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爱因斯坦：宗教与科学不可和解吗？
来源于：那特艺术学院
宗教与科学之间真正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吗？宗教能被科学代替吗？多少世纪以来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曾引起不少的争论，事实上还引起了残酷的斗争。但照我自己的见解，无可怀疑的是，对这两个问题作冷静的思考只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可是使答案复杂化的是：虽然大多数人对于“科学”的意义是什么，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对“宗教”的意义的看法却多半是各不相同的。
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来说，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科学直接产生知识，间接产生行动的手段。如果事先建立了确定的目标，它就导致有条理的行动。至于建立目标和作出对价值的陈述则超出了它的作用的范围。科学从它掌握因果关系这一点来说，固然可以就各种目标和价值是否相容作出重要的结论，但是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是在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
至于宗教，则相反，大家一致认为：它所涉及的是目标和价值，并且一般地也涉及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感情基础，只要这些不是为人类的不可改变的遗传下来的本性所预先决定了的。宗教关系到人对整个自然界的态度，关系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理想的建立，也关系到人的相互关系。宗教企图达到这些理想，它所用的办法是对传统施以教育的影响，并且发展和传布某些容易被接受的思想和故事（史诗和神话），这些思想和故事都适宜于按照公认的理想来影响价值和行动。
正是宗教传统的这种神秘的内容，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象征性的内容，可能会同科学发生冲突。只要宗教的这套观念包含着它对那些原来属于科学领域的论题所作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式陈述，这种冲突就一定会发生。因此，为了保存真正的宗教，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在那些对实现宗教的目的实际上并非真正必要的问题上引起冲突。
当我们考查一下各种现存的宗教，撇开它们的神话，而只看它们的基本实质时，我就觉得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像“相对主义”或者传统理论的倡导者所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这本来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一个受宗教支持的民族的道德态度，总是以保护和促进集体及其个人的心智健全和精力充沛为其目的，否则，这个集体必然要趋于灭亡。一个以虚伪、诽谤、欺诈和谋杀为光荣的民族，一定是不可能维持很久的。
但是在碰到了特殊的情况时，要明确地决定什么是值得想望的，什么是应当戒绝的，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像我们很难决定，成为一幅好的绘画或者一首好的乐曲的究竟是什么一样。这些东西用直觉去感觉也许要比用理性去理解更加容易一点。同样地，人类道德上的伟大导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生活艺术中的艺术天才。在那些直接出自保护生命和免除不必要苦痛的动机而提出来的最基本的箴言以外，还有一些别的箴言，虽然从外表来看还不能同那些基本箴言相提并论，但我们还是要给它们以很大的重视。比如说，在为了达到真理和接近真理就必须在工作上和幸福上作出很大的牺牲时，还应不应当无条件地去追求真理呢？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它们从理性的立场看来是不容易回答的，或者是根本无法回答的。然而我还是不认为所谓“相对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在对待比较难以捉摸的道德问题的决定时也如此。
即使是从这些最基本的宗教要求的观点来考查今天文明人类的实际生活状况，人们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也必定会深深感到苦痛的失望。虽然宗教规定在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都应当兄弟般地相亲相爱，但实际景象倒更像一个战场，而不像一个管弦乐队。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到处都是以牺牲自己的同胞来无情地追逐名利为指导原则。这种竞争精神甚至流行在学校里，它毁灭了人类友爱和合作的一切感情，把成就看作不是来自对生产性和思想性工作的热爱，而是来自个人的野心和对被排挤的畏惧。
有些悲观主义者认为这种状况是扎根于人类本性中的；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真正宗教的敌人，因为他们由此暗示宗教的教义是乌托邦的理想，不配用来指导人类的事务。但是关于某些所谓原始文化的社会形式的研究，似乎已足以证明这种失败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谁要是关心这个在宗教本身的研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不妨去读一下鲁思 ·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的形式》（Patterns of Culture）这本书中关于普韦布洛印地安人的描写。在最困难的生活条件下，这个部落显然完成了艰巨的任务，把它的人民从竞争精神的灾难中解救了出来，并且在部落里培养了一种有节制的、合作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没有外界压力，也没有任何剥夺幸福的行为。
这里提出的对宗教的解释，意味着科学对宗教态度的一种依存关系，在我们这个物欲主义占优势的时代，这种关系真是太容易被忽视了。固然科学的结果是同宗教的或者道德的考虑完全无关的，但是那些我们认为在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着真正的宗教的信念，他们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如果这种信念不是一种有强烈感情的信念，如果那些寻求知识的人未曾受过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的激励，那么他们就很难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达到他的最高的成就。（1948）
选自《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商务印书馆，2018
来源于：那特艺术学院
宗教与科学之间真正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吗？宗教能被科学代替吗？多少世纪以来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曾引起不少的争论，事实上还引起了残酷的斗争。但照我自己的见解，无可怀疑的是，对这两个问题作冷静的思考只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可是使答案复杂化的是：虽然大多数人对于“科学”的意义是什么，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对“宗教”的意义的看法却多半是各不相同的。
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来说，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科学直接产生知识，间接产生行动的手段。如果事先建立了确定的目标，它就导致有条理的行动。至于建立目标和作出对价值的陈述则超出了它的作用的范围。科学从它掌握因果关系这一点来说，固然可以就各种目标和价值是否相容作出重要的结论，但是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是在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
至于宗教，则相反，大家一致认为：它所涉及的是目标和价值，并且一般地也涉及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感情基础，只要这些不是为人类的不可改变的遗传下来的本性所预先决定了的。宗教关系到人对整个自然界的态度，关系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理想的建立，也关系到人的相互关系。宗教企图达到这些理想，它所用的办法是对传统施以教育的影响，并且发展和传布某些容易被接受的思想和故事（史诗和神话），这些思想和故事都适宜于按照公认的理想来影响价值和行动。
正是宗教传统的这种神秘的内容，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象征性的内容，可能会同科学发生冲突。只要宗教的这套观念包含着它对那些原来属于科学领域的论题所作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式陈述，这种冲突就一定会发生。因此，为了保存真正的宗教，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在那些对实现宗教的目的实际上并非真正必要的问题上引起冲突。
当我们考查一下各种现存的宗教，撇开它们的神话，而只看它们的基本实质时，我就觉得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像“相对主义”或者传统理论的倡导者所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这本来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一个受宗教支持的民族的道德态度，总是以保护和促进集体及其个人的心智健全和精力充沛为其目的，否则，这个集体必然要趋于灭亡。一个以虚伪、诽谤、欺诈和谋杀为光荣的民族，一定是不可能维持很久的。
但是在碰到了特殊的情况时，要明确地决定什么是值得想望的，什么是应当戒绝的，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像我们很难决定，成为一幅好的绘画或者一首好的乐曲的究竟是什么一样。这些东西用直觉去感觉也许要比用理性去理解更加容易一点。同样地，人类道德上的伟大导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生活艺术中的艺术天才。在那些直接出自保护生命和免除不必要苦痛的动机而提出来的最基本的箴言以外，还有一些别的箴言，虽然从外表来看还不能同那些基本箴言相提并论，但我们还是要给它们以很大的重视。比如说，在为了达到真理和接近真理就必须在工作上和幸福上作出很大的牺牲时，还应不应当无条件地去追求真理呢？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它们从理性的立场看来是不容易回答的，或者是根本无法回答的。然而我还是不认为所谓“相对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在对待比较难以捉摸的道德问题的决定时也如此。
即使是从这些最基本的宗教要求的观点来考查今天文明人类的实际生活状况，人们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也必定会深深感到苦痛的失望。虽然宗教规定在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都应当兄弟般地相亲相爱，但实际景象倒更像一个战场，而不像一个管弦乐队。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到处都是以牺牲自己的同胞来无情地追逐名利为指导原则。这种竞争精神甚至流行在学校里，它毁灭了人类友爱和合作的一切感情，把成就看作不是来自对生产性和思想性工作的热爱，而是来自个人的野心和对被排挤的畏惧。
有些悲观主义者认为这种状况是扎根于人类本性中的；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真正宗教的敌人，因为他们由此暗示宗教的教义是乌托邦的理想，不配用来指导人类的事务。但是关于某些所谓原始文化的社会形式的研究，似乎已足以证明这种失败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谁要是关心这个在宗教本身的研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不妨去读一下鲁思 ·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的形式》（Patterns of Culture）这本书中关于普韦布洛印地安人的描写。在最困难的生活条件下，这个部落显然完成了艰巨的任务，把它的人民从竞争精神的灾难中解救了出来，并且在部落里培养了一种有节制的、合作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没有外界压力，也没有任何剥夺幸福的行为。
这里提出的对宗教的解释，意味着科学对宗教态度的一种依存关系，在我们这个物欲主义占优势的时代，这种关系真是太容易被忽视了。固然科学的结果是同宗教的或者道德的考虑完全无关的，但是那些我们认为在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着真正的宗教的信念，他们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如果这种信念不是一种有强烈感情的信念，如果那些寻求知识的人未曾受过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的激励，那么他们就很难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达到他的最高的成就。（1948）
选自《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商务印书馆，2018
喝不完的啤酒，说不尽的传奇
1521年4月，当麦哲伦在菲律宾走向他人生壮丽的终点时；另一位大人物也迎来平生最大的挑战。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驱，应邀去皇帝面前答辩，解释他挑起的信仰纷争。
能安慰焦虑不安的路德的，除了圣经和支持他的几位贵族，就是粉丝送去的一桶好啤酒。1521年，啤酒刚刚迈入了黄金时代。
人类古老的渴求
西方人所谓的啤酒，既可以指青岛、百威、科罗娜，也可以指一切谷物发酵成的低度酒精饮料，比如醪糟。
从中国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出土了新石器时期残留谷酒的陶罐。有个说法：原始人类本不缺吃喝，转向农业是因为偶然发现煮熟的谷物放馊了居然挺好吃，吃多了还晕乎乎的，便从此走上了伺候庄稼的不归路。
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陶器，留存了9000年前饮酒的证据。该酒酿造自大米、薏米和某种块茎，是浑浊的、低度的甜饮料，使用了类似今天的酒曲（顺便一提，中国的酿酒酵母后来传到欧洲，和葡萄酒酵母混合成了啤酒酵母）。
埃及的遗址里常有啤酒罐。5000年前的埃及啤酒厂一次可以酿2.24万升的啤酒。4000年前建金字塔的劳工，每天喝大量啤酒，这暗示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待遇相当不错的自由人。
埃及人极爱啤酒，节日喝，平时也喝。啤酒和面包是埃及最大宗的两样贸易品。可惜古埃及花样繁多的啤酒失传了。前几年有个考古发现：350年至550年间，尼罗河畔的成人和儿童的骨骼中有高浓度的四环素——古人酿造的一种有金色菌膜的啤酒中含有这种物质，他们用它来保健。
啤酒的翻身仗
古希腊人瞧不上喝啤酒的外国人，认为喝醉了丑态百出。雅典是少有的不酿造谷物酒的地方，雅典人只喝葡萄酒，认为醉得适度，能诞生灵感。
同样，罗马人也瞧不起喝啤酒的高卢邻居。随着希腊和罗马的扩张，葡萄酒压倒了啤酒。天主教会规定神父要用葡萄酒做仪式。
不光希腊罗马歧视啤酒，凯撒在《高卢战记》里记载，公元前1世纪的日耳曼人也不允许进口啤酒，因为他们觉得男人喝了啤酒就不能吃苦耐劳，不再阳刚了。
但6世纪开始，啤酒打了一个翻身仗，夺回了西北欧。这要感谢爱尔兰人。罗马解体混乱时，边陲之地的爱尔兰成了基督教的避难所。后来，爱尔兰的神父去欧洲各地区传教，也带去了啤酒。
传说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尔兰主教，很爱惜啤酒，规定每次分发的啤酒不许洒。某人下酒窖取酒，临时被叫走，忘了塞上木桶塞子。后来大家发现，主教爱惜的啤酒，居然一滴也没有流出木桶。
种种传奇将啤酒与道德榜样联系在一起，为古老饮料正了名——基督徒喝啤酒完全正当。
修道院里有好酒
中世纪，修道院是酿啤酒的主力。瑞士的圣加尔修道院，在820年有1个酒窖和3个酒厂：一个供应客人， 一个供应乞丐，一个供应自己。给自己的酒是滤过的，质量最好。它也成为别家修道院的模版。
那时候，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常被安排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一群有钱的单身汉聚在一起，朝夕相处，有大把时间酿酒与喝酒。816年的亚琛宗教大会上，每人每天可得到550毫升啤酒。修道院的酿酒工艺越来越高超，贵族和平民都去修道院买好酒。
欧洲人青睐啤酒有几个原因：一是干净，啤酒要用纯净的水，全程保持卫生，才能酿的成（中世纪出兵打仗，要搞清沿路有多少啤酒储备，因为喝脏水死掉的士兵往往比战死的多）；二是谷物酵后营养更易吸收；三是香，那时候啤酒百花齐放，本地酿造，新鲜好喝。
高度数啤酒是修道士专享的福利。普通人喝不到2%酒精浓度的廉价啤酒。麦哲伦环游世界的时候，西欧每年人均消费250升啤酒，这些啤酒大多是些“小甜水”，孩子也能喝。
据说，布鲁塞尔撒尿的小男孩儿是这么回事：1142年，还是个娃娃的布拉班特公爵，不到两岁就被奶妈带上战场，象征性地统率军队。打仗前夜，奶妈为了下奶喝了不少啤酒，小公爵也喝了一肚子啤酒，并朝向敌营撒了一泡尿。如此蔑视敌军的行为让将士们欢呼起来，最终打了胜仗。
啤酒花革命
基因分析显示，今天的工业啤酒酵母大致是在1500年后脱离了野生酵母家族，变得面目全非。比如野生酵母在艰难时期可以有性繁殖，但啤酒酵母因为过得太舒服，只会无性繁殖了；它还丢弃了野生酵母不良风味的基因。
与此对应的是1500年后德国的啤酒酿造开始现代化，替代了修道院的地位，这与他们坚定使用啤酒花有关系。
中世纪啤酒参杂了各种香味儿本草，比如杜松子、石楠、松针、迷迭香、接骨木……教会有权垄断啤酒卤料（Grutt）生产，酿啤酒的人必须去指定场所掺卤料——这也是教会的一个财源。
13、14世纪，越来越多的家庭将蛇麻花（也就是啤酒花）扔进了发酵罐。蛇麻是一种随处可见的藤蔓。它替代卤料不是因为香，而是因为苦——绿色的蛇麻花像个小松果，掰开来有黄色的“松仁”，有苦香风味，可以抗杂菌，让啤酒保质期更长。
蛇麻花不会让啤酒更好喝，但让啤酒更方便存储和贸易，使大规模生产有利可图。1378年，比利时的卤料啤酒产量还是蛇麻花啤酒的77倍；50年后酒厂却完全转向了蛇麻花啤酒。汉堡市是第一个依靠啤酒花的城市。汉堡市1381年规定，出口蛇麻花啤酒需获得牌照，以确保美誉。
1487年慕尼黑订立了《纯净法》，并于1516年将其推向巴伐利亚全境。它是现行食品法里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它要求啤酒只能使用大麦、水、啤酒花和酵母，非此配方不许叫啤酒。《纯净法》还规定了啤酒价格。如此保障了巴伐利亚啤酒的高质量。巴伐利亚人如此珍视《纯净法》，以至于1871年他们以德意志全境推行《纯净法》为条件，才肯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
16世纪，马丁·路德掀起的新教运动，让更多酿酒者转向啤酒花，天主教会的卤料钱慢慢就赚不到了。
延伸阅读
马丁·路德与啤酒
德国很多酒馆门口，挂着据说是马丁·路德的名言：“喝啤酒，睡得香；睡得香，不张狂，不张狂，上天堂。”
路德上大学就常泡酒馆，后来去维滕堡读神学硕士，那里有2200个居民和172个酿酒厂。路德就是在维滕堡教堂大门贴出了爆炸性的《95条论纲》。
1521年4月，路德去皇帝主持的沃尔姆斯会议上为自己辩护。会上按传统供应葡萄酒。路德的朋友埃里克公爵特意送去一桶啤酒，释放一下路德的压力，路德为此十分感动。在会上，路德坚持立场，从此另立新教。
1525年，路德和前修女卡特琳娜结婚。卡特琳娜在修道院学会了酿啤酒，她酿的酒常被丈夫称赞。但路德家每年还要购买200块钱的啤酒和300块钱的肉（买面包只花50块）。
据说路德家里有一个大啤酒壶，他把壶身的三圈花纹叫做“十诫”“教义”“天父”。路德开玩笑说：他一次能喝一壶，同时把这三层道理彻底思考一遍，而他的朋友只能喝到“十诫”。
有反对者批评路德酗酒（其实并没有），路德反驳说：“在酒馆发呆，去教堂思考，总比在教堂发呆，去酒馆思考好吧？”他确实热爱啤酒。
来源：科技日报
1521年4月，当麦哲伦在菲律宾走向他人生壮丽的终点时；另一位大人物也迎来平生最大的挑战。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驱，应邀去皇帝面前答辩，解释他挑起的信仰纷争。
能安慰焦虑不安的路德的，除了圣经和支持他的几位贵族，就是粉丝送去的一桶好啤酒。1521年，啤酒刚刚迈入了黄金时代。
人类古老的渴求
西方人所谓的啤酒，既可以指青岛、百威、科罗娜，也可以指一切谷物发酵成的低度酒精饮料，比如醪糟。
从中国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出土了新石器时期残留谷酒的陶罐。有个说法：原始人类本不缺吃喝，转向农业是因为偶然发现煮熟的谷物放馊了居然挺好吃，吃多了还晕乎乎的，便从此走上了伺候庄稼的不归路。
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陶器，留存了9000年前饮酒的证据。该酒酿造自大米、薏米和某种块茎，是浑浊的、低度的甜饮料，使用了类似今天的酒曲（顺便一提，中国的酿酒酵母后来传到欧洲，和葡萄酒酵母混合成了啤酒酵母）。
埃及的遗址里常有啤酒罐。5000年前的埃及啤酒厂一次可以酿2.24万升的啤酒。4000年前建金字塔的劳工，每天喝大量啤酒，这暗示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待遇相当不错的自由人。
埃及人极爱啤酒，节日喝，平时也喝。啤酒和面包是埃及最大宗的两样贸易品。可惜古埃及花样繁多的啤酒失传了。前几年有个考古发现：350年至550年间，尼罗河畔的成人和儿童的骨骼中有高浓度的四环素——古人酿造的一种有金色菌膜的啤酒中含有这种物质，他们用它来保健。
啤酒的翻身仗
古希腊人瞧不上喝啤酒的外国人，认为喝醉了丑态百出。雅典是少有的不酿造谷物酒的地方，雅典人只喝葡萄酒，认为醉得适度，能诞生灵感。
同样，罗马人也瞧不起喝啤酒的高卢邻居。随着希腊和罗马的扩张，葡萄酒压倒了啤酒。天主教会规定神父要用葡萄酒做仪式。
不光希腊罗马歧视啤酒，凯撒在《高卢战记》里记载，公元前1世纪的日耳曼人也不允许进口啤酒，因为他们觉得男人喝了啤酒就不能吃苦耐劳，不再阳刚了。
但6世纪开始，啤酒打了一个翻身仗，夺回了西北欧。这要感谢爱尔兰人。罗马解体混乱时，边陲之地的爱尔兰成了基督教的避难所。后来，爱尔兰的神父去欧洲各地区传教，也带去了啤酒。
传说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尔兰主教，很爱惜啤酒，规定每次分发的啤酒不许洒。某人下酒窖取酒，临时被叫走，忘了塞上木桶塞子。后来大家发现，主教爱惜的啤酒，居然一滴也没有流出木桶。
种种传奇将啤酒与道德榜样联系在一起，为古老饮料正了名——基督徒喝啤酒完全正当。
修道院里有好酒
中世纪，修道院是酿啤酒的主力。瑞士的圣加尔修道院，在820年有1个酒窖和3个酒厂：一个供应客人， 一个供应乞丐，一个供应自己。给自己的酒是滤过的，质量最好。它也成为别家修道院的模版。
那时候，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常被安排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一群有钱的单身汉聚在一起，朝夕相处，有大把时间酿酒与喝酒。816年的亚琛宗教大会上，每人每天可得到550毫升啤酒。修道院的酿酒工艺越来越高超，贵族和平民都去修道院买好酒。
欧洲人青睐啤酒有几个原因：一是干净，啤酒要用纯净的水，全程保持卫生，才能酿的成（中世纪出兵打仗，要搞清沿路有多少啤酒储备，因为喝脏水死掉的士兵往往比战死的多）；二是谷物酵后营养更易吸收；三是香，那时候啤酒百花齐放，本地酿造，新鲜好喝。
高度数啤酒是修道士专享的福利。普通人喝不到2%酒精浓度的廉价啤酒。麦哲伦环游世界的时候，西欧每年人均消费250升啤酒，这些啤酒大多是些“小甜水”，孩子也能喝。
据说，布鲁塞尔撒尿的小男孩儿是这么回事：1142年，还是个娃娃的布拉班特公爵，不到两岁就被奶妈带上战场，象征性地统率军队。打仗前夜，奶妈为了下奶喝了不少啤酒，小公爵也喝了一肚子啤酒，并朝向敌营撒了一泡尿。如此蔑视敌军的行为让将士们欢呼起来，最终打了胜仗。
啤酒花革命
基因分析显示，今天的工业啤酒酵母大致是在1500年后脱离了野生酵母家族，变得面目全非。比如野生酵母在艰难时期可以有性繁殖，但啤酒酵母因为过得太舒服，只会无性繁殖了；它还丢弃了野生酵母不良风味的基因。
与此对应的是1500年后德国的啤酒酿造开始现代化，替代了修道院的地位，这与他们坚定使用啤酒花有关系。
中世纪啤酒参杂了各种香味儿本草，比如杜松子、石楠、松针、迷迭香、接骨木……教会有权垄断啤酒卤料（Grutt）生产，酿啤酒的人必须去指定场所掺卤料——这也是教会的一个财源。
13、14世纪，越来越多的家庭将蛇麻花（也就是啤酒花）扔进了发酵罐。蛇麻是一种随处可见的藤蔓。它替代卤料不是因为香，而是因为苦——绿色的蛇麻花像个小松果，掰开来有黄色的“松仁”，有苦香风味，可以抗杂菌，让啤酒保质期更长。
蛇麻花不会让啤酒更好喝，但让啤酒更方便存储和贸易，使大规模生产有利可图。1378年，比利时的卤料啤酒产量还是蛇麻花啤酒的77倍；50年后酒厂却完全转向了蛇麻花啤酒。汉堡市是第一个依靠啤酒花的城市。汉堡市1381年规定，出口蛇麻花啤酒需获得牌照，以确保美誉。
1487年慕尼黑订立了《纯净法》，并于1516年将其推向巴伐利亚全境。它是现行食品法里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它要求啤酒只能使用大麦、水、啤酒花和酵母，非此配方不许叫啤酒。《纯净法》还规定了啤酒价格。如此保障了巴伐利亚啤酒的高质量。巴伐利亚人如此珍视《纯净法》，以至于1871年他们以德意志全境推行《纯净法》为条件，才肯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
16世纪，马丁·路德掀起的新教运动，让更多酿酒者转向啤酒花，天主教会的卤料钱慢慢就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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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很多酒馆门口，挂着据说是马丁·路德的名言：“喝啤酒，睡得香；睡得香，不张狂，不张狂，上天堂。”
路德上大学就常泡酒馆，后来去维滕堡读神学硕士，那里有2200个居民和172个酿酒厂。路德就是在维滕堡教堂大门贴出了爆炸性的《95条论纲》。
1521年4月，路德去皇帝主持的沃尔姆斯会议上为自己辩护。会上按传统供应葡萄酒。路德的朋友埃里克公爵特意送去一桶啤酒，释放一下路德的压力，路德为此十分感动。在会上，路德坚持立场，从此另立新教。
1525年，路德和前修女卡特琳娜结婚。卡特琳娜在修道院学会了酿啤酒，她酿的酒常被丈夫称赞。但路德家每年还要购买200块钱的啤酒和300块钱的肉（买面包只花50块）。
据说路德家里有一个大啤酒壶，他把壶身的三圈花纹叫做“十诫”“教义”“天父”。路德开玩笑说：他一次能喝一壶，同时把这三层道理彻底思考一遍，而他的朋友只能喝到“十诫”。
有反对者批评路德酗酒（其实并没有），路德反驳说：“在酒馆发呆，去教堂思考，总比在教堂发呆，去酒馆思考好吧？”他确实热爱啤酒。
来源：科技日报
“科”技与“尼”相遇，推进“智能起重”新时代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进博会上，《起重运输机械》杂志碰到了一位老朋友——科尼集团中国区总裁陈清波先生。科尼起重机与《起重运输机械》杂志结缘也有近二十年，特在贵刊创刊60周年的重要日子中为杂志送上了真挚的祝福，祝愿杂志越办越好。
科尼集团是一家技术先进的起重机制造商和起重机服务提供商，自1910年在芬兰建立，历经百年始终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发展。2002年，科尼集团在中国建立第一家法人企业——科尼起重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便深深扎根于中国，凭借先进的技术、全球经验和本地化知识，深入各行各业为用户提供起重设备、起重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维护服务，提升物料搬运的安全性和生产效率。科尼始终秉承匠心精神，以精益求精的坚守为客户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作为一家重视技术创新又兼具多家龙头企业“血液”的行业领导者，科尼集团始终引领着高水平技术的发展，对“智能物流”的推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实现着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而科尼起重机在中国市场的飞速发展离不开这样一位掌舵者——从2005年8月开始，陈清波先生就建立、发展和领导科尼中国服务业务和运营；2017年3月，担任速卫、摩睿和三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陈清波先生便开始担任科尼集团中国区总裁，完全投身于集团在中国的品牌整合以及供应链体系优化的进程中，引导这一巨大变革在企业内部落地并逐渐走向正轨。可以说科尼中国每一次转型，每一点变化都浸润他的耕耘与付出。
借第四届进博会展出之际，《起重运输机械》杂志也荣幸采访到了陈清波先生，让我们在与陈清波总裁的对话中，更深入地走进科尼中国，感受科尼集团用“匠心”赢“真心”的故事。
《起重运输机械》：科尼集团作为一家芬兰企业，是如何在中国快速成长起来的？
陈清波：科尼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市场是2002年在上海建立的第一家法人企业——科尼起重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同年还在上海普陀区建立了第一家起重机及部件工厂。借助领先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科尼中国迅速成长起来。业务遍及通用制造业、电力、造纸、汽车自动化、废料再生能源、钢铁、石油和天然气、港口等多个领域。为各行业用户提供起重设备、起重解决方案及服务。在这十几年间，科尼不仅见证了中国起重机行业的井喷式增长，也迎来了自身业务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在起重机设备业务的蓬勃发展背景下，2005年科尼在中国组建了服务事业部，我担任科尼中国区服务业务部总经理，开始发展和领导科尼中国服务业务和运营工作。科尼服务事业部为各个品牌和类型的起重机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维护、维修、改造和备件服务，目前已有近400名服务人员遍布全国，为提升用户运营的安全性和效率而努力。
从2013年开始，起重机行业进入了产量收缩、需求下滑的周期。科尼中国在2016年将位于上海普陀区的起重机制造工厂逐步搬迁至位于江苏靖江的工厂，也就是今天的科尼江苏工厂。2016-2018这三年中，科尼起重机在稳定市场的同时，通过整合实现了供应链效率的提升，降低了生产和产品成本。使得科尼起重机在市场需求下滑，竞争日益激烈的状况下，通过成本优化，依然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2017年初，科尼集团与特雷克斯物料搬运与港口解决方案正式完成收购合并，这一举措将巩固科尼在工业起重机和港口解决方案领域作为全球领先者的地位，为集团注入一系列强大品牌，充实产品线，扩大市场范围，增强竞争力。从2017年4月至今，我开始担任科尼集团中国区总裁，投身于集团在中国的品牌整合以及供应链体系优化的进程中，引导企业内部落地并逐渐走向正轨。
《起重运输机械》：据了解，科尼集团多年来收购并购了多家起重界巨头企业——德马格、速卫和摩睿等，请您谈谈该项举措的经营策略以及科尼产品的技术竞争优势有哪些。
陈清波：其实我们的收购并购举措，很大程度上将营销网络、产品层次结构和研发技术资源等进行了优势整合，实现了集团内部企业的共赢发展。那么，整合后的科尼集团的经营策略为：利用这些品牌在各领域的优势，覆盖整个制造领域，发挥其严谨的品质管理及高效服务体系的优势。科尼全球的多品牌优势，使得科尼中国的工业起重机业务有了更强大的综合实力，能够满足用户的差异化需求，增强了整体品牌的竞争力。在当今社会，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如果像科尼集团这样发展多品牌战略，每个品牌的个性或利益点都切中某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些品牌的整体价值就一定更具竞争力。
我们的竞争优势在于全球的共享平台，经历过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市场发展历程，积累了大量的应用实践和案例，整个工程团队经验相当丰富，可以针对不同的使用需求提供与用户需求相契合的物料搬运定制化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通过现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结合共享平台，我们打造了一个高效的起重机远程管理系统，直接连线国外的技术人员和专家进行设备的远程调试和远程服务；我们的TRUCONNECT远程监控系统可以通过传感器收集使用数据，包括运行时间、电机启动、工作循环和紧急停机，使起重机的使用情况清晰可见。它还提供制动器和变频器监测。通过安装在设备上的状态监测装置，TRUCONNECT可以进行数据的收集，然后传送到远程数据中心进行整合，我们的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访问远程管理平台yourKONECRANES.com进行查看和分析。
《起重运输机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科尼集团所带来的新的亮点产品有哪些？
陈清波：此次科尼集团是第二次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我们在这两届展会中展示了产品不同的亮点。起重机本身从物理形态上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产品，而且由于场地限制，我们不可能把科尼所有的优秀产品一一展示出来，因为小的起重机载荷几十公斤，而大的起重机载荷高达几千吨。
起重机作为一个工业产品，这一届展示的真正亮点并不是外形方面的，而是我们如何利用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来实现起重机的智能化和数字化应用，这是隐藏在外形内的“内功”。这项技术是随着人、社会和整个工业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而形成的，同时整个社会对人的健康安全的关注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虽然我们投身于相对传统的起重机制造产业，但如何利用前沿技术对传统的物料搬运过程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让客户整个工厂的生产物流和物料搬运更加自动化、智能化，同时提升客户的生产效率和安全性，这是我们想要展示的亮点。例如，科尼起重机利用传感技术和工业互联网来实现整个物料搬运过程的远程连接和监测，首先，远程连接技术帮助用户实时地了解起重机的运行状态，以确保起重机的安全使用；其次，起重机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疲劳和损坏，而远程监测所提供的数据可以为前瞻性维护服务提供有力的依据；最后，也是我们不断探索和推进的方向，就是起重机作为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如何和整个工厂的其他设备进行“联系”和“沟通”，如何实现智能工厂的人机对话。现在的起重机不仅仅是个孤立的、起吊货物的工具，它其实是整个生产物流、设备流程系统里的一个可以有效的与人和其他设备“对话”的重要环节和因素。
科尼作为起重机行业的开拓者，也可以称为是先行者，希望不断利用自身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能力，让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往这个方向发展——将传统的物料搬运这样一个水平垂直的物理的移动过程，发展成为工厂整体自动化物流的重要衔接环节，让它与人和其他设备有和谐的联系和互动，不断提升整体的生产运营效率。科尼的设备全生命周期服务、数字化系统平台以及24小时全天候远程连接体系将科尼的员工与客户的起重机操作人员以及设备管理人员联系在一起，实现和谐的互动，这是科尼产品的一个新的技术亮点，而且我们已经在有些客户里面得到很好的用户使用体验。
《起重运输机械》：作为物料搬运领域的领军者，科尼集团是如何为用户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的？
陈清波：企业的核心根源就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毫无疑问这种价值不仅仅代表了经济价值，也意味着企业为社会创造的社会价值。从科尼公司的口号便可以看出我们的最大的价值主张——我们不仅仅提升货物，而且提升客户的整体业务。这句话非常精要地诠释了我们对于起重机行业以及客户的承诺。
从经济价值上，我刚才提到了科尼的智能起重机产品和数字化解决方案，该系列产品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帮助了多个行业用户的生产过程实现了有效环节的全方位融合，这个本身就为客户创造了生产和业务的价值。对于许多客户来说，物料搬运过程是生产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而我们也是抓住这样一些重要的环节来创造经济价值。通过提升起重机正常使用的生产效率并最小化停机时间来提高起重机的生命周期价值，为客户生产的高效运转保驾护航，为客户创造经济价值。
另一方面就是科尼的社会价值，这也是科尼集团公司一直以来推崇并努力付诸实施的一个方面，坚持走绿色、环保、低碳、可循环利用之路。科尼在设计产品以及制定物料搬运整体解决方案的时候，就遵循一个最基本的设计原则和指导方针——即我们所研发和生产的起重机产品和部件，它需要融入可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就是产品在开始的材料选择和设计规划等方面，要考虑到起重机整个生命周期的因素，即便设备最后报废了，相应的材料是可以实现重新循环利用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二个设计原则就是安全，科尼公司是要在无条件下确保安全，不仅是起重机本身的安全性，还包含客户现场和员工，我们自己员工的绝对安全，将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第三个设计原则是起重机的智能化和数字化，即起重机整个使用过程中的轨迹记录，以及所提供的服务都会以数字化的形态能得以保存。那么在未来，客户可以利用这些数字化的信息为提升整体流程效率创造新的价值。同时对于科尼自身来说，大数据为未来产品的设计也提供了更多思考和可能性。
《起重运输机械》：请您谈一下科尼起重机在废料再生能源行业是如何助力并创造环境和社会价值的？
陈清波：首先，在应用严格环境管理准则的现代化焚烧厂中，起重机发挥着一个重要作用。从废料送达到分类到焚烧，物料搬运系统必须始终以最高效率连续运行，这一点至关重要。科尼起重机拥有丰富的废料再生能源行业经验，并孜孜不倦地研发新技术和新服务，可谓是行业中的领航者。
科尼集团在1958 年就生产了第一台垃圾抓斗起重机，随后开发出了半自动和全自动控制的垃圾抓斗起重机，之后又对起重机的设计和制造做了大量改进，形成了整套标准系列产品。至今已为全球近五百个垃圾电厂提供了七百多台垃圾抓斗起重机。在这个用户行业中，科尼起重机代表了高端的产品需求并体现了技术和方案的先进性。称之为是行业中的咽喉设备也未尝不可，因为它创造了应有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智能化和安全性上，也体现在其可持续性和环保性上。无论在国内还是一带一路的项目，例如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中东，科尼集团都有已经交付和正在交付的众多废料再生能源起重机项目。废料再生能源行业不仅可以焚烧垃圾、清洁环境，还能将垃圾变废为宝二次利用，这是一种低污染的再生能源形式。科尼起重机作为生产关键设备也一直为保护城市环境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一个更好、更和谐、低碳的环境而努力。
《起重运输机械》：在未来，科尼集团在哪些方面会有新的发展？
陈清波：今后几年，数字化和智能化将引领工业设备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科尼集团的发展目标。通过资源整合，我们会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我们会将各原品牌的技术和产品取精华去重叠，重组产品线，做到市场、技术的完美扩展，为中国用户带来高品质的起重搬运设备。
从整体的规律来说，科尼一直走在行业的前沿，引领着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数字化、高生产效率、可持续性。这三点正是科尼集团的战略聚焦和未来大的发展方向。科尼将始终秉承着创新精神，在起重机领域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率先踏上可持续、数字化、高效和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科尼不仅在自己的运营中逐渐实现脱碳，还将通过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共同实现低碳目标。通过不断创新，科尼会将新技术和数字化融入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将起升和物料搬运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
在第四届进博会现场，多个展示区域播放的视频介绍包含了科尼所有的核心产品，从轻小型设备到工业起重机到特种起重机，包括垃圾焚烧电厂用垃圾吊、再到港口起重机等等。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进博会上，《起重运输机械》杂志碰到了一位老朋友——科尼集团中国区总裁陈清波先生。科尼起重机与《起重运输机械》杂志结缘也有近二十年，特在贵刊创刊60周年的重要日子中为杂志送上了真挚的祝福，祝愿杂志越办越好。
科尼集团是一家技术先进的起重机制造商和起重机服务提供商，自1910年在芬兰建立，历经百年始终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发展。2002年，科尼集团在中国建立第一家法人企业——科尼起重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便深深扎根于中国，凭借先进的技术、全球经验和本地化知识，深入各行各业为用户提供起重设备、起重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维护服务，提升物料搬运的安全性和生产效率。科尼始终秉承匠心精神，以精益求精的坚守为客户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作为一家重视技术创新又兼具多家龙头企业“血液”的行业领导者，科尼集团始终引领着高水平技术的发展，对“智能物流”的推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实现着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而科尼起重机在中国市场的飞速发展离不开这样一位掌舵者——从2005年8月开始，陈清波先生就建立、发展和领导科尼中国服务业务和运营；2017年3月，担任速卫、摩睿和三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陈清波先生便开始担任科尼集团中国区总裁，完全投身于集团在中国的品牌整合以及供应链体系优化的进程中，引导这一巨大变革在企业内部落地并逐渐走向正轨。可以说科尼中国每一次转型，每一点变化都浸润他的耕耘与付出。
借第四届进博会展出之际，《起重运输机械》杂志也荣幸采访到了陈清波先生，让我们在与陈清波总裁的对话中，更深入地走进科尼中国，感受科尼集团用“匠心”赢“真心”的故事。
《起重运输机械》：科尼集团作为一家芬兰企业，是如何在中国快速成长起来的？
陈清波：科尼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市场是2002年在上海建立的第一家法人企业——科尼起重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同年还在上海普陀区建立了第一家起重机及部件工厂。借助领先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科尼中国迅速成长起来。业务遍及通用制造业、电力、造纸、汽车自动化、废料再生能源、钢铁、石油和天然气、港口等多个领域。为各行业用户提供起重设备、起重解决方案及服务。在这十几年间，科尼不仅见证了中国起重机行业的井喷式增长，也迎来了自身业务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在起重机设备业务的蓬勃发展背景下，2005年科尼在中国组建了服务事业部，我担任科尼中国区服务业务部总经理，开始发展和领导科尼中国服务业务和运营工作。科尼服务事业部为各个品牌和类型的起重机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维护、维修、改造和备件服务，目前已有近400名服务人员遍布全国，为提升用户运营的安全性和效率而努力。
从2013年开始，起重机行业进入了产量收缩、需求下滑的周期。科尼中国在2016年将位于上海普陀区的起重机制造工厂逐步搬迁至位于江苏靖江的工厂，也就是今天的科尼江苏工厂。2016-2018这三年中，科尼起重机在稳定市场的同时，通过整合实现了供应链效率的提升，降低了生产和产品成本。使得科尼起重机在市场需求下滑，竞争日益激烈的状况下，通过成本优化，依然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2017年初，科尼集团与特雷克斯物料搬运与港口解决方案正式完成收购合并，这一举措将巩固科尼在工业起重机和港口解决方案领域作为全球领先者的地位，为集团注入一系列强大品牌，充实产品线，扩大市场范围，增强竞争力。从2017年4月至今，我开始担任科尼集团中国区总裁，投身于集团在中国的品牌整合以及供应链体系优化的进程中，引导企业内部落地并逐渐走向正轨。
《起重运输机械》：据了解，科尼集团多年来收购并购了多家起重界巨头企业——德马格、速卫和摩睿等，请您谈谈该项举措的经营策略以及科尼产品的技术竞争优势有哪些。
陈清波：其实我们的收购并购举措，很大程度上将营销网络、产品层次结构和研发技术资源等进行了优势整合，实现了集团内部企业的共赢发展。那么，整合后的科尼集团的经营策略为：利用这些品牌在各领域的优势，覆盖整个制造领域，发挥其严谨的品质管理及高效服务体系的优势。科尼全球的多品牌优势，使得科尼中国的工业起重机业务有了更强大的综合实力，能够满足用户的差异化需求，增强了整体品牌的竞争力。在当今社会，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如果像科尼集团这样发展多品牌战略，每个品牌的个性或利益点都切中某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些品牌的整体价值就一定更具竞争力。
我们的竞争优势在于全球的共享平台，经历过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市场发展历程，积累了大量的应用实践和案例，整个工程团队经验相当丰富，可以针对不同的使用需求提供与用户需求相契合的物料搬运定制化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通过现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结合共享平台，我们打造了一个高效的起重机远程管理系统，直接连线国外的技术人员和专家进行设备的远程调试和远程服务；我们的TRUCONNECT远程监控系统可以通过传感器收集使用数据，包括运行时间、电机启动、工作循环和紧急停机，使起重机的使用情况清晰可见。它还提供制动器和变频器监测。通过安装在设备上的状态监测装置，TRUCONNECT可以进行数据的收集，然后传送到远程数据中心进行整合，我们的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访问远程管理平台yourKONECRANES.com进行查看和分析。
《起重运输机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科尼集团所带来的新的亮点产品有哪些？
陈清波：此次科尼集团是第二次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我们在这两届展会中展示了产品不同的亮点。起重机本身从物理形态上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产品，而且由于场地限制，我们不可能把科尼所有的优秀产品一一展示出来，因为小的起重机载荷几十公斤，而大的起重机载荷高达几千吨。
起重机作为一个工业产品，这一届展示的真正亮点并不是外形方面的，而是我们如何利用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来实现起重机的智能化和数字化应用，这是隐藏在外形内的“内功”。这项技术是随着人、社会和整个工业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而形成的，同时整个社会对人的健康安全的关注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虽然我们投身于相对传统的起重机制造产业，但如何利用前沿技术对传统的物料搬运过程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让客户整个工厂的生产物流和物料搬运更加自动化、智能化，同时提升客户的生产效率和安全性，这是我们想要展示的亮点。例如，科尼起重机利用传感技术和工业互联网来实现整个物料搬运过程的远程连接和监测，首先，远程连接技术帮助用户实时地了解起重机的运行状态，以确保起重机的安全使用；其次，起重机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疲劳和损坏，而远程监测所提供的数据可以为前瞻性维护服务提供有力的依据；最后，也是我们不断探索和推进的方向，就是起重机作为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如何和整个工厂的其他设备进行“联系”和“沟通”，如何实现智能工厂的人机对话。现在的起重机不仅仅是个孤立的、起吊货物的工具，它其实是整个生产物流、设备流程系统里的一个可以有效的与人和其他设备“对话”的重要环节和因素。
科尼作为起重机行业的开拓者，也可以称为是先行者，希望不断利用自身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能力，让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往这个方向发展——将传统的物料搬运这样一个水平垂直的物理的移动过程，发展成为工厂整体自动化物流的重要衔接环节，让它与人和其他设备有和谐的联系和互动，不断提升整体的生产运营效率。科尼的设备全生命周期服务、数字化系统平台以及24小时全天候远程连接体系将科尼的员工与客户的起重机操作人员以及设备管理人员联系在一起，实现和谐的互动，这是科尼产品的一个新的技术亮点，而且我们已经在有些客户里面得到很好的用户使用体验。
《起重运输机械》：作为物料搬运领域的领军者，科尼集团是如何为用户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的？
陈清波：企业的核心根源就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毫无疑问这种价值不仅仅代表了经济价值，也意味着企业为社会创造的社会价值。从科尼公司的口号便可以看出我们的最大的价值主张——我们不仅仅提升货物，而且提升客户的整体业务。这句话非常精要地诠释了我们对于起重机行业以及客户的承诺。
从经济价值上，我刚才提到了科尼的智能起重机产品和数字化解决方案，该系列产品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帮助了多个行业用户的生产过程实现了有效环节的全方位融合，这个本身就为客户创造了生产和业务的价值。对于许多客户来说，物料搬运过程是生产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而我们也是抓住这样一些重要的环节来创造经济价值。通过提升起重机正常使用的生产效率并最小化停机时间来提高起重机的生命周期价值，为客户生产的高效运转保驾护航，为客户创造经济价值。
另一方面就是科尼的社会价值，这也是科尼集团公司一直以来推崇并努力付诸实施的一个方面，坚持走绿色、环保、低碳、可循环利用之路。科尼在设计产品以及制定物料搬运整体解决方案的时候，就遵循一个最基本的设计原则和指导方针——即我们所研发和生产的起重机产品和部件，它需要融入可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就是产品在开始的材料选择和设计规划等方面，要考虑到起重机整个生命周期的因素，即便设备最后报废了，相应的材料是可以实现重新循环利用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二个设计原则就是安全，科尼公司是要在无条件下确保安全，不仅是起重机本身的安全性，还包含客户现场和员工，我们自己员工的绝对安全，将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第三个设计原则是起重机的智能化和数字化，即起重机整个使用过程中的轨迹记录，以及所提供的服务都会以数字化的形态能得以保存。那么在未来，客户可以利用这些数字化的信息为提升整体流程效率创造新的价值。同时对于科尼自身来说，大数据为未来产品的设计也提供了更多思考和可能性。
《起重运输机械》：请您谈一下科尼起重机在废料再生能源行业是如何助力并创造环境和社会价值的？
陈清波：首先，在应用严格环境管理准则的现代化焚烧厂中，起重机发挥着一个重要作用。从废料送达到分类到焚烧，物料搬运系统必须始终以最高效率连续运行，这一点至关重要。科尼起重机拥有丰富的废料再生能源行业经验，并孜孜不倦地研发新技术和新服务，可谓是行业中的领航者。
科尼集团在1958 年就生产了第一台垃圾抓斗起重机，随后开发出了半自动和全自动控制的垃圾抓斗起重机，之后又对起重机的设计和制造做了大量改进，形成了整套标准系列产品。至今已为全球近五百个垃圾电厂提供了七百多台垃圾抓斗起重机。在这个用户行业中，科尼起重机代表了高端的产品需求并体现了技术和方案的先进性。称之为是行业中的咽喉设备也未尝不可，因为它创造了应有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智能化和安全性上，也体现在其可持续性和环保性上。无论在国内还是一带一路的项目，例如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中东，科尼集团都有已经交付和正在交付的众多废料再生能源起重机项目。废料再生能源行业不仅可以焚烧垃圾、清洁环境，还能将垃圾变废为宝二次利用，这是一种低污染的再生能源形式。科尼起重机作为生产关键设备也一直为保护城市环境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一个更好、更和谐、低碳的环境而努力。
《起重运输机械》：在未来，科尼集团在哪些方面会有新的发展？
陈清波：今后几年，数字化和智能化将引领工业设备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科尼集团的发展目标。通过资源整合，我们会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我们会将各原品牌的技术和产品取精华去重叠，重组产品线，做到市场、技术的完美扩展，为中国用户带来高品质的起重搬运设备。
从整体的规律来说，科尼一直走在行业的前沿，引领着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数字化、高生产效率、可持续性。这三点正是科尼集团的战略聚焦和未来大的发展方向。科尼将始终秉承着创新精神，在起重机领域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率先踏上可持续、数字化、高效和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科尼不仅在自己的运营中逐渐实现脱碳，还将通过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共同实现低碳目标。通过不断创新，科尼会将新技术和数字化融入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将起升和物料搬运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
在第四届进博会现场，多个展示区域播放的视频介绍包含了科尼所有的核心产品，从轻小型设备到工业起重机到特种起重机，包括垃圾焚烧电厂用垃圾吊、再到港口起重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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