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老师谈医疗！一直以为，永封了C老师，又让周某某在藏吸毒的漩涡里沉没之后，就无人再敢说真相！结果，结果司马南老师站出来了！站出来说～只想活到年底！那么，司马南老师想要在年前两个月的时间里告诉世人什么？除了医疗与联想内幕，国人最期待的是～捏住遮挡话语权的那只黑手！…… https://t.cn/R2Wx8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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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节选）】（现代大学周刊 8月31日）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一
关于治学问，现在想来，司马迁所讲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做学问，其一要博，其二要精。学问这东西看上去浩如烟海，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的，攻破几点就可以了。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从一点下手，由博返约，举一反三，就都知道了，何在乎多？喝一口水，便知道了水的味道；吃一口梨，便知道了梨的味道。诗词歌赋，都是能一通百通的。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对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象话，简直不能读。
二
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我认为记诵之学并非完全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因为读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背诗。好诗是一定要背的。我当初念书没念过《唐诗三百首》，不过好诗我总是背下来，反反复复地吟味。诗与文章不同，好文章也是要背的，讲诗则是非背不可。仅仅念诗是不成的，念出的诗还是平面的，翻来复去地背，诗就变得立体了，其中的味道也就体会出来了。
三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当然也有关系，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写一写诗诃，做不好没关系，但还是要会做，才能体会到其中一些甘苦。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做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
我治学几十年，兴趣并不集中。在北大初期写一些旧体诗，到新文化运动时又做新诗。从1918年到1920年没有做旧诗。以前跟老师学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这些也不学了。但这些对于我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却很有帮助。的确，创作诗词的甘苦亲身体验一下，与没有去尝试、体验大不相同。如词藻的妙用，在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表现出完整。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则非词藻不为工。典故往往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明是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样；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竟一字不易，古为我用，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及其需要。
四
我曾想做一组文章，谈谈做文章的问题，就叫《文章四论》。一是文无定法：文章没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云，地上之水，千姿百态；文章就像行云流水。别人问我“文法”，我说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云流水看来飘逸不可捉摸，实际上有一定之规，万变不离其宗。
后两句我认为更重要。其三是声入心通：《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礼记》作“故长言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长言、嗟叹、咏歌，皆是声音。《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六字尤为概括。上文言诗，亦通于散文。于诗曰诗情，文曰文气。如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时，感情充沛；情感勃发故形之于声。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今天的读者要了解当时的作品，也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作者当时之感寄托在声音，今天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来使感情再现。念古人的书，借以了解、体会古人的心情。
其四是得心应手：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论文往往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伤于含混，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陆机《文赋》说：“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对文思的很好的描写。得于心，则应于手；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那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
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作成，而且恐怕永远也作不成了。不过这是自己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也是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创作和研究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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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一
关于治学问，现在想来，司马迁所讲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做学问，其一要博，其二要精。学问这东西看上去浩如烟海，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的，攻破几点就可以了。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从一点下手，由博返约，举一反三，就都知道了，何在乎多？喝一口水，便知道了水的味道；吃一口梨，便知道了梨的味道。诗词歌赋，都是能一通百通的。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对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象话，简直不能读。
二
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我认为记诵之学并非完全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因为读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背诗。好诗是一定要背的。我当初念书没念过《唐诗三百首》，不过好诗我总是背下来，反反复复地吟味。诗与文章不同，好文章也是要背的，讲诗则是非背不可。仅仅念诗是不成的，念出的诗还是平面的，翻来复去地背，诗就变得立体了，其中的味道也就体会出来了。
三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当然也有关系，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写一写诗诃，做不好没关系，但还是要会做，才能体会到其中一些甘苦。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做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
我治学几十年，兴趣并不集中。在北大初期写一些旧体诗，到新文化运动时又做新诗。从1918年到1920年没有做旧诗。以前跟老师学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这些也不学了。但这些对于我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却很有帮助。的确，创作诗词的甘苦亲身体验一下，与没有去尝试、体验大不相同。如词藻的妙用，在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表现出完整。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则非词藻不为工。典故往往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明是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样；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竟一字不易，古为我用，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及其需要。
四
我曾想做一组文章，谈谈做文章的问题，就叫《文章四论》。一是文无定法：文章没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云，地上之水，千姿百态；文章就像行云流水。别人问我“文法”，我说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云流水看来飘逸不可捉摸，实际上有一定之规，万变不离其宗。
后两句我认为更重要。其三是声入心通：《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礼记》作“故长言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长言、嗟叹、咏歌，皆是声音。《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六字尤为概括。上文言诗，亦通于散文。于诗曰诗情，文曰文气。如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时，感情充沛；情感勃发故形之于声。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今天的读者要了解当时的作品，也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作者当时之感寄托在声音，今天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来使感情再现。念古人的书，借以了解、体会古人的心情。
其四是得心应手：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论文往往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伤于含混，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陆机《文赋》说：“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对文思的很好的描写。得于心，则应于手；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那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
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作成，而且恐怕永远也作不成了。不过这是自己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也是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创作和研究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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