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麦当劳开业50周年】餐饮业巨头的光与影
2021年，日本麦当劳公司迎来了开业50周年。在餐饮业受到冲击的大背景下，该公司乘着宅家需求的东风业绩扶摇直上。2020年12月期的合并结算显示，全部门店的总营业额达到5892亿日元，营业利润达312亿日元，刷新了历史最好记录。熟知该公司初创期的中园仁，为我们回顾了日本麦当劳公司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
——在银座三越开张的一号店——
现在日本随处都可看见麦当劳了。而日本麦当劳的一号店，则是1971年7月20日在东京银座的三越百货公司诞生的。
当时，中园仁还是一名大学生。两年后，他入职日本麦当劳公司工作。“之所以加入日本麦当劳，是因为当时我希望到媒体工作，但都没有如愿。正当我愁着要上哪儿去找工作时，看到学校学生处有麦当劳公司的招聘广告，于是决定去试试。在那之前，我已经知道麦当劳这家公司。因为学生时代，我曾骑自行车横穿美国，看到很多城镇都有麦当劳门店，也曾顺道光顾过。”
当时开在银座三越百货的一号店成为大众热议话题，之后又在新宿二幸（现为新宿ALTA）等地陆续增开了分店。但麦当劳在当时的日本还属小众，连汉堡包本身都还未被日本人认知。
“对于麦当劳来说，门店是根本。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曾在大阪的梅田阪神分店和神户的三宫分店工作。当年，即便是在三宫这样的繁华地段，也少有客人上门，提起麦当劳，几乎所有人的反应，就是一脸茫然。”
但并没有需要多长时间，店里的生意就火热了起来。“当时，麦当劳招聘的员工都是年轻时髦的女性，她们工作利落，看上去魅力十足，慢慢地吸引了年轻女顾客进店消费，由此又带动了男性顾客上门。”
——冲绳门店营业额创下世界纪录——
中园仁入职五年后，日本麦当劳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976年，中园仁被任命为冲绳县浦添市牧港店的店长，创造了惊人的营业收入。
“当时是美国把冲绳管治权交给日本后的第四年，有20多万美军家属还在冲绳生活。当我们在计划开店的地方打出‘McDonald’s opening soon’（麦当劳即将开业）的告示牌后，每天都有美国人过来问门店什么时候开张。1976年2月1日，牧港店隆重开业，门口排起了长龙，我们只好将营业时间提前，然后是难以置信的客流，引发现场一片混乱。最终，这一天的营业额达到了300多万日元，创下了麦当劳开业当天营业额的世界纪录。盛况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接连创造了日、周和月营业额的世界纪录。”
1982年，日本麦当劳年营业额成为日本餐饮业第一名。这一辉煌业绩的实现，与创始人藤田田（ふじた でん）密不可分。
“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上世纪80年代，日本麦当劳每周都要新开一两家门店。无论在哪里开分店，藤田先生都要亲临考察，并且一定会赶去出席开业典礼并亲自剪彩。他还会顺道到附近的门店去里里外外地检查，连角落也不放过。稍微发现点问题，就会大发雷霆。虽然是有些可怕，但我认为他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企业家中是出类拔萃的。”
——藤田田社长的经营手段——
作为餐饮大王，藤田田一跃成为了时代宠儿，出版了《笨家伙才亏钱——犹太式商战哲学》《犹太式富翁吹牛大法——为什么只有我能赚钱？》等著作，有些人讥讽他是“金钱的奴隶”。但中园仁近距离观察到的藤田田的工作方式，和他人的印象则有些不同。
“藤田先生确实老爱说钱啊钱的，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话，那可能就是‘一台有人情味儿的电脑’。”企业要想赚钱，就必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此，中园仁回忆说，藤田很看重人情世故和报酬。而且，其中尤其让藤田挂心的是员工的家庭。
“藤田当社长时期，公司除了每年7月和12月发放奖金外， 3月还有结算奖金。向男性员工支付结算奖金时，支付对象不是员工，而是他们的妻子。其逻辑是，希望员工妻子能够监督和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此外，每当员工妻子过生日，藤田都会安排花店送去鲜花。“那可不是一般的剪枝花，而是盆栽鲜花，能够养上一年左右。因此，员工妻子每当看到鲜花，就会敲打丈夫要好好工作。也就是说，藤田田通过关心员工妻子，激发出员工的干劲。”
入职后的十年里，中园仁辗转工作于日本全国各地的分店，最后回到东京新宿的公司总部，在藤田田身边工作。他说有一件事至今难忘。
有一次中园仁去上厕所，藤田田随后进来。然后他看着中园，很不经意地问道：“哦，中园君，你女儿快上小学了吧？”
“确实如藤田所说，我女儿第二年就要上小学了。我很吃惊。因为，如果不是平时就将员工家庭构成等信息装在脑子里的人，是不会瞬间就能问出这种话来的。我再次认识到，社长总是把员工放在心上，真心觉得在这个人的手下必须好好工作。”
藤田田拥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敏锐的经营意识。在他的领导下，日本麦当劳迅速成长，也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饮食文化。曾经有人说汉堡包在日本不可能卖得好，可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家常便饭。
——廉价路线导致经营亏损——
中园仁1990年从日本麦当劳离职。他在职的1973年到1990年，相当于日本麦当劳50年历史中的扩张期。1977年，麦当劳针对司机推出了快捷服务模式“得来速”（drive through）；1987年推出的“感谢套餐”大受欢迎，顾客购买汉堡的同时买薯条和饮料可以享受优惠，并成为当年的流行词；1990年，随着山形县内第一家门店的开张，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有了麦当劳的门店。
但是，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转入通缩，日本麦当劳的发展势头也开始放缓。2000年开始推出“平日半价优惠”，曾经最高卖到210日元的汉堡包，优惠只卖65日元。这让那些因经济不景气零花钱减少的40岁前后的中年人，也愿意再次光临麦当劳。这样的举动成为破坏价格体系的诱因，麦当劳也开始被叫作“通货紧缩的赢家”。
但是，作为赢家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太久。2002年，为了挽回过度下降的顾客消费单价，日本麦当劳停止了半价促销。这引发消费者的反感，导致出现开业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藤田田卸任社长，就任会长，又在第二年即2003年3月的股东大会之后卸任了会长一职。2004年4月21日，藤田田因心力衰竭离世。
在50年的历史中，日本麦当劳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经营危机。第一次就是上文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随着高歌猛进的扩张时期所开设的门店日益陈旧老化，再加上低价路线的影响，麦当劳的品牌形象一落千丈。2002年，日本国内的店铺数量虽然达到了3891家的峰值，但店铺营业额连续七年同比负增长。
——鸡肉造假事件令公司信誉扫地——
此后，日本麦当劳的业绩缓慢复苏。但从2010年开始再次走上下坡路，2014年更是迎来了最大危机——所谓的“鸡肉造假”丑闻。当时负责供应鸡块原料的供应商曝出伪造生产日期的丑闻。时任社长萨拉·卡萨诺瓦（现任董事长）那句“我们被供应商欺骗了”的表态，遭到大众的责难，日本麦当劳信誉扫地。
中园仁辞职后远渡澳大利亚，也参与了该国麦当劳的经营工作。就自己作为局外人之后对日本麦当劳的印象，他描述道：“我回日本的时候，偶尔也会去麦当劳。但2005年以后，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太脏了。客人用过的餐桌上杯盘狼藉，桌子底下掉落的垃圾也没有及时清理。我想这太不应该了。藤田先生开业以来一直珍视的QSC未能得到贯彻落实。”
所谓“QSC”，就是Quality（品质）、Service（服务）、Cleanliness（清洁）这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这是藤田田一直向员工反复灌输的理念。“就拿清洁来说，藤田先生无论多么忙碌，都会到门店去转转，仔细检查内外卫生状况。而且还制定了硬性规定，要求店铺开张五年之内需重新装修一次。他就是如此地重视清洁问题。”
——回归初心，实现V字型恢复——
日本麦当劳之所以能够摆脱两次危机，并从鸡肉造假丑闻导致的信誉下滑转而实现惊人的V字型复苏，带来这一切的就是回归初心——彻底地推行QSC。致力于“收复失地”的社长卡萨诺瓦，对员工开展彻底的重视服务的教育；利用银行的融资，将老旧门店全部装修一新；努力更新菜单，并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积极宣传“重生的日本麦当劳”，成功赢回了顾客的信任，由此迎来了黄金般的50周年。
对于老东家克服了重重危机，作为餐饮业巨头迎来50周年，中园仁感慨道：“做生意有三十年之说，也就是说‘能坚持30年就很了不得了’。日本麦当劳已经走过了50年，坦率说地非常了不起。我还是认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从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是藤田田这位熟知商业规律，提倡QSC+V（Value，即价值）理念的天才创新人物。”
“我进公司那会儿，人们说起餐饮业，总觉得那是属于厨师等师傅们的世界。可藤田说，今后的餐饮业数字是关键，是值得大学毕业生积极去做的事业，他招聘了大量大学毕业生。这种远见是正确的。希望日本麦当劳今后也更加努力，争取迎来100周年。那样的话，我会在天堂热烈庆祝的（笑）。”
日本麦当劳50年的发展历程：https://t.cn/A6MD8uBZ
#日本[超话]# #麦当劳[超话]# #日本麦当劳# #日本麦当劳50周年#
2021年，日本麦当劳公司迎来了开业50周年。在餐饮业受到冲击的大背景下，该公司乘着宅家需求的东风业绩扶摇直上。2020年12月期的合并结算显示，全部门店的总营业额达到5892亿日元，营业利润达312亿日元，刷新了历史最好记录。熟知该公司初创期的中园仁，为我们回顾了日本麦当劳公司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
——在银座三越开张的一号店——
现在日本随处都可看见麦当劳了。而日本麦当劳的一号店，则是1971年7月20日在东京银座的三越百货公司诞生的。
当时，中园仁还是一名大学生。两年后，他入职日本麦当劳公司工作。“之所以加入日本麦当劳，是因为当时我希望到媒体工作，但都没有如愿。正当我愁着要上哪儿去找工作时，看到学校学生处有麦当劳公司的招聘广告，于是决定去试试。在那之前，我已经知道麦当劳这家公司。因为学生时代，我曾骑自行车横穿美国，看到很多城镇都有麦当劳门店，也曾顺道光顾过。”
当时开在银座三越百货的一号店成为大众热议话题，之后又在新宿二幸（现为新宿ALTA）等地陆续增开了分店。但麦当劳在当时的日本还属小众，连汉堡包本身都还未被日本人认知。
“对于麦当劳来说，门店是根本。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曾在大阪的梅田阪神分店和神户的三宫分店工作。当年，即便是在三宫这样的繁华地段，也少有客人上门，提起麦当劳，几乎所有人的反应，就是一脸茫然。”
但并没有需要多长时间，店里的生意就火热了起来。“当时，麦当劳招聘的员工都是年轻时髦的女性，她们工作利落，看上去魅力十足，慢慢地吸引了年轻女顾客进店消费，由此又带动了男性顾客上门。”
——冲绳门店营业额创下世界纪录——
中园仁入职五年后，日本麦当劳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976年，中园仁被任命为冲绳县浦添市牧港店的店长，创造了惊人的营业收入。
“当时是美国把冲绳管治权交给日本后的第四年，有20多万美军家属还在冲绳生活。当我们在计划开店的地方打出‘McDonald’s opening soon’（麦当劳即将开业）的告示牌后，每天都有美国人过来问门店什么时候开张。1976年2月1日，牧港店隆重开业，门口排起了长龙，我们只好将营业时间提前，然后是难以置信的客流，引发现场一片混乱。最终，这一天的营业额达到了300多万日元，创下了麦当劳开业当天营业额的世界纪录。盛况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接连创造了日、周和月营业额的世界纪录。”
1982年，日本麦当劳年营业额成为日本餐饮业第一名。这一辉煌业绩的实现，与创始人藤田田（ふじた でん）密不可分。
“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上世纪80年代，日本麦当劳每周都要新开一两家门店。无论在哪里开分店，藤田先生都要亲临考察，并且一定会赶去出席开业典礼并亲自剪彩。他还会顺道到附近的门店去里里外外地检查，连角落也不放过。稍微发现点问题，就会大发雷霆。虽然是有些可怕，但我认为他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企业家中是出类拔萃的。”
——藤田田社长的经营手段——
作为餐饮大王，藤田田一跃成为了时代宠儿，出版了《笨家伙才亏钱——犹太式商战哲学》《犹太式富翁吹牛大法——为什么只有我能赚钱？》等著作，有些人讥讽他是“金钱的奴隶”。但中园仁近距离观察到的藤田田的工作方式，和他人的印象则有些不同。
“藤田先生确实老爱说钱啊钱的，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话，那可能就是‘一台有人情味儿的电脑’。”企业要想赚钱，就必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此，中园仁回忆说，藤田很看重人情世故和报酬。而且，其中尤其让藤田挂心的是员工的家庭。
“藤田当社长时期，公司除了每年7月和12月发放奖金外， 3月还有结算奖金。向男性员工支付结算奖金时，支付对象不是员工，而是他们的妻子。其逻辑是，希望员工妻子能够监督和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此外，每当员工妻子过生日，藤田都会安排花店送去鲜花。“那可不是一般的剪枝花，而是盆栽鲜花，能够养上一年左右。因此，员工妻子每当看到鲜花，就会敲打丈夫要好好工作。也就是说，藤田田通过关心员工妻子，激发出员工的干劲。”
入职后的十年里，中园仁辗转工作于日本全国各地的分店，最后回到东京新宿的公司总部，在藤田田身边工作。他说有一件事至今难忘。
有一次中园仁去上厕所，藤田田随后进来。然后他看着中园，很不经意地问道：“哦，中园君，你女儿快上小学了吧？”
“确实如藤田所说，我女儿第二年就要上小学了。我很吃惊。因为，如果不是平时就将员工家庭构成等信息装在脑子里的人，是不会瞬间就能问出这种话来的。我再次认识到，社长总是把员工放在心上，真心觉得在这个人的手下必须好好工作。”
藤田田拥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敏锐的经营意识。在他的领导下，日本麦当劳迅速成长，也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饮食文化。曾经有人说汉堡包在日本不可能卖得好，可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家常便饭。
——廉价路线导致经营亏损——
中园仁1990年从日本麦当劳离职。他在职的1973年到1990年，相当于日本麦当劳50年历史中的扩张期。1977年，麦当劳针对司机推出了快捷服务模式“得来速”（drive through）；1987年推出的“感谢套餐”大受欢迎，顾客购买汉堡的同时买薯条和饮料可以享受优惠，并成为当年的流行词；1990年，随着山形县内第一家门店的开张，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有了麦当劳的门店。
但是，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转入通缩，日本麦当劳的发展势头也开始放缓。2000年开始推出“平日半价优惠”，曾经最高卖到210日元的汉堡包，优惠只卖65日元。这让那些因经济不景气零花钱减少的40岁前后的中年人，也愿意再次光临麦当劳。这样的举动成为破坏价格体系的诱因，麦当劳也开始被叫作“通货紧缩的赢家”。
但是，作为赢家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太久。2002年，为了挽回过度下降的顾客消费单价，日本麦当劳停止了半价促销。这引发消费者的反感，导致出现开业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藤田田卸任社长，就任会长，又在第二年即2003年3月的股东大会之后卸任了会长一职。2004年4月21日，藤田田因心力衰竭离世。
在50年的历史中，日本麦当劳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经营危机。第一次就是上文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随着高歌猛进的扩张时期所开设的门店日益陈旧老化，再加上低价路线的影响，麦当劳的品牌形象一落千丈。2002年，日本国内的店铺数量虽然达到了3891家的峰值，但店铺营业额连续七年同比负增长。
——鸡肉造假事件令公司信誉扫地——
此后，日本麦当劳的业绩缓慢复苏。但从2010年开始再次走上下坡路，2014年更是迎来了最大危机——所谓的“鸡肉造假”丑闻。当时负责供应鸡块原料的供应商曝出伪造生产日期的丑闻。时任社长萨拉·卡萨诺瓦（现任董事长）那句“我们被供应商欺骗了”的表态，遭到大众的责难，日本麦当劳信誉扫地。
中园仁辞职后远渡澳大利亚，也参与了该国麦当劳的经营工作。就自己作为局外人之后对日本麦当劳的印象，他描述道：“我回日本的时候，偶尔也会去麦当劳。但2005年以后，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太脏了。客人用过的餐桌上杯盘狼藉，桌子底下掉落的垃圾也没有及时清理。我想这太不应该了。藤田先生开业以来一直珍视的QSC未能得到贯彻落实。”
所谓“QSC”，就是Quality（品质）、Service（服务）、Cleanliness（清洁）这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这是藤田田一直向员工反复灌输的理念。“就拿清洁来说，藤田先生无论多么忙碌，都会到门店去转转，仔细检查内外卫生状况。而且还制定了硬性规定，要求店铺开张五年之内需重新装修一次。他就是如此地重视清洁问题。”
——回归初心，实现V字型恢复——
日本麦当劳之所以能够摆脱两次危机，并从鸡肉造假丑闻导致的信誉下滑转而实现惊人的V字型复苏，带来这一切的就是回归初心——彻底地推行QSC。致力于“收复失地”的社长卡萨诺瓦，对员工开展彻底的重视服务的教育；利用银行的融资，将老旧门店全部装修一新；努力更新菜单，并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积极宣传“重生的日本麦当劳”，成功赢回了顾客的信任，由此迎来了黄金般的50周年。
对于老东家克服了重重危机，作为餐饮业巨头迎来50周年，中园仁感慨道：“做生意有三十年之说，也就是说‘能坚持30年就很了不得了’。日本麦当劳已经走过了50年，坦率说地非常了不起。我还是认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从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是藤田田这位熟知商业规律，提倡QSC+V（Value，即价值）理念的天才创新人物。”
“我进公司那会儿，人们说起餐饮业，总觉得那是属于厨师等师傅们的世界。可藤田说，今后的餐饮业数字是关键，是值得大学毕业生积极去做的事业，他招聘了大量大学毕业生。这种远见是正确的。希望日本麦当劳今后也更加努力，争取迎来100周年。那样的话，我会在天堂热烈庆祝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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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究竟是如何孕育出诺莱坞的#
在2018年多伦多电影节期间，Netflix购买了由Nollywood明星Genevieve Nnaji导演的喜剧电影《Lionheart》（中文译名：狮心女孩）全球独家发行权，这是第一部在尼日利亚制作完成的Netflix原创电影，业界普遍认为这是世界第一大流媒体平台与非洲电影产业之间新的开始，将开创非洲影视制作的里程碑。
《Lionheart》讲述了女孩Adaeze Obiagu想要替代自己生病的父亲来管理企业，而父亲想要将企业交给儿子Godwill，最终Adaeza和Godewill共同努力挽救公司于债务危机的故事。
随着非洲数字化发展的进程不断推进，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的非洲大陆上，影视制作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早在几年前Netflix就开始关注尼日利亚的电影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Nollywood），从上线非洲电影内容到注资制作原创内容，这些投入给了了非洲影视制作行业巨大信心，人们对非洲的视频业务充满了遐想。
然而好的电影品牌不仅包含投资人，还包括演员、导演、制片方、以及遍布全球的发行网络。无论是Nollywood电影，还是非洲的影视业务，这些依旧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工作在尼日利亚，感受到最近几年内尼日利亚影视业务的飞速发展，因此想要以内容制作、分发为出发点思考未来在非洲大陆上将要发生的视频业务挑战与机遇。
用非洲人的方式讲述非洲故事的Nollywood无疑是正在升起的明星，潜力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期，尼日利亚从石油繁荣中获得大量财富，同任何新晋中产阶级社会一样，尼日利亚对于娱乐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观影文化成为了尼日利亚人民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关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但是，随着尼日利亚由于腐败引发经济危机，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强迫其执行“结构性调整项目”。这导致尼日利亚货币(奈拉)迅速贬值，尼日利亚社会也因为这些严厉的紧缩措施而遭受重大打击。企业迅速倒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必需品进口几乎不太可能。盗贼和恶棍肆虐街头，人们害怕得不敢出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在约鲁巴移动剧院（一个尼日利亚民间艺术团体）有过拍摄家庭录像带经历的肯尼斯·奈步（KennethNnebue）为了摆脱累积的VHS磁带库存，决定在磁带上刻上内容。1992年他聘请克里斯·奥比·拉普（ChrisObiRapu）导演撰写剧本，指导拍摄一部低成本电影。他们在VCR上编辑，直接在VHS磁带上配音，并且给电影起了一个非常时尚的英语片名:《奴役中的生活》。这部质量低劣的电影据说卖掉了750,000张碟片，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启发了无数电影人及演职人员按照这种低成本的制作和发行模式进行电影制作。
大量的电影开始以类似的制作与销售渠道生产出来：平均拍摄时间不到10天，制作预算几乎不超过15,000美元。这些电影放在露天市场销售，每张碟片仅售2美元。电影主要的发行渠道高度依赖国内的传媒盗版网络，这个网络不仅将电影传遍尼日利亚，还将其带出了国门，传遍了世界。虽然畅销，制作人却得不到回报。
尼日利亚政府曾在1993年成立NFVCB 用于电影产品监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效果并不明显。虽然这些年经历了“Nollywood”品牌建立，很长时间的技术革新，但是这种制作发行模式已经深远地影响了非洲电影电视制作行业，并且被沿用至今。
近几年，非洲内容市场逐渐产生了变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付费电视运营商等给予非洲影视内容以传播平台；非洲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院线的持续增多；破局者的加入，互联网渠道逐渐兴起；人们正在恢复对非洲文化的兴趣，外界投资的持续增多；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非洲各国对盗版的持续打击。
1非洲付费电视运营商对于非洲的内容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Africa Magic 是南非报业集团旗下MultiChoice的分支机构，实际是由在DSTV及GOTV平台上播出的6个电影电视剧频道组成，这些频道在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50多个非洲国家播出，并且大受欢迎，已然形成了独特的品牌效应，也未非洲电影带来了持续的资金与平台支持。
Africa Magic Viewers' Choice Awards (AMVCA)是由Multichoice组织颁发的年度奖项，旨在表彰在电影电视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首届颁奖典礼与2013年3月9日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举行，并在50多个国家现场直播，如今已经成为非洲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电影盛典。这样的颁奖盛典为非洲影视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African Movie Channel UK Limited于2005年在英国注册成立，在英国伦敦及尼日利亚拉各斯设有办事处，该公司旗下的AMC MOVIES 等一系列电影电视频道于2006年4月开始运营，为非洲及欧洲地区展示Nollywood及非洲其他地区电影电视剧，该公司还在2007年5月推出全球在线的On-Demand 频道，与英国电信（BT）合作在其BT Vision 下载上店提供电影电视剧的付费下载业务。
来自中国的付费电视品牌StarTimes 在其付费电视平台上也有引进AMC 等非洲影视频道，并且创办了如ST Nollywood等独家影视频道，并已形成独立的影视品牌，该公司还结合非洲多语言特色，扶持并创办了小语种影视频道。
2 经济缓慢复苏，非洲人逐渐回到电影院观看电影
《The Wedding Party》（中文译名婚礼派对）是2016年由尼日利亚很受欢迎的电视频道EbonyLife TV制作， Kemi Adetiba执导的浪漫喜剧，该电影于2016年9月8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及2016年11月26日在拉各斯的Eko Hotel 和 Suites首演。于2016年12月16日在全球发行，成为尼日利亚历史上电影票房收入最高的本土电影。2017年由续集The Wedding Party 2打破纪录。
在2016年，尼日利亚具有规模的电影院只有25家，而《The Wedding Party》为EbonyLife TV赚到了150万美金，可查到的数据显示，2017年尼日利亚电影屏幕总计为114块，相较之前有所增长。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年轻人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儿，在笔者看来，尼日利亚的电影院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舒适环境，3D、MAX、VIP厅于一体的高级别电影院，其电影票价一般在3000-6000当地币（10-20美金）不等；其次是与大型商超Shoprite 配套的大众电影院，环境较差，一般不会配套3D影厅，其票价为2000当地币（6美金）左右；另外还有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小型影院，这样的影院一般观影效果会差一点，票价会在500-2000当地币（1.5-6美金）。
非洲的连锁影院也不鲜见，Silverbird Galleria公司成立于2004年，其母公司Silverbird Group是由Ben Murray-Bruce 于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开展媒体与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并首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成了五屏电影院，为尼日利亚电影开创了新的纪元，该公司在西非地区拥有最大的连锁电影院，拥有70多块电影屏幕集中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阿布贾、哈克特等地，同时他们的电视频道Silverbird TV也在各大付费电视平台上播出。
据普华永道2018年9月发布的2018-2022非洲地区娱乐与媒体展望报告（Entertainment and media outlook: 2018 – 2022 An African perspective）中指出尼日利亚2016-2017年电影院线收入年增长率高达40.7%，2017年其电影院线总收入为1300万美金，在2018-2022年，院线收入年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0%以上，2022年将有望达到1900万美金。
3 破局者的华丽入场，带来了非洲影视的新活力
IROKO 一直被冠以非洲Netflix的称号，以带动非洲电影走向数字平台的破局者著称，如今IROKO向用户提供电影电视剧点播网站及APP服务，据行业观察者数据显示IROKO目前在全球拥有30.8万付费用户，而其在尼日利亚之外的用户占据月60%的比重。IROKO对非洲用户及其他地区用户进行区别收费，非洲地区用户只需支付10美金年费，而其他地区用户需支付50美金，如今IROKO每年约有750万美金投入到非洲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上。
IROKO由Jason Njoku 和 Bastian Gotter于2011年创立，短短几年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其发展史也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最初Jason Njoku 发现自己很难在线上渠道搜索到Nollywood电影，于是他从Nollywood的制作人手中购买了一些电影的线上传播版权，在YouTube上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频道，这些电影超出预期地受到人们的喜爱，获得了很多播放及订阅用户。之后IROKO获得了高盛、Canal+以及老虎环球基金的支持，得以搭建自有平台，并推出了电视频道IROKO TV在StarTimes 及 MultiChoice 平台上播出。
如今，Nollywood电影在线上平台中已经不是稀缺资源，在笔者对尼日利亚YouTube用户最受欢迎的频道调研发现，Top10的收欢迎频道中Nollywood影视剧占据4位，并且第一、第二位都是Nollywood电影相关。
随着非洲移动互联网进程的推进，传统电视台、付费电视供应商也在逐步向线上转移，视频类运营公司将非洲本地化内容，尤其Nollywood影视剧作为保持竞争力的利器。
非洲的人口结构良好，尼日利亚人口平均年龄为18岁，25岁以下人口占比60%，年轻人是线上内容的主要消费力量，2018年非洲智能手机普及率为32%，总人口达到13亿，线上内容平台将在不久之后成为影视内容竞争的主战场，也是尼日利亚电影走向成功的重要根据地。
不得不说，Nollywood以及非洲电影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来自外部的持续投资将是未来Nollywood发展的关键。从自身而言，电影内容、拍摄质量、发行体系建设、盗版管控都是未来需要积极去应对的挑战。
尼日利亚的电影行业为尼日利亚人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也带来了国民收入，尼日利亚政府表示希望通过推动Nollywood的发展来促进国家从石油经济的转型。
“我们需要Nollywood去歌颂我们的民族英雄”，尼日利亚电影人Udé如是说。作为投资人，在关注投入回报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对非洲文化的尊重与传播，用非洲方式去讲述非洲故事。
2018年11月，迪士尼公司发布了首支《狮子王》先导预告片，预告片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全球轰动，这部1994年制作发布的非洲题材动画电影将以“真人版”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将人们的视野拉回了非洲大地。25年过去，狮子王“辛巴”回归，而他脚下的王国却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太阳照常升起在非洲大地上，“Hakuna matata”，我的耳边不时传来少年时的乐曲，这句源自斯瓦西里语的语句意为“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熟悉了！
在2018年多伦多电影节期间，Netflix购买了由Nollywood明星Genevieve Nnaji导演的喜剧电影《Lionheart》（中文译名：狮心女孩）全球独家发行权，这是第一部在尼日利亚制作完成的Netflix原创电影，业界普遍认为这是世界第一大流媒体平台与非洲电影产业之间新的开始，将开创非洲影视制作的里程碑。
《Lionheart》讲述了女孩Adaeze Obiagu想要替代自己生病的父亲来管理企业，而父亲想要将企业交给儿子Godwill，最终Adaeza和Godewill共同努力挽救公司于债务危机的故事。
随着非洲数字化发展的进程不断推进，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的非洲大陆上，影视制作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早在几年前Netflix就开始关注尼日利亚的电影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Nollywood），从上线非洲电影内容到注资制作原创内容，这些投入给了了非洲影视制作行业巨大信心，人们对非洲的视频业务充满了遐想。
然而好的电影品牌不仅包含投资人，还包括演员、导演、制片方、以及遍布全球的发行网络。无论是Nollywood电影，还是非洲的影视业务，这些依旧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工作在尼日利亚，感受到最近几年内尼日利亚影视业务的飞速发展，因此想要以内容制作、分发为出发点思考未来在非洲大陆上将要发生的视频业务挑战与机遇。
用非洲人的方式讲述非洲故事的Nollywood无疑是正在升起的明星，潜力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期，尼日利亚从石油繁荣中获得大量财富，同任何新晋中产阶级社会一样，尼日利亚对于娱乐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观影文化成为了尼日利亚人民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关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但是，随着尼日利亚由于腐败引发经济危机，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强迫其执行“结构性调整项目”。这导致尼日利亚货币(奈拉)迅速贬值，尼日利亚社会也因为这些严厉的紧缩措施而遭受重大打击。企业迅速倒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必需品进口几乎不太可能。盗贼和恶棍肆虐街头，人们害怕得不敢出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在约鲁巴移动剧院（一个尼日利亚民间艺术团体）有过拍摄家庭录像带经历的肯尼斯·奈步（KennethNnebue）为了摆脱累积的VHS磁带库存，决定在磁带上刻上内容。1992年他聘请克里斯·奥比·拉普（ChrisObiRapu）导演撰写剧本，指导拍摄一部低成本电影。他们在VCR上编辑，直接在VHS磁带上配音，并且给电影起了一个非常时尚的英语片名:《奴役中的生活》。这部质量低劣的电影据说卖掉了750,000张碟片，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启发了无数电影人及演职人员按照这种低成本的制作和发行模式进行电影制作。
大量的电影开始以类似的制作与销售渠道生产出来：平均拍摄时间不到10天，制作预算几乎不超过15,000美元。这些电影放在露天市场销售，每张碟片仅售2美元。电影主要的发行渠道高度依赖国内的传媒盗版网络，这个网络不仅将电影传遍尼日利亚，还将其带出了国门，传遍了世界。虽然畅销，制作人却得不到回报。
尼日利亚政府曾在1993年成立NFVCB 用于电影产品监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效果并不明显。虽然这些年经历了“Nollywood”品牌建立，很长时间的技术革新，但是这种制作发行模式已经深远地影响了非洲电影电视制作行业，并且被沿用至今。
近几年，非洲内容市场逐渐产生了变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付费电视运营商等给予非洲影视内容以传播平台；非洲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院线的持续增多；破局者的加入，互联网渠道逐渐兴起；人们正在恢复对非洲文化的兴趣，外界投资的持续增多；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非洲各国对盗版的持续打击。
1非洲付费电视运营商对于非洲的内容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Africa Magic 是南非报业集团旗下MultiChoice的分支机构，实际是由在DSTV及GOTV平台上播出的6个电影电视剧频道组成，这些频道在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50多个非洲国家播出，并且大受欢迎，已然形成了独特的品牌效应，也未非洲电影带来了持续的资金与平台支持。
Africa Magic Viewers' Choice Awards (AMVCA)是由Multichoice组织颁发的年度奖项，旨在表彰在电影电视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首届颁奖典礼与2013年3月9日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举行，并在50多个国家现场直播，如今已经成为非洲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电影盛典。这样的颁奖盛典为非洲影视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African Movie Channel UK Limited于2005年在英国注册成立，在英国伦敦及尼日利亚拉各斯设有办事处，该公司旗下的AMC MOVIES 等一系列电影电视频道于2006年4月开始运营，为非洲及欧洲地区展示Nollywood及非洲其他地区电影电视剧，该公司还在2007年5月推出全球在线的On-Demand 频道，与英国电信（BT）合作在其BT Vision 下载上店提供电影电视剧的付费下载业务。
来自中国的付费电视品牌StarTimes 在其付费电视平台上也有引进AMC 等非洲影视频道，并且创办了如ST Nollywood等独家影视频道，并已形成独立的影视品牌，该公司还结合非洲多语言特色，扶持并创办了小语种影视频道。
2 经济缓慢复苏，非洲人逐渐回到电影院观看电影
《The Wedding Party》（中文译名婚礼派对）是2016年由尼日利亚很受欢迎的电视频道EbonyLife TV制作， Kemi Adetiba执导的浪漫喜剧，该电影于2016年9月8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及2016年11月26日在拉各斯的Eko Hotel 和 Suites首演。于2016年12月16日在全球发行，成为尼日利亚历史上电影票房收入最高的本土电影。2017年由续集The Wedding Party 2打破纪录。
在2016年，尼日利亚具有规模的电影院只有25家，而《The Wedding Party》为EbonyLife TV赚到了150万美金，可查到的数据显示，2017年尼日利亚电影屏幕总计为114块，相较之前有所增长。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年轻人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儿，在笔者看来，尼日利亚的电影院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舒适环境，3D、MAX、VIP厅于一体的高级别电影院，其电影票价一般在3000-6000当地币（10-20美金）不等；其次是与大型商超Shoprite 配套的大众电影院，环境较差，一般不会配套3D影厅，其票价为2000当地币（6美金）左右；另外还有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小型影院，这样的影院一般观影效果会差一点，票价会在500-2000当地币（1.5-6美金）。
非洲的连锁影院也不鲜见，Silverbird Galleria公司成立于2004年，其母公司Silverbird Group是由Ben Murray-Bruce 于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开展媒体与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并首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成了五屏电影院，为尼日利亚电影开创了新的纪元，该公司在西非地区拥有最大的连锁电影院，拥有70多块电影屏幕集中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阿布贾、哈克特等地，同时他们的电视频道Silverbird TV也在各大付费电视平台上播出。
据普华永道2018年9月发布的2018-2022非洲地区娱乐与媒体展望报告（Entertainment and media outlook: 2018 – 2022 An African perspective）中指出尼日利亚2016-2017年电影院线收入年增长率高达40.7%，2017年其电影院线总收入为1300万美金，在2018-2022年，院线收入年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0%以上，2022年将有望达到1900万美金。
3 破局者的华丽入场，带来了非洲影视的新活力
IROKO 一直被冠以非洲Netflix的称号，以带动非洲电影走向数字平台的破局者著称，如今IROKO向用户提供电影电视剧点播网站及APP服务，据行业观察者数据显示IROKO目前在全球拥有30.8万付费用户，而其在尼日利亚之外的用户占据月60%的比重。IROKO对非洲用户及其他地区用户进行区别收费，非洲地区用户只需支付10美金年费，而其他地区用户需支付50美金，如今IROKO每年约有750万美金投入到非洲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上。
IROKO由Jason Njoku 和 Bastian Gotter于2011年创立，短短几年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其发展史也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最初Jason Njoku 发现自己很难在线上渠道搜索到Nollywood电影，于是他从Nollywood的制作人手中购买了一些电影的线上传播版权，在YouTube上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频道，这些电影超出预期地受到人们的喜爱，获得了很多播放及订阅用户。之后IROKO获得了高盛、Canal+以及老虎环球基金的支持，得以搭建自有平台，并推出了电视频道IROKO TV在StarTimes 及 MultiChoice 平台上播出。
如今，Nollywood电影在线上平台中已经不是稀缺资源，在笔者对尼日利亚YouTube用户最受欢迎的频道调研发现，Top10的收欢迎频道中Nollywood影视剧占据4位，并且第一、第二位都是Nollywood电影相关。
随着非洲移动互联网进程的推进，传统电视台、付费电视供应商也在逐步向线上转移，视频类运营公司将非洲本地化内容，尤其Nollywood影视剧作为保持竞争力的利器。
非洲的人口结构良好，尼日利亚人口平均年龄为18岁，25岁以下人口占比60%，年轻人是线上内容的主要消费力量，2018年非洲智能手机普及率为32%，总人口达到13亿，线上内容平台将在不久之后成为影视内容竞争的主战场，也是尼日利亚电影走向成功的重要根据地。
不得不说，Nollywood以及非洲电影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来自外部的持续投资将是未来Nollywood发展的关键。从自身而言，电影内容、拍摄质量、发行体系建设、盗版管控都是未来需要积极去应对的挑战。
尼日利亚的电影行业为尼日利亚人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也带来了国民收入，尼日利亚政府表示希望通过推动Nollywood的发展来促进国家从石油经济的转型。
“我们需要Nollywood去歌颂我们的民族英雄”，尼日利亚电影人Udé如是说。作为投资人，在关注投入回报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对非洲文化的尊重与传播，用非洲方式去讲述非洲故事。
2018年11月，迪士尼公司发布了首支《狮子王》先导预告片，预告片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全球轰动，这部1994年制作发布的非洲题材动画电影将以“真人版”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将人们的视野拉回了非洲大地。25年过去，狮子王“辛巴”回归，而他脚下的王国却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太阳照常升起在非洲大地上，“Hakuna matata”，我的耳边不时传来少年时的乐曲，这句源自斯瓦西里语的语句意为“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熟悉了！
【数据安全治理“觉醒年代”，打好“技术+管理+监管”协同之战】数据安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其字面意思似乎很容易理解，但深究起来，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偏技术化的概念。在数据安全的后面加上“治理”两个字，其内涵更加丰富而深邃。在安华金和创始人兼CEO刘晓韬看来，所谓“治理”，其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一个动态的、持续演进的过程；而由监管所驱动的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是由监管方、承载方、使用方、技术提供方等协同创新的生态推动着不断向前迈进的。
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数据安全治理也许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消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据安全治理并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政府和行业持续关注和推动的“大事情”。尤其是在《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之后，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便成了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企业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
数据安全治理源自客户的真实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不是和一些IT理念和技术一样，也是“舶来品”？
2015年，Gartner最早开始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专业研究。而在国内，与国外的认知和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这个吃螃蟹的就是安华金和。刘晓韬回忆说，2016年左右，在与一些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客户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思考其实更超前，希望从数据资产和价值的维度出发，在规范、策略等更高的层面，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某海关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数据是资产、资本的超前思想，让刘晓韬开始认真反思，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提供相关产品和工具这么简单，而应从管理上入手，与业务场景充分结合，将数据安全与客户的组织架构、管理规范、策略、技术平台等统筹起来，从多个维度做好部署和防控，才能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安全难题。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刘晓韬发现，当时国外个别厂商推出了类似个人隐私数据的管理框架等，而Gartner也开始谈论数据安全治理的话题。
刘晓韬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客户客观而真实的需求。只要无限地贴近用户的前端应用需求，通过体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就能激发或者说产生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外输入的理念，而是在理念上不谋而合。
在Gartner提出数据安全治理的概念后，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安全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爬坡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有关数据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框架，但现在的关键仍是如何让行业客户更好地接受数据安全治理，并付诸实践。
时至今日，由安华金和支持和承办的“中国数据安全治理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由安华金和等多家单位和专家共同撰写的《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也已经升级到3.0，数据安全治理在业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从国家监管、法律法规、行业参与、用户落地等各个层面，数据安全治理正加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尤其是在企业侧，越来越多作为数据资产拥有者的企业，开始更加细致地思索，如何联动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找准适合的切入点，建立统一的企业数据安全策略，共同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与发展。对于安华金和来说，最核心和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服务上的优势，支撑并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又快又好地落地。
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
近几年，国内的行业用户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作是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将有法可依，在确保安全、合规、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使得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服务更加灵活、可靠、高效。
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到处于草案审议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在监管以及法律法规层面，已经为数据安全治理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相对立法较早的国外来说，我国正迎头赶上，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的大环境。针对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保护，以及密码管理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都有明确和严格的权责划分，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诸如此类强有力的举措，带动了各行业头部客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并循序渐进。从安全厂商的角度来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也在快马加鞭。
“现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层出不穷，行业与企业对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强大的执行力，相信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的创新和实践方面会后来居上，赶超国外。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刘晓韬如是说。
谈到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和进展，刘晓韬分析说，那些数据重要性高、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和更超前的数据安全意识，所以在数据安全治理实践方面会走在前面，比如金融、运营商，以及政务数据中心等。而更多传统行业用户，以及中小企业，因为认知、技术、自身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可能只是在局部上实现了某些数据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还不成体系，仍需要一个逐步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从当前用户的需求来说，他们更迫切需要像安华金和这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专注且专业的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
不可否认，数据安全是当前的业界热点，以不同的技术实现路径和方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大势所趋，这也引得云服务商、存储厂商等其他赛道的竞争者跨越赛道而来。
从商业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数据安全治理的门槛看似是降低了，因为用户需求激增，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但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真正落地和实践来看，其实高门槛一直在那里。因为用户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广泛接触过相关的安全产品供应商，所以在评判和选择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时，心中更有数，这也导致安全产品供应商及其解决方案的进入门槛水涨船高。
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安华金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聚焦数据中心的安全，以数据安全为主航道，在坚持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线。刘晓韬举例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当看到现在的用户对顾问咨询，以及体系化的安全服务有更强烈的需求时，我们也从单纯提供产品，逐步扩展到提供数据安全运维管控平台，以及统一的运维管理服务等。”
近几年，在聚焦数据库安全、数据治理、云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安华金和一直致力于实现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多元化，但同时也会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暂不涉足终端安全、通讯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像勒索病毒、远程办公安全等“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商机，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在业务数据安全这个主赛道上持续发力。
“我们是一家比较传统的to B科技型公司，并不是资本催熟的企业，虽然也完成了多轮融资，但都遵从公司正常的商业成长逻辑。”刘晓韬表示，“我们是一家有耐心和持久创新的公司，不会轻易打破现有的发展节奏。而且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允许我们以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根基，稳扎稳打前进。”
据记者了解，国内领先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大型能源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国内知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头部客户，都是安华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拥有相同的特征：数据中心规模大，应用环境较复杂，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有比较迫切的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旅程
我们不能单纯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安全治理，因为它涉及从决策管理层到业务层、技术层，从规章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执行，由上而下贯穿企业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完整链条。从企业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制定合理的策略和措施，从安全治理体系、合规、技术能力、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等多个维度，实现数据安全治理。
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企业应该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观，充分认识数据对企业业务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本前提；其次，数据安全治理不是企业安全部门自己的事，而是业务、数据处理和应用、安全等部门，甚至公司决策层一起参与和推动才能达成的目标；最后，安全合规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企业必须克服认知、技术能力、专业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不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章管理制度，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使用、分析等，尽量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刘晓韬特别强调，企业实现合规，要有合理的标准、技术去支撑，比如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删除权”怎样才算是合理、合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满足监管方和用户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平衡。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不同行业的客户，因需求不同、起点也不同，通常会经历先购买一些安全设备，与业务进行融合，实现合规，然后再考虑与原有安全策略和措施相结合，最后体系化地思考未来的安全框架、思路，并与管理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用户认知的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
在数字时代，从以业务和流程为核心到以数据为驱动，数据和科技从以前的辅助业务的工具，变成了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谁拥有海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谁能进行安全可靠高效的分析，谁就能掌握数据的主动权，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如影随行。从最初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系统不被攻击，到实现企业由外到内的全面安全可控，再到“零信任+SASE”安全新基石的建立，不仅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在流动中的安全。这些都需要更多前瞻性的思考、更新的技术，以及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https://t.cn/A6flX1IS
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数据安全治理也许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消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据安全治理并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政府和行业持续关注和推动的“大事情”。尤其是在《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之后，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便成了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企业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
数据安全治理源自客户的真实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不是和一些IT理念和技术一样，也是“舶来品”？
2015年，Gartner最早开始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专业研究。而在国内，与国外的认知和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这个吃螃蟹的就是安华金和。刘晓韬回忆说，2016年左右，在与一些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客户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思考其实更超前，希望从数据资产和价值的维度出发，在规范、策略等更高的层面，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某海关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数据是资产、资本的超前思想，让刘晓韬开始认真反思，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提供相关产品和工具这么简单，而应从管理上入手，与业务场景充分结合，将数据安全与客户的组织架构、管理规范、策略、技术平台等统筹起来，从多个维度做好部署和防控，才能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安全难题。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刘晓韬发现，当时国外个别厂商推出了类似个人隐私数据的管理框架等，而Gartner也开始谈论数据安全治理的话题。
刘晓韬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客户客观而真实的需求。只要无限地贴近用户的前端应用需求，通过体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就能激发或者说产生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外输入的理念，而是在理念上不谋而合。
在Gartner提出数据安全治理的概念后，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安全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爬坡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有关数据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框架，但现在的关键仍是如何让行业客户更好地接受数据安全治理，并付诸实践。
时至今日，由安华金和支持和承办的“中国数据安全治理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由安华金和等多家单位和专家共同撰写的《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也已经升级到3.0，数据安全治理在业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从国家监管、法律法规、行业参与、用户落地等各个层面，数据安全治理正加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尤其是在企业侧，越来越多作为数据资产拥有者的企业，开始更加细致地思索，如何联动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找准适合的切入点，建立统一的企业数据安全策略，共同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与发展。对于安华金和来说，最核心和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服务上的优势，支撑并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又快又好地落地。
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
近几年，国内的行业用户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作是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将有法可依，在确保安全、合规、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使得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服务更加灵活、可靠、高效。
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到处于草案审议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在监管以及法律法规层面，已经为数据安全治理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相对立法较早的国外来说，我国正迎头赶上，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的大环境。针对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保护，以及密码管理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都有明确和严格的权责划分，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诸如此类强有力的举措，带动了各行业头部客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并循序渐进。从安全厂商的角度来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也在快马加鞭。
“现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层出不穷，行业与企业对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强大的执行力，相信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的创新和实践方面会后来居上，赶超国外。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刘晓韬如是说。
谈到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和进展，刘晓韬分析说，那些数据重要性高、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和更超前的数据安全意识，所以在数据安全治理实践方面会走在前面，比如金融、运营商，以及政务数据中心等。而更多传统行业用户，以及中小企业，因为认知、技术、自身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可能只是在局部上实现了某些数据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还不成体系，仍需要一个逐步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从当前用户的需求来说，他们更迫切需要像安华金和这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专注且专业的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
不可否认，数据安全是当前的业界热点，以不同的技术实现路径和方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大势所趋，这也引得云服务商、存储厂商等其他赛道的竞争者跨越赛道而来。
从商业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数据安全治理的门槛看似是降低了，因为用户需求激增，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但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真正落地和实践来看，其实高门槛一直在那里。因为用户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广泛接触过相关的安全产品供应商，所以在评判和选择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时，心中更有数，这也导致安全产品供应商及其解决方案的进入门槛水涨船高。
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安华金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聚焦数据中心的安全，以数据安全为主航道，在坚持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线。刘晓韬举例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当看到现在的用户对顾问咨询，以及体系化的安全服务有更强烈的需求时，我们也从单纯提供产品，逐步扩展到提供数据安全运维管控平台，以及统一的运维管理服务等。”
近几年，在聚焦数据库安全、数据治理、云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安华金和一直致力于实现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多元化，但同时也会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暂不涉足终端安全、通讯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像勒索病毒、远程办公安全等“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商机，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在业务数据安全这个主赛道上持续发力。
“我们是一家比较传统的to B科技型公司，并不是资本催熟的企业，虽然也完成了多轮融资，但都遵从公司正常的商业成长逻辑。”刘晓韬表示，“我们是一家有耐心和持久创新的公司，不会轻易打破现有的发展节奏。而且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允许我们以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根基，稳扎稳打前进。”
据记者了解，国内领先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大型能源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国内知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头部客户，都是安华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拥有相同的特征：数据中心规模大，应用环境较复杂，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有比较迫切的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旅程
我们不能单纯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安全治理，因为它涉及从决策管理层到业务层、技术层，从规章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执行，由上而下贯穿企业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完整链条。从企业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制定合理的策略和措施，从安全治理体系、合规、技术能力、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等多个维度，实现数据安全治理。
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企业应该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观，充分认识数据对企业业务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本前提；其次，数据安全治理不是企业安全部门自己的事，而是业务、数据处理和应用、安全等部门，甚至公司决策层一起参与和推动才能达成的目标；最后，安全合规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企业必须克服认知、技术能力、专业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不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章管理制度，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使用、分析等，尽量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刘晓韬特别强调，企业实现合规，要有合理的标准、技术去支撑，比如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删除权”怎样才算是合理、合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满足监管方和用户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平衡。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不同行业的客户，因需求不同、起点也不同，通常会经历先购买一些安全设备，与业务进行融合，实现合规，然后再考虑与原有安全策略和措施相结合，最后体系化地思考未来的安全框架、思路，并与管理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用户认知的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
在数字时代，从以业务和流程为核心到以数据为驱动，数据和科技从以前的辅助业务的工具，变成了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谁拥有海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谁能进行安全可靠高效的分析，谁就能掌握数据的主动权，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如影随行。从最初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系统不被攻击，到实现企业由外到内的全面安全可控，再到“零信任+SASE”安全新基石的建立，不仅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在流动中的安全。这些都需要更多前瞻性的思考、更新的技术，以及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https://t.cn/A6flX1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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