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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中国人特别重要？

身为中国人，仅仅是西方的知识，已经不能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里，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熊逸老师的这个版本，不是翻译，也不是注释，而是串讲。这是我们这代中国人真正值得拥有的版本。

不要低估一册好书对一个灵魂的召唤。恳请你把这套《熊逸版资治通鉴》买回家，放到书架上的理由。我们一起等待这几册书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刻。

万维钢说资治通鉴熊逸版是当今读《资治通鉴》的正确读法，也是读一切中国古书的正确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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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油城# 【火车上的眺望】火车在一身的疲惫里停了下来，这是一座江城，一个二十年前我曾经求学的地方。月台上提前亮起的几盏霓虹灯闪闪烁烁，有几个旅客走下站台悠闲地吸着烟。列车广播放送着萨克斯演奏的《回家》，车厢里一片伤感的缠绵。对面铺上穿着牛仔裤黑t恤的青年在很雅致地用一把瑞士军刀熟练地为身边的恋人削着一只苹果，长长的果皮在他的手下晃来晃去。

我没有走下车厢，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不动声色。我的目光在站台天棚下慢慢移过，然后停留在一片雾蒙蒙的黄昏里，几条小船在一条不知名的泛着白光的江面上无声地行走着。这是我熟悉的的气息和景象，似那时我曾经历的感觉。我遥望夜空，不只不觉中竟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在心底渗出。

火车又慢慢开动了，暮色向两边疾步走去，与远处的灯光渐渐搅和在一起，我似乎看见了远处赭山上亮起的星星点点的灯光，那是我就读的师范大学身后的一座小山。据说山的名字是因为山上满是赭红色的石头而得名的，山上芳草繁茂、古木参天。幽静的山路大都是用山石铺成，走的人多了山路被磨成各式深浅不一的枣红色、褐红色，象一块块红宝石般。秋天来了的时候，山上的枫林便热烈多彩，层层叠叠。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便登山眺望，穿过那些绿色的丛林远远见烟波的天地间巍巍长江似一条白色的玉带流向浩渺的天际。我喜欢那里，在学校时我还曾背上画夹去那里用水粉画秋天的色彩，画枫树、画远山、画山里的农舍。但我的画技总是不能表达我的情感，眼睁睁地看着同学描绘那些秋天的寂寥。

离开了二十年多年后，虽然回去看过这座城市，但来去匆匆，我再也没去看过赭山。其实，我想念那里，想念那里的草木和遮雨的窝棚。但不看倒也罢了，对于每一片风景，我们只是一个看客，好似那所学校里的一个过客一样，那些时光已被我们带走。去了也只是看看，过去了的一切也只能看看了。

这些年我一直记得那个在火车站接站的同学，那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师大的同学。白净的脸上戴了一副黑边的眼镜，让我觉得一种久违的亲切。他坐在熙熙攘攘的“欢迎新同学”的红色条幅下面,当他发现我们几个抬着超重的行李从火车上下来时，他手忙脚乱、便满头大汗地帮我把一个超重的箱子吃力地抬上了学校的大卡车，那次后我便对他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但后来在校园里碰到他时，我才发现他有只脚总是跛着，望着他一颠一簸的背影，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后来我知道他是84中文系的学生，再后来我知道他是学校诗社的一位诗人，曾经在《星星》诗刊上发表过许多诗歌。

夜色里遥远的那座灯火通明的大楼，应该是我们上过课的中文系大楼吧。记得那栋楼四面透风，窗上仅存的几块玻璃已挡不住窗外的冷雨。靠窗的位置是我们班上年龄最长的那位学兄，他有着一副唱京剧铜锤花脸的好嗓子，刚入学的迎新晚会上，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上》让师生一片喝彩。他下过乡，插过队，在内蒙古的广阔天地里练过红心，返城后招工来到油田。由于年龄偏大，他学的很吃力，常常在停电后点上蜡烛在教室里打通宵，困了就睡在冷硬的课桌上。为此，常常引来大家的一片唏嘘。课余周末，我们常在镜湖边上喝酒，酒至酣处，我们便在一起唱《包龙图》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还有《热情的沙漠》，听他讲草原上蓝天白云下那个骑马的蒙古族姑娘，然后醉意朦胧地睡去。不知为什么，第二年的春天他也竟然似一片枯黄的树叶一般从宿舍的四楼飘零在江南的泥土里，他的死因到现在也是一个谜。

逝者如斯，伤心的故事已变成陈迹，而人生就意味着一次又一次的聚散别离。有的人是暂时的分离，有的人则是永远的去了。

一辆“和谐号”风驰电掣般飞驰而过，留下一尾轻盈的红尘......

与我们宿舍一墙之隔的便是小吃一条街。记得那条街上的夜宵总是让人垂涎欲滴，热气滕滕的面条、馄饨，诱人的五香茶蛋、飘着醉香的桂花酒酿在寂静的寒夜里曾给我们带来缕缕的温暖。去小吃街上如走正门出去，要绕大约三里远的路。无奈大家便跳墙到外面，为此，那时还练就了一身十分了得的跳墙功夫，记得江南诗社的同学曾经在一首歌颂小平同志的诗里写道“小平同志，思维敏捷，像我们返学校的墙头一样；小平同志爱畅游大海，像我们在课堂上开小差一样......"

最难忘的是在江南朦朦细雨中，在明明灭灭的灯光下，沿着青石板找一爿随意的小店，要一盘炸臭干子和一碗浓浓的桂花酒酿，在弥散着氤氲的湿气里斟一杯暖融融热腾腾的米酒，看昏黄的街灯微茫的光撒向细雨中的栏杆，听那雨声沿着那黑瓦、那屋檐滴答而下，落于芭蕉之上，落于尘世之中。那竹叶沙沙复沙沙，想象那结着丁香怨愁的姑娘撑着一把油布伞走过街巷，自有一番清冷中的惬意……

二十年过去了,炸臭干的香气还丝丝缕缕萦绕在心头。我时常在梦中懵懵懂懂坐一列火车去翻那座学校黑灰色的墙头，去寻找那些灯光下的小吃摊和芭蕉之上的雨声。可往往如何也翻不过去，即使偶尔翻过也找不到那时的味道了。

我便迷茫地木然伫立在那座围墙前。

火车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那星星点点的灯火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下一站将是哪里……（甄宇宁）

很多人都以为，《李白》是为濮存昕量身定制的剧目，但其实，1991年，38岁的濮存昕是因为于是之、巍子都没能出演，而“捞”上了这个“诗仙”的角色。2021年10月26日，《李白》从第226场演出再出发，此时的濮存昕和李白结缘也已整整30年。
我在排练场可会玩了
距离上一次演出已经过去了3年，那一次，濮存昕就曾流露出“演不动了，要和这个角色告别了”。如今，68岁的他已经超过了李白的年纪，“其实有两个担心，一是我的体能和膝盖，二是还能不能那么率真地去完成角色。”演出前，老演员张福元来到濮存昕的化妆间，为他戴上了能够加热的护膝，演出前，濮存昕又以一层髌骨带来做防护。演出的下半场，熟悉他的人都会为其在剧中大幅度的舞剑动作捏把汗。但其实，在濮存昕看来，身体的负荷远不及对表演状态上的担忧，“这样的戏，真正投入创作时，是要从世俗生活中脱离出来的，我们刚刚演完《雷雨》，只有5天就要转换成《李白》模式，这个戏大家的配合都已经固定了，这里面还能不能让我们有新鲜的感觉？也就是那种即兴的状态，30年的定势，似乎已经有一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了。我们刚来剧院的时候，不理解《茶馆》这个戏演到那种节拍感多一步少一步都不对，而演到今天，《李白》这个戏已经跟《茶馆》差不多了。我们自己知道节奏板眼的精确性在哪，是要按着板眼走，但是创作的那种趣味感同样不能少。”
于是，在排练的时候，濮存昕称自己“可会玩了”，“我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些东西，但我知道，一见观众绝对不能这样。可是在排练场我就特别爽，这种感觉就像舞蹈演员脚下滑步擦地，像滑雪时雪板轧雪，像写毛笔字时扎纸的那种感觉和分寸。我知道演戏得有根，得有意图和出处，要不然就成了感情一大片。演了30年，我有时会怀疑对不对？是不是只是演出了一个壳来，虽然观众不会笑场，但会觉得你假了或者说没真的了，不自然或者没有现场性了。”
定场诗响起，感觉父亲仍旧和我们在一起
作为剧作家郭启宏“文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当年曹禺先生也曾给予剧本很高的评价。“这个作品的经典就在于他写了一个大家不知道或者说是陌生的李白，但这恰恰是李白最有趣的一段。他没有写李白沉香亭畔、把酒长安酒楼的得意，而是写了他的失意，而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古至今面对的纠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进退两难了几千年。”在濮存昕心中，李白同其另一个自己钟爱的角色哈姆雷特有相近的地方，“生存还是毁灭同进和退的两难困境是同一个哲学命题。所以个戏挺好玩的，也让我们在表演中大彻大悟，也因此，于是之老师当年其实想演这个戏，他觉得身体不行才放弃了。”
舞台上，钟声隐去，何处觅诗魂的吟诵响起，如今，所有幕间的定场诗依旧是父亲苏民的声音，濮存昕说，“每每听到这个声音，还是会有点激动，感觉他仍旧和我们在一起。虽然他不在了，但声音永远不会变，已经数码化了，他用他自己特殊的吟诵感觉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懈怠，他的声音已经标准化了，也提示着我们的演出也要标准化，不能轻慢、不能倦怠，要时刻警醒。”
当年《李白》的创排，是苏民和濮存昕父子第一次携手创作，两代人的分歧不可避免，如今回忆起来，濮存昕淡淡地说，“还好，都过去了”。“排练时，他会说你是不是电视剧演多了，要进入人物情境，脱离出松弛自然的生活，找到艺术的状态。李白这个人物的状态实际上是我们后来在2003年演出时的重新阐释，我尽量去把这个人物简单化，去找一个孩子的那种赤子之心，那是一种轻舟已过、像孩子做游戏一般处事为人的状态。”
现在一道褶子也不用画了
剧中的《将进酒》是濮存昕拿手的篇章，他曾多次在朗诵会上赋予这首诗独到的演绎，至于在朗诵会和在话剧舞台上对于这首诗处理的异同，濮存昕的解释是：“话剧舞台上还是在演故事，不要忽视情节，要有始有终地去扮演一个人物，呈现一种生命状态，而朗诵其实是一个清唱的咏叹调。前两天我们刚刚听了世界两大男高音同影像中的帕瓦罗蒂对唱的画面，让我感叹歌剧真是无可比拟的，话剧比不了，一段咏叹调可以多少倍的夸张生命的能量。而李白生命的能量其实是‘朝辞白帝’的这一段，如果有些独白的片段能像歌剧一样去处理，音乐性里有文思、有情绪、有韵律节奏，台词本身的灵性将更有力量。相对而言，朗诵不能太生活化，语言中的音乐性韵律要更讲究一点。这方面我们的前辈董行佶老师的朗诵可以说是范本。”
剧中，李白身着一袭白衣、伴着一轮圆月独自捋髯的画面，被很多人称作“月照诗魂”，如果说当年还需要在脸上画一些褶子，刻意去营造那种沧桑感，濮存昕说，“现在一道褶子也不用画了，而且现在我的年纪比李白要大了，据说他是62岁去世。原来还需要使劲地去掩饰年轻，去寻找，去追着李白，现在的感觉是他已经不在了，留我一个人走了。”至于独自对月的画面，濮存昕的理解是，“没有人跟他对话，只有月亮，大艺术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通常都很孤独，那时的李白，正是这样一种孤芳的状态。但我们自己不能这样，我们要知道，自己应该还有进步的空间，首都剧场邀请展，我是坐着飞机也要回来看的，要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去发现自己的楷模，以色列的演员萨沙就是我的偶像，我也是在几年前乌镇戏剧节上看到《奥涅金》，才有了重排《雷雨》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