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乡愁 小汲村民自建民俗展室乡味浓】分离麦糠麦粒的扇车、抗战时期的三面秤、西瓜保墒用的瓜叉、刮榆树皮的特制镰刀、 柏木做的水筲……68岁的董振林家里6代木匠，希望通过民俗展室，让后人“不忘来路，忆苦思甜”，一个人收藏了2000多件民俗老物件。
遇见乡愁，小汲村民自建民俗展室乡味浓
摇煤球用的笸箩。
“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不?”12月22日上午，在位于西二环生态园对面的小汲村，68岁的董振林拿着一把比割麦子的镰刀明显大得多的镰刀，刚见面就一脸笑容地“考”起了记者。
看到记者一脸茫然，董振林开心地笑起来：“就知道你们不知道。这个是刮榆树皮的特制镰刀。”
在老董的讲述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就用这样的大镰刀，刮下榆树皮，把靠近树心的白色部分晒干粉碎成榆皮面，利用它的粘性让玉米面、棱子面等粗杂粮变成美味， “掺了榆皮面，压饸饹、蒸扒糕，这杂粮又筋道又可口。”
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扇车，抗战时期的三面秤，西瓜保墒用的瓜叉，摇煤球用的笸箩，用柏木做的水桶(柏木筲)……在老董名为“小激印象”的民俗展室内，民俗老物件有2000多件。
祖辈六代木匠从祖辈的刨子开始收藏，各类木匠用品上百件
在老董的民俗展室，一进门最显眼的便是挂在墙上的木匠用品。
“我们家六代木匠，我从小学毕业后就跟着家里人干。像这把刨(音bào)子，就是我太爷爷的，距今也有100多年了。还有这把，是专门刮檩用的，叫做刮刨。”老董说到木匠行里的器物，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在他的民俗展室里，各种用途的刨子就有几十把。
各类农具。
在民俗展室墙上，几面钢锯很吸引人。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这个歌谣里说的‘大锯’，就是这种双开刃的大锯，这才能来回拉起来。”在老董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这把大锯的锯齿方向，从中间位置开始是相反的，“双开刃才能来回拉起来，否则很难拉回去。”除了各类刨子、大锯、墨斗、木锤，老董的展室里还有丈尺、皮尺、米尺等各种尺子。
靠着祖传的木匠手艺，老董在改革开放后，以做各类书画画轴以及镜框为主。正是这个原因，老董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受其影响，慢慢走上了收藏之路。
“比如这把金属尺子，跟咱们用的就大不相同。这是当年我姥爷和我父亲被小鬼子抓了壮丁，给他们修炮楼时用的日本尺子。”老董告诉记者，当时日本人不信中国木匠的木尺子，要求必须用他们自己尺寸的弯尺，“这是专门从南关大街大丰五金商行买的，距今也有80多年了。”
一把钢尺背后见证着日军侵华的历史，老董的这些民俗老物件，故事不少。
让麦糠与麦粒分离的扇车。
老物件里藏着历史和文化收集2000多件民俗老物件，专门腾出150平方米的展室
在老董的展室里，除了木匠用品，各种杆秤也不少。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这首歌儿火吧，旧时候拿什么掀盖头，就用这种秤杆。”老董从一张桌子上，拿着一杆比较纤细的秤跟记者解释到。
相比寓意“称心如意”的这杆细秤，另外一根大秤，更加显眼。
“这杆秤可有故事，这是一杆收棉花用的三面秤。”老董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杆秤的上面，是日本人认可的计量单位，“在秤的里怀，也就是靠近胸膛的这一侧，是古时候的十六两一斤的计量。秤的外怀是十两一斤的现代计量。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清楚。”
原来，中国自周代开始有重量单位：斤、两、钱、分。计量的工具叫做司马秤，这一标准也叫司马秤制标识。
从有“斤”这个概念开始，一直到民国结束，历朝历代的“斤”统统是十六两，一司马斤等于十六司马两，半斤八两就是这么来的。
听老董讲老物件，不仅能更直观地感受历史，更能了解到文化渊源。
老董称，如今他已经有各类民俗老物件2000多件，大部分放在仓库里。目前的展室约150平方米，只能展出一小部分老物件。
老董收藏的织布机。
希望后人“忆苦思甜”投入10多万元收藏，涉及三农民俗物品最多，展室准备扩大到350平方米
收藏是件让人上瘾的事儿，68岁的老董也不例外。前前后后花了多少钱，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怎么也得10多万吧，我老伴就觉得我是乱花钱，有一段时间都不给我做饭了。”说到这里，老董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老董的收藏里，涉及三农的老物件很多。特别是那些几乎贯穿了从播种到收获各道工序的家伙什儿，种类繁多，作用各异，既透着旧时农民们精心侍弄田地的智慧，又让人不由感慨，在全部手工劳作情况下，“粒粒皆辛苦”的农耕生活着实不易。
大件的，有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木制扇车，通过人力摇动摇杆吹风;有老董也不会用的老式织布机、纺车;有几十年前用的木质大马车，连轮子都是木头的;还有各种木独轮车，当年农民就用这些车支持国家建设。
小件的民俗物件，更是多得讲不过来。
老董收藏的瓦罐和升。
有各式各样的坛子罐子，根治海河会战时吃饭的大钵碗，挑水用的扁担，柏木制成的水筲，辘轳的摇把，有专门用来从水井里捞水桶的“一窝蜂”，还有专门把麦秸捆、谷子个儿往车上扔的二股禾叉……
“就拿这二股叉来说，除了叉麦子捆的，还有专门叉砖坯的叉，这就是为什么红砖都有俩眼的原因。”老董告诉记者，还有一种四股叉，是瓜农专用的。
原来，小汲村曾是远近有名的西瓜村，苇毛西瓜有上百年栽培历史。在没有大棚的年代，村民们就用火坑和泥瓦盆育苗，用玉米秸秆挡风保温，晚上加盖芦苇花，瓜把式用四股瓜叉保墒……
“鲁迅先生的名篇《故乡》里，在月色下的瓜田里，闰土用钢叉刺猹(chá)，用的钢叉，是不是就是瓜叉?”面对记者的问题，老董摸了摸脑袋，“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老董的小激印象民俗展馆。
在老董不停的讲述中，半天采访不知不觉过去。
“其实，我就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们知道过去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更体会到过去日子的不容易。”老董希望通过这些民俗老物件，让人们在体会现代化品质生活时，能常过来看看，“不忘来路，忆苦思甜!”
为了这个目的，老董准备把展室扩大到350平方米， 把那些挤在厂房里还没整理出来的各种民俗老物件都拾掇出来，“过段时间再来，我还能给你讲半天。”
来源： 保定晚报 易网保定
遇见乡愁，小汲村民自建民俗展室乡味浓
摇煤球用的笸箩。
“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不?”12月22日上午，在位于西二环生态园对面的小汲村，68岁的董振林拿着一把比割麦子的镰刀明显大得多的镰刀，刚见面就一脸笑容地“考”起了记者。
看到记者一脸茫然，董振林开心地笑起来：“就知道你们不知道。这个是刮榆树皮的特制镰刀。”
在老董的讲述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就用这样的大镰刀，刮下榆树皮，把靠近树心的白色部分晒干粉碎成榆皮面，利用它的粘性让玉米面、棱子面等粗杂粮变成美味， “掺了榆皮面，压饸饹、蒸扒糕，这杂粮又筋道又可口。”
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扇车，抗战时期的三面秤，西瓜保墒用的瓜叉，摇煤球用的笸箩，用柏木做的水桶(柏木筲)……在老董名为“小激印象”的民俗展室内，民俗老物件有2000多件。
祖辈六代木匠从祖辈的刨子开始收藏，各类木匠用品上百件
在老董的民俗展室，一进门最显眼的便是挂在墙上的木匠用品。
“我们家六代木匠，我从小学毕业后就跟着家里人干。像这把刨(音bào)子，就是我太爷爷的，距今也有100多年了。还有这把，是专门刮檩用的，叫做刮刨。”老董说到木匠行里的器物，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在他的民俗展室里，各种用途的刨子就有几十把。
各类农具。
在民俗展室墙上，几面钢锯很吸引人。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这个歌谣里说的‘大锯’，就是这种双开刃的大锯，这才能来回拉起来。”在老董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这把大锯的锯齿方向，从中间位置开始是相反的，“双开刃才能来回拉起来，否则很难拉回去。”除了各类刨子、大锯、墨斗、木锤，老董的展室里还有丈尺、皮尺、米尺等各种尺子。
靠着祖传的木匠手艺，老董在改革开放后，以做各类书画画轴以及镜框为主。正是这个原因，老董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受其影响，慢慢走上了收藏之路。
“比如这把金属尺子，跟咱们用的就大不相同。这是当年我姥爷和我父亲被小鬼子抓了壮丁，给他们修炮楼时用的日本尺子。”老董告诉记者，当时日本人不信中国木匠的木尺子，要求必须用他们自己尺寸的弯尺，“这是专门从南关大街大丰五金商行买的，距今也有80多年了。”
一把钢尺背后见证着日军侵华的历史，老董的这些民俗老物件，故事不少。
让麦糠与麦粒分离的扇车。
老物件里藏着历史和文化收集2000多件民俗老物件，专门腾出150平方米的展室
在老董的展室里，除了木匠用品，各种杆秤也不少。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这首歌儿火吧，旧时候拿什么掀盖头，就用这种秤杆。”老董从一张桌子上，拿着一杆比较纤细的秤跟记者解释到。
相比寓意“称心如意”的这杆细秤，另外一根大秤，更加显眼。
“这杆秤可有故事，这是一杆收棉花用的三面秤。”老董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杆秤的上面，是日本人认可的计量单位，“在秤的里怀，也就是靠近胸膛的这一侧，是古时候的十六两一斤的计量。秤的外怀是十两一斤的现代计量。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清楚。”
原来，中国自周代开始有重量单位：斤、两、钱、分。计量的工具叫做司马秤，这一标准也叫司马秤制标识。
从有“斤”这个概念开始，一直到民国结束，历朝历代的“斤”统统是十六两，一司马斤等于十六司马两，半斤八两就是这么来的。
听老董讲老物件，不仅能更直观地感受历史，更能了解到文化渊源。
老董称，如今他已经有各类民俗老物件2000多件，大部分放在仓库里。目前的展室约150平方米，只能展出一小部分老物件。
老董收藏的织布机。
希望后人“忆苦思甜”投入10多万元收藏，涉及三农民俗物品最多，展室准备扩大到350平方米
收藏是件让人上瘾的事儿，68岁的老董也不例外。前前后后花了多少钱，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怎么也得10多万吧，我老伴就觉得我是乱花钱，有一段时间都不给我做饭了。”说到这里，老董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老董的收藏里，涉及三农的老物件很多。特别是那些几乎贯穿了从播种到收获各道工序的家伙什儿，种类繁多，作用各异，既透着旧时农民们精心侍弄田地的智慧，又让人不由感慨，在全部手工劳作情况下，“粒粒皆辛苦”的农耕生活着实不易。
大件的，有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木制扇车，通过人力摇动摇杆吹风;有老董也不会用的老式织布机、纺车;有几十年前用的木质大马车，连轮子都是木头的;还有各种木独轮车，当年农民就用这些车支持国家建设。
小件的民俗物件，更是多得讲不过来。
老董收藏的瓦罐和升。
有各式各样的坛子罐子，根治海河会战时吃饭的大钵碗，挑水用的扁担，柏木制成的水筲，辘轳的摇把，有专门用来从水井里捞水桶的“一窝蜂”，还有专门把麦秸捆、谷子个儿往车上扔的二股禾叉……
“就拿这二股叉来说，除了叉麦子捆的，还有专门叉砖坯的叉，这就是为什么红砖都有俩眼的原因。”老董告诉记者，还有一种四股叉，是瓜农专用的。
原来，小汲村曾是远近有名的西瓜村，苇毛西瓜有上百年栽培历史。在没有大棚的年代，村民们就用火坑和泥瓦盆育苗，用玉米秸秆挡风保温，晚上加盖芦苇花，瓜把式用四股瓜叉保墒……
“鲁迅先生的名篇《故乡》里，在月色下的瓜田里，闰土用钢叉刺猹(chá)，用的钢叉，是不是就是瓜叉?”面对记者的问题，老董摸了摸脑袋，“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老董的小激印象民俗展馆。
在老董不停的讲述中，半天采访不知不觉过去。
“其实，我就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们知道过去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更体会到过去日子的不容易。”老董希望通过这些民俗老物件，让人们在体会现代化品质生活时，能常过来看看，“不忘来路，忆苦思甜!”
为了这个目的，老董准备把展室扩大到350平方米， 把那些挤在厂房里还没整理出来的各种民俗老物件都拾掇出来，“过段时间再来，我还能给你讲半天。”
来源： 保定晚报 易网保定
【遇见乡愁，小汲村民自建民俗展室乡味浓】“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不？”12月22日上午，在位于西二环生态园对面的小汲村，68岁的董振林拿着一把比割麦子的镰刀明显大得多的镰刀，刚见面就一脸笑容地“考”起了记者。
看到记者一脸茫然，董振林开心地笑起来：“就知道你们不知道。这个是刮榆树皮的特制镰刀。”
在老董的讲述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就用这样的大镰刀，刮下榆树皮，把靠近树心的白色部分晒干粉碎成榆皮面，利用它的粘性让玉米面、棱子面等粗杂粮变成美味， “掺了榆皮面，压饸饹、蒸扒糕，这杂粮又筋道又可口。”
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扇车，抗战时期的三面秤，西瓜保墒用的瓜叉，摇煤球用的笸箩，用柏木做的水桶（柏木筲）……在老董名为“小激印象”的民俗展室内，民俗老物件有2000多件。
祖辈六代木匠
从祖辈的刨子开始收藏，各类木匠用品上百件
在老董的民俗展室，一进门最显眼的便是挂在墙上的木匠用品。
“我们家六代木匠，我从小学毕业后就跟着家里人干。像这把刨（音bào）子，就是我太爷爷的，距今也有100多年了。还有这把，是专门刮檩用的，叫做刮刨。”老董说到木匠行里的器物，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在他的民俗展室里，各种用途的刨子就有几十把。
在民俗展室墙上，几面钢锯很吸引人。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这个歌谣里说的‘大锯’，就是这种双开刃的大锯，这才能来回拉起来。”在老董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这把大锯的锯齿方向，从中间位置开始是相反的，“双开刃才能来回拉起来，否则很难拉回去。”
除了各类刨子、大锯、墨斗、木锤，老董的展室里还有丈尺、皮尺、米尺等各种尺子。
靠着祖传的木匠手艺，老董在改革开放后，以做各类书画画轴以及镜框为主。正是这个原因，老董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受其影响，慢慢走上了收藏之路。
“比如这把金属尺子，跟咱们用的就大不相同。这是当年我姥爷和我父亲被小鬼子抓了壮丁，给他们修炮楼时用的日本尺子。”老董告诉记者，当时日本人不信中国木匠的木尺子，要求必须用他们自己尺寸的弯尺，“这是专门从南关大街大丰五金商行买的，距今也有80多年了。”
一把钢尺背后见证着日军侵华的历史，老董的这些民俗老物件，故事不少。
老物件里藏着历史和文化
收集2000多件民俗老物件，
专门腾出150平方米的展室
在老董的展室里，除了木匠用品，各种杆秤也不少。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这首歌儿火吧，旧时候拿什么掀盖头，就用这种秤杆。”老董从一张桌子上，拿着一杆比较纤细的秤跟记者解释到。
相比寓意“称心如意”的这杆细秤，另外一根大秤，更加显眼。
“这杆秤可有故事，这是一杆收棉花用的三面秤。”老董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杆秤的上面，是日本人认可的计量单位，“在秤的里怀，也就是靠近胸膛的这一侧，是古时候的十六两一斤的计量。秤的外怀是十两一斤的现代计量。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清楚。”
原来，中国自周代开始有重量单位：斤、两、钱、分。计量的工具叫做司马秤，这一标准也叫司马秤制标识。
从有“斤”这个概念开始，一直到民国结束，历朝历代的“斤”统统是十六两，一司马斤等于十六司马两，半斤八两就是这么来的。
听老董讲老物件，不仅能更直观地感受历史，更能了解到文化渊源。
老董称，如今他已经有各类民俗老物件2000多件，大部分放在仓库里。目前的展室约150平方米，只能展出一小部分老物件。
希望后人“忆苦思甜”
投入10多万元收藏，涉及三农民俗物品最多，
展室准备扩大到350平方米
收藏是件让人上瘾的事儿，68岁的老董也不例外。前前后后花了多少钱，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怎么也得10多万吧，我老伴就觉得我是乱花钱，有一段时间都不给我做饭了。”说到这里，老董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老董的收藏里，涉及三农的老物件很多。特别是那些几乎贯穿了从播种到收获各道工序的家伙什儿，种类繁多，作用各异，既透着旧时农民们精心侍弄田地的智慧，又让人不由感慨，在全部手工劳作情况下，“粒粒皆辛苦”的农耕生活着实不易。
大件的，有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木制扇车，通过人力摇动摇杆吹风；有老董也不会用的老式织布机、纺车；有几十年前用的木质大马车，连轮子都是木头的；还有各种木独轮车，当年农民就用这些车支持国家建设。
小件的民俗物件，更是多得讲不过来。
有各式各样的坛子罐子，根治海河会战时吃饭的大钵碗，挑水用的扁担，柏木制成的水筲，辘轳的摇把，有专门用来从水井里捞水桶的“一窝蜂”，还有专门把麦秸捆、谷子个儿往车上扔的二股禾叉……
“就拿这二股叉来说，除了叉麦子捆的，还有专门叉砖坯的叉，这就是为什么红砖都有俩眼的原因。”老董告诉记者，还有一种四股叉，是瓜农专用的。
原来，小汲村曾是远近有名的西瓜村，苇毛西瓜有上百年栽培历史。在没有大棚的年代，村民们就用火坑和泥瓦盆育苗，用玉米秸秆挡风保温，晚上加盖芦苇花，瓜把式用四股瓜叉保墒……
“鲁迅先生的名篇《故乡》里，在月色下的瓜田里，闰土用钢叉刺猹（chá），用的钢叉，是不是就是瓜叉？”面对记者的问题，老董摸了摸脑袋，“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在老董不停的讲述中，半天采访不知不觉过去。
“其实，我就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们知道过去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更体会到过去日子的不容易。”老董希望通过这些民俗老物件，让人们在体会现代化品质生活时，能常过来看看，“不忘来路，忆苦思甜！”
为了这个目的，老董准备把展室扩大到350平方米， 把那些挤在厂房里还没整理出来的各种民俗老物件都拾掇出来，“过段时间再来，我还能给你讲半天。”
本版图片 邸志永 摄
看到记者一脸茫然，董振林开心地笑起来：“就知道你们不知道。这个是刮榆树皮的特制镰刀。”
在老董的讲述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就用这样的大镰刀，刮下榆树皮，把靠近树心的白色部分晒干粉碎成榆皮面，利用它的粘性让玉米面、棱子面等粗杂粮变成美味， “掺了榆皮面，压饸饹、蒸扒糕，这杂粮又筋道又可口。”
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扇车，抗战时期的三面秤，西瓜保墒用的瓜叉，摇煤球用的笸箩，用柏木做的水桶（柏木筲）……在老董名为“小激印象”的民俗展室内，民俗老物件有2000多件。
祖辈六代木匠
从祖辈的刨子开始收藏，各类木匠用品上百件
在老董的民俗展室，一进门最显眼的便是挂在墙上的木匠用品。
“我们家六代木匠，我从小学毕业后就跟着家里人干。像这把刨（音bào）子，就是我太爷爷的，距今也有100多年了。还有这把，是专门刮檩用的，叫做刮刨。”老董说到木匠行里的器物，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在他的民俗展室里，各种用途的刨子就有几十把。
在民俗展室墙上，几面钢锯很吸引人。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这个歌谣里说的‘大锯’，就是这种双开刃的大锯，这才能来回拉起来。”在老董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这把大锯的锯齿方向，从中间位置开始是相反的，“双开刃才能来回拉起来，否则很难拉回去。”
除了各类刨子、大锯、墨斗、木锤，老董的展室里还有丈尺、皮尺、米尺等各种尺子。
靠着祖传的木匠手艺，老董在改革开放后，以做各类书画画轴以及镜框为主。正是这个原因，老董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受其影响，慢慢走上了收藏之路。
“比如这把金属尺子，跟咱们用的就大不相同。这是当年我姥爷和我父亲被小鬼子抓了壮丁，给他们修炮楼时用的日本尺子。”老董告诉记者，当时日本人不信中国木匠的木尺子，要求必须用他们自己尺寸的弯尺，“这是专门从南关大街大丰五金商行买的，距今也有80多年了。”
一把钢尺背后见证着日军侵华的历史，老董的这些民俗老物件，故事不少。
老物件里藏着历史和文化
收集2000多件民俗老物件，
专门腾出150平方米的展室
在老董的展室里，除了木匠用品，各种杆秤也不少。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这首歌儿火吧，旧时候拿什么掀盖头，就用这种秤杆。”老董从一张桌子上，拿着一杆比较纤细的秤跟记者解释到。
相比寓意“称心如意”的这杆细秤，另外一根大秤，更加显眼。
“这杆秤可有故事，这是一杆收棉花用的三面秤。”老董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杆秤的上面，是日本人认可的计量单位，“在秤的里怀，也就是靠近胸膛的这一侧，是古时候的十六两一斤的计量。秤的外怀是十两一斤的现代计量。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清楚。”
原来，中国自周代开始有重量单位：斤、两、钱、分。计量的工具叫做司马秤，这一标准也叫司马秤制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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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董讲老物件，不仅能更直观地感受历史，更能了解到文化渊源。
老董称，如今他已经有各类民俗老物件2000多件，大部分放在仓库里。目前的展室约150平方米，只能展出一小部分老物件。
希望后人“忆苦思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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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室准备扩大到35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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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件的民俗物件，更是多得讲不过来。
有各式各样的坛子罐子，根治海河会战时吃饭的大钵碗，挑水用的扁担，柏木制成的水筲，辘轳的摇把，有专门用来从水井里捞水桶的“一窝蜂”，还有专门把麦秸捆、谷子个儿往车上扔的二股禾叉……
“就拿这二股叉来说，除了叉麦子捆的，还有专门叉砖坯的叉，这就是为什么红砖都有俩眼的原因。”老董告诉记者，还有一种四股叉，是瓜农专用的。
原来，小汲村曾是远近有名的西瓜村，苇毛西瓜有上百年栽培历史。在没有大棚的年代，村民们就用火坑和泥瓦盆育苗，用玉米秸秆挡风保温，晚上加盖芦苇花，瓜把式用四股瓜叉保墒……
“鲁迅先生的名篇《故乡》里，在月色下的瓜田里，闰土用钢叉刺猹（chá），用的钢叉，是不是就是瓜叉？”面对记者的问题，老董摸了摸脑袋，“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在老董不停的讲述中，半天采访不知不觉过去。
“其实，我就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们知道过去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更体会到过去日子的不容易。”老董希望通过这些民俗老物件，让人们在体会现代化品质生活时，能常过来看看，“不忘来路，忆苦思甜！”
为了这个目的，老董准备把展室扩大到350平方米， 把那些挤在厂房里还没整理出来的各种民俗老物件都拾掇出来，“过段时间再来，我还能给你讲半天。”
本版图片 邸志永 摄
叶言材：我的前尘往事（5）察院老宅、老宅变迁（上）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未完待续）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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