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文明之路还很漫长
中国很多大的企业都有一个毛病——极度压榨供应商，或者依靠自己的强势地位去获利。但是在国外有很多企业是真正在关注这种弱势群体，而且实质性地帮他们找到一个可以循环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新的商业文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要跟环境、社会、治理关联，要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关联，要跟社会影响力投资相关联，这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文明的要求，更是全球范围内对于一个公司合规性的要求。
我们中国人做生意、做企业，绝对是厉害的，但是我们在合规这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到哪里都是“超低空飞行”，把人家本地的生态都破坏掉了。
我在巴塞罗那的时候，跟中国商会的一个负责人交流，发现中国太厉害了，不管你是做意大利餐、日餐，还是各种各样的餐，只要旁边开一个中国人的餐，肯定是有更好的成本优势，把别人的店挤垮。
我在埃及也看到，有的中国商人为了节省成本，厂房都没有屋顶。因为埃及的气候特别干旱，他们认为下雨的概率非常低，所以这个成本也省。
我们现在感觉到了国际社会对我们有很多压力，但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可能是中国GDP真正变成世界第一后，你要把整个商业的文明带到哪里去。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国际社会过去几十年所形成大量的商业的规范、要求是故意为难我们的，事实上，如果沿着这样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商业扩张的路线，最后没有人敢跟你玩儿了。
我们现在的投机主义、机会主义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就像环境，如果没有强势的中央领导人的要求，可能这些年环境的情况会更加糟糕。
我不久前和佛山南海区的领导交流，他告诉我，今年是第一次没有被上面领导批评，他4年前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所有的水体几乎都是黑的、臭的，当地那么多企业家赚了那么多的钱都觉得无所谓，这就是社会成本。
所以，纯粹自然主义的市场经济，到底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确实是需要我们去反思的。
我自己在研究商业文明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印度Infosys创始人穆尔蒂，他说，即使我们没有钱，刚创业（1981年）时也要遵守公司治理原则。
当年印度从国外进口软件要交纳150%的税，很多印度软件公司把软件包拆成软件光盘及操作手册，因为操作手册不用缴税，他们还把手册定价在整个软件包售价的90%，这样就只要缴交本来150%进口关税的10%。而Infosys决定还是卖整套软件包，因为要遵守公司治理。
再看看一个中国房地产商的自述，他说：“我们偷过红线，改过容积率，在空地盖停车场再改成商业，但最近碰到一个开发商才真算开了眼界。这哥们相信捂‘地’才无敌，死活不开发，等着土地升值。这样下去政府要收回土地的，而且最近几年越管越严。
他就灵机一动，找了几个朋友谋划，用公司名义向他们借钱，故意违约不还，这几个朋友到法院申请冻结他的公司财产，土地就给冻结了。一个官司打了N年，‘地’捂住了。”
人家是价值观导向，他本质上还是赚钱导向。
6.以人为本的现代化
从宏观上来讲，只有准确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才能把握好未来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中国进步背后的核心价值，应该跟以人为本的现代性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在领导人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60周年、70周年这三个座谈会中，看到中国完全承认人类共同价值。
我们现在一提到普世价值，好像就是一个很不正确的概念，但是事实上你去看领导人的讲话，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个是人类共同价值，中国也完全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
“以人为本的现代性”在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长河里面，也有一句话可以解释，即“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
我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重新想象中国》，当时我就提出来：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是与世界现代化、现代性演进相联系的过程，也是从自身的精神资源中展开的“内源性生长”和“主体性建构”。
而无论现代性还是主体性，都以人的解放、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为依归。如果只讲内源性、主体性，不讲跟世界现代化、现代性的连接，很容易就是孤芳自赏；如果不讲内源性的生长和主体性的建构，又很容易鹦鹉学舌。
我觉得我们的信心来自于现实的中国的成就，更来自明天是否朝着更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演进。
中国的成就不是国家主义的胜利，而是国家激发个体发展的胜利，未来也取决于如何进一步激发。
举个例子，1980年前后，整个中国GDP的构成中，76%是国有经济，24%是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只有10万户，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主体接近1.3万亿户，今天中国的个体工商户有8000多万户、3000多万公司，还有几百万的农村集体合作组织。
中国经济今天的成就不是国家管控经济的胜利，是释放万千积极性，让亿万人民去掌握自己命运的胜利。
在我看来，这就是底线的坚持。
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把很多观念梳理出来，还是能够看到非常光明的未来。
新一代企业家的事业，之所以能够超越前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因为有非常独特的、文化的支撑。
比如黄峥，他不仅在技术上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有很哲学思考的人，之所以有拼多多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因为他希望用集约化订单的方式为收入较低的消费者从富人那里争取更多权益。
又比如张一鸣，很多人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技术狂人，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会价值思考的人。但实际上，他不仅有很独特、强大的驱动力，同时内部的组织文化也是高度扁平化，以人为本。
最后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跟大家的分享：我们在人生中体验的每一次转变，都让我们在生活中走得更远，那么，我们就真正体验到了生活想让我们体验的东西。
虽然今年是一个非常复杂，也是让我们经常六神无主，有时又心力交瘁的年代，但总是有很多的力量让我们可以看到希望，看到穿越复杂性前进的勇气、创新和动力。
来源于笔记侠 ，作者秦朔
中国很多大的企业都有一个毛病——极度压榨供应商，或者依靠自己的强势地位去获利。但是在国外有很多企业是真正在关注这种弱势群体，而且实质性地帮他们找到一个可以循环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新的商业文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要跟环境、社会、治理关联，要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关联，要跟社会影响力投资相关联，这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文明的要求，更是全球范围内对于一个公司合规性的要求。
我们中国人做生意、做企业，绝对是厉害的，但是我们在合规这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到哪里都是“超低空飞行”，把人家本地的生态都破坏掉了。
我在巴塞罗那的时候，跟中国商会的一个负责人交流，发现中国太厉害了，不管你是做意大利餐、日餐，还是各种各样的餐，只要旁边开一个中国人的餐，肯定是有更好的成本优势，把别人的店挤垮。
我在埃及也看到，有的中国商人为了节省成本，厂房都没有屋顶。因为埃及的气候特别干旱，他们认为下雨的概率非常低，所以这个成本也省。
我们现在感觉到了国际社会对我们有很多压力，但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可能是中国GDP真正变成世界第一后，你要把整个商业的文明带到哪里去。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国际社会过去几十年所形成大量的商业的规范、要求是故意为难我们的，事实上，如果沿着这样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商业扩张的路线，最后没有人敢跟你玩儿了。
我们现在的投机主义、机会主义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就像环境，如果没有强势的中央领导人的要求，可能这些年环境的情况会更加糟糕。
我不久前和佛山南海区的领导交流，他告诉我，今年是第一次没有被上面领导批评，他4年前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所有的水体几乎都是黑的、臭的，当地那么多企业家赚了那么多的钱都觉得无所谓，这就是社会成本。
所以，纯粹自然主义的市场经济，到底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确实是需要我们去反思的。
我自己在研究商业文明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印度Infosys创始人穆尔蒂，他说，即使我们没有钱，刚创业（1981年）时也要遵守公司治理原则。
当年印度从国外进口软件要交纳150%的税，很多印度软件公司把软件包拆成软件光盘及操作手册，因为操作手册不用缴税，他们还把手册定价在整个软件包售价的90%，这样就只要缴交本来150%进口关税的10%。而Infosys决定还是卖整套软件包，因为要遵守公司治理。
再看看一个中国房地产商的自述，他说：“我们偷过红线，改过容积率，在空地盖停车场再改成商业，但最近碰到一个开发商才真算开了眼界。这哥们相信捂‘地’才无敌，死活不开发，等着土地升值。这样下去政府要收回土地的，而且最近几年越管越严。
他就灵机一动，找了几个朋友谋划，用公司名义向他们借钱，故意违约不还，这几个朋友到法院申请冻结他的公司财产，土地就给冻结了。一个官司打了N年，‘地’捂住了。”
人家是价值观导向，他本质上还是赚钱导向。
6.以人为本的现代化
从宏观上来讲，只有准确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才能把握好未来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中国进步背后的核心价值，应该跟以人为本的现代性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在领导人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60周年、70周年这三个座谈会中，看到中国完全承认人类共同价值。
我们现在一提到普世价值，好像就是一个很不正确的概念，但是事实上你去看领导人的讲话，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个是人类共同价值，中国也完全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
“以人为本的现代性”在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长河里面，也有一句话可以解释，即“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
我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重新想象中国》，当时我就提出来：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是与世界现代化、现代性演进相联系的过程，也是从自身的精神资源中展开的“内源性生长”和“主体性建构”。
而无论现代性还是主体性，都以人的解放、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为依归。如果只讲内源性、主体性，不讲跟世界现代化、现代性的连接，很容易就是孤芳自赏；如果不讲内源性的生长和主体性的建构，又很容易鹦鹉学舌。
我觉得我们的信心来自于现实的中国的成就，更来自明天是否朝着更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演进。
中国的成就不是国家主义的胜利，而是国家激发个体发展的胜利，未来也取决于如何进一步激发。
举个例子，1980年前后，整个中国GDP的构成中，76%是国有经济，24%是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只有10万户，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主体接近1.3万亿户，今天中国的个体工商户有8000多万户、3000多万公司，还有几百万的农村集体合作组织。
中国经济今天的成就不是国家管控经济的胜利，是释放万千积极性，让亿万人民去掌握自己命运的胜利。
在我看来，这就是底线的坚持。
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把很多观念梳理出来，还是能够看到非常光明的未来。
新一代企业家的事业，之所以能够超越前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因为有非常独特的、文化的支撑。
比如黄峥，他不仅在技术上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有很哲学思考的人，之所以有拼多多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因为他希望用集约化订单的方式为收入较低的消费者从富人那里争取更多权益。
又比如张一鸣，很多人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技术狂人，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会价值思考的人。但实际上，他不仅有很独特、强大的驱动力，同时内部的组织文化也是高度扁平化，以人为本。
最后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跟大家的分享：我们在人生中体验的每一次转变，都让我们在生活中走得更远，那么，我们就真正体验到了生活想让我们体验的东西。
虽然今年是一个非常复杂，也是让我们经常六神无主，有时又心力交瘁的年代，但总是有很多的力量让我们可以看到希望，看到穿越复杂性前进的勇气、创新和动力。
来源于笔记侠 ，作者秦朔
【“境外拍卖”骗局：估价百万 现场全是“托儿”】10件藏品，总估价1400多万元，远超过武汉市民朱女士的心理预期。朱女士决定与估价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将藏品运至境外拍卖。然而，一年多过去，朱女士的藏品不仅一件没卖出去，而且还按对方要求先后支付了“服务费”“鉴定费”等各类费用近20万元。
警方循线深挖，一个由12人自导自演的“文物拍卖”骗局终于被揭开。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从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获悉，这起前后办理长达3年多的案件，成为湖北省破获的同类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判刑人数最多、追赃挽损比例最高的一起案件。
一件普通藏品估价380万元
朱女士是一位艺术收藏品爱好者，2013年6月，一个名叫“楚汉文谷”的公司主动打电话给她，称可以帮她展示和拍卖藏品。之后，朱女士专程到这家公司探访。“公司与境外多家拍卖公司有合作，可以帮助客户将藏品拿到美国拍卖，成交几率非常高。”接待朱女士的业务经理刘某称。
朱女士动了心，带着自己的10件艺术藏品来到该公司。公司“鉴定师”郑某逐一鉴定后，兴奋地告诉她：“这些都是国宝级珍品，可以送到美国参加纽约汉仕德展览拍卖会！”
经“鉴定师”评估，朱女士的10件藏品总估价14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一只“青釉花口盘”估价就达380万元。这远远超出了她的心理价位。
刘某承诺，客户到时候可以观看出关记录和境外拍卖视频，而且无论是否成交都可以退还90%的前期费用。朱女士当即和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并支付两万元“服务费”“鉴定费”。将藏品交给公司后，她满心期待地回了家。
之后的一年多里，公司又以种种名义先后要朱女士交纳“证书费”“出关费”“保证金”等费用共计15万元。然而，合同到期后，朱女士的藏品一件也没有卖出去，公司还以各种理由拒不退款。
2016年2月，这家公司突然关门停业。
各地上当受骗达230多人
办案民警介绍，受害人不止朱女士一个，2016年2月后，江岸警方陆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人报案。仅直接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人就达238名，涉案金额686万余元。
江岸分局经侦大队组织专班展开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办公场所一片狼藉，电脑硬盘、账本等重要物证被毁坏。于是，办案民警一面回访受害人，收集证人证言，制作询问笔录，一面到工商、海关、文物、文化等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同时，对涉案人员上网追逃，通过多警种合成作战实施追抓。
2016年6月，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在广东落网；同年8月，警方在湖南长沙抓获公司“副总”王某，“市场部经理”刘某（女）和“鉴定师”郑某。至2017年2月，警方又先后抓获公司“副总”刘某、“市场部总监”冯某等骨干成员8人。经查，涉案公司名叫“武汉楚汉文谷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设有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监、市场部经理、鉴定师及多个业务部。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以文玩藏品为诱导，一步步将受害人诱入精心设计的骗局，诈骗手法极具欺骗性和隐蔽性。他们首先通过业务员在网上收集藏友信息，宣称能帮助其拍卖藏品，将藏友诱骗来店后，由所谓“鉴定师”对藏品进行鉴定，通过虚估远高于藏品的价格，让受害人对藏品产生较高期望值，诱使其与之签订各种拍卖合同及附加协议，收取各种名义的“服务费”，然后组织境外虚假拍卖欺骗受害人。
拍卖现场全是“托儿”
2014年4月，受害人李先生曾亲自到“楚汉文谷”在澳门某酒店的拍卖现场一探究竟，却发现参加竞拍的“买家”竟然都是老年人，甚至还有10多个小孩，现场约六七十人，整个过程没有一笔成交。拍卖结束后，现场“买家”都忙着领纪念品。
经查证，涉案公司不具备任何从事拍卖的资质和审批手续。丁某等人为了掩人耳目，以“文化艺术品出境展示”的名义，将部分藏品运往境外进行所谓“拍卖”，在现场“摆造型”，拍摄视频、图片后，再原状复运回国。自公司成立到案发，丁某等人先后组织过多次赴美国及香港、澳门拍卖活动，却没有成交过一件藏品。所谓的“境外拍卖”就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骗局。
经警方调查，丁某将郑某招募到公司后，将其包装成“有着30多年从业经验”的“国家级鉴定师”，在公司“坐堂鉴宝”，实则没有任何鉴定资格。在丁某的授意下，郑某对前来鉴定的藏品无论真伪，一律宣称真品，且虚估年代、成色。
公司“市场部总监”冯某则扮演“估价师”，对藏品的价格高估，并称外国有很多收藏者喜欢此类藏品，使得许多受害人深信所持藏品能卖大价钱，进而与公司签订合同。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没有任何实际经营活动获取的利润，其“收入”全部来自骗取受害人的各种服务费。除去公司日常运营支出外，大部分赃款进入了丁某的个人账户，然后以“高额提成、工资”的名义，与公司“高管”、骨干成员进行分赃。
全力为受害人追赃挽损
办案民警张兆国介绍，案件侦办期间，专班民警多次赴北京、上海、广州、长沙、韶关、泉州等地追抓嫌疑人、调查取证，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2017年底，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主犯丁某终于认罪服法。此案移交给检察机关时，卷宗多达40多卷，摞起来足有3米多高。
2018年6月，听闻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受害人自发来到江岸分局，给办案民警送来锦旗。
2018年10月，江岸区法院一审判决：丁某等12名被告人因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1年5个月至11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19年3月1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书：维持原判。
今年6月11日，杜先生等5名受害人代表200多名受害人，专程来到江岸分局经侦大队，向警方表示感谢。“我3年前来报案时，民警承诺一定把这些人绳之以法，尽全力帮我们挽回损失，他们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一把折扇赠送给办案民警后，杜先生说。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法院启动执行程序后，江岸分局经侦大队主动与法院沟通，积极协助追赃工作，累计追回赃款223万元；同时，配合广泛寻找受害人，确认受害人身份信息，核对联系方式。2019年12月19日，法院执行部门对广大受害人按比例返还了法院的暂扣涉案赃款。
目前，警方正继续与法院紧密配合，协助法院执行部门进一步调查、追缴犯罪人的隐形资产，争取将受害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链接: https://t.cn/A6Ld0gn1
警方循线深挖，一个由12人自导自演的“文物拍卖”骗局终于被揭开。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从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获悉，这起前后办理长达3年多的案件，成为湖北省破获的同类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判刑人数最多、追赃挽损比例最高的一起案件。
一件普通藏品估价380万元
朱女士是一位艺术收藏品爱好者，2013年6月，一个名叫“楚汉文谷”的公司主动打电话给她，称可以帮她展示和拍卖藏品。之后，朱女士专程到这家公司探访。“公司与境外多家拍卖公司有合作，可以帮助客户将藏品拿到美国拍卖，成交几率非常高。”接待朱女士的业务经理刘某称。
朱女士动了心，带着自己的10件艺术藏品来到该公司。公司“鉴定师”郑某逐一鉴定后，兴奋地告诉她：“这些都是国宝级珍品，可以送到美国参加纽约汉仕德展览拍卖会！”
经“鉴定师”评估，朱女士的10件藏品总估价14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一只“青釉花口盘”估价就达380万元。这远远超出了她的心理价位。
刘某承诺，客户到时候可以观看出关记录和境外拍卖视频，而且无论是否成交都可以退还90%的前期费用。朱女士当即和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并支付两万元“服务费”“鉴定费”。将藏品交给公司后，她满心期待地回了家。
之后的一年多里，公司又以种种名义先后要朱女士交纳“证书费”“出关费”“保证金”等费用共计15万元。然而，合同到期后，朱女士的藏品一件也没有卖出去，公司还以各种理由拒不退款。
2016年2月，这家公司突然关门停业。
各地上当受骗达230多人
办案民警介绍，受害人不止朱女士一个，2016年2月后，江岸警方陆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人报案。仅直接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人就达238名，涉案金额686万余元。
江岸分局经侦大队组织专班展开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办公场所一片狼藉，电脑硬盘、账本等重要物证被毁坏。于是，办案民警一面回访受害人，收集证人证言，制作询问笔录，一面到工商、海关、文物、文化等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同时，对涉案人员上网追逃，通过多警种合成作战实施追抓。
2016年6月，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在广东落网；同年8月，警方在湖南长沙抓获公司“副总”王某，“市场部经理”刘某（女）和“鉴定师”郑某。至2017年2月，警方又先后抓获公司“副总”刘某、“市场部总监”冯某等骨干成员8人。经查，涉案公司名叫“武汉楚汉文谷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设有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监、市场部经理、鉴定师及多个业务部。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以文玩藏品为诱导，一步步将受害人诱入精心设计的骗局，诈骗手法极具欺骗性和隐蔽性。他们首先通过业务员在网上收集藏友信息，宣称能帮助其拍卖藏品，将藏友诱骗来店后，由所谓“鉴定师”对藏品进行鉴定，通过虚估远高于藏品的价格，让受害人对藏品产生较高期望值，诱使其与之签订各种拍卖合同及附加协议，收取各种名义的“服务费”，然后组织境外虚假拍卖欺骗受害人。
拍卖现场全是“托儿”
2014年4月，受害人李先生曾亲自到“楚汉文谷”在澳门某酒店的拍卖现场一探究竟，却发现参加竞拍的“买家”竟然都是老年人，甚至还有10多个小孩，现场约六七十人，整个过程没有一笔成交。拍卖结束后，现场“买家”都忙着领纪念品。
经查证，涉案公司不具备任何从事拍卖的资质和审批手续。丁某等人为了掩人耳目，以“文化艺术品出境展示”的名义，将部分藏品运往境外进行所谓“拍卖”，在现场“摆造型”，拍摄视频、图片后，再原状复运回国。自公司成立到案发，丁某等人先后组织过多次赴美国及香港、澳门拍卖活动，却没有成交过一件藏品。所谓的“境外拍卖”就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骗局。
经警方调查，丁某将郑某招募到公司后，将其包装成“有着30多年从业经验”的“国家级鉴定师”，在公司“坐堂鉴宝”，实则没有任何鉴定资格。在丁某的授意下，郑某对前来鉴定的藏品无论真伪，一律宣称真品，且虚估年代、成色。
公司“市场部总监”冯某则扮演“估价师”，对藏品的价格高估，并称外国有很多收藏者喜欢此类藏品，使得许多受害人深信所持藏品能卖大价钱，进而与公司签订合同。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没有任何实际经营活动获取的利润，其“收入”全部来自骗取受害人的各种服务费。除去公司日常运营支出外，大部分赃款进入了丁某的个人账户，然后以“高额提成、工资”的名义，与公司“高管”、骨干成员进行分赃。
全力为受害人追赃挽损
办案民警张兆国介绍，案件侦办期间，专班民警多次赴北京、上海、广州、长沙、韶关、泉州等地追抓嫌疑人、调查取证，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2017年底，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主犯丁某终于认罪服法。此案移交给检察机关时，卷宗多达40多卷，摞起来足有3米多高。
2018年6月，听闻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受害人自发来到江岸分局，给办案民警送来锦旗。
2018年10月，江岸区法院一审判决：丁某等12名被告人因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1年5个月至11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19年3月1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书：维持原判。
今年6月11日，杜先生等5名受害人代表200多名受害人，专程来到江岸分局经侦大队，向警方表示感谢。“我3年前来报案时，民警承诺一定把这些人绳之以法，尽全力帮我们挽回损失，他们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一把折扇赠送给办案民警后，杜先生说。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法院启动执行程序后，江岸分局经侦大队主动与法院沟通，积极协助追赃工作，累计追回赃款223万元；同时，配合广泛寻找受害人，确认受害人身份信息，核对联系方式。2019年12月19日，法院执行部门对广大受害人按比例返还了法院的暂扣涉案赃款。
目前，警方正继续与法院紧密配合，协助法院执行部门进一步调查、追缴犯罪人的隐形资产，争取将受害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链接: https://t.cn/A6Ld0gn1
【司法部发布法援农民工十大典型案例：让农民工享有更多法律援助】
近日，司法部发布2019年度“法律援助服务农民工十大典型案例”，案例显示农民工讨薪案件数量多、群体性案件多、涉案金额大，讨薪难、维权难问题依然令人心忧。
为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工资，提高农民工群体法律服务质量，一张全业务全时空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正在加紧构建，农民工权益将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因公司停产，777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高达789万余元。在法援律师的帮助下，仲裁机构支持了律师提出的全部仲裁请求，一起群体性农民工讨薪案件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这是1月2日司法部发布的2019年度“法律援助服务农民工十大典型案例”的其中一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胡占山说，“十大案例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讨薪案件多；二是群体性案件多；三是涉案金额大，其中有的案例，通过法律援助律师的努力争取，为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近千万元。”
欠薪问题依然令人忧“薪”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中，涉及追讨劳动报酬的就占了8件，涉案金额动辄高达数百万元。
在江西萍乡777名农民工讨薪案中，某陶瓷有限公司接手某瓷业公司经营业务后，自2017年9月起拖欠农民工工资。2018年9月3日，因经营不善，该陶瓷有限公司全面停产，拖欠777名农民工工资高达数百万元，公司负责人失联。
2019年1月23日，法援律师代农民工提起仲裁，要求某陶瓷有限公司、某瓷业有限公司共同向777名农民工支付劳动报酬共计789万余元。2019年2月14日，仲裁委裁决支持了律师提出的全部仲裁请求。后两家公司通过资产处置，向777名农民工如数支付了被拖欠的工资550余万元，余下230万元待破产清算后支付。
这起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欠薪难讨仍然是一些农民工面临的问题。据统计，2018年，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48.1万余件，同比增长7.6%。其中，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案件29.3万件，同比增长2.4%。
2019年5月20日，司法部在中国法律服务网开通“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为讨薪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申请、相关政策法规及司法判例查询等服务。截至去年12月31日，“绿色通道”累计访问19992人次。其中，“讨薪咨询”达到4560 件，“问题反映”达2135人次。
劳动合同签订环节易失守
此次发布的十大案例中，山西省晋城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吕某工伤赔偿提供法律援助案，历时两年，过程曲折。在劳动者未签劳动合同、缺少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承办律师依据新颁布的地方规章，最终帮助受援人获得工伤赔偿。
2017年1月9日，吕某到某公司装修工程项目从事墙体抹灰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月14日，吕某干活时摔伤，某公司则称该墙体抹灰工作已承包给了袁某，吕某是给袁某打工。1月18日，某公司向吕某支付2.5万元后，拒绝向吕某支付任何费用。
2017年2月21日，吕某申请工伤认定被告知需先确认劳动关系。3月10日，吕某向山西省晋城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仲裁委驳回了吕某的仲裁请求。吕某起诉。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吕某和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
在该案仲裁和诉讼过程中，山西省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颁布了《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办法明确，“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
该办法的出台，为吕某认定工伤提供了新的依据。最终，吕某从某公司拿到了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全部款项。
针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取证维权难的问题，司法部于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部署开展了劳动合同普查与体检活动。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副局长施汉生介绍，仅2019年5月～6月，北京、四川、江西、黑龙江等11省市就召开座谈会3000多场，走访20余万家企业，调查劳动合同近300万份，梳理问题11万多个，引导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5万余件。
构建全业务全时空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涉及追讨劳动报酬、工伤赔偿和职业病认定等，涉及人数多、涉案金额大，有的案件面临取证难等棘手问题。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有的群体性案件中劳动者拿回劳动报酬近千万元。
“希望通过案例的发布，让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朋友提高防范意识、了解法律援助，在打工过程中，做到预防在先，提前防范，遇到法律问题时，注意保留各种证据，增强维权意识，能够主动寻求法律援助的帮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胡占山表示，这也是提醒广大用工企业，要增强尊法守法意识，依法用工，主动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时发放工资报酬并交纳相关保险，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典型案例背后，一张全业务全时空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正在构建之中。在线上服务方面，“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开通以来，司法部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地方法律援助机构转办督办欠薪案件1600余件，共帮助追讨欠薪2700余万元。
近日，国务院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从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工资支付行为、明确工资清偿责任、细化重点领域治理措施、强化监管手段等方面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做了规定。
此外，司法部还印发《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进一步提高法律服务质量，确保农民工等群体免费获得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制定发布全国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服务规范，深化“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民工”活动，与全国总工会多次联合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来源：中国乡村之声
近日，司法部发布2019年度“法律援助服务农民工十大典型案例”，案例显示农民工讨薪案件数量多、群体性案件多、涉案金额大，讨薪难、维权难问题依然令人心忧。
为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工资，提高农民工群体法律服务质量，一张全业务全时空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正在加紧构建，农民工权益将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因公司停产，777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高达789万余元。在法援律师的帮助下，仲裁机构支持了律师提出的全部仲裁请求，一起群体性农民工讨薪案件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这是1月2日司法部发布的2019年度“法律援助服务农民工十大典型案例”的其中一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胡占山说，“十大案例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讨薪案件多；二是群体性案件多；三是涉案金额大，其中有的案例，通过法律援助律师的努力争取，为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近千万元。”
欠薪问题依然令人忧“薪”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中，涉及追讨劳动报酬的就占了8件，涉案金额动辄高达数百万元。
在江西萍乡777名农民工讨薪案中，某陶瓷有限公司接手某瓷业公司经营业务后，自2017年9月起拖欠农民工工资。2018年9月3日，因经营不善，该陶瓷有限公司全面停产，拖欠777名农民工工资高达数百万元，公司负责人失联。
2019年1月23日，法援律师代农民工提起仲裁，要求某陶瓷有限公司、某瓷业有限公司共同向777名农民工支付劳动报酬共计789万余元。2019年2月14日，仲裁委裁决支持了律师提出的全部仲裁请求。后两家公司通过资产处置，向777名农民工如数支付了被拖欠的工资550余万元，余下230万元待破产清算后支付。
这起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欠薪难讨仍然是一些农民工面临的问题。据统计，2018年，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48.1万余件，同比增长7.6%。其中，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案件29.3万件，同比增长2.4%。
2019年5月20日，司法部在中国法律服务网开通“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为讨薪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申请、相关政策法规及司法判例查询等服务。截至去年12月31日，“绿色通道”累计访问19992人次。其中，“讨薪咨询”达到4560 件，“问题反映”达2135人次。
劳动合同签订环节易失守
此次发布的十大案例中，山西省晋城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吕某工伤赔偿提供法律援助案，历时两年，过程曲折。在劳动者未签劳动合同、缺少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承办律师依据新颁布的地方规章，最终帮助受援人获得工伤赔偿。
2017年1月9日，吕某到某公司装修工程项目从事墙体抹灰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月14日，吕某干活时摔伤，某公司则称该墙体抹灰工作已承包给了袁某，吕某是给袁某打工。1月18日，某公司向吕某支付2.5万元后，拒绝向吕某支付任何费用。
2017年2月21日，吕某申请工伤认定被告知需先确认劳动关系。3月10日，吕某向山西省晋城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仲裁委驳回了吕某的仲裁请求。吕某起诉。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吕某和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
在该案仲裁和诉讼过程中，山西省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颁布了《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办法明确，“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
该办法的出台，为吕某认定工伤提供了新的依据。最终，吕某从某公司拿到了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全部款项。
针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取证维权难的问题，司法部于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部署开展了劳动合同普查与体检活动。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副局长施汉生介绍，仅2019年5月～6月，北京、四川、江西、黑龙江等11省市就召开座谈会3000多场，走访20余万家企业，调查劳动合同近300万份，梳理问题11万多个，引导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5万余件。
构建全业务全时空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涉及追讨劳动报酬、工伤赔偿和职业病认定等，涉及人数多、涉案金额大，有的案件面临取证难等棘手问题。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有的群体性案件中劳动者拿回劳动报酬近千万元。
“希望通过案例的发布，让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朋友提高防范意识、了解法律援助，在打工过程中，做到预防在先，提前防范，遇到法律问题时，注意保留各种证据，增强维权意识，能够主动寻求法律援助的帮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胡占山表示，这也是提醒广大用工企业，要增强尊法守法意识，依法用工，主动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时发放工资报酬并交纳相关保险，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典型案例背后，一张全业务全时空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正在构建之中。在线上服务方面，“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开通以来，司法部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地方法律援助机构转办督办欠薪案件1600余件，共帮助追讨欠薪2700余万元。
近日，国务院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从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工资支付行为、明确工资清偿责任、细化重点领域治理措施、强化监管手段等方面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做了规定。
此外，司法部还印发《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进一步提高法律服务质量，确保农民工等群体免费获得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制定发布全国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服务规范，深化“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民工”活动，与全国总工会多次联合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来源：中国乡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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