮融媒即时新闻# 【“宋元中国看泉州，海丝航标看石狮” 活动引石狮旅菲侨亲关注 菲律宾石狮同乡总会发贺信祝贺】晚上，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宋元中国看泉州，海丝航标看石狮”成功启动的消息通过石狮市融媒体中心报道传遍世界，也引起旅菲石狮侨亲的关注，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暨全体理监事第一时间向石狮市委市政府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贺信写到：石狮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是泉州“东亚文化之都”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将推动石狮文旅产业高品质发展。相信通过此次活动，将激发全市人民全面推进建设现代化商贸之都。相信家乡石狮的明天会更加美好！（石狮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琳毅 播报）
贺信写到：石狮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是泉州“东亚文化之都”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将推动石狮文旅产业高品质发展。相信通过此次活动，将激发全市人民全面推进建设现代化商贸之都。相信家乡石狮的明天会更加美好！（石狮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琳毅 播报）
资讯丨深圳旧改新规实施2月后，这些要点值得关注...。
近日，2021中国城市更新创新发展（深圳）峰会举办，带来关于深圳城市更新的探讨和最新消息，专家及开发商介绍了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实施2个月后，哪些要点值得关注。
另外，光明大街拆迁又有新进展！光明大街东段已清租113户，完成率98%；已签约87户，完成率75%。计划5月底前完成剩余30户业主的签约。
旧改新规实施2个月后，这些要点值得关注4月23、24日，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在深举办“2021中国城市更新创新发展（深圳）峰会”。来看看峰会亮点：
1、未来广东城市更新或面临更多“硬骨头”，分工需进一步明晰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志提到，城市更新具有渐进性、周期性与长期性。他表示，“这是未来十年将会遇到的问题。”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副总规划师、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江在演讲中明确提到，深圳城市更新由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深圳城市更新的主力军就是广大开发商，他们给予市场足够活力。眼下城市更新推进比较快，相对理想。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明晰哪些事是政府做，哪些事由市场做。”
2、赎楼、预告登记、产权注销，城市更新有哪些难点？
2010年第一批被列入计划的8个旧小区历经十年更新，有了“快速进展”的态势，如万科南苑新村、新世界华泰小区、卓越桥东、深业鹤塘岭等等，可仍有旧小区因为权力主体分散，问题复杂等原因无法进入实施主体阶段，后续推进工作仍旧困难重重。
在23日下午的“新时代城市更新制度建设探索”分论坛中，就点出了这些困窘：
深圳市城市更新协会副会长、路劲地产深圳公司总经理许惠君表示，路劲地产旗下海涛花园旧改项目也是第一批纳入城市更新单元的老旧小区，至今改造过程已逾十年，因为涉及权利主体众多、法律问题复杂无法实现100%签约。
据介绍——
2016年，海涛花园启动搬迁，已签约搬迁业主至今仍在四处租房，居无定所，80多位老人在离世之前未能如愿搬入新居。
由于《条例》的配套文件与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导致《条例》无法真正落地。
比如，针对“搬迁难”设计的“行政调解”和“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仍是原则性规定，需要市区两级政府加以协调推动实施细则的进一步细化。而旧住宅项目遇到的签约搬迁后物业权力转让问题、抵押类、查封类物业的注销问题以及业主配合赎楼问题等都亟待解决。
路劲地产反映的问题并非特例：
● 赎楼是大部分城市更新项目面临的紧迫问题，这涉及到金融政策以及房地产贷款政策随时变化，对于体量较大的旧住宅项目，督促业主办理赎楼存在很大推进难度。
● 还有产权注销问题，签约后权利主体不配合办理产权注销，项目无法真正开发，已签约业主在这个环节想跟开发主体继续“博弈”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而目前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在细则未出台前，暂不受理有关拆迁类合同的预告登记，这意味着法律与政策的生效实施与真正落地之间有差距。
3、期待《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细则
从论坛来看，开发商乐见新政出台，可是对于新政出台后的再细化执行，如何让法律法规可以直接解决城市更新当中遇到的困难，仍有更多需要明确之处。
深圳市司法局一级调研员黄祥钊在论坛中表示，《条例》已经颁布实施，但是推动制度的落地见效是城市更新工作的关键和重心，他表示，“《条例》在宏观方面构建了城市更新制度体系，但是制度如何落实见效？需要贯彻落实配套办法。往后，我们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司法局，这些工作也要抓紧推进。”
从城中村到现代化住宅、写字楼、城市综合体……深圳城市更新走过十余年历史，未来城市更新除了可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完善城市功能，更多的是向城市绿色发展、历史文脉延续、品质提升以及智慧城市等城市建设方向迈进。
光明大街东段拆迁新进展！签约工作预计5月底完成
4月22日，光明街道召开光明大街市政工程东段拆迁工作动员大会。
截至目前，光明大街东段已清租113户，完成率98%；已签约87户，完成率75%。按照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要在5月底前完成剩余30户业主的签约。
光明大街是光明中心区三横两纵交通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激活中心片区空间重构的重要一环，对推动中心区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月2日，光明开展年后首次清拆，即第十一次清拆活动，拆除位于光明大街地铁口旁的建筑物。
光明大街市政工程一标段正在开展，总体形象进度完成23.5%，预计将于今年完成一标段的主体施工。
据悉，光明大街（光侨路-华夏二路）市政工程位于光明翠湖公园南侧，东西走向贯穿光明中心区，分为2个标段，以光明大道为分段点，一标段（西段）从华夏二路至光明大道，二标段（东段）从光明大道至光侨路，全程以华夏二路为起点，以光侨路为终点，全长约2.284Km。工程为改扩建工程，等级为城市主干道，双向6车道，红线宽度51m。
光明大街（光侨路-华夏二路）效果图
光明大街是光明中心区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成为光明中心区商业、工业、办公、居住的综合性主干道，进一步完善光明街道“三纵两横”路网格局。
工程建设将原有双向4车道改为双向6车道，在原有道路基础上向周边拓宽，增加车道数量，扩大车流容量，将有效改善片区拥堵问题，解决民众出行难题。
近日，2021中国城市更新创新发展（深圳）峰会举办，带来关于深圳城市更新的探讨和最新消息，专家及开发商介绍了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实施2个月后，哪些要点值得关注。
另外，光明大街拆迁又有新进展！光明大街东段已清租113户，完成率98%；已签约87户，完成率75%。计划5月底前完成剩余30户业主的签约。
旧改新规实施2个月后，这些要点值得关注4月23、24日，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在深举办“2021中国城市更新创新发展（深圳）峰会”。来看看峰会亮点：
1、未来广东城市更新或面临更多“硬骨头”，分工需进一步明晰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志提到，城市更新具有渐进性、周期性与长期性。他表示，“这是未来十年将会遇到的问题。”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副总规划师、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江在演讲中明确提到，深圳城市更新由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深圳城市更新的主力军就是广大开发商，他们给予市场足够活力。眼下城市更新推进比较快，相对理想。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明晰哪些事是政府做，哪些事由市场做。”
2、赎楼、预告登记、产权注销，城市更新有哪些难点？
2010年第一批被列入计划的8个旧小区历经十年更新，有了“快速进展”的态势，如万科南苑新村、新世界华泰小区、卓越桥东、深业鹤塘岭等等，可仍有旧小区因为权力主体分散，问题复杂等原因无法进入实施主体阶段，后续推进工作仍旧困难重重。
在23日下午的“新时代城市更新制度建设探索”分论坛中，就点出了这些困窘：
深圳市城市更新协会副会长、路劲地产深圳公司总经理许惠君表示，路劲地产旗下海涛花园旧改项目也是第一批纳入城市更新单元的老旧小区，至今改造过程已逾十年，因为涉及权利主体众多、法律问题复杂无法实现100%签约。
据介绍——
2016年，海涛花园启动搬迁，已签约搬迁业主至今仍在四处租房，居无定所，80多位老人在离世之前未能如愿搬入新居。
由于《条例》的配套文件与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导致《条例》无法真正落地。
比如，针对“搬迁难”设计的“行政调解”和“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仍是原则性规定，需要市区两级政府加以协调推动实施细则的进一步细化。而旧住宅项目遇到的签约搬迁后物业权力转让问题、抵押类、查封类物业的注销问题以及业主配合赎楼问题等都亟待解决。
路劲地产反映的问题并非特例：
● 赎楼是大部分城市更新项目面临的紧迫问题，这涉及到金融政策以及房地产贷款政策随时变化，对于体量较大的旧住宅项目，督促业主办理赎楼存在很大推进难度。
● 还有产权注销问题，签约后权利主体不配合办理产权注销，项目无法真正开发，已签约业主在这个环节想跟开发主体继续“博弈”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而目前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在细则未出台前，暂不受理有关拆迁类合同的预告登记，这意味着法律与政策的生效实施与真正落地之间有差距。
3、期待《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细则
从论坛来看，开发商乐见新政出台，可是对于新政出台后的再细化执行，如何让法律法规可以直接解决城市更新当中遇到的困难，仍有更多需要明确之处。
深圳市司法局一级调研员黄祥钊在论坛中表示，《条例》已经颁布实施，但是推动制度的落地见效是城市更新工作的关键和重心，他表示，“《条例》在宏观方面构建了城市更新制度体系，但是制度如何落实见效？需要贯彻落实配套办法。往后，我们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司法局，这些工作也要抓紧推进。”
从城中村到现代化住宅、写字楼、城市综合体……深圳城市更新走过十余年历史，未来城市更新除了可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完善城市功能，更多的是向城市绿色发展、历史文脉延续、品质提升以及智慧城市等城市建设方向迈进。
光明大街东段拆迁新进展！签约工作预计5月底完成
4月22日，光明街道召开光明大街市政工程东段拆迁工作动员大会。
截至目前，光明大街东段已清租113户，完成率98%；已签约87户，完成率75%。按照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要在5月底前完成剩余30户业主的签约。
光明大街是光明中心区三横两纵交通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激活中心片区空间重构的重要一环，对推动中心区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月2日，光明开展年后首次清拆，即第十一次清拆活动，拆除位于光明大街地铁口旁的建筑物。
光明大街市政工程一标段正在开展，总体形象进度完成23.5%，预计将于今年完成一标段的主体施工。
据悉，光明大街（光侨路-华夏二路）市政工程位于光明翠湖公园南侧，东西走向贯穿光明中心区，分为2个标段，以光明大道为分段点，一标段（西段）从华夏二路至光明大道，二标段（东段）从光明大道至光侨路，全程以华夏二路为起点，以光侨路为终点，全长约2.284Km。工程为改扩建工程，等级为城市主干道，双向6车道，红线宽度51m。
光明大街（光侨路-华夏二路）效果图
光明大街是光明中心区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成为光明中心区商业、工业、办公、居住的综合性主干道，进一步完善光明街道“三纵两横”路网格局。
工程建设将原有双向4车道改为双向6车道，在原有道路基础上向周边拓宽，增加车道数量，扩大车流容量，将有效改善片区拥堵问题，解决民众出行难题。
两会关注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描绘和谐新“枫”景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1-03-08
代表委员谈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
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描绘和谐新“枫”景
□ 两会关注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昊 杜洋
时光荏苒，“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已历经半个多世纪。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是各级政法机关矢志不渝用行动解答的课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来自政法机关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运用“枫桥经验”从矛盾化解到预防的新实践。
连通“毛细血管”预防矛盾
山西省太原市金刚里社区，共有27个小区，大街小巷四通八达，出租房屋集中、暂住人口流动频繁。
2020年以来，以前“难干、难管、难防”的金刚里社区仅有46起矛盾纠纷，并且全部得到彻底化解。这是如何做到的？
这得益于杨蓉。从警29年，全国人大代表、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扎根在社区，创新运用“枫桥经验”，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发生。
杨蓉在社区警务室创建了基层矛盾分类分级动态多元联调机制，又创新搭建了“掌上警务室”网上群众工作平台，成为山西公安“掌上派出所”的建设蓝本。
2019年公安部部署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此后，社会治安管理的“末梢神经”“毛细血管”被全面激活，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公安机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同样在矛盾纠纷调处一线，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则打通公共法律服务与各诉讼环节衔接多元化解纠纷，预防矛盾升级。
“律师参与调解，也是多元解纷、诉源治理的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律协副会长张慧介绍说，云南省建立了多元解纷、溯源治理工作机制，法院、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事业单位等多种组织参与。通过“云解纷”平台打破政法机关壁垒，逐步实现数据共享共通；通过人员配置，进行分门类、分行业的诉讼外调解。
对于预防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点赞了“村民评理说事点”。辽宁省司法厅在省内建立11763个“村民评理说事点”，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去年，“村民评理说事点”共收集信息线索14.8万余条，化解矛盾纠纷12.3万余件。
“基层政法机关在社会治理的最前沿，如同深入群众生活的‘毛细血管’，既是化解矛盾的主要力量，又是预防纠纷的前哨站。”杨松说，通过践行“枫桥经验”，让毛细血管网络发达畅通，社会治理有机体更健康有活力。
调动各个“细胞”化解纠纷
涉三级检察院，持续6年的信访案件怎么办理；涉多地，高达4324万元的涉案资金如何追回……2020年，两件案子引起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的重视。
柳州市检察院办理的被害人谢某恩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刑事申诉案，调解涉及广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公安、法院、市场监督管理、银行等单位。专案组半年内跨多个省开展调解，通过多方协调，促使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和解。最终帮助申诉人谢某恩将涉案的4324万元全部追回，既化解了矛盾，又给因资金困难面临破产的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韦震玲介绍说，柳州市检察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群众信访工作纳入柳州市检察机关12309“一站式”服务综合平台；采取“检察＋N”立体调解，充分应用上下联动、横向联动、跨区域联动等联合模式，发动院内院外各种可运用的力量，同时，积极主动应用公开听证，公平公正化解社会矛盾。
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信访积案清理活动。从大检察官到普通检察干警，为案结事了人和政和不懈努力。
最高检每位院领导和检委会专职委员分别选择两到三件挂牌督办的疑难复杂信访积案进行包案化解，督促指导。各省级检察院均成立了由院领导担任组长的信访积案清理活动领导小组，专门研究部署本地信访积案清理活动。
一年来，检察机关巩固深化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着力推动检察长接访、公开听证、清理信访积案、司法救助等工作。
截至目前，最高检确定的348件5年以上重复访、长期访重点积案已办结346件，占全部重点信访积案的99.43%，其余两起案件处于未完结的司法程序当中。
一批陈年“骨头案”“钉子案”得以化解。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接收群众信访92.7万余件，信访总量下降4.3%，重复信访量下降13.8%。
如果把全国法院系统看成一个整体，每一家法院作为其中一个“细胞”都有着“网上+网下”多元解纷的“基因”，法官们也在身体力行地践行“枫桥经验”。
“案结事了之前，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践行‘枫桥经验’。”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丹东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金京哲，在去年履职过程中到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走访调研，听到执行法官这样说。
在华某向丹东中院申请强制执行矿石加工费的案件中，被执行企业隐瞒并转移财产，法定代表人“失联”。丹东中院坚持矛盾就地解决，坚决打击抗拒行为，同时为减少冲突，发出《预处罚通知书》。
“这样的惩戒‘考验期’让申请人信赖，让被执行人信服，促进了矛盾纠纷就地解决。”金京哲如是评价。
来自基层法院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厉莉告诉记者，房山法院将“多元调解+速裁”作为“一站式”建设以及坚持“枫桥经验”的具体实践，推进人民调解协议“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向纵深发展。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把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作为互联网+“枫桥经验”的创新举措，在线多元调解的应用成效和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成果喜人。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截至2020年底，3502家法院全部实现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对接，调解平台应用率达100%。平台入驻调解组织3万余个，调解员16万余人，覆盖了证券期货、金融、银行保险、劳动争议、涉侨、价格争议、知识产权等专业程度较高的纠纷领域，形成类型多样的解纷资源库。累计调解案件超过1360万件。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新收一审民事案件1313.6万件，同比下降5.166%。与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0年民事案件诉前调解成功增长至424万件。3年来，诉前调解成功的民事案件数量增长了6.5倍。
“多元”实践优化机制创新
“枫桥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政法机关创新发展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方法之“多元”、层次之“多元”、实践之“多元”不胜枚举。
“云南一些地区因地制宜，少数民族地区将民族文化融入解纷机制建设，我知道的就有白族‘金花调解’、彝族‘阿细调解’、佤族‘江三木洛调解’等符合当地风土人情、群众认可的调解工作室。靠近国境的地区设立了14个国门诉讼服务站开展跨境纠纷化解。”张慧介绍起调解工作“云南品牌”如数家珍。
江苏省推进“三官一律（警官、法官、检察官、律师）”进网格工作，强化矛盾纠纷快调快处快执，法院立案部门对提起诉讼的各类案件应当第一时间与“网格法官”对接，积极劝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特邀调解等非诉方式进行诉前调解。
贵州省司法厅完善联动响应机制，建立“一条热线进来、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工作模式，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依托大数据及时对群众来电咨询和反映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判。
安徽、广东、海南司法厅积极指导推动有条件的商会、行业协会、商事仲裁机构等设立人民调解组织、国际商事调解组织，以“调解+诉讼”“调解+仲裁”“国内调解+涉外调解”等多种形式构建特色商事争端调解机制。
杨松说，她期待基层队伍加强建设，创新运用信息化等新方法，涌现更多实践，为群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更好的法治氛围和途径。
（责任编辑：杨奕)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1-03-08
代表委员谈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
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描绘和谐新“枫”景
□ 两会关注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昊 杜洋
时光荏苒，“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已历经半个多世纪。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是各级政法机关矢志不渝用行动解答的课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来自政法机关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运用“枫桥经验”从矛盾化解到预防的新实践。
连通“毛细血管”预防矛盾
山西省太原市金刚里社区，共有27个小区，大街小巷四通八达，出租房屋集中、暂住人口流动频繁。
2020年以来，以前“难干、难管、难防”的金刚里社区仅有46起矛盾纠纷，并且全部得到彻底化解。这是如何做到的？
这得益于杨蓉。从警29年，全国人大代表、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扎根在社区，创新运用“枫桥经验”，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发生。
杨蓉在社区警务室创建了基层矛盾分类分级动态多元联调机制，又创新搭建了“掌上警务室”网上群众工作平台，成为山西公安“掌上派出所”的建设蓝本。
2019年公安部部署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此后，社会治安管理的“末梢神经”“毛细血管”被全面激活，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公安机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同样在矛盾纠纷调处一线，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则打通公共法律服务与各诉讼环节衔接多元化解纠纷，预防矛盾升级。
“律师参与调解，也是多元解纷、诉源治理的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律协副会长张慧介绍说，云南省建立了多元解纷、溯源治理工作机制，法院、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事业单位等多种组织参与。通过“云解纷”平台打破政法机关壁垒，逐步实现数据共享共通；通过人员配置，进行分门类、分行业的诉讼外调解。
对于预防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点赞了“村民评理说事点”。辽宁省司法厅在省内建立11763个“村民评理说事点”，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去年，“村民评理说事点”共收集信息线索14.8万余条，化解矛盾纠纷12.3万余件。
“基层政法机关在社会治理的最前沿，如同深入群众生活的‘毛细血管’，既是化解矛盾的主要力量，又是预防纠纷的前哨站。”杨松说，通过践行“枫桥经验”，让毛细血管网络发达畅通，社会治理有机体更健康有活力。
调动各个“细胞”化解纠纷
涉三级检察院，持续6年的信访案件怎么办理；涉多地，高达4324万元的涉案资金如何追回……2020年，两件案子引起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的重视。
柳州市检察院办理的被害人谢某恩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刑事申诉案，调解涉及广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公安、法院、市场监督管理、银行等单位。专案组半年内跨多个省开展调解，通过多方协调，促使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和解。最终帮助申诉人谢某恩将涉案的4324万元全部追回，既化解了矛盾，又给因资金困难面临破产的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韦震玲介绍说，柳州市检察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群众信访工作纳入柳州市检察机关12309“一站式”服务综合平台；采取“检察＋N”立体调解，充分应用上下联动、横向联动、跨区域联动等联合模式，发动院内院外各种可运用的力量，同时，积极主动应用公开听证，公平公正化解社会矛盾。
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信访积案清理活动。从大检察官到普通检察干警，为案结事了人和政和不懈努力。
最高检每位院领导和检委会专职委员分别选择两到三件挂牌督办的疑难复杂信访积案进行包案化解，督促指导。各省级检察院均成立了由院领导担任组长的信访积案清理活动领导小组，专门研究部署本地信访积案清理活动。
一年来，检察机关巩固深化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着力推动检察长接访、公开听证、清理信访积案、司法救助等工作。
截至目前，最高检确定的348件5年以上重复访、长期访重点积案已办结346件，占全部重点信访积案的99.43%，其余两起案件处于未完结的司法程序当中。
一批陈年“骨头案”“钉子案”得以化解。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接收群众信访92.7万余件，信访总量下降4.3%，重复信访量下降13.8%。
如果把全国法院系统看成一个整体，每一家法院作为其中一个“细胞”都有着“网上+网下”多元解纷的“基因”，法官们也在身体力行地践行“枫桥经验”。
“案结事了之前，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践行‘枫桥经验’。”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丹东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金京哲，在去年履职过程中到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走访调研，听到执行法官这样说。
在华某向丹东中院申请强制执行矿石加工费的案件中，被执行企业隐瞒并转移财产，法定代表人“失联”。丹东中院坚持矛盾就地解决，坚决打击抗拒行为，同时为减少冲突，发出《预处罚通知书》。
“这样的惩戒‘考验期’让申请人信赖，让被执行人信服，促进了矛盾纠纷就地解决。”金京哲如是评价。
来自基层法院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厉莉告诉记者，房山法院将“多元调解+速裁”作为“一站式”建设以及坚持“枫桥经验”的具体实践，推进人民调解协议“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向纵深发展。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把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作为互联网+“枫桥经验”的创新举措，在线多元调解的应用成效和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成果喜人。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截至2020年底，3502家法院全部实现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对接，调解平台应用率达100%。平台入驻调解组织3万余个，调解员16万余人，覆盖了证券期货、金融、银行保险、劳动争议、涉侨、价格争议、知识产权等专业程度较高的纠纷领域，形成类型多样的解纷资源库。累计调解案件超过1360万件。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新收一审民事案件1313.6万件，同比下降5.166%。与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0年民事案件诉前调解成功增长至424万件。3年来，诉前调解成功的民事案件数量增长了6.5倍。
“多元”实践优化机制创新
“枫桥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政法机关创新发展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方法之“多元”、层次之“多元”、实践之“多元”不胜枚举。
“云南一些地区因地制宜，少数民族地区将民族文化融入解纷机制建设，我知道的就有白族‘金花调解’、彝族‘阿细调解’、佤族‘江三木洛调解’等符合当地风土人情、群众认可的调解工作室。靠近国境的地区设立了14个国门诉讼服务站开展跨境纠纷化解。”张慧介绍起调解工作“云南品牌”如数家珍。
江苏省推进“三官一律（警官、法官、检察官、律师）”进网格工作，强化矛盾纠纷快调快处快执，法院立案部门对提起诉讼的各类案件应当第一时间与“网格法官”对接，积极劝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特邀调解等非诉方式进行诉前调解。
贵州省司法厅完善联动响应机制，建立“一条热线进来、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工作模式，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依托大数据及时对群众来电咨询和反映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判。
安徽、广东、海南司法厅积极指导推动有条件的商会、行业协会、商事仲裁机构等设立人民调解组织、国际商事调解组织，以“调解+诉讼”“调解+仲裁”“国内调解+涉外调解”等多种形式构建特色商事争端调解机制。
杨松说，她期待基层队伍加强建设，创新运用信息化等新方法，涌现更多实践，为群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更好的法治氛围和途径。
（责任编辑：杨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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