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要进步，需要客观认识社会、政府和市场(及其参与者)的相互作用。一说到政府就反感，这是偏见和孤陋。

对市场进行规制的直接力量来自政府，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之前不愿意承认的观点。这本书对政府如何在破坏性创新中发挥作用做了系统和深入的讨论。以阿根廷为例，开始时该国采纳的制度或政策有利于通过资本积累，特别是进口来替代政策实现增长和经济追赶。但它们没能为转向创新经济而相应调整制度。如果仅依靠市场主体转向创新经济可能是低效的，甚至很难成功。这是由于人们不会把自己的创新给全社会带来的集体知识进步效应以及未来创新者能够利用这些进步的效应内部化, 所以每个人的创新投入都将不足。因此，此时需要政府来扮演创新投资人的角色。

#大学生[超话]#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同济大学经济法学教授朱国华指出：一个社会要“集体行动”，乃至达成一份契约，不仅有成本，而且成本非常高，难度不亚于“大一统”。社会契约论实质上隐含着大一统的前提，但西方政治学并没有真正论述过大一统，这就是没有从“我”出发来思考而招致的颟顸、糊涂与荒唐（参见“别了”第21章“自然选择大一统”）https://t.cn/A6xmUdXB

#黄三[超话]#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同济大学经济法学教授朱国华指出：拿“社会契约论”来说，这是近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根基（卢梭写有一本重要著作，书名就叫“社会契约论”），如果被动摇，整个西方政治学的大厦都毁于一旦。但注目礼学说就是毫不含糊地动摇了社会契约论。症结正在于“我”……https://t.cn/A6xmUd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