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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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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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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奖】#第42届青龙奖# 评审过程公开！
克服新冠疫情危机，坚定守护韩国电影的国内顶级明星通过第42届青龙电影奖再次受到关注。今年青龙电影奖由17部韩国电影、10名导演、30名演员角逐，最终诞生了获得最高荣誉的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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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评审从颁奖典礼当天即26日下午3时开始，经过约4个小时的评审员激烈讨论，最终诞生了获奖者。 8名审查委员为了防止审查结果泄露，上交手机，以热烈的讨论选定了获奖作品。下面将公开以透明著称的青龙电影奖今年最佳作品和演员是如何诞生的幕后故事。
▶ 不像新人的怪物般的演技，新人奖
青龙电影节的开端，让忠武路的大演员们露出爸爸妈妈笑容的新人奖单元，独立电影中崭露头角的“忠武路的未来”获得了关注。成为角色本身的新人展现了怪物般的演技，表现了作品中的强烈信息。今年青龙新人奖单元的主人公是《Not Out》的郑在光 ，《独自生活的人们》孔升妍，《我死去那一天》的朴智媛导演获得了荣誉。
首先获得新人男演员奖的《Not Out》的郑在光被评价说：“在电影里展现了像纪录片一样的真实演技”，引起了评委们的共鸣。郑在光准确把握了导演的要求，展现出了像完美的后卫一样的紧凑演技，获得了相当的好评。继郑在光之后，河俊也是新人奖的有力候选人。 如果说郑在光是后卫的话，那么河俊就像是前锋一样的演技。虽然不断有评价认为河俊是能够成长为主演级别的演员，但最终评委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投给了郑在光更多的票数，让他拿下最佳新人男演员奖。
新人女演员奖由老练的新锐孔升妍获得。 “为了饰演孤立的角色，展现出自我压抑的演技”的评价成为决定性的一击。她通过稳定的演技塑造了低调的角色，展现了演员本身的魅力，使电影更有集中的力量。有评价称，主人公让电影发光的是孔升妍的演技实力。继孔升妍之后，对李瑜美的评价也相当高。对于李瑜美的演技，很多评委表示好感，但是《大人们不知道》这部作品本身消耗了太多演员，因此评审们意见一致地确认最佳新人女演员奖的主人公是孔升妍。
对于新人导演奖的激烈争论也如火如荼。足足进行了2次投票的新人导演奖的主人公是凭借《我死去的那天》进入忠武路的朴智媛导演。 《我死去的那天细致而深刻地描写了站在人生悬崖边上的女性人物们的看不见的年代，摆脱了现有类型电影的语法，通过细腻的感性剧情留下了强烈的回响和余韵，评委们对此好评道：“作品所拥有的神秘的结构和里面故事的方式展现了真挚的方向性。”特别这是新人导演奖的作品中唯一一部是导演自己亲自创作原创剧本的，这一点打动了评委们的心。虽然与朴智媛导演展开到第2轮竞争的《限制来电》的导演金昌洙获得了“展现了强烈的导演手法”的好评，但是后半部导演力量的不足，遗憾地将新人导演奖拱手让给了朴智媛导演。
▶ 毫无异议的最佳抢镜者，配角奖
青龙电影奖评审部门中，评委们最苦恼的便是配角奖。虽然戏份比主演少，但都是以主演以上的演技负责调节剧情缓急的好手。在演技方面实力接近完美的忠武路最佳配角们全体出动的今年的青龙奖。获得所有人的共鸣的配角奖的主人公是《摩加迪沙》的许峻豪和《三姐妹》的金善映。
1995年举行的第16届青龙电影节上，许峻豪凭借《怒火风云》获得最佳男配角奖，时隔26年再次凭借《摩加迪沙》获得青龙最佳男配角奖。评委们对许峻豪摆脱了在其他作品中看到的朝鲜大使所展现的立体演技，创造出全新角色的演技好评如潮。特别是某评委表示：“许峻豪在空白期之后，再次以演员的身份站了起来，希望能给予他力量。 空白期的痛苦使他成长为演员，展现了任何演员都无法企及的内功。终于达到了超越父亲兼前辈演员许长江的演技的水平。”与许峻豪搭档的具教焕和200%展现“胜利号”味道的陈善奎也受到了评委们的关注。
最佳女配角奖是老将金善映和霸气的李秀卿之间的较量。评委们表示：“《三姐妹》中金善映的演技非常出色，令人毛骨悚然。 很好地抓住了金善映这个演员的活力，引领了角色。 她的演技真是让人无法比拟。”对于与金善英一起出演《三姐妹》的张允柱的评价也非常热烈。”感觉像是艺术家的重点角色，张允柱完成了一次无法找到角色参考的角色。只是在老将们的对戏中有些过于生硬的感觉，感到很可惜。”另外，与金善英展开激烈竞争的《奇迹》的李秀卿，被评价道：“她是填补电影漏洞的一等功臣。感觉是新演员的发现，感到很高兴。金善映本来就能展现出压倒性的演技，相对来说李秀卿没有受到很大关注，但李秀卿将来很有可能能成长为不亚于金善映的大演员。”
▶ 再次回归的《绿洲》，主演奖
2002年让韩国电影热火朝天的《绿洲》的薛景求和文素利在19年后的青龙舞台上再次顶峰相见。青龙主演奖单元是引领作品整体氛围和中心的名演员的热战，今年由《兹山鱼谱》的薛景求和《三姐妹》的文素利占据。
以“知天命偶像”迎来第三个全盛期的薛景求。今年在《兹山鱼谱》中饰演被流放到黑山岛后，书写海洋生物百科全书的学者丁若铨来到观众面前，成为了青龙的男人。 薛景求是继2000年举行的第21届青龙电影奖（《绿洲》）和2002年举行的第23届青龙电影奖（《公众之敌》）之后，第三次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评委们说:"过去看着《薄荷糖》第一次感受到演员发光的感觉，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没有看到过那样的样子。 但是通过《兹山鱼谱》时隔许久再次看到了他光彩照人的样子。 感觉不是演戏，而是兹山般的存在。 感觉到演技日新月异。 以成熟的语调引领电影的薛景求甚至让人听到了《兹山鱼谱》中吹出的风声。 丁若铨本身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薛景求一起引领《兹山鱼谱》的卞约汉也获得了好评，“在大演员旁的年轻演员可能会畏缩，但他毫不逊色地展现了自己的存在感。”
对于忠武路Girl Crush代表文素利来说，今年的青龙也成为了特别的瞬间。在第23届青龙电影节上凭借《绿洲》获得最佳新人女演员奖的她时隔19年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再次证明了其存在感。 在《三姐妹》中完美诠释了假装生活完美的老二美妍，虽然表面上是虔诚信徒的唱诗班指挥家和无可挑剔的家庭主妇，但内心却有着童年时期经历的痛苦和创伤，成为今年最佳女演员。 评委们对文素利评价道：“完美到无法比拟的程度。感觉和薛景求一样有距离感的演员，《三姐妹》中这种距离感消失了。 文素利对于将美妍塑造成现实的角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其他演员出演这个角色的话，我甚至怀疑她们能否抓住重点表现出来。”对于与文素利进行第二轮投票的金惠秀的好评也相当多。 评委们表示：“看到了似乎已经脱离大明星的自由的样子。固守着自己的风格，但在这次《我死去的那天》中放下一切变身为平凡的中坚演员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就像希腊神话一样，有一种阿特拉斯独自支撑苍天的感觉。”
▶韩国电影心肺复苏，导演及最优秀作品奖
青龙电影奖最高荣誉最优秀作品奖与今年的导演奖同时进行了审查。因为导演的力量就是作品性，相反作品性就是导演的力量。尽管是艰难的一年，其中最耀眼的名作和引领该片的掌舵人便是《摩加迪沙》和柳昇完导演。制作《摩加迪沙》的外柔内刚代表姜惠贞在2011年举行的第32届青龙电影奖（《不当交易》）之后第二次获得最佳作品奖，柳昇完导演在第32届和第36届青龙电影奖（《老手》）之后第三次获得最佳导演奖。
新冠疫情第4次大流行，令电影院迎来了面临枯死危机的最糟糕的暑假档，但在这种危机之下，凭借作品性和真实性果断出师表，动员了361万名观众的救市之作，柳昇完导演的《摩加迪沙》无愧于今年的最佳作品和最佳导演。
评委们表示：“作品奖顾名思义就是要考虑整个制作完成度的奖项。在5部作品中，制作整体上最没有缺点，完成度最高的作品便是《摩加迪沙》。《摩加迪沙》是朝着全球化娱乐所制作的内容。虽然作品投入了250亿韩元的大规模预算，但实际上与好莱坞相比，相当于独立电影的水平。 能够制作出这样的“大片”，需要出色的制作者和以最强默契著称的导演的控制。《摩加迪沙》是能展现韩国电影工业水准现状的作品，意义深远。”
克服新冠疫情危机，坚定守护韩国电影的国内顶级明星通过第42届青龙电影奖再次受到关注。今年青龙电影奖由17部韩国电影、10名导演、30名演员角逐，最终诞生了获得最高荣誉的获奖人。
以透明的公正性获得国内最高电影权威的青龙电影奖，采取在8名评委和综合网民投票结果合共9票，获得超过半数的候选为获奖的方式进行评审。这是为了评价专业性和大众性，对所有作品、演员进行公平的审查。为了重新记住上映已久的电影，减少只关注票房作品或话题作品的错误，通过年度候补作品上映制，对入围的所有作品进行了仔细评价，经过多个过程的审查，最终选定今年最佳作品和演员。
今年的评审从颁奖典礼当天即26日下午3时开始，经过约4个小时的评审员激烈讨论，最终诞生了获奖者。 8名审查委员为了防止审查结果泄露，上交手机，以热烈的讨论选定了获奖作品。下面将公开以透明著称的青龙电影奖今年最佳作品和演员是如何诞生的幕后故事。
▶ 不像新人的怪物般的演技，新人奖
青龙电影节的开端，让忠武路的大演员们露出爸爸妈妈笑容的新人奖单元，独立电影中崭露头角的“忠武路的未来”获得了关注。成为角色本身的新人展现了怪物般的演技，表现了作品中的强烈信息。今年青龙新人奖单元的主人公是《Not Out》的郑在光 ，《独自生活的人们》孔升妍，《我死去那一天》的朴智媛导演获得了荣誉。
首先获得新人男演员奖的《Not Out》的郑在光被评价说：“在电影里展现了像纪录片一样的真实演技”，引起了评委们的共鸣。郑在光准确把握了导演的要求，展现出了像完美的后卫一样的紧凑演技，获得了相当的好评。继郑在光之后，河俊也是新人奖的有力候选人。 如果说郑在光是后卫的话，那么河俊就像是前锋一样的演技。虽然不断有评价认为河俊是能够成长为主演级别的演员，但最终评委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投给了郑在光更多的票数，让他拿下最佳新人男演员奖。
新人女演员奖由老练的新锐孔升妍获得。 “为了饰演孤立的角色，展现出自我压抑的演技”的评价成为决定性的一击。她通过稳定的演技塑造了低调的角色，展现了演员本身的魅力，使电影更有集中的力量。有评价称，主人公让电影发光的是孔升妍的演技实力。继孔升妍之后，对李瑜美的评价也相当高。对于李瑜美的演技，很多评委表示好感，但是《大人们不知道》这部作品本身消耗了太多演员，因此评审们意见一致地确认最佳新人女演员奖的主人公是孔升妍。
对于新人导演奖的激烈争论也如火如荼。足足进行了2次投票的新人导演奖的主人公是凭借《我死去的那天》进入忠武路的朴智媛导演。 《我死去的那天细致而深刻地描写了站在人生悬崖边上的女性人物们的看不见的年代，摆脱了现有类型电影的语法，通过细腻的感性剧情留下了强烈的回响和余韵，评委们对此好评道：“作品所拥有的神秘的结构和里面故事的方式展现了真挚的方向性。”特别这是新人导演奖的作品中唯一一部是导演自己亲自创作原创剧本的，这一点打动了评委们的心。虽然与朴智媛导演展开到第2轮竞争的《限制来电》的导演金昌洙获得了“展现了强烈的导演手法”的好评，但是后半部导演力量的不足，遗憾地将新人导演奖拱手让给了朴智媛导演。
▶ 毫无异议的最佳抢镜者，配角奖
青龙电影奖评审部门中，评委们最苦恼的便是配角奖。虽然戏份比主演少，但都是以主演以上的演技负责调节剧情缓急的好手。在演技方面实力接近完美的忠武路最佳配角们全体出动的今年的青龙奖。获得所有人的共鸣的配角奖的主人公是《摩加迪沙》的许峻豪和《三姐妹》的金善映。
1995年举行的第16届青龙电影节上，许峻豪凭借《怒火风云》获得最佳男配角奖，时隔26年再次凭借《摩加迪沙》获得青龙最佳男配角奖。评委们对许峻豪摆脱了在其他作品中看到的朝鲜大使所展现的立体演技，创造出全新角色的演技好评如潮。特别是某评委表示：“许峻豪在空白期之后，再次以演员的身份站了起来，希望能给予他力量。 空白期的痛苦使他成长为演员，展现了任何演员都无法企及的内功。终于达到了超越父亲兼前辈演员许长江的演技的水平。”与许峻豪搭档的具教焕和200%展现“胜利号”味道的陈善奎也受到了评委们的关注。
最佳女配角奖是老将金善映和霸气的李秀卿之间的较量。评委们表示：“《三姐妹》中金善映的演技非常出色，令人毛骨悚然。 很好地抓住了金善映这个演员的活力，引领了角色。 她的演技真是让人无法比拟。”对于与金善英一起出演《三姐妹》的张允柱的评价也非常热烈。”感觉像是艺术家的重点角色，张允柱完成了一次无法找到角色参考的角色。只是在老将们的对戏中有些过于生硬的感觉，感到很可惜。”另外，与金善英展开激烈竞争的《奇迹》的李秀卿，被评价道：“她是填补电影漏洞的一等功臣。感觉是新演员的发现，感到很高兴。金善映本来就能展现出压倒性的演技，相对来说李秀卿没有受到很大关注，但李秀卿将来很有可能能成长为不亚于金善映的大演员。”
▶ 再次回归的《绿洲》，主演奖
2002年让韩国电影热火朝天的《绿洲》的薛景求和文素利在19年后的青龙舞台上再次顶峰相见。青龙主演奖单元是引领作品整体氛围和中心的名演员的热战，今年由《兹山鱼谱》的薛景求和《三姐妹》的文素利占据。
以“知天命偶像”迎来第三个全盛期的薛景求。今年在《兹山鱼谱》中饰演被流放到黑山岛后，书写海洋生物百科全书的学者丁若铨来到观众面前，成为了青龙的男人。 薛景求是继2000年举行的第21届青龙电影奖（《绿洲》）和2002年举行的第23届青龙电影奖（《公众之敌》）之后，第三次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评委们说:"过去看着《薄荷糖》第一次感受到演员发光的感觉，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没有看到过那样的样子。 但是通过《兹山鱼谱》时隔许久再次看到了他光彩照人的样子。 感觉不是演戏，而是兹山般的存在。 感觉到演技日新月异。 以成熟的语调引领电影的薛景求甚至让人听到了《兹山鱼谱》中吹出的风声。 丁若铨本身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薛景求一起引领《兹山鱼谱》的卞约汉也获得了好评，“在大演员旁的年轻演员可能会畏缩，但他毫不逊色地展现了自己的存在感。”
对于忠武路Girl Crush代表文素利来说，今年的青龙也成为了特别的瞬间。在第23届青龙电影节上凭借《绿洲》获得最佳新人女演员奖的她时隔19年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再次证明了其存在感。 在《三姐妹》中完美诠释了假装生活完美的老二美妍，虽然表面上是虔诚信徒的唱诗班指挥家和无可挑剔的家庭主妇，但内心却有着童年时期经历的痛苦和创伤，成为今年最佳女演员。 评委们对文素利评价道：“完美到无法比拟的程度。感觉和薛景求一样有距离感的演员，《三姐妹》中这种距离感消失了。 文素利对于将美妍塑造成现实的角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其他演员出演这个角色的话，我甚至怀疑她们能否抓住重点表现出来。”对于与文素利进行第二轮投票的金惠秀的好评也相当多。 评委们表示：“看到了似乎已经脱离大明星的自由的样子。固守着自己的风格，但在这次《我死去的那天》中放下一切变身为平凡的中坚演员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就像希腊神话一样，有一种阿特拉斯独自支撑苍天的感觉。”
▶韩国电影心肺复苏，导演及最优秀作品奖
青龙电影奖最高荣誉最优秀作品奖与今年的导演奖同时进行了审查。因为导演的力量就是作品性，相反作品性就是导演的力量。尽管是艰难的一年，其中最耀眼的名作和引领该片的掌舵人便是《摩加迪沙》和柳昇完导演。制作《摩加迪沙》的外柔内刚代表姜惠贞在2011年举行的第32届青龙电影奖（《不当交易》）之后第二次获得最佳作品奖，柳昇完导演在第32届和第36届青龙电影奖（《老手》）之后第三次获得最佳导演奖。
新冠疫情第4次大流行，令电影院迎来了面临枯死危机的最糟糕的暑假档，但在这种危机之下，凭借作品性和真实性果断出师表，动员了361万名观众的救市之作，柳昇完导演的《摩加迪沙》无愧于今年的最佳作品和最佳导演。
评委们表示：“作品奖顾名思义就是要考虑整个制作完成度的奖项。在5部作品中，制作整体上最没有缺点，完成度最高的作品便是《摩加迪沙》。《摩加迪沙》是朝着全球化娱乐所制作的内容。虽然作品投入了250亿韩元的大规模预算，但实际上与好莱坞相比，相当于独立电影的水平。 能够制作出这样的“大片”，需要出色的制作者和以最强默契著称的导演的控制。《摩加迪沙》是能展现韩国电影工业水准现状的作品，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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