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德兴】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德兴# 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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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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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浅读第一性原理⑨》
——辩证法与辩证逻辑不是一回事…之④
——【概念到底有多重要？】②
链接：徐贲：为什么我们会对谎言深信不疑？
【概念到底有多重要？】②
——【唯实论】（名实相符）
把抽象概念从人的头脑中“拿”出来，把它变成“实在化”的东西，使之成为万物的『本质和存在的依据』，这样的哲学就叫做“唯实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唯实论者，柏拉图的唯实论是“理念”——『理念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唯实论是“形式”——『形式存在于事物之中』。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影响十分深远，整个西方古代的形而上学体系基本上不脱离把“理念”作为万物本原的窠臼，都采取这样一种将【理性概念实在化】的思路。
当然，还有些人认为，一般概念仅仅是一类个别事物的名称，不先于事物，也不在事物之中，它“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这样的哲学叫做“唯名论”。（即有名无实）
请注意，唯实论的“理念”是永存不息，且永无变化的东西。柏拉图的最高理念是“善的理念”，这更是一个贯穿古今，通透万物且丝毫没有变化的东西，因此最理想的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也是亘古恒定的，不可更改的。
——【唯实论】世界可以永不停息地变，但其『本质却永远不变』。不变的理念是世界的本原，支配着世界万物的运动和变化。
（“不忘初心”，是不是很唯心？）
在前人不变“理念”的基础上，黑格尔发明了他的变的“理念”。和柏拉图一样，黑格尔认为：——“概念是作为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的自由东西。”【概念，概念，概念】
万事万物，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之本质或根底是概念，概念是万事万物都具有的“最一般的、最基本的规定、范畴”，如有、无、变、一、多、质、量、度、本质、现象、原因、结果、相互作用等等，它们是一切具体事物之所以可能的“逻辑前提或理由”，是“逻辑上在先的”。【概念，概念，概念】
这样，黑格尔就把我们心灵中的抽象概念外在化、实在化了，并命名为『“纯粹概念”』（也叫“纯粹理念”，简称“理念”）。之所以是“纯粹”的概念，乃是为了有别于一些适用范围受到限制的、仅仅为了对某一类事物进行命名的抽象概念。
比如，“质”和“量”是一纯粹概念，因为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叫做“质”和“量”的属性；但“人”和“桌子”就不是纯粹概念了，因为“人”和“桌子”不是一个可以加诸所有事物身上的概念。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纯粹概念与柏拉图的“理念”有不同。与柏拉图的理念一样，黑格尔的纯粹概念也是有目的性的，是一种精神的，或者说理性的存在。
『纯粹概念』脱离了人类的心灵，并且“注入”了万物之中，成为了实在化的“精灵”，而且正是这一精灵主宰了万物的存在和演化，是万物存在和演化的唯一根据。
——因此，【存在即合理——凡是现实的必定是合理（即“合乎理性”）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但比柏拉图更进一步，黑格尔甚至还试图用这个“纯粹概念”来解释万物运动和演化的原因和规律。
黑格尔的“纯粹概念”是可变的。而且是永恒变化着的，“纯粹概念”内在地存在矛盾，矛盾的双方就是“本我”和“非我”。
比如，这里有一只活的猫，“活的”这一理念内在地根植于这只猫，并且内在地含有“死的”这一倾向，所以这只猫其实是“活猫”和“死猫”的复合体。“活”与“死”是对立的，矛盾着的，但统一于“这只猫”，这叫做【对立统一】。
当“活的”这一理念占优势的时候，这是一只活猫，但同时“死的”这一理念已经潜伏于其中，有朝一日，“死的”这一理念处于优势支配地位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只“死猫”。在这里，“活的”理念与“死的”理念构成为一对矛盾，矛盾双方的斗争结果导致了猫的生死变化。
黑格尔认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演化的根源』，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的法则统治世界，是矛盾导致了事物的演化。
在演化的过程中，高级阶段是低级阶段的实现，是低级阶段的真理、目的和意义。潜存于低级形式中的矛盾的一方，向着其对立面转化，并在高级阶段将变得明晰起来，最终得以显现，因此高级阶段包含低级阶段的性质。
（人的认识从低级→高级→真理发展）
与此同时，高级阶段又产生了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趋势，预示着更高一级阶段的到来。这种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叫做“扬弃”，也叫做【“否定之否定”】。
而且，这个转化的过程是逐步连续发生的，表现为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理解】
对立即矛盾，统一即整体，对立从量变开始即低级运动，向质变即高级变化发展，否定即抛弃低级，再否定即向更高级转化——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开山鼻祖是伟大的黑格尔，而不是那位姓马恩的骗子同学！
仍用上面猫的例子来说明：这是一只活猫，它存在着“活”与“死”的矛盾，矛盾的双方共存于这只猫。在其存活期间，“活”的理念占上风，但“死”的理念也已经根植其中了。
“活”的理念一直在不断向着其对立面——“死”的理念转化，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量变到质变，“死”的理念最终被显现，活猫变成了死猫。
但这只死猫却又内在地含有了“活”的理念，这个“活”的理念则体现在其下一代之中，其下一代“活”的理念又克服了“死”的理念，重新生气勃勃。
这样，从一只活猫到另一支活猫，事物实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种“概念”的自我矛盾运动过程，就称为“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断言，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过程都是一种辩证过程。黑格尔也致力于解决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难题，他【让物质世界从属于精神世界】。
他的纯粹概念（或理念）是一种有自主性、目的性的东西，带有精神的性质，但它在自然界表现为无意识的“冥顽”状态，还不是真正的“精神”。
——【真正的精神】，特点是自由，是精神自己依赖自己，自己规定自己。
他认为，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将趋向于一种融合了主体和客体，达到自由境界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纯粹概念”在不断的自我运动变化中，通过“扬弃”，从量变到质变，能逐步克服其在自然阶段的无意识的、“冥顽化”的状态，从而达到有意识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人类精神和人类意识。
所以，自然状态和有意识的状态不过是“纯粹概念”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于是物质与意识就统一于“纯粹概念”。当“纯粹概念”发展到最高的阶段，就是“绝对理念”，就是绝对自由的人类精神。
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一般人那里没有，或者不完全，只有黑格尔的精神达到了这一人类意识的最高阶段——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是典型的【唯实论形而上学体系】。
区别在于，黑格尔之前，几乎所有的形而上学体系都以不变的“理念”或其它类似的永恒物作为世界的本原，只有黑格尔，以他永远变化的“纯粹概念”作为世界本原。
【小结】
柏拉图→理念→先于，脱离，独立实体→永恒不变→善的理念
亚里士多德→形式→存在于实体中→围绕形式的变化
黑格尔→纯粹概念→永远变化→真正的精神
这样，黑格尔的辩证过程就与一切前人的形而上学体系相对立，以至于形而上学后来在我国竟直接被定义为“以静止的、孤立的观点看待事物”，而辩证法则被定义为“以发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事物”。
——这有些【令人吃惊】，毕竟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体系，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无异于自己与自己对立。
其实，赫拉克利特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强调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种运动和变化使得概念与现实不能同一。
而他的弟子则阐释了运动和变化的连续性，强调事物在每一瞬间都有变化，无论这个瞬间有多么短。由此正可以推出赫拉克利特的下一句名言：【“我们存在又不存在”。】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都说明了事物永恒运动和变化的性质，也说明了概念的抽象和静止与事物永恒变化的矛盾性，而赫拉克利特学生的观点甚至更为精确。
黑格尔认为，我们根本不能用抽象的概念详尽地阐明实在，实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辩证的过程，抽象的概念只能阐明过程的一部分、一小部分。日常的抽象思维孤立地、静止地理解存在的事物，只单独思考它们特殊的阶段，并不能揭示事物的全部真理。
黑格尔因此要求对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进行“辩证”，以便概念能够正确地对待运动的、活动的有机的存在，完全彻底地揭示实在的真相。
他采取的方法与他的“辩证过程”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万物的运动过程是“纯粹概念”内在的辩证过程，因此我们也必须按照这样的过程来对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进行“辩证”，使之与“辩证过程”保持一致。
而且，除了“纯粹概念”之外，黑格尔要求我们头脑中的所有其它抽象概念都应该被辩证。辩证的方式是一种称为“对立面的统一”的办法。这个办法对日常的抽象概念进行辩证之后，使之成为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现为
——【正、反、合】的过程，首先是正题，由正题引出反题，最后将正题和反题合而为一，成为整体。
例如，这是一只猫，但作为日常抽象概念的“猫”是不准确的，因为这只猫时时刻刻都在变动不休，而经过辩证之后的“猫”的概念就不同了，经过辩证了的“猫”的概念内在地含有“不是猫”这一内容，“是猫”和“不是猫”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这只猫”。（精辟！）
同样，张三是个人，这个“人”的概念也必须内在地含有“非人”的内容；张三是个正直的人，“正直”必定内在地含有“邪恶”的性质；姚明是高个子，“高个子”则内在地含有“矮个子”的倾向，如此等等。
所有抽象概念都必须被看成“我”与“非我”、“是”与“不是”的矛盾统一体，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
这样一来，经过辩证了的概念和日常的抽象概念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经过辩证了的概念是一个『有差异的有机的统一』，是一个统一而又有区分的整体，是『对立面的综合』。
日常的抽象概念提供的是“知性思维”，它不能把握实在，它只能对实在作惊鸿一瞥，把实在割裂成碎片，而忽略其有机整体的性质，只有经过辩证了的概念才能做出对具体事物的正确描述，黑格尔是这么认为的。
【结论】
——古希腊辩证法的目的是【要使概念变得明晰起来】，着力防止概念的含糊不清。
——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却要求我们『把清晰的“概念”变得更“含糊”一些』。
—未完待续—
徐贲：为什么我们会对谎言深信不疑？ https://t.cn/A6I3K6OH
——辩证法与辩证逻辑不是一回事…之④
——【概念到底有多重要？】②
链接：徐贲：为什么我们会对谎言深信不疑？
【概念到底有多重要？】②
——【唯实论】（名实相符）
把抽象概念从人的头脑中“拿”出来，把它变成“实在化”的东西，使之成为万物的『本质和存在的依据』，这样的哲学就叫做“唯实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唯实论者，柏拉图的唯实论是“理念”——『理念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唯实论是“形式”——『形式存在于事物之中』。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影响十分深远，整个西方古代的形而上学体系基本上不脱离把“理念”作为万物本原的窠臼，都采取这样一种将【理性概念实在化】的思路。
当然，还有些人认为，一般概念仅仅是一类个别事物的名称，不先于事物，也不在事物之中，它“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这样的哲学叫做“唯名论”。（即有名无实）
请注意，唯实论的“理念”是永存不息，且永无变化的东西。柏拉图的最高理念是“善的理念”，这更是一个贯穿古今，通透万物且丝毫没有变化的东西，因此最理想的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也是亘古恒定的，不可更改的。
——【唯实论】世界可以永不停息地变，但其『本质却永远不变』。不变的理念是世界的本原，支配着世界万物的运动和变化。
（“不忘初心”，是不是很唯心？）
在前人不变“理念”的基础上，黑格尔发明了他的变的“理念”。和柏拉图一样，黑格尔认为：——“概念是作为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的自由东西。”【概念，概念，概念】
万事万物，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之本质或根底是概念，概念是万事万物都具有的“最一般的、最基本的规定、范畴”，如有、无、变、一、多、质、量、度、本质、现象、原因、结果、相互作用等等，它们是一切具体事物之所以可能的“逻辑前提或理由”，是“逻辑上在先的”。【概念，概念，概念】
这样，黑格尔就把我们心灵中的抽象概念外在化、实在化了，并命名为『“纯粹概念”』（也叫“纯粹理念”，简称“理念”）。之所以是“纯粹”的概念，乃是为了有别于一些适用范围受到限制的、仅仅为了对某一类事物进行命名的抽象概念。
比如，“质”和“量”是一纯粹概念，因为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叫做“质”和“量”的属性；但“人”和“桌子”就不是纯粹概念了，因为“人”和“桌子”不是一个可以加诸所有事物身上的概念。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纯粹概念与柏拉图的“理念”有不同。与柏拉图的理念一样，黑格尔的纯粹概念也是有目的性的，是一种精神的，或者说理性的存在。
『纯粹概念』脱离了人类的心灵，并且“注入”了万物之中，成为了实在化的“精灵”，而且正是这一精灵主宰了万物的存在和演化，是万物存在和演化的唯一根据。
——因此，【存在即合理——凡是现实的必定是合理（即“合乎理性”）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但比柏拉图更进一步，黑格尔甚至还试图用这个“纯粹概念”来解释万物运动和演化的原因和规律。
黑格尔的“纯粹概念”是可变的。而且是永恒变化着的，“纯粹概念”内在地存在矛盾，矛盾的双方就是“本我”和“非我”。
比如，这里有一只活的猫，“活的”这一理念内在地根植于这只猫，并且内在地含有“死的”这一倾向，所以这只猫其实是“活猫”和“死猫”的复合体。“活”与“死”是对立的，矛盾着的，但统一于“这只猫”，这叫做【对立统一】。
当“活的”这一理念占优势的时候，这是一只活猫，但同时“死的”这一理念已经潜伏于其中，有朝一日，“死的”这一理念处于优势支配地位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只“死猫”。在这里，“活的”理念与“死的”理念构成为一对矛盾，矛盾双方的斗争结果导致了猫的生死变化。
黑格尔认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演化的根源』，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的法则统治世界，是矛盾导致了事物的演化。
在演化的过程中，高级阶段是低级阶段的实现，是低级阶段的真理、目的和意义。潜存于低级形式中的矛盾的一方，向着其对立面转化，并在高级阶段将变得明晰起来，最终得以显现，因此高级阶段包含低级阶段的性质。
（人的认识从低级→高级→真理发展）
与此同时，高级阶段又产生了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趋势，预示着更高一级阶段的到来。这种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叫做“扬弃”，也叫做【“否定之否定”】。
而且，这个转化的过程是逐步连续发生的，表现为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理解】
对立即矛盾，统一即整体，对立从量变开始即低级运动，向质变即高级变化发展，否定即抛弃低级，再否定即向更高级转化——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开山鼻祖是伟大的黑格尔，而不是那位姓马恩的骗子同学！
仍用上面猫的例子来说明：这是一只活猫，它存在着“活”与“死”的矛盾，矛盾的双方共存于这只猫。在其存活期间，“活”的理念占上风，但“死”的理念也已经根植其中了。
“活”的理念一直在不断向着其对立面——“死”的理念转化，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量变到质变，“死”的理念最终被显现，活猫变成了死猫。
但这只死猫却又内在地含有了“活”的理念，这个“活”的理念则体现在其下一代之中，其下一代“活”的理念又克服了“死”的理念，重新生气勃勃。
这样，从一只活猫到另一支活猫，事物实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种“概念”的自我矛盾运动过程，就称为“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断言，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过程都是一种辩证过程。黑格尔也致力于解决物质与意识的二元性难题，他【让物质世界从属于精神世界】。
他的纯粹概念（或理念）是一种有自主性、目的性的东西，带有精神的性质，但它在自然界表现为无意识的“冥顽”状态，还不是真正的“精神”。
——【真正的精神】，特点是自由，是精神自己依赖自己，自己规定自己。
他认为，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将趋向于一种融合了主体和客体，达到自由境界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纯粹概念”在不断的自我运动变化中，通过“扬弃”，从量变到质变，能逐步克服其在自然阶段的无意识的、“冥顽化”的状态，从而达到有意识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人类精神和人类意识。
所以，自然状态和有意识的状态不过是“纯粹概念”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于是物质与意识就统一于“纯粹概念”。当“纯粹概念”发展到最高的阶段，就是“绝对理念”，就是绝对自由的人类精神。
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一般人那里没有，或者不完全，只有黑格尔的精神达到了这一人类意识的最高阶段——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是典型的【唯实论形而上学体系】。
区别在于，黑格尔之前，几乎所有的形而上学体系都以不变的“理念”或其它类似的永恒物作为世界的本原，只有黑格尔，以他永远变化的“纯粹概念”作为世界本原。
【小结】
柏拉图→理念→先于，脱离，独立实体→永恒不变→善的理念
亚里士多德→形式→存在于实体中→围绕形式的变化
黑格尔→纯粹概念→永远变化→真正的精神
这样，黑格尔的辩证过程就与一切前人的形而上学体系相对立，以至于形而上学后来在我国竟直接被定义为“以静止的、孤立的观点看待事物”，而辩证法则被定义为“以发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事物”。
——这有些【令人吃惊】，毕竟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体系，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无异于自己与自己对立。
其实，赫拉克利特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强调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种运动和变化使得概念与现实不能同一。
而他的弟子则阐释了运动和变化的连续性，强调事物在每一瞬间都有变化，无论这个瞬间有多么短。由此正可以推出赫拉克利特的下一句名言：【“我们存在又不存在”。】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都说明了事物永恒运动和变化的性质，也说明了概念的抽象和静止与事物永恒变化的矛盾性，而赫拉克利特学生的观点甚至更为精确。
黑格尔认为，我们根本不能用抽象的概念详尽地阐明实在，实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辩证的过程，抽象的概念只能阐明过程的一部分、一小部分。日常的抽象思维孤立地、静止地理解存在的事物，只单独思考它们特殊的阶段，并不能揭示事物的全部真理。
黑格尔因此要求对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进行“辩证”，以便概念能够正确地对待运动的、活动的有机的存在，完全彻底地揭示实在的真相。
他采取的方法与他的“辩证过程”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万物的运动过程是“纯粹概念”内在的辩证过程，因此我们也必须按照这样的过程来对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进行“辩证”，使之与“辩证过程”保持一致。
而且，除了“纯粹概念”之外，黑格尔要求我们头脑中的所有其它抽象概念都应该被辩证。辩证的方式是一种称为“对立面的统一”的办法。这个办法对日常的抽象概念进行辩证之后，使之成为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现为
——【正、反、合】的过程，首先是正题，由正题引出反题，最后将正题和反题合而为一，成为整体。
例如，这是一只猫，但作为日常抽象概念的“猫”是不准确的，因为这只猫时时刻刻都在变动不休，而经过辩证之后的“猫”的概念就不同了，经过辩证了的“猫”的概念内在地含有“不是猫”这一内容，“是猫”和“不是猫”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这只猫”。（精辟！）
同样，张三是个人，这个“人”的概念也必须内在地含有“非人”的内容；张三是个正直的人，“正直”必定内在地含有“邪恶”的性质；姚明是高个子，“高个子”则内在地含有“矮个子”的倾向，如此等等。
所有抽象概念都必须被看成“我”与“非我”、“是”与“不是”的矛盾统一体，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
这样一来，经过辩证了的概念和日常的抽象概念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经过辩证了的概念是一个『有差异的有机的统一』，是一个统一而又有区分的整体，是『对立面的综合』。
日常的抽象概念提供的是“知性思维”，它不能把握实在，它只能对实在作惊鸿一瞥，把实在割裂成碎片，而忽略其有机整体的性质，只有经过辩证了的概念才能做出对具体事物的正确描述，黑格尔是这么认为的。
【结论】
——古希腊辩证法的目的是【要使概念变得明晰起来】，着力防止概念的含糊不清。
——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却要求我们『把清晰的“概念”变得更“含糊”一些』。
—未完待续—
徐贲：为什么我们会对谎言深信不疑？ https://t.cn/A6I3K6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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