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一杯水的问题吗？
由《因一杯水倒闭的餐厅》一文带来的深思
（注：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哲理故事，故事之后的内容也精彩，建议看到最后）
☘️故事☘️
《因一杯水倒闭的餐厅》
那是一家速食店，地处闹市，生意兴隆。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子抱着小婴儿来到店里，她想为孩子买点喝的。不过，满店都是可乐、雪碧之类的冷饮，实在不适合小婴儿。左看右看，她终于发现，店里有台饮水机，里面的纯净水，倒可以让孩子喝一点。
于是，她试探地问服务员：“你好，能给我一杯水吗?”服务员看她一眼，随口说道：“拿杯子来。”她一愣，赶紧说：“对不起，我没有杯子。”“那不行。”服务员的回答异常简洁。
“拜托了，用店里的杯子行吗?我付钱。”她继续恳求道，“孩子渴得厉害。”“杯子不单卖，你买杯饮料吧。”服务员的声音中明显地多了几分不耐烦。“孩子不能喝饮料，就请你给我杯水吧。”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了。这一次，服务员没再理她，而转过头去，接待下一位顾客……
那一天，年轻的女子带着婴儿到家后，就和邻居聊起了当天的事情。听了她的遭遇，邻居很是气愤：“这家店太刻薄了，以后我是不会再去了。”“是啊，我也肯定不会再去的。”说完，她们各自回了家。
邻居是位中学老师，学校就在速食店的旁边。第二天上班后，邻居就和同事们说起了她的经历。
大家一听，感慨不已：“太过分了，连杯水都舍不得。”“这样的店，最好倒掉。”“是啊，是啊!”……
再和学生聊天时，老师们都会提起那件事，然后叮嘱一句：“你们以后最好少往那跑。”同学们回家后，纷纷和家人说起那件事，末尾还要加上一句：“我们老师说了，以后少到那儿去。”
速食店依旧天天开门，迎接四方来客。只是谁也说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餐厅开始变得冷清了。而在以前，餐厅几乎是日日爆满;尤其是周末，那些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总是在柜台前排着长队。
可现在呢，店里很难见到那些年轻的身影了。学生少就少吧，可奇怪的是，其他的顾客竟然也很少光临;偶尔有人光顾，也是买了东西就走，很少在店里坐一坐。
店里的座位，大多都是空荡荡的，看上去，整个餐厅，死气沉沉。
为了改善营业状况，速食店推出不少新措施：有奖就餐，套餐打折，赠送礼品……但这些活动，只能在短时间内聚拢人气，要不了多久，店里便冷清依旧。
渐渐地，又有不少餐厅进驻闹市，在速食店的前后左右，多了水饺店、面条店、豆浆店……速食店的生意，更是每况愈下。
终于有一天，速食店黯然关了门。当店里的员工收拾东西离去时，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不幸的结局，就始于一杯水的冷漠。
一杯水，竟然导致一家原本生意兴隆的店面最终关门，说来难以置信，但谁又能忽视一杯水的力量呢。
看似不起眼的冷漠，也会伤害人心。不积善不积财，忽视顾客，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饭碗！
-END-
☘️#涛哥有话说[超话]# ☘️
虽然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哲理故事，但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道理比比皆是。
我不由得将这个故事与今日的#西安疫情# 关联起来。
今年的10月16日，陕西省西安市通报了二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系一对从上海出发的退休教师老夫妇，在内蒙古甘肃旅游后到了西安，甘肃嘉峪关的疾控部门电话通知他们，在嘉峪关做的核酸检测混检有异常，请老夫妇抓紧到就近医院再做一次。老夫妇在当天晚上做核酸检测不果的情况下，第二天早上再次去了医院做核酸检测。检测报告在第二天的傍晚显示阳性，当晚被核定为确诊病例。
病例通报后，这对老夫妻随即被大量的西安网民网暴，甚至连一些赞扬上海市防疫工作的帖子或评论也被殃及。更有甚者，有些人不分是非，喊出了“枪毙”这对老夫妻的话。
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当地媒体自媒体拼命鼓吹西安的防疫工作如何的牢固，“西安速度”，“精准防疫”这些标签一一封在了西安的头上。
在这样的舆论导向和氛围下，西安俨然成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疫最优秀的城市之一。
可是，2021年12月9日开始的一系列确诊数字，打破了西安神化。12月18日确诊10例，12月19日确诊21例，12月20日确诊42例，12月21日确诊52例，12月22日确诊91例……12月9日0时－23日13时，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4例。
很多西安网民是很难接受我把10月份网暴二位确诊的退休教师夫妇这件事，与现在的疫情关联起来。但那件事与之前之后的很多事情串联起来，就像《因一杯水倒闭的餐厅》故事中的那杯水一样，悄无声息地让西安的防疫工作破了防，这是不想承认也不得不承认的。
我一再的说，这个病毒很狡猾，很会钻空子，稍不留神就会得手。
发生疫情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味地怪别人；或者直接一刀切，以为发一个“凭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才能进某某地方和场合”就一了百了，下面需要落到实处的一件件细微的事情却潦潦草草，病毒不钻你的空子钻谁的？
俗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切皆有因果，一切皆有报应，但愿这篇《因一杯水倒闭的餐厅》的故事，能够唤醒一些人……
西安加油
由《因一杯水倒闭的餐厅》一文带来的深思
（注：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哲理故事，故事之后的内容也精彩，建议看到最后）
☘️故事☘️
《因一杯水倒闭的餐厅》
那是一家速食店，地处闹市，生意兴隆。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子抱着小婴儿来到店里，她想为孩子买点喝的。不过，满店都是可乐、雪碧之类的冷饮，实在不适合小婴儿。左看右看，她终于发现，店里有台饮水机，里面的纯净水，倒可以让孩子喝一点。
于是，她试探地问服务员：“你好，能给我一杯水吗?”服务员看她一眼，随口说道：“拿杯子来。”她一愣，赶紧说：“对不起，我没有杯子。”“那不行。”服务员的回答异常简洁。
“拜托了，用店里的杯子行吗?我付钱。”她继续恳求道，“孩子渴得厉害。”“杯子不单卖，你买杯饮料吧。”服务员的声音中明显地多了几分不耐烦。“孩子不能喝饮料，就请你给我杯水吧。”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了。这一次，服务员没再理她，而转过头去，接待下一位顾客……
那一天，年轻的女子带着婴儿到家后，就和邻居聊起了当天的事情。听了她的遭遇，邻居很是气愤：“这家店太刻薄了，以后我是不会再去了。”“是啊，我也肯定不会再去的。”说完，她们各自回了家。
邻居是位中学老师，学校就在速食店的旁边。第二天上班后，邻居就和同事们说起了她的经历。
大家一听，感慨不已：“太过分了，连杯水都舍不得。”“这样的店，最好倒掉。”“是啊，是啊!”……
再和学生聊天时，老师们都会提起那件事，然后叮嘱一句：“你们以后最好少往那跑。”同学们回家后，纷纷和家人说起那件事，末尾还要加上一句：“我们老师说了，以后少到那儿去。”
速食店依旧天天开门，迎接四方来客。只是谁也说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餐厅开始变得冷清了。而在以前，餐厅几乎是日日爆满;尤其是周末，那些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总是在柜台前排着长队。
可现在呢，店里很难见到那些年轻的身影了。学生少就少吧，可奇怪的是，其他的顾客竟然也很少光临;偶尔有人光顾，也是买了东西就走，很少在店里坐一坐。
店里的座位，大多都是空荡荡的，看上去，整个餐厅，死气沉沉。
为了改善营业状况，速食店推出不少新措施：有奖就餐，套餐打折，赠送礼品……但这些活动，只能在短时间内聚拢人气，要不了多久，店里便冷清依旧。
渐渐地，又有不少餐厅进驻闹市，在速食店的前后左右，多了水饺店、面条店、豆浆店……速食店的生意，更是每况愈下。
终于有一天，速食店黯然关了门。当店里的员工收拾东西离去时，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不幸的结局，就始于一杯水的冷漠。
一杯水，竟然导致一家原本生意兴隆的店面最终关门，说来难以置信，但谁又能忽视一杯水的力量呢。
看似不起眼的冷漠，也会伤害人心。不积善不积财，忽视顾客，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饭碗！
-END-
☘️#涛哥有话说[超话]# ☘️
虽然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哲理故事，但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道理比比皆是。
我不由得将这个故事与今日的#西安疫情# 关联起来。
今年的10月16日，陕西省西安市通报了二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系一对从上海出发的退休教师老夫妇，在内蒙古甘肃旅游后到了西安，甘肃嘉峪关的疾控部门电话通知他们，在嘉峪关做的核酸检测混检有异常，请老夫妇抓紧到就近医院再做一次。老夫妇在当天晚上做核酸检测不果的情况下，第二天早上再次去了医院做核酸检测。检测报告在第二天的傍晚显示阳性，当晚被核定为确诊病例。
病例通报后，这对老夫妻随即被大量的西安网民网暴，甚至连一些赞扬上海市防疫工作的帖子或评论也被殃及。更有甚者，有些人不分是非，喊出了“枪毙”这对老夫妻的话。
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当地媒体自媒体拼命鼓吹西安的防疫工作如何的牢固，“西安速度”，“精准防疫”这些标签一一封在了西安的头上。
在这样的舆论导向和氛围下，西安俨然成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疫最优秀的城市之一。
可是，2021年12月9日开始的一系列确诊数字，打破了西安神化。12月18日确诊10例，12月19日确诊21例，12月20日确诊42例，12月21日确诊52例，12月22日确诊91例……12月9日0时－23日13时，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4例。
很多西安网民是很难接受我把10月份网暴二位确诊的退休教师夫妇这件事，与现在的疫情关联起来。但那件事与之前之后的很多事情串联起来，就像《因一杯水倒闭的餐厅》故事中的那杯水一样，悄无声息地让西安的防疫工作破了防，这是不想承认也不得不承认的。
我一再的说，这个病毒很狡猾，很会钻空子，稍不留神就会得手。
发生疫情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味地怪别人；或者直接一刀切，以为发一个“凭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才能进某某地方和场合”就一了百了，下面需要落到实处的一件件细微的事情却潦潦草草，病毒不钻你的空子钻谁的？
俗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切皆有因果，一切皆有报应，但愿这篇《因一杯水倒闭的餐厅》的故事，能够唤醒一些人……
西安加油
《朗读者》最新一期节目，邀请了康辉做嘉宾。
节目里，董卿拿出一张康辉和母亲的合照，下面注有一行小字：
“因为没有近期和妈妈的合影，我自己拼了一张。”
看到照片，康辉难掩悲伤，叹了口气，讲述了一个藏在照片背后的故事。
2018年，康辉的母亲去世了，母亲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康辉并没有陪在身边，而是在机场候机。
他等候的也并不是要回家的航班，而是飞往国外的。
当时，康辉接到任务，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政报道，错过了与母亲的最后一面。
登上飞机，在昏暗的客舱里，康辉一边流泪，一边写下了文章《写给妈妈，不是祭文的祭文》。
“人到中年，像这样的意外本不属意外，但无论做了怎样的心理准备，那一刻，仍然有着太多的痛，太多的不舍与遗憾。”
后来，康辉试图从手机里翻出一张跟母亲的合影。
他换过很多手机，每部手机里都有无数张照片，唯独没有跟母亲的合影。
他总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合影，却忘了世事无常。
处理完工作回到家，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康辉特意保留了一件母亲的毛衣，想母亲的时候，他就把毛衣披在身上，仿佛是母亲在拥抱他。
讲到这里的时候，康辉眼里噙着泪，几度哽咽。
康辉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央视主持人，一个是撒贝宁，另一个是朱迅。
撒贝宁在双胞胎孩子出生后，他把第一条微信发给了自己的母亲。
“妈妈，你的两个小孙子出生了，你要当奶奶了。”
但这条消息就像是石子掷进大海，注定得不到任何回响。
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母亲去世后，撒贝宁打开和母亲的聊天记录，想再听听母亲的声音，竟找不到一条语音。
回忆起母亲去世那个晚上，他突然发现一直以来，自己都做错了一件事：
“我一直以为，让我妈妈以我为傲，是送给她最大的礼物，可是后来才发现，我最大礼物还没来得及给——那就是当她还在我身边的时候，多和她待一待。”
父母想要的其实并不多，不过是子女一点点的陪伴。
朱迅在提到自己父亲的时候，更是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
朱迅的父亲去世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可那个时候他身上插满了管子，根本没有办法拔，结果第三天父亲就走了。
这件事后来也成了朱迅一生最大的遗憾，她说如果知道父亲走得那么快，当时无论如何都会满足父亲最后的心愿。
毕淑敏在《孝心无价》中写道：
“我相信每个赤城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自己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
我们总想着来日方长，想等到事业成功了，再去陪伴父母享受天伦之乐。
唯独忘记了岁月残酷，时光从来不等人。
你永远不知道，你不在家时，父母是什么样子。
你也永远不知道，你离开家时，父母是什么心情。
之前看到网友发布的一段监控视频，莫名泪目。
网友在探亲结束后，离家返工，母亲在院门口目送孩子的车子远去，迟迟不肯回去。
车子走远后，情绪低落的母亲，一步三回头地往回走。
可走进院里没几步，母亲又折返回去，沿着儿子远去的方向追了出去。
直到确认看不见儿子的车尾后，母亲才彻底死了心。
这世上有一种爱，叫车已走远，父母还在目送。
我们只顾着埋头赶路，从没想过停下脚步朝身后看一眼。
如果你回头，就会看到一双孤独落寞的身影，一直在原地注视着你。
她（他）们的脊背从挺拔到佝偻，头发从乌黑到花白。
她（他）目送着儿子越长越大，越走越远，最终成为他乡的一个“故人”。
坦白讲，这些年忙于工作，疲于奔波，我回家的时间屈指可数。
可每次回家，都会明显感觉到父母又矮了一截，又苍老了许多。
是啊，我们在奋力奔跑时，父母也在慢慢变老。
有句话说：“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有父母的爱指向别离。”
所谓父母子女，不过是一场美丽的遇见，一场盛大的离别。
董卿曾说过：“亲情是一场倒计时的爱，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有限的时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父母不留遗憾。”
世间遗憾千万种，但从没有哪一种，可以超越与父母的分别。
不知道你有没有计算过，我们这一生还有多少时间能够陪伴父母？
曾经有一个亲情计算公式广泛流传：
按照父母50岁计算，假设父母再活30年，我们平均每年回家1次。
每次待满5天，减去同学聚会、吃饭、睡觉的时间，真正能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大概只有24小时。
那么，在剩余的30年中，我们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1个月。
电影《后会无期》中有句经典台词：
“每一次告别，用力一点；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
人生很长，却也很短，短到我们来不及好好陪陪父母，来不及再认真看他们一眼。
我们都曾抱怨工作忙、压力大，陪伴父母的时间就像已经挤过水的海绵。
总在等有时间、等以后，可等来等去最后只剩下遗憾。
父母在，我们就永远有一个可以停下来休息的家。
父母不在了，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们都只是故乡的客人。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人，一转身，就成了永远。
山西晋中，母亲已经去世，但生前做的番茄酱还没有吃完。
男子在看到母亲做的番茄酱后，瞬间崩溃，哭得像个孩子。
父母走了以后，孩子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思念。
男子在外出吃饭时，遇到长相和去世母亲一样的阿姨。
阿姨在离开之际，男子上前抱着阿姨，跪地痛哭。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喊一声“爸妈”有人应。
父母，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撒谎的人。
他们报喜不报忧，总告诉你说，他们过得很好，让你安心工作，不要担心。
你傻傻地相信了，从来没有想过，上了年纪的人，身体怎么可能一直硬朗。
山西太原，父母一直不让儿子回家，告诉儿子说，他们很好，让他放心。
可儿子放心不下，偷偷跑回了家，回到家才发现，父亲中风歪了嘴，母亲干活闪了腰。
为人子女，总是要等到长大以后才明白，其实自己的父母，都是“骗子”。
贾平凹在《怀念母亲》中写道：
“当母亲与我们告别、与这个世界告别，那种疼痛是锥心刺骨的。”
岁月无情，时光已老，才知道有爸妈管的孩子，最幸福。
《成长，衰老》里有过这样的话：
小时候，我们不会说话，父母不厌其烦地教；
父母老了，想学微信，我们说学不来就不要玩。
小时候，我们想出去玩，父母背着、抱着去；
父母老了，我们很难推着轮椅带他们去玩。
小时候，我们生病，父母倾家荡产都要把我们治好；
父母老了，我们即便倾家荡产给他们治病，又能挽回几年……
为人父母，哪一个不是为了家、为了孩子，奔波了一辈子，辛劳了一辈子。
对子女来说，最心酸的是，小时候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切，长大后能给予父母的却太少太少。
人这一生，只欠父母。
趁时光未老，父母健在，好好去爱他们，去陪伴他们。
不要等到失去，只能在时光中悔恨和追思。
愿时间走慢一点，让我们的父母慢慢变老。
当你回去，脚还没踏进家门前，可以大喊一声：
“爸，妈，我回来了！”
节目里，董卿拿出一张康辉和母亲的合照，下面注有一行小字：
“因为没有近期和妈妈的合影，我自己拼了一张。”
看到照片，康辉难掩悲伤，叹了口气，讲述了一个藏在照片背后的故事。
2018年，康辉的母亲去世了，母亲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康辉并没有陪在身边，而是在机场候机。
他等候的也并不是要回家的航班，而是飞往国外的。
当时，康辉接到任务，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政报道，错过了与母亲的最后一面。
登上飞机，在昏暗的客舱里，康辉一边流泪，一边写下了文章《写给妈妈，不是祭文的祭文》。
“人到中年，像这样的意外本不属意外，但无论做了怎样的心理准备，那一刻，仍然有着太多的痛，太多的不舍与遗憾。”
后来，康辉试图从手机里翻出一张跟母亲的合影。
他换过很多手机，每部手机里都有无数张照片，唯独没有跟母亲的合影。
他总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合影，却忘了世事无常。
处理完工作回到家，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康辉特意保留了一件母亲的毛衣，想母亲的时候，他就把毛衣披在身上，仿佛是母亲在拥抱他。
讲到这里的时候，康辉眼里噙着泪，几度哽咽。
康辉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央视主持人，一个是撒贝宁，另一个是朱迅。
撒贝宁在双胞胎孩子出生后，他把第一条微信发给了自己的母亲。
“妈妈，你的两个小孙子出生了，你要当奶奶了。”
但这条消息就像是石子掷进大海，注定得不到任何回响。
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母亲去世后，撒贝宁打开和母亲的聊天记录，想再听听母亲的声音，竟找不到一条语音。
回忆起母亲去世那个晚上，他突然发现一直以来，自己都做错了一件事：
“我一直以为，让我妈妈以我为傲，是送给她最大的礼物，可是后来才发现，我最大礼物还没来得及给——那就是当她还在我身边的时候，多和她待一待。”
父母想要的其实并不多，不过是子女一点点的陪伴。
朱迅在提到自己父亲的时候，更是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
朱迅的父亲去世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可那个时候他身上插满了管子，根本没有办法拔，结果第三天父亲就走了。
这件事后来也成了朱迅一生最大的遗憾，她说如果知道父亲走得那么快，当时无论如何都会满足父亲最后的心愿。
毕淑敏在《孝心无价》中写道：
“我相信每个赤城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自己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
我们总想着来日方长，想等到事业成功了，再去陪伴父母享受天伦之乐。
唯独忘记了岁月残酷，时光从来不等人。
你永远不知道，你不在家时，父母是什么样子。
你也永远不知道，你离开家时，父母是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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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走远后，情绪低落的母亲，一步三回头地往回走。
可走进院里没几步，母亲又折返回去，沿着儿子远去的方向追了出去。
直到确认看不见儿子的车尾后，母亲才彻底死了心。
这世上有一种爱，叫车已走远，父母还在目送。
我们只顾着埋头赶路，从没想过停下脚步朝身后看一眼。
如果你回头，就会看到一双孤独落寞的身影，一直在原地注视着你。
她（他）们的脊背从挺拔到佝偻，头发从乌黑到花白。
她（他）目送着儿子越长越大，越走越远，最终成为他乡的一个“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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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们在奋力奔跑时，父母也在慢慢变老。
有句话说：“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有父母的爱指向别离。”
所谓父母子女，不过是一场美丽的遇见，一场盛大的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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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遗憾千万种，但从没有哪一种，可以超越与父母的分别。
不知道你有没有计算过，我们这一生还有多少时间能够陪伴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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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待满5天，减去同学聚会、吃饭、睡觉的时间，真正能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大概只有24小时。
那么，在剩余的30年中，我们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1个月。
电影《后会无期》中有句经典台词：
“每一次告别，用力一点；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
人生很长，却也很短，短到我们来不及好好陪陪父母，来不及再认真看他们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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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在等有时间、等以后，可等来等去最后只剩下遗憾。
父母在，我们就永远有一个可以停下来休息的家。
父母不在了，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们都只是故乡的客人。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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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晋中，母亲已经去世，但生前做的番茄酱还没有吃完。
男子在看到母亲做的番茄酱后，瞬间崩溃，哭得像个孩子。
父母走了以后，孩子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思念。
男子在外出吃饭时，遇到长相和去世母亲一样的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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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撒谎的人。
他们报喜不报忧，总告诉你说，他们过得很好，让你安心工作，不要担心。
你傻傻地相信了，从来没有想过，上了年纪的人，身体怎么可能一直硬朗。
山西太原，父母一直不让儿子回家，告诉儿子说，他们很好，让他放心。
可儿子放心不下，偷偷跑回了家，回到家才发现，父亲中风歪了嘴，母亲干活闪了腰。
为人子女，总是要等到长大以后才明白，其实自己的父母，都是“骗子”。
贾平凹在《怀念母亲》中写道：
“当母亲与我们告别、与这个世界告别，那种疼痛是锥心刺骨的。”
岁月无情，时光已老，才知道有爸妈管的孩子，最幸福。
《成长，衰老》里有过这样的话：
小时候，我们不会说话，父母不厌其烦地教；
父母老了，想学微信，我们说学不来就不要玩。
小时候，我们想出去玩，父母背着、抱着去；
父母老了，我们很难推着轮椅带他们去玩。
小时候，我们生病，父母倾家荡产都要把我们治好；
父母老了，我们即便倾家荡产给他们治病，又能挽回几年……
为人父母，哪一个不是为了家、为了孩子，奔波了一辈子，辛劳了一辈子。
对子女来说，最心酸的是，小时候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切，长大后能给予父母的却太少太少。
人这一生，只欠父母。
趁时光未老，父母健在，好好去爱他们，去陪伴他们。
不要等到失去，只能在时光中悔恨和追思。
愿时间走慢一点，让我们的父母慢慢变老。
当你回去，脚还没踏进家门前，可以大喊一声：
“爸，妈，我回来了！”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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