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2新闻耳朵# 【株洲天元检察：邀请残疾人代表实地检验整改成效 努力确保无碍通行】“天桥上盲道全部重新铺设，也完成了与行道间的顺接，桥下三角区还增设了护栏，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后，方便多了…”11月3日，株洲市天元区检察院在辖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整改现场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回头看”时，一起参与回头看活动的残疾人志愿者一边检验无障碍环境设施的整改成果一边向检察干警表示感谢。
天元区持证残疾人有5200余人，60岁以上老年人有6.8万余人，无障碍环境建设不到位严重影响了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自主安全出行和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的基本权益。2021年2月开始，天元区检察院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
通过近四个月的走访调查，该院发出调查问卷500余份，走访辖区大型生活小区、商场、公园、医院、体育场、政府机关等公共场所50余家，发现上述场所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存在规划不到位、部分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不规范，部分无障碍设施破损、缺失严重且未得到有效维护，部分无障碍设施被社会车辆、工程建设以及废弃物侵占或损毁等，严重影响了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自主出行安全和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行业多、监管面广,需要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发力，6月30日，天元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市区住建、自然资源、城市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参会，听取相关工作举措和整改中可能存在的困难；邀请残疾人组织代表为更好地完善设施建设、维护特殊群体权益出谋划策；同时，特别邀请曾在两会上为残疾人提案发声的市、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听证评议。
会后，天元区检察院向市住建部门、市自然资源部门、辖区城市管理部门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纷纷开展整治行动。11月3日，天元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机关代表以及残疾人组织和残疾人志愿者等20余人到市博物馆、神农大道等整改点进行“回头看”，检察官、残疾人志愿者、过路老人现场查看并实地体验整改后的无障碍停车位、盲道、地下通道中的无障碍通道等。
“这条路上的盲道我能明显感知了，不需要搀扶着就能走完整条道……”视力残疾的陈大哥在体验市博物馆前道路上整改翻新的盲道时感慨。
“今天的活动很受震撼，无障碍设施对残疾人出行重要性的认识更深刻了，在这之前，很难想象残疾人如何能自主驾驶车辆并使用无障碍停车位，浅显的认为这个车位是只用来停放轮椅。今后，我们一定以实用性为原则，注重规划设计，强化管理维护，同时，邀请残疾人志愿者参与规划论证，让主要使用者实地验收，进一步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更规范、更完善……”与会行政机关代表在会上表示。
据悉，2021年6月以来，天元区检察院先后共立案办理无障碍环境建设系列案10件，涉及规划、住建、城市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下一步，该院将继续跟进监督被建议单位落实检察建议的建议内容，继续加强对教育、康复、托养、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问题监督，继续加强对侵犯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问题的监督，通过无障碍的“小切口”充分做好为民实事，努力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通行有爱无碍贡献检察力量。（通讯员 彭雅愉 滕明松 记者 刘琛）
天元区持证残疾人有5200余人，60岁以上老年人有6.8万余人，无障碍环境建设不到位严重影响了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自主安全出行和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的基本权益。2021年2月开始，天元区检察院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
通过近四个月的走访调查，该院发出调查问卷500余份，走访辖区大型生活小区、商场、公园、医院、体育场、政府机关等公共场所50余家，发现上述场所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存在规划不到位、部分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不规范，部分无障碍设施破损、缺失严重且未得到有效维护，部分无障碍设施被社会车辆、工程建设以及废弃物侵占或损毁等，严重影响了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自主出行安全和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行业多、监管面广,需要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发力，6月30日，天元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市区住建、自然资源、城市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参会，听取相关工作举措和整改中可能存在的困难；邀请残疾人组织代表为更好地完善设施建设、维护特殊群体权益出谋划策；同时，特别邀请曾在两会上为残疾人提案发声的市、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听证评议。
会后，天元区检察院向市住建部门、市自然资源部门、辖区城市管理部门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纷纷开展整治行动。11月3日，天元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机关代表以及残疾人组织和残疾人志愿者等20余人到市博物馆、神农大道等整改点进行“回头看”，检察官、残疾人志愿者、过路老人现场查看并实地体验整改后的无障碍停车位、盲道、地下通道中的无障碍通道等。
“这条路上的盲道我能明显感知了，不需要搀扶着就能走完整条道……”视力残疾的陈大哥在体验市博物馆前道路上整改翻新的盲道时感慨。
“今天的活动很受震撼，无障碍设施对残疾人出行重要性的认识更深刻了，在这之前，很难想象残疾人如何能自主驾驶车辆并使用无障碍停车位，浅显的认为这个车位是只用来停放轮椅。今后，我们一定以实用性为原则，注重规划设计，强化管理维护，同时，邀请残疾人志愿者参与规划论证，让主要使用者实地验收，进一步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更规范、更完善……”与会行政机关代表在会上表示。
据悉，2021年6月以来，天元区检察院先后共立案办理无障碍环境建设系列案10件，涉及规划、住建、城市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下一步，该院将继续跟进监督被建议单位落实检察建议的建议内容，继续加强对教育、康复、托养、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问题监督，继续加强对侵犯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问题的监督，通过无障碍的“小切口”充分做好为民实事，努力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通行有爱无碍贡献检察力量。（通讯员 彭雅愉 滕明松 记者 刘琛）
【#常州养老服务机构临时实行封闭管理#】据常州发布 ，11月2日下午，我市接到外省市确诊病例密接人员协查通报，立即进行流调排查，并通过发热门诊监测，发现3名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快速阻断疫情传播链条，保障广大民政服务对象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就强化当前民政领域疫情防控工作通告如下：
一、加强养老服务机构防控。养老服务机构临时实行封闭管理，暂停探视、来访、入院、志愿服务等活动。因特殊情况急需入院的老人，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48小时内阴性证明自11月3日8时起实施）。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或站点暂停一切集中式服务和聚集性活动，居家上门服务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刚性需求为主。
二、加强儿童福利机构防控。儿童福利机构（含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儿童关爱之家）实行临时封闭管理，暂停来访、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外来人员、车辆不得进入儿童福利机构。
三、加强精神卫生福利机构防控。所有民政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实行临时封闭管理，暂停探访、咨询、接待活动。暂停接收新的精神障碍患者入院，院内住养人员非因转院治疗等特殊原因不得外出。全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点暂停聚集性服务活动。
四、加强婚姻登记机构防控。全面实行预约登记制度，婚姻登记对象可通过“我的常州”APP、“常州民政”微信公众号、各地预约电话等渠道进行预约。婚姻登记机构分时段设置登记数量，控制登记总量。暂停结婚颁证、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五、加强殡葬服务机构防控。殡仪服务机构暂停办理治丧守灵、遗体告别、骨灰祭祀等丧事服务。除骨灰安放需要外，全市公墓、骨灰堂等骨灰安放设施，暂停开展祭扫活动。
六、加强救助管理机构防控。各级救助管理站严格落实新入站人员问询消毒、隔离观察要求。受助区域严格实行封闭管理。暂停开展受助人员送返工作。救助热线（86664045）24小时畅通，确保流浪人员和遇困人员能够及时得到救助。
七、加强福彩销售站点防控。全市福彩销售场所应严格落实亮码、测温、戴口罩、消杀等防疫措施，避免人员扎堆、减少逗留时间。
八、加强社区（村）防控。全面启动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严格非封控区和非管控区的其他小区（村）出入管理，落实进出人员和车辆登记、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等措施。近14天有中高风险地区及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有轨迹交叉的人员，应第一时间向所属社区（村）报告，提供活动轨迹和个人健康信息，并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工作。积极倡导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并向社区（村）报备。
九、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加强对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居家高龄困难老年人、重病重残人员等群体的救助帮扶，减少疫情对他们基本生活造成的影响。因疫情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众，可通过社会救助求助热线（85681595），向民政部门求助。
常州市民政局
2021年11月3日#常州疫情# #江苏疫情#
一、加强养老服务机构防控。养老服务机构临时实行封闭管理，暂停探视、来访、入院、志愿服务等活动。因特殊情况急需入院的老人，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48小时内阴性证明自11月3日8时起实施）。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或站点暂停一切集中式服务和聚集性活动，居家上门服务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刚性需求为主。
二、加强儿童福利机构防控。儿童福利机构（含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儿童关爱之家）实行临时封闭管理，暂停来访、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外来人员、车辆不得进入儿童福利机构。
三、加强精神卫生福利机构防控。所有民政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实行临时封闭管理，暂停探访、咨询、接待活动。暂停接收新的精神障碍患者入院，院内住养人员非因转院治疗等特殊原因不得外出。全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点暂停聚集性服务活动。
四、加强婚姻登记机构防控。全面实行预约登记制度，婚姻登记对象可通过“我的常州”APP、“常州民政”微信公众号、各地预约电话等渠道进行预约。婚姻登记机构分时段设置登记数量，控制登记总量。暂停结婚颁证、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五、加强殡葬服务机构防控。殡仪服务机构暂停办理治丧守灵、遗体告别、骨灰祭祀等丧事服务。除骨灰安放需要外，全市公墓、骨灰堂等骨灰安放设施，暂停开展祭扫活动。
六、加强救助管理机构防控。各级救助管理站严格落实新入站人员问询消毒、隔离观察要求。受助区域严格实行封闭管理。暂停开展受助人员送返工作。救助热线（86664045）24小时畅通，确保流浪人员和遇困人员能够及时得到救助。
七、加强福彩销售站点防控。全市福彩销售场所应严格落实亮码、测温、戴口罩、消杀等防疫措施，避免人员扎堆、减少逗留时间。
八、加强社区（村）防控。全面启动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严格非封控区和非管控区的其他小区（村）出入管理，落实进出人员和车辆登记、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等措施。近14天有中高风险地区及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有轨迹交叉的人员，应第一时间向所属社区（村）报告，提供活动轨迹和个人健康信息，并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工作。积极倡导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并向社区（村）报备。
九、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加强对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居家高龄困难老年人、重病重残人员等群体的救助帮扶，减少疫情对他们基本生活造成的影响。因疫情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众，可通过社会救助求助热线（85681595），向民政部门求助。
常州市民政局
2021年11月3日#常州疫情# #江苏疫情#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