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国家电网罕见回应：整个电网有崩溃危险？

韩行长
9月30日 10:55
关注
近日，“限电”问题愈演愈烈。据新京报报道：煤价高位运行、电煤紧缺，东北地区出现用电供需紧张局面。9月23日以来，东北多地发布限电通知，通知称，若电力紧张情况没有缓解，限电工作可能会持续。
新京报记者联系了国家电网客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实际上，东北地区已经首先对非居民执行了有序用电，但是在执行后仍存在电力缺口，目前整个电网有崩溃的危险，才采取了对居民限电的措施。电力供需紧张情况缓解后，会优先恢复居民用电，但目前时间未知。

在新京报的报道中，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的回应令人惊骇：目前整个电网有崩溃的危险。
什么是电网崩溃？
在电力负荷过大的情况下，发电量跟不上电力负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切除负荷的话，就会导致电力系统发生不可逆的频率降低，电网出现剧烈振荡，周波、电压急剧下降，最终导致发电厂与主电网解列，地区电网与区域电网解列（断开），电网瓦解，导致超大面积的停电（例如整个东北电网停电）。
如果整个东北电网崩溃的话，那完全恢复供电估计没有一个礼拜搞不定。
这里也折射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的确已经没电了，而不是有电不让用。地方ZF和电网公司绝不可能为了达到“能耗双控”的指标而对民用电进行拉闸限电，拉民用电往往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但是不拉又不行，否则将承担“电网崩溃”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是地方ZF和电网公司承担不起的。
电都去哪儿了？
我们来看看全国电力工业1-8月的数据。全国1-8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8%，高于GDP的增长。其中，用电量最大的工业用电，同比增长13.1%；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同比增速达到19.3%和21.9%，增幅很大；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7.5%，增速较慢。
总体来看，用电量增速非常快，而9月份预期增速仍然维持高位。

不是大力发展了新能源发电了吗？为什么电还是不够用？
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各个类型的发电装机容量的占比，其中新能源（风电+光伏）已经达到了25%，占比已经大大提高。发电的基石—火电和水电，分别占比56%和17%，而核电可以忽略不计。
做个比喻吧，你是一个年薪约22.8万的打工人，其中“火电”和“水电”就是你的基础工资和每月奖金，是比较稳定的收入，工资（火电）每月1万，而奖金（水电）每月3千。“光伏”和“风电”就是属于绩效奖励，绩效好的时候奖励发的多，绩效差发的少，总体来讲，在效益最好的情况下，每年你能拿到5.7万，但是一般情况下拿不到那么多。而核电嘛，基本忽略不计，当做差旅补助，每当做5000元。
增速方面，火电的增速很低，仅有3.8%，而风电和光伏的增速很快，达到约30%。虽然新能源装机增长如此之快，但是由于水电和火电增速极低，导致全国总体装机容量增速仅有9.5%，完全赶不上用电量的增幅。
所以，由于占据大头的火电增速拉跨，即使新能源发电增速很大，也赶不上用电负荷的增加。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使得电网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
前面我们提到，新能源发电属于“绩效奖励”，这是一个看天吃饭的东东，有风有太阳的时候，发电很多，成本也很低廉。但是没风和没阳光的时候咋办，只能趴窝了，没电可发了。
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电力供应和负荷需要“实时平衡”，“发多少电就要用多少电”，或者“用多少电就需要发多少电”，因为电力不能大量存储。
假设由于天气原因，风电和光伏趴窝了，那么电力负荷仍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咋办呢？那就派“替补队员”顶上。那么谁来当这个替补队员呢，看来看去也只有火电了，这些火电厂称为“调峰火电厂”。如果某地新能源发电占比30%，那么在新能源趴窝的时候，就需要30%的电由火电厂补上。平时就需要这30%的火电厂在那里待命，等着随时“替补登场”。
所以说这些替补火电厂是比较命苦的，经济效益也不会太高，毕竟发电的时候不多，而干等在那里的时候肯定是亏钱的，需要补贴。而现在煤价那么高，等着的时候亏钱，发电了也亏钱，真惨呐。
调峰火电厂：我是可怜的备胎？
新能源占比越高，电网越不稳定？
那么问题来了，为了电网的安全稳定，是不是发展多少新能源，就要匹配新建多少火电厂作为“备胎”呢？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发展新能源，还要新建火电厂，根本不符合当前的政策方向嘛，所以新能源发展了，但是配套的火电站没搞起来。
所以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新能源占比越高，电网越不稳定。
我们来看看新能源领头羊—辽宁电网，其在2020年底新能源装置容量占比已经达到4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另外，东北电网也使用了大量蒙东的风电。
记者刘大毅报道 3月16日，记者从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为落实国家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辽宁电力加快实施综合能源服务，推动地区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实现传统电网向能源互联网转型升级，力争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总装机容量比例达50%以上。
去年9月，我国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定为今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在推动能源绿色转型方面，辽宁一直是领头羊。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人士表示。数据显示，2020年辽宁新能源综合利用率达99.22%，已连续三年保持国际领先水平。2020年年底，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36.96%。
能源很清洁，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但是也不是没有副作用，那就是电网稳定性下降。一旦碰到极端天气，例如无风日，那么风电出力大幅下降，又没有大量的火电机组开启来承担这部分发电，那么电力缺口就会很大，只能拉闸限电了。极端情况下，被迫紧急切除负荷以保障电网本身的安全，不至于崩溃。
如何破局？
1.新能源发展的同比，配套建设相应的调峰火电厂。可惜火电厂不让建，不经济也不环保。
2.大力发展储能技术，包括电化学储能和抽水储能。可惜抽水储能电站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建设，而电化学储能（即电池储能）技术不过关，危险系数高，国轩高科在北京郊区的储能电站起火导致两位消防员牺牲的情况还历历在目，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储能电站的大规模铺开。
投资机会在哪里？
1.储能技术肯定是要大力发展的，电池储能技术是新能源发展的关键，只有储能技术跟上了，新能源才能够放开手脚发展。可惜目前来看，新能源相关的股票估值都很高，而且其技术是否成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煤炭。用电量增长，对煤炭的需求日益增加，煤价价格一路上涨，可惜煤炭的相关企业其股价近期涨幅也很大了。
3.水电。由于长期压制电价，导致火电企业已经全面亏损，电价调整势在必行，例如湖南发改委近日已经发布文件，将对燃煤电价进行改革，总体来看就是“煤电联动”，电价有所上升。最近十年甚至二十年稳如泰山的电价开始松动，那么水电的价格是不是也有上行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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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行长
9月30日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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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限电”问题愈演愈烈。据新京报报道：煤价高位运行、电煤紧缺，东北地区出现用电供需紧张局面。9月23日以来，东北多地发布限电通知，通知称，若电力紧张情况没有缓解，限电工作可能会持续。
新京报记者联系了国家电网客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实际上，东北地区已经首先对非居民执行了有序用电，但是在执行后仍存在电力缺口，目前整个电网有崩溃的危险，才采取了对居民限电的措施。电力供需紧张情况缓解后，会优先恢复居民用电，但目前时间未知。

在新京报的报道中，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的回应令人惊骇：目前整个电网有崩溃的危险。
什么是电网崩溃？
在电力负荷过大的情况下，发电量跟不上电力负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切除负荷的话，就会导致电力系统发生不可逆的频率降低，电网出现剧烈振荡，周波、电压急剧下降，最终导致发电厂与主电网解列，地区电网与区域电网解列（断开），电网瓦解，导致超大面积的停电（例如整个东北电网停电）。
如果整个东北电网崩溃的话，那完全恢复供电估计没有一个礼拜搞不定。
这里也折射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的确已经没电了，而不是有电不让用。地方ZF和电网公司绝不可能为了达到“能耗双控”的指标而对民用电进行拉闸限电，拉民用电往往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但是不拉又不行，否则将承担“电网崩溃”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是地方ZF和电网公司承担不起的。
电都去哪儿了？
我们来看看全国电力工业1-8月的数据。全国1-8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8%，高于GDP的增长。其中，用电量最大的工业用电，同比增长13.1%；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同比增速达到19.3%和21.9%，增幅很大；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7.5%，增速较慢。
总体来看，用电量增速非常快，而9月份预期增速仍然维持高位。

不是大力发展了新能源发电了吗？为什么电还是不够用？
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各个类型的发电装机容量的占比，其中新能源（风电+光伏）已经达到了25%，占比已经大大提高。发电的基石—火电和水电，分别占比56%和17%，而核电可以忽略不计。
做个比喻吧，你是一个年薪约22.8万的打工人，其中“火电”和“水电”就是你的基础工资和每月奖金，是比较稳定的收入，工资（火电）每月1万，而奖金（水电）每月3千。“光伏”和“风电”就是属于绩效奖励，绩效好的时候奖励发的多，绩效差发的少，总体来讲，在效益最好的情况下，每年你能拿到5.7万，但是一般情况下拿不到那么多。而核电嘛，基本忽略不计，当做差旅补助，每当做5000元。
增速方面，火电的增速很低，仅有3.8%，而风电和光伏的增速很快，达到约30%。虽然新能源装机增长如此之快，但是由于水电和火电增速极低，导致全国总体装机容量增速仅有9.5%，完全赶不上用电量的增幅。
所以，由于占据大头的火电增速拉跨，即使新能源发电增速很大，也赶不上用电负荷的增加。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使得电网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
前面我们提到，新能源发电属于“绩效奖励”，这是一个看天吃饭的东东，有风有太阳的时候，发电很多，成本也很低廉。但是没风和没阳光的时候咋办，只能趴窝了，没电可发了。
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电力供应和负荷需要“实时平衡”，“发多少电就要用多少电”，或者“用多少电就需要发多少电”，因为电力不能大量存储。
假设由于天气原因，风电和光伏趴窝了，那么电力负荷仍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咋办呢？那就派“替补队员”顶上。那么谁来当这个替补队员呢，看来看去也只有火电了，这些火电厂称为“调峰火电厂”。如果某地新能源发电占比30%，那么在新能源趴窝的时候，就需要30%的电由火电厂补上。平时就需要这30%的火电厂在那里待命，等着随时“替补登场”。
所以说这些替补火电厂是比较命苦的，经济效益也不会太高，毕竟发电的时候不多，而干等在那里的时候肯定是亏钱的，需要补贴。而现在煤价那么高，等着的时候亏钱，发电了也亏钱，真惨呐。
调峰火电厂：我是可怜的备胎？
新能源占比越高，电网越不稳定？
那么问题来了，为了电网的安全稳定，是不是发展多少新能源，就要匹配新建多少火电厂作为“备胎”呢？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发展新能源，还要新建火电厂，根本不符合当前的政策方向嘛，所以新能源发展了，但是配套的火电站没搞起来。
所以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新能源占比越高，电网越不稳定。
我们来看看新能源领头羊—辽宁电网，其在2020年底新能源装置容量占比已经达到4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另外，东北电网也使用了大量蒙东的风电。
记者刘大毅报道 3月16日，记者从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为落实国家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辽宁电力加快实施综合能源服务，推动地区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实现传统电网向能源互联网转型升级，力争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总装机容量比例达50%以上。
去年9月，我国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定为今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在推动能源绿色转型方面，辽宁一直是领头羊。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人士表示。数据显示，2020年辽宁新能源综合利用率达99.22%，已连续三年保持国际领先水平。2020年年底，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36.96%。
能源很清洁，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但是也不是没有副作用，那就是电网稳定性下降。一旦碰到极端天气，例如无风日，那么风电出力大幅下降，又没有大量的火电机组开启来承担这部分发电，那么电力缺口就会很大，只能拉闸限电了。极端情况下，被迫紧急切除负荷以保障电网本身的安全，不至于崩溃。
如何破局？
1.新能源发展的同比，配套建设相应的调峰火电厂。可惜火电厂不让建，不经济也不环保。
2.大力发展储能技术，包括电化学储能和抽水储能。可惜抽水储能电站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建设，而电化学储能（即电池储能）技术不过关，危险系数高，国轩高科在北京郊区的储能电站起火导致两位消防员牺牲的情况还历历在目，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储能电站的大规模铺开。
投资机会在哪里？
1.储能技术肯定是要大力发展的，电池储能技术是新能源发展的关键，只有储能技术跟上了，新能源才能够放开手脚发展。可惜目前来看，新能源相关的股票估值都很高，而且其技术是否成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煤炭。用电量增长，对煤炭的需求日益增加，煤价价格一路上涨，可惜煤炭的相关企业其股价近期涨幅也很大了。
3.水电。由于长期压制电价，导致火电企业已经全面亏损，电价调整势在必行，例如湖南发改委近日已经发布文件，将对燃煤电价进行改革，总体来看就是“煤电联动”，电价有所上升。最近十年甚至二十年稳如泰山的电价开始松动，那么水电的价格是不是也有上行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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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约”首日，这家船厂争端有了最新表态
原创 吴秀霞 王进 中国船舶报 昨天
“
船厂目前出具的赔偿方案在劳动法既定的合法范围内，考虑到很多员工在船厂工作多年，亦是家庭支柱，面临还贷等多重压力，想争取更多权益也在情理之中。当前，企业与员工还处于相互协商、谈判阶段，政府部门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目前，北仑区正组织策划相关的招聘会，为员工牵线搭桥，创造岗位安置再就业。
——北仑区有关部门负责人
”
9月13日，是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2500余名员工（含外包工）被单方“解约”的第一天，也是该公司1500余名员工请求补偿及安置方案的第六天。当日，浙江省宁波市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台风“灿都”肆虐、风雨交加，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厂区维权的员工们如往常一样，坚持冒雨打扫厂区卫生，提前检查安置码头设施设备安全。现场维权的1位员工告诉《船报》记者，尽管目前他们还没有收到公司确切、满意的补偿安置方案，但毕竟在这里工作了14年左右，他们仍旧视厂如家，有份感情在。
事发突然 即将关闭的工厂
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是韩国三星重工在中国的第一个造船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家外商独资造船厂。1995年12月20日，独资的三星造船项目正式落户宁波小港青峙工业区。20多年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扎根北仑，精益管理，从制造中小分段及舱口盖起步，最终实现了建造整船梦想。今年9月，该公司突然宣布撤资，让企业很多员工措手不及。
太突然了，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该船厂1位匿名员工说，今年年初以来，员工们都在各自岗位正常工作，生产作业照旧。从今年年中开始，员工们从各渠道了解到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地块即将被收回的消息，但又没有收到公司的赔付方案和未来职业规划，所以从9月8日开始，员工开始抗议。据该船厂相关人士透露，在员工抗议之前，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仍有7~8艘船体在建造中，但自罢工以来员工已无心工作，且很多协力厂商已经撤离，部分已结束生产的厂房已开始拆除设备，逐步转移给三星重工山东荣成厂区。
记者采访部分船厂员工了解到，9月10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向全体员工分别发放了《告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全体员工书》以及《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提前解散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补偿方案》。2份文件分别提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受到重大影响，导致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董事会决议依法提前解散三星公司，全体员工从2021年9月13日开始与公司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承诺向全体员工足额发放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然而，船厂员工对此并不认可，质疑并非受疫情影响关闭工厂。公开资料显示，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土地将规划为化工区域，厂区1178亩土地目前已完成收回协议签订。9月9日，相关网络民生服务平台就网友关于厂区关闭时间节点和赔偿方案的留言回复称：“按照既定工作计划，三星宁波公司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停产。”资方提前宣传撤资，让企业员工产生了不满情绪。此外，员工认为，今年以来工厂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并未出现严重困难。
《船报》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以来，韩资企业撤离中国的脚步未曾停歇。其中，三星集团分别于2019及2020年结束了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及电视机生产线，并转往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此次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撤离中国或许在资方计划之中，却在员工意料之外。不过，据韩国媒体消息，为了配合韩国政府确保当地就业水平，韩国大宇造船海洋和三星重工或将原本放在中国的分段建造工作转回韩国。这也意味着这两大韩国造船巨头在华分段业务被边缘化，在中国的三家韩国船厂——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和三星重工业（荣成）有限公司或将停产甚至关闭。
众说不一 悬而未决的赔偿
自9月8日以来，面对员工的不断诉求，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于9月10日单方面宣布提前解散员工，并于9月13日与全体员工正式解除劳动关系。
对此，该厂1位员工认为，该公司方案内容中写明是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但企业员工们认为这是地方政府“腾笼换鸟”计划的一部分，且双方已经签订完成了1178亩土地收回协议。遗憾的是，公司方面一直没有向员工做任何说明，这也是他们意难平之处。而且，对于资方提出的赔偿方案，很多员工表示不满意，与赔偿要求差距太大。另外，资方也没有做到提前1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企业撤资、裁员时需要与工会协商并且给予员工一定的补偿。具体的补偿方式为每在企业工作一年获得一个月工资的补偿，同时，公司一般会提前一个月通知员工离职，这一个月的工资也应该给到员工。这种补偿方式即所谓的“N+1”制度。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在给员工发放的赔偿方案中设定了明确标准。根据船厂员工提供的《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提前解散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补偿方案》，该公司在对文件中所述普通员工、工伤致残员工、患职业病员工和“三期”女职工，在依法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基础上，再另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同时再支付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再就业补助金，即按“N+3”的标准进行补偿。
船厂1位匿名员工认为，很多员工从业在14年左右，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患有重工业普遍存在的听力障碍、腰椎键盘突出、膝盖损伤、苯系物超标等职业病及各种各样的工伤后遗症。该赔偿标准过低，他们希望资方拿出有诚意的赔偿方案。
对此，《船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律师及相关船企专家。业内1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认为，用人单位因客观情况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包括政策原因），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支付补偿金，补偿金一年补一个月，N补偿是合法的。该律师认为，只有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才必须支付2N补偿金，但在此不适用。此外，对于赔偿方案的标准，1家船企负责人称，企业出现重大经营变化，法律最低赔偿为“N”，同时双方也可协商解决。
持久拉锯 不断消耗的信任
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作为船舶行业知名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这种企业文化理念一直为业界赞赏，企业和员工在共同发展中早已融为一体。
9月8日上千名员工罢工以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员工与资方相互拉锯、僵持已持续 6天。大部分员工身心俱疲，个别情绪激动的员工被送往医院抢救，仍然坚持在厂区的员工要求与韩方领导面谈，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直至记者发稿前，该公司员工表示：“台风天风雨交加，工友们还在坚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天来不信任感、对立情绪在不断加深、扩散，这种持久拉锯战，不断消耗着各方之间的信任。
为促成事件圆满解决，9月9日，北仑区在网络平台回复相关留言表示：“对三星重工宁波公司直营员工的经济补偿方案，据悉报韩国总部批准后，将在今年9月下旬正式公布，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要求执行。而且，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对接之后，正在谋划本月中旬为三星重工公司直营员工举办专场招聘会，北仑也欢迎有技术、有意向的技能型人才继续留在北仑，政府牵线搭桥着力解決下岗再就业问题。”
9月13日，北仑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船厂目前出具的赔偿方案在劳动法既定的合法范围内，考虑到很多员工在船厂工作多年，亦是家庭支柱，面临还贷等多重压力，想争取更多权益也在情理之中。当前，企业与员工还处于相互协商、谈判阶段，政府部门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目前，北仑区也正在组织策划相关的招聘会，为员工牵线搭桥，创造岗位安置再就业。后期，北仑区将持续关注此次事件，一旦有新进展，将通过《船报》第一时间发布最新信息。
相关法律人士表示，企业撤资关闭属于正常商业行业，撤资搬厂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策略和在地的运营环境政府政策等，但涉及数千名员工的生计问题，对员工的赔偿和善后应妥善解决。在此，《船报》也呼吁，此次事件中的劳资双方能够积极畅通沟通，早日圆满解决问题。否则，等到各方之间的信任消失殆尽，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 https://t.cn/Evk4evd
原创 吴秀霞 王进 中国船舶报 昨天
“
船厂目前出具的赔偿方案在劳动法既定的合法范围内，考虑到很多员工在船厂工作多年，亦是家庭支柱，面临还贷等多重压力，想争取更多权益也在情理之中。当前，企业与员工还处于相互协商、谈判阶段，政府部门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目前，北仑区正组织策划相关的招聘会，为员工牵线搭桥，创造岗位安置再就业。
——北仑区有关部门负责人
”
9月13日，是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2500余名员工（含外包工）被单方“解约”的第一天，也是该公司1500余名员工请求补偿及安置方案的第六天。当日，浙江省宁波市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台风“灿都”肆虐、风雨交加，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厂区维权的员工们如往常一样，坚持冒雨打扫厂区卫生，提前检查安置码头设施设备安全。现场维权的1位员工告诉《船报》记者，尽管目前他们还没有收到公司确切、满意的补偿安置方案，但毕竟在这里工作了14年左右，他们仍旧视厂如家，有份感情在。
事发突然 即将关闭的工厂
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是韩国三星重工在中国的第一个造船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家外商独资造船厂。1995年12月20日，独资的三星造船项目正式落户宁波小港青峙工业区。20多年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扎根北仑，精益管理，从制造中小分段及舱口盖起步，最终实现了建造整船梦想。今年9月，该公司突然宣布撤资，让企业很多员工措手不及。
太突然了，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该船厂1位匿名员工说，今年年初以来，员工们都在各自岗位正常工作，生产作业照旧。从今年年中开始，员工们从各渠道了解到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地块即将被收回的消息，但又没有收到公司的赔付方案和未来职业规划，所以从9月8日开始，员工开始抗议。据该船厂相关人士透露，在员工抗议之前，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仍有7~8艘船体在建造中，但自罢工以来员工已无心工作，且很多协力厂商已经撤离，部分已结束生产的厂房已开始拆除设备，逐步转移给三星重工山东荣成厂区。
记者采访部分船厂员工了解到，9月10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向全体员工分别发放了《告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全体员工书》以及《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提前解散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补偿方案》。2份文件分别提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受到重大影响，导致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董事会决议依法提前解散三星公司，全体员工从2021年9月13日开始与公司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承诺向全体员工足额发放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然而，船厂员工对此并不认可，质疑并非受疫情影响关闭工厂。公开资料显示，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土地将规划为化工区域，厂区1178亩土地目前已完成收回协议签订。9月9日，相关网络民生服务平台就网友关于厂区关闭时间节点和赔偿方案的留言回复称：“按照既定工作计划，三星宁波公司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停产。”资方提前宣传撤资，让企业员工产生了不满情绪。此外，员工认为，今年以来工厂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并未出现严重困难。
《船报》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以来，韩资企业撤离中国的脚步未曾停歇。其中，三星集团分别于2019及2020年结束了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及电视机生产线，并转往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此次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撤离中国或许在资方计划之中，却在员工意料之外。不过，据韩国媒体消息，为了配合韩国政府确保当地就业水平，韩国大宇造船海洋和三星重工或将原本放在中国的分段建造工作转回韩国。这也意味着这两大韩国造船巨头在华分段业务被边缘化，在中国的三家韩国船厂——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和三星重工业（荣成）有限公司或将停产甚至关闭。
众说不一 悬而未决的赔偿
自9月8日以来，面对员工的不断诉求，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于9月10日单方面宣布提前解散员工，并于9月13日与全体员工正式解除劳动关系。
对此，该厂1位员工认为，该公司方案内容中写明是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但企业员工们认为这是地方政府“腾笼换鸟”计划的一部分，且双方已经签订完成了1178亩土地收回协议。遗憾的是，公司方面一直没有向员工做任何说明，这也是他们意难平之处。而且，对于资方提出的赔偿方案，很多员工表示不满意，与赔偿要求差距太大。另外，资方也没有做到提前1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企业撤资、裁员时需要与工会协商并且给予员工一定的补偿。具体的补偿方式为每在企业工作一年获得一个月工资的补偿，同时，公司一般会提前一个月通知员工离职，这一个月的工资也应该给到员工。这种补偿方式即所谓的“N+1”制度。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在给员工发放的赔偿方案中设定了明确标准。根据船厂员工提供的《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提前解散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补偿方案》，该公司在对文件中所述普通员工、工伤致残员工、患职业病员工和“三期”女职工，在依法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基础上，再另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同时再支付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再就业补助金，即按“N+3”的标准进行补偿。
船厂1位匿名员工认为，很多员工从业在14年左右，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患有重工业普遍存在的听力障碍、腰椎键盘突出、膝盖损伤、苯系物超标等职业病及各种各样的工伤后遗症。该赔偿标准过低，他们希望资方拿出有诚意的赔偿方案。
对此，《船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律师及相关船企专家。业内1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认为，用人单位因客观情况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包括政策原因），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支付补偿金，补偿金一年补一个月，N补偿是合法的。该律师认为，只有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才必须支付2N补偿金，但在此不适用。此外，对于赔偿方案的标准，1家船企负责人称，企业出现重大经营变化，法律最低赔偿为“N”，同时双方也可协商解决。
持久拉锯 不断消耗的信任
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作为船舶行业知名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这种企业文化理念一直为业界赞赏，企业和员工在共同发展中早已融为一体。
9月8日上千名员工罢工以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员工与资方相互拉锯、僵持已持续 6天。大部分员工身心俱疲，个别情绪激动的员工被送往医院抢救，仍然坚持在厂区的员工要求与韩方领导面谈，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直至记者发稿前，该公司员工表示：“台风天风雨交加，工友们还在坚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天来不信任感、对立情绪在不断加深、扩散，这种持久拉锯战，不断消耗着各方之间的信任。
为促成事件圆满解决，9月9日，北仑区在网络平台回复相关留言表示：“对三星重工宁波公司直营员工的经济补偿方案，据悉报韩国总部批准后，将在今年9月下旬正式公布，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要求执行。而且，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对接之后，正在谋划本月中旬为三星重工公司直营员工举办专场招聘会，北仑也欢迎有技术、有意向的技能型人才继续留在北仑，政府牵线搭桥着力解決下岗再就业问题。”
9月13日，北仑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船厂目前出具的赔偿方案在劳动法既定的合法范围内，考虑到很多员工在船厂工作多年，亦是家庭支柱，面临还贷等多重压力，想争取更多权益也在情理之中。当前，企业与员工还处于相互协商、谈判阶段，政府部门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目前，北仑区也正在组织策划相关的招聘会，为员工牵线搭桥，创造岗位安置再就业。后期，北仑区将持续关注此次事件，一旦有新进展，将通过《船报》第一时间发布最新信息。
相关法律人士表示，企业撤资关闭属于正常商业行业，撤资搬厂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策略和在地的运营环境政府政策等，但涉及数千名员工的生计问题，对员工的赔偿和善后应妥善解决。在此，《船报》也呼吁，此次事件中的劳资双方能够积极畅通沟通，早日圆满解决问题。否则，等到各方之间的信任消失殆尽，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 https://t.cn/Evk4e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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