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 王金山：让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知产审判中落地生根
陈文伍评：我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中这么多案子，没有一个案子有人民陪审员!好笑，呵呵。还好王金山已经不是院长了，不过好像来了一个更不靠谱的院长，呵呵。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不少领导和法官背离初宗，包庇北京海淀法院李囡法官、卢正新副庭长（现北京互联网法院领导），对其枉法裁判不予以纠正，反而跟着枉法裁判，包庇纵容其违法乱纪行为。
陈文伍评：我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中这么多案子，没有一个案子有人民陪审员!好笑，呵呵。还好王金山已经不是院长了，不过好像来了一个更不靠谱的院长，呵呵。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不少领导和法官背离初宗，包庇北京海淀法院李囡法官、卢正新副庭长（现北京互联网法院领导），对其枉法裁判不予以纠正，反而跟着枉法裁判，包庇纵容其违法乱纪行为。
【#党史上的今天#——4月27日】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 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项英、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等80人，代表全国57900多名党员。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和《土地问题议决案》。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大会选出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1945年4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
1945年4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社论指出：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二）增强劳动观念。（三）增强纪律性。（四）改善军民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指示》还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
整风运动随后展开。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6月，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请你们注意，对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要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1962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随后又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对过去搞错了或者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一次性解决。这样，党内外甄别平反工作才迅速全面推开。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这是当时进行的所有甄别平反工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成果。
1978年4月27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邓小平在６月２日的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88年4月27日 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
1988年4月27日，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从当年8月1日起，文职干部制度在全军正式施行。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岸经济合作、两岸科技文化交流、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会务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有关两岸关系的四份协议。汪辜会谈是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的最高负责人之间首次进行的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会谈。
1998年4月27日至29日 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998年4月27日至29日，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出席会议并在讲话中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四分开一完善”，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5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
2005年4月27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
2018年12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18年4月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2018年4月27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项英、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等80人，代表全国57900多名党员。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和《土地问题议决案》。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大会选出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1945年4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
1945年4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社论指出：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二）增强劳动观念。（三）增强纪律性。（四）改善军民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指示》还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
整风运动随后展开。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6月，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请你们注意，对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要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1962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随后又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对过去搞错了或者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一次性解决。这样，党内外甄别平反工作才迅速全面推开。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这是当时进行的所有甄别平反工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成果。
1978年4月27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邓小平在６月２日的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88年4月27日 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
1988年4月27日，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从当年8月1日起，文职干部制度在全军正式施行。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岸经济合作、两岸科技文化交流、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会务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有关两岸关系的四份协议。汪辜会谈是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的最高负责人之间首次进行的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会谈。
1998年4月27日至29日 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998年4月27日至29日，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出席会议并在讲话中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四分开一完善”，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5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
2005年4月27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
2018年12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18年4月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2018年4月27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学党史 跟党走# 【共产国际讲坛第一次响起中国共产党人声音】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张太雷烈士现存于世唯一的一封家书手稿。它，写于革命者踏上征程的前夜，其残破的外表述说着几十年的风雨颠簸，涂改的笔迹抒发着书写者内心的踌躇与谨慎。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张太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与瞿秋白、恽代英并称“常州三杰”。张太雷生于1898年6月，原名张曾让，字泰来，投身革命后使用过多个名字，后因立志化作“巨雷”，以期冲散阴霾，击碎旧世界，遂取其字“泰来”的谐音，改名“太雷”。历经五四运动的洗礼，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了解情况，希望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被李大钊誉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的张太雷担任了维经斯基的英文翻译，积极参加在北京、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在上海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活动。12月底，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随后，张太雷被发展为支部成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一个中国红色外交使者的风采
1921年初，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成立远东书记处，远东各国共产党的组织不再由俄共（布）下属组织联络，而改归共产国际直接领导，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派一个代表前去。李大钊等商定，派曾与维经斯基有过联系（维经斯基已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负责人）、年仅22岁的张太雷前往。张太雷在赴俄之前给妻子陆静华写了文章开头提及的这封信。他写信的目的，是要向亟盼他毕业后找到如意工作、进而改善家境的母亲、妻子诉说自己放弃读书做官的老路、走上共产主义之路的决定，并希望获得她们的理解。这封家书写得很艰难。张太雷为保守党的秘密又不能言明此行目的，需要道理通达又不能长篇大论，言辞恳切又通俗易懂，为此，他踌躇不已。最终，他选择从母亲、妻子最为蔑视的官员腐败入手，讲做官发财后容易腐败堕落，不仅理想堕落，日常生活也堕落了，做官发财是一种害人的东西，与他们追求的幸福是完全相悖的，最后告知母亲、妻子他所追求的幸福是怎样的一种幸福，不仅仅是家庭温饱，而是人民将来永久的幸福，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张太雷乔装打扮越过中俄边界，乘上火车，在漫天风雪里于1921年3月抵达远东书记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短短的3个月里干了许多事情：他与书记处多次开会，详细讨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负责筹备中国科，中共任命他为书记，忠实地完成了传达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令、为中苏双方互通情况的任务；参加了筹建朝鲜共产党及促进日本工人运动的活动等。同时，他还受中共指令准备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张太雷感到很充实，在异国他乡的陌生工作环境里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红色外交使者的风采。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五分钟演讲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形势下，为制定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战略策略而召开的。初夏的莫斯科一派生机勃勃，到处充满了“澎湃赤潮”的浓烈气氛。1921年6月22日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张太雷和后来抵达莫斯科的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张太雷的中学同窗挚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列席了会议。他们十分荣幸地见到了列宁，亲眼目睹了他的风采，聆听了他先后两次在大会上的演讲，感到无比振奋和鼓舞。7月12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瑰丽宏伟的莫斯科大剧院楼上楼下无一虚席，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大会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大会上代表中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宣读致共产国际三大的长篇报告。这份报告最初由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和张太雷起草，署名张太雷和杨好德（亦为杨厚德，即杨明斋）。张太雷到莫斯科后，根据共产国际有关指示，需要进一步修改报告。鉴于报告篇幅之长、思想容量之大、牵涉问题之多、分析难度之高，加上时间之紧迫，舒米亚茨基又很忙，张太雷便请瞿秋白协助整理、修改。修订后的报告翻译成中文长达15000多字，由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知识分子等9个部分构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国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高水平的全面分析、总结和汇报。通过这份材料，不仅可以确切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情况，还可以从中看出张太雷在当时已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大会执行主席郑重宣布：由于要求上台发言的人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毫无思想准备的张太雷深感为难。要知道，这是中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第一次走上共产国际讲坛，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意义可谓十分重大。但他迅速镇定下来，知道照原来的讲稿发言是不可能了，便决定干脆不用讲稿。正当他凝神调整思路时，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张太雷迅即起身，把讲稿交给瞿秋白，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开始了演说。他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把远东的问题尖锐地摆出来，使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方的人们心头为之一怔。他大声疾呼：“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给予关注和支援，特别对中国的发展应予更进一步的注意。”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力量也会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他们以巨大援助。“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这一沉重的发问，震撼着整个会场。张太雷接着用明确而坚定的语气回答道，“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最后，他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全体代表为他的演说所打动，纷纷站起来向他热情鼓掌，主席台上列宁等领导人，也都含笑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会场上同时响起了用各种语言高唱的《国际歌》。张太雷这1000多字的演讲，刚好讲了5分钟，达到了寻求国际支持的目的。至于那15000字的讲稿，会后递交给大会主席团，刊登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1921年第3期，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舒米亚茨基曾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舞台上最早发表的文献”。苏联学者M·A·T佩尔西茨评价：“《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形成的可靠史料，是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张太雷的这份报告，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有了较多的了解。大会结束后不久，共产国际就派马林到中国来指导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张太雷烈士现存于世唯一的一封家书手稿。它，写于革命者踏上征程的前夜，其残破的外表述说着几十年的风雨颠簸，涂改的笔迹抒发着书写者内心的踌躇与谨慎。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张太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与瞿秋白、恽代英并称“常州三杰”。张太雷生于1898年6月，原名张曾让，字泰来，投身革命后使用过多个名字，后因立志化作“巨雷”，以期冲散阴霾，击碎旧世界，遂取其字“泰来”的谐音，改名“太雷”。历经五四运动的洗礼，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了解情况，希望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被李大钊誉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的张太雷担任了维经斯基的英文翻译，积极参加在北京、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在上海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活动。12月底，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随后，张太雷被发展为支部成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一个中国红色外交使者的风采
1921年初，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成立远东书记处，远东各国共产党的组织不再由俄共（布）下属组织联络，而改归共产国际直接领导，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派一个代表前去。李大钊等商定，派曾与维经斯基有过联系（维经斯基已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负责人）、年仅22岁的张太雷前往。张太雷在赴俄之前给妻子陆静华写了文章开头提及的这封信。他写信的目的，是要向亟盼他毕业后找到如意工作、进而改善家境的母亲、妻子诉说自己放弃读书做官的老路、走上共产主义之路的决定，并希望获得她们的理解。这封家书写得很艰难。张太雷为保守党的秘密又不能言明此行目的，需要道理通达又不能长篇大论，言辞恳切又通俗易懂，为此，他踌躇不已。最终，他选择从母亲、妻子最为蔑视的官员腐败入手，讲做官发财后容易腐败堕落，不仅理想堕落，日常生活也堕落了，做官发财是一种害人的东西，与他们追求的幸福是完全相悖的，最后告知母亲、妻子他所追求的幸福是怎样的一种幸福，不仅仅是家庭温饱，而是人民将来永久的幸福，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张太雷乔装打扮越过中俄边界，乘上火车，在漫天风雪里于1921年3月抵达远东书记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短短的3个月里干了许多事情：他与书记处多次开会，详细讨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负责筹备中国科，中共任命他为书记，忠实地完成了传达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令、为中苏双方互通情况的任务；参加了筹建朝鲜共产党及促进日本工人运动的活动等。同时，他还受中共指令准备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张太雷感到很充实，在异国他乡的陌生工作环境里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红色外交使者的风采。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五分钟演讲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形势下，为制定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战略策略而召开的。初夏的莫斯科一派生机勃勃，到处充满了“澎湃赤潮”的浓烈气氛。1921年6月22日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张太雷和后来抵达莫斯科的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张太雷的中学同窗挚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列席了会议。他们十分荣幸地见到了列宁，亲眼目睹了他的风采，聆听了他先后两次在大会上的演讲，感到无比振奋和鼓舞。7月12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瑰丽宏伟的莫斯科大剧院楼上楼下无一虚席，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大会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大会上代表中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宣读致共产国际三大的长篇报告。这份报告最初由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和张太雷起草，署名张太雷和杨好德（亦为杨厚德，即杨明斋）。张太雷到莫斯科后，根据共产国际有关指示，需要进一步修改报告。鉴于报告篇幅之长、思想容量之大、牵涉问题之多、分析难度之高，加上时间之紧迫，舒米亚茨基又很忙，张太雷便请瞿秋白协助整理、修改。修订后的报告翻译成中文长达15000多字，由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知识分子等9个部分构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国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高水平的全面分析、总结和汇报。通过这份材料，不仅可以确切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情况，还可以从中看出张太雷在当时已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大会执行主席郑重宣布：由于要求上台发言的人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毫无思想准备的张太雷深感为难。要知道，这是中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第一次走上共产国际讲坛，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意义可谓十分重大。但他迅速镇定下来，知道照原来的讲稿发言是不可能了，便决定干脆不用讲稿。正当他凝神调整思路时，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张太雷迅即起身，把讲稿交给瞿秋白，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开始了演说。他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把远东的问题尖锐地摆出来，使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方的人们心头为之一怔。他大声疾呼：“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给予关注和支援，特别对中国的发展应予更进一步的注意。”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力量也会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他们以巨大援助。“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这一沉重的发问，震撼着整个会场。张太雷接着用明确而坚定的语气回答道，“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最后，他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全体代表为他的演说所打动，纷纷站起来向他热情鼓掌，主席台上列宁等领导人，也都含笑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会场上同时响起了用各种语言高唱的《国际歌》。张太雷这1000多字的演讲，刚好讲了5分钟，达到了寻求国际支持的目的。至于那15000字的讲稿，会后递交给大会主席团，刊登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1921年第3期，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舒米亚茨基曾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舞台上最早发表的文献”。苏联学者M·A·T佩尔西茨评价：“《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形成的可靠史料，是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张太雷的这份报告，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有了较多的了解。大会结束后不久，共产国际就派马林到中国来指导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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