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荣:他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父亲生前最喜欢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讲述的扒火车、捉汉奸、地下联络等故事，他们也都经历过。”12月2日，85岁高龄的张光女士这样讲述起自己的父亲张树荣。
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尤其是忘不了电影、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塑造的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等光辉形象。其实，抗战时期在我们保定也有一支活跃于铁道上的革命力量——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成立于1938年，比枣庄的铁道游击队还早两年。他们埋地雷、割电线、扒铁路、炸桥梁，袭击日军的军车、棉车……这支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敌后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张树荣，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物，可谓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
经历“二七”大罢工，
组建铁路工人游击队
在我市的太行博物馆“燕赵儿女，全民皆兵”展区，有专门的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展板。展柜里那枚张光捐赠的怀表，正是张树荣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这块锈迹斑斑、饱含沧桑的怀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894年，张树荣出生于博野县冯村。1911年，17岁的他到长辛店铁路机务段做小工，之后先后辗转到正定铁路机务段和顺德机务段煤台做苦工，任顺德站工人纠察队干事时，经历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斗争后，由于军阀疯狂镇压，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张树荣调到保定铁路机务段煤台做苦工，继续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9月，张树荣在“贤良祠”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高碑店至定县（今定州市）间的铁路工运，先后领导了保定车站铁路工人“卧轨斗争”、河坝工人斗争和安新县新庄抗租税和抗割头税的斗争。还参加了高蠡暴动和支援二师学生斗争，两次入狱的他并没有畏惧退缩，反而意志更加坚强，出狱后继续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继续南侵。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段成了侵华日军运输兵力、武器、弹药及其给养的主要输送线。经过“二七”大罢工洗礼的保定铁路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迫切希望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保定车站的“二七”老工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树荣，10月24日去完县（今顺平）常庄找到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刘秀峰，根据中共平汉线省委的决定，指示张树荣组织铁路工人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阻击敌人的战略进攻。
1938年1月，张树荣返回保定后，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经研究决定：地下党支部以组织工会、发展会员为名，宣传抗日主张，发动车站工人群众，积极筹建工人游击队。经过宣传发动，20多名工人组成了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张树荣任大队长。为了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张树荣一面扩充队伍，派人到附近各村动员青壮年参军；一面收缴地主武装，装备自己。后来，联合兄弟部队攻打定县高就村的地主联庄会，收缴了一批枪支，扩充了队伍，游击队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获《抗敌周报》称赞，
是一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
在太行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几本发黄的报刊杂志，包括1987年的《保定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的《保定党员通讯》和1995年的《保定市报》。这些珍贵的资料里，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故事。
“恰从北面开来一列运棉车，张树荣下令准备射击，说完他伸手抓过刘耀生手中步枪第一个开了火，接着，其他队员以密集枪弹射击运棉车。顷刻间，冒烟的棉包被风吹出了火苗，一时间整节车厢燃起大火。”1940年秋，晋北晋中地区的日军冬装尚未解决，平汉铁道线上每天都跑着运棉车。11月末的一天下午，张树荣带领队员庞景、刘庚昌、刘耀生、庞福顺等趴在大汲店（今大激店）东的铁道旁观察敌运棉车的往返规律，伺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在张树荣他们的一阵射击过后，“眼见着火苗越烧越大，押车的日军急忙采取紧急制动，但风助火威，前节车厢很快殃及后节车厢，司机一看傻了眼，他怕烧到机头，惊恐地甩掉几节车厢逃跑了。”
自1938年1月至1942年5月，这支保定“铁道游击队”频繁地活动于平汉线两侧的保定、徐水、满城、完县、望都、唐县、定县等地，消灭了部分日伪军，破坏铁路数百次，毁坏机车数十辆，使火车出轨、翻车近百次。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缴获的大批道轨、道钉、枕木、电线、电线杆等物品，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边区《抗敌周报》载文，称赞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是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在地区工运史上写下了瑰丽的一页。
日军曾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
也曾派汉奸假冒“张瞎子”
“我爸因为年轻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所以队友们都笑称他叫‘张瞎子’。”提起父亲张树荣的故事，张光满是自豪。她告诉记者，当年日军对游击队和父亲恨之入骨，曾在保定、望都、定县、清风店等地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父亲。可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敌人始终没有得逞，张树荣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反而更加活跃。张光说：“后来日军还命令日伪汉奸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冒充游击队，领头的甚至也戴眼镜扮成我父亲模样，专门在夜间向保定西郊韩村、康庄、富昌及大车村要粮派款，不给就吊打村干部。后来党组织查明情况，才真相大白。”
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之前，上级根据形势需要，在完县常庄将铁路工人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而张树荣受命返回保定，继续在铁路工人中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敌人情报，为根据地筹集各种物资。他以赶大车为掩护，从保定秘密向抗日根据地运输枪支、弹药、医药、文具等物品，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树荣参加了解放华北地区的多次战斗。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出任石家庄市党委武装部长，后任石家庄市铁路局警卫大队长。1948年11月解放保定时，负责接管保定车站任警卫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德州公安段段长、天津铁路公安处处长、太原铁路局车辆处副处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72年10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张树荣用自己的经历一次次地教育子孙，要记住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做个有气节的中国人，而子女们也都以有这么一位打过鬼子的老父亲感到骄傲。张光说：“父亲生前时常教育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上了战场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尤其是忘不了电影、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塑造的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等光辉形象。其实，抗战时期在我们保定也有一支活跃于铁道上的革命力量——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这支队伍成立于1938年，比枣庄的铁道游击队还早两年。他们埋地雷、割电线、扒铁路、炸桥梁，袭击日军的军车、棉车……这支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敌后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张树荣，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物，可谓是保定铁路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
经历“二七”大罢工，
组建铁路工人游击队
在我市的太行博物馆“燕赵儿女，全民皆兵”展区，有专门的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展板。展柜里那枚张光捐赠的怀表，正是张树荣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这块锈迹斑斑、饱含沧桑的怀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894年，张树荣出生于博野县冯村。1911年，17岁的他到长辛店铁路机务段做小工，之后先后辗转到正定铁路机务段和顺德机务段煤台做苦工，任顺德站工人纠察队干事时，经历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斗争后，由于军阀疯狂镇压，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张树荣调到保定铁路机务段煤台做苦工，继续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9月，张树荣在“贤良祠”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高碑店至定县（今定州市）间的铁路工运，先后领导了保定车站铁路工人“卧轨斗争”、河坝工人斗争和安新县新庄抗租税和抗割头税的斗争。还参加了高蠡暴动和支援二师学生斗争，两次入狱的他并没有畏惧退缩，反而意志更加坚强，出狱后继续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继续南侵。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段成了侵华日军运输兵力、武器、弹药及其给养的主要输送线。经过“二七”大罢工洗礼的保定铁路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迫切希望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保定车站的“二七”老工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树荣，10月24日去完县（今顺平）常庄找到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刘秀峰，根据中共平汉线省委的决定，指示张树荣组织铁路工人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阻击敌人的战略进攻。
1938年1月，张树荣返回保定后，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经研究决定：地下党支部以组织工会、发展会员为名，宣传抗日主张，发动车站工人群众，积极筹建工人游击队。经过宣传发动，20多名工人组成了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张树荣任大队长。为了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张树荣一面扩充队伍，派人到附近各村动员青壮年参军；一面收缴地主武装，装备自己。后来，联合兄弟部队攻打定县高就村的地主联庄会，收缴了一批枪支，扩充了队伍，游击队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获《抗敌周报》称赞，
是一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
在太行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几本发黄的报刊杂志，包括1987年的《保定文史资料选辑》、1993年的《保定党员通讯》和1995年的《保定市报》。这些珍贵的资料里，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的故事。
“恰从北面开来一列运棉车，张树荣下令准备射击，说完他伸手抓过刘耀生手中步枪第一个开了火，接着，其他队员以密集枪弹射击运棉车。顷刻间，冒烟的棉包被风吹出了火苗，一时间整节车厢燃起大火。”1940年秋，晋北晋中地区的日军冬装尚未解决，平汉铁道线上每天都跑着运棉车。11月末的一天下午，张树荣带领队员庞景、刘庚昌、刘耀生、庞福顺等趴在大汲店（今大激店）东的铁道旁观察敌运棉车的往返规律，伺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在张树荣他们的一阵射击过后，“眼见着火苗越烧越大，押车的日军急忙采取紧急制动，但风助火威，前节车厢很快殃及后节车厢，司机一看傻了眼，他怕烧到机头，惊恐地甩掉几节车厢逃跑了。”
自1938年1月至1942年5月，这支保定“铁道游击队”频繁地活动于平汉线两侧的保定、徐水、满城、完县、望都、唐县、定县等地，消灭了部分日伪军，破坏铁路数百次，毁坏机车数十辆，使火车出轨、翻车近百次。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缴获的大批道轨、道钉、枕木、电线、电线杆等物品，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边区《抗敌周报》载文，称赞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是支“特殊的工人抗日武装”，在地区工运史上写下了瑰丽的一页。
日军曾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
也曾派汉奸假冒“张瞎子”
“我爸因为年轻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所以队友们都笑称他叫‘张瞎子’。”提起父亲张树荣的故事，张光满是自豪。她告诉记者，当年日军对游击队和父亲恨之入骨，曾在保定、望都、定县、清风店等地悬赏大洋5000元捉拿父亲。可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敌人始终没有得逞，张树荣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反而更加活跃。张光说：“后来日军还命令日伪汉奸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冒充游击队，领头的甚至也戴眼镜扮成我父亲模样，专门在夜间向保定西郊韩村、康庄、富昌及大车村要粮派款，不给就吊打村干部。后来党组织查明情况，才真相大白。”
1942年，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之前，上级根据形势需要，在完县常庄将铁路工人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而张树荣受命返回保定，继续在铁路工人中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敌人情报，为根据地筹集各种物资。他以赶大车为掩护，从保定秘密向抗日根据地运输枪支、弹药、医药、文具等物品，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树荣参加了解放华北地区的多次战斗。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出任石家庄市党委武装部长，后任石家庄市铁路局警卫大队长。1948年11月解放保定时，负责接管保定车站任警卫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德州公安段段长、天津铁路公安处处长、太原铁路局车辆处副处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72年10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张树荣用自己的经历一次次地教育子孙，要记住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做个有气节的中国人，而子女们也都以有这么一位打过鬼子的老父亲感到骄傲。张光说：“父亲生前时常教育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上了战场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庚子，一个令人心痛的开年
五十八
一位令国人唾弃的人物
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据说他是一个大国的智囊
专门对自己的祖国发力
如此没有底线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唯一
但是他们身上无一例外
打上汉奸的标记
效忠主子无可非议
可是也不能把母亲抛弃
被你鄙视的遗传物质
早已流淌在你的血脉里
切莫仇视自己的同胞
哪怕你更改了国籍
凡事不要做得太绝
总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五十八
一位令国人唾弃的人物
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据说他是一个大国的智囊
专门对自己的祖国发力
如此没有底线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唯一
但是他们身上无一例外
打上汉奸的标记
效忠主子无可非议
可是也不能把母亲抛弃
被你鄙视的遗传物质
早已流淌在你的血脉里
切莫仇视自己的同胞
哪怕你更改了国籍
凡事不要做得太绝
总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99岁军旅作家宫洁民去世 《小兵张嘎》跟他写的报道有关】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著名军旅作家宫洁民11月25日下午仙逝，享年99岁。据了解，1939年宫洁民以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抗战工作，期间认识了冀中白洋淀活跃着的一支专门打鬼子和汉奸的“水乡雁翎队”。宫洁民与雁翎队队员吃住在一起，写出《威震水乡的雁翎队》一文，发表在《前哨报》和《晋察冀日报》上，引起了军旅作家徐光耀的重视，1949年，徐光耀约他进行二次采访了雁翎队的队长赵波，最后由徐光耀执笔写出了小说《小兵张嘎》，八一厂据此拍摄成同名电影，成为红色经典。（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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