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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创新新引擎
功能定位
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共同体和创新要素集成者，形成源头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
建设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策源地，形成产业技术供给和服务中小企业能力
建设从技术到产品的孵化平台和新兴产业孵化中心，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能力
建设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技术创新模式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形成全面激发活力的科技创新新生态
建设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聚集高地，形成支撑沈阳产研院高水平发展的人才队伍
沈阳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大幅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作为沈阳市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在精准服务、助推科技成果本地转化上不懈求索、锐意创新、扎实推进。新模式生成新动能，新格局聚集新资源，新服务推动新发展。沈阳产研院已筑基储能、全新启航，以强劲动力引领产业创新，助力“创新沈阳”快马加鞭。
新模式欣欣向荣。有别于专业技术新型研发机构，沈阳产研院是一家政府主导、企业化运营的新型研发机构，因科技成果转化而生，因科技成果落地开花而强。构建“技术分析+投资思维+精准服务”为核心的运作模式，沈阳产研院发挥平台功能，一手牵科研成果，一手牵资本，形成从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投资、投后管理、资本运作、投资退出、退出资金再投资的完整创新链。新模式得到了高校院所、科技企业、科研人员和区县政府的高度认可，项目落地产业化过程与以往形成鲜明对比。
新格局马力强劲。如何培育真正助力沈阳创新发展的产业技术格局，汇聚更多资源，形成更大动能，是沈阳产研院能否完成自身核心使命的先决条件。在细分领域构建研发共同体、链接在沈重大创新平台、与企业共建联合创新中心，聚焦智能制造、先进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四个主攻方向，为“老、原、新”产业赋能，沈阳产研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也为沈阳产业发展集聚了更充沛的动能。燃气轮机激光再制造、氢能动力技术……每项前沿技术落地开花，都会引领一个乃至多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新服务浑然天成。大幅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为科技成果拥有者提供令他们心悦诚服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服务是沈阳产研院的底色，高效率、新方法，才能真正打动人心。无论是挖掘研发需求以及产业共性技术，持续推进“揭榜挂帅”和研发代工；创建科技成果转化库，服务科研人员创新创业；还是市区联动，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科技项目落地，助力“创新沈阳”建设才是不变的追求。
在构建技术价值发现能力，完善市场化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共同体，形成技术创新能力；推进“揭榜挂帅”和研发代工，提高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能力；打通从技术到产品关键环节，打造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功能平台和服务平台；服务区县产业创新发展，创新全市产业发展生态；培养产业创新人才，搭建沈阳产研院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沈阳产研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已如火如荼。目前，沈阳产研院正朝着创建国家区域综合技术创新中心、东北振兴核心引擎的目标大步前进。
创/新/数/字
4 聚焦智能制造、先进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4个产业方向，5家市场化新型研发机构加盟
11 与11家企业共建联合创新中心，企业拟投入研发资金1.05亿元
520 已对接360家科技企业，征集520个技术需求
139 整合创新资源服务139家科技企业
201 科技成果转化库现有项目201项，重点推进14个项目，集聚项目团队人才162人
核心 构建技术价值发现能力
在打造独具特色、创新引领的运作模式，构建技术价值发现能力，科学评价科技项目真正价值，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沈阳产研院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沈阳产研院副院长周晶介绍，技术价值的发现能力是科技成果转化推进者的“火眼金睛”，是做好成果转化的前提，是沈阳产研院决策的“标尺”。只有发现了技术的真正价值，才能通过服务、投资、产业化，进而放大技术价值，衍生更多产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这种能力的生成，需要以科学、全链条的运作模式为基础。经过探索，沈阳产研院在不同阶段、不同方向将“技术分析+投资思维+精准服务”一以贯之。
目前，沈阳产研院打造了“确定项目经理—编制商业计划书—区县对接落地撮合—深度技术和市场调研—匹配要素资源—专家评审研讨—市区两级决策”全流程。如编制商业计划书，沈阳产研院集结专业力量，与项目团队携手，共同编制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完备的计划书，让以往的困扰不复存在。
服务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流程中，沈阳产研院以投资思维贯穿始终；市区联动协同各方力量，以市场化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增加企业家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参与和决策作用；以拨投结合方式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效能；以现金投入的方式绑定团队，形成科研团队参股或控股，支持企业参股，沈阳产研院、落地区县政府占小股的合作机制；构建产研院金融生态体系，探索“拨投结合+科创基金”模式。
技术价值发现能力建设非一日之功。周晶介绍，沈阳产研院将继续选聘并培养一批具有专业技术水平、有投资思维、有使命意识、有精准服务能力的高水平专业人员队伍。同时，推进与东北大学、中科院金属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办公室，建立互派工作机制，双向培养技术经纪人。与辽宁省技术转移促进会、国际高新技术研究院、东北亚技术转移交流中心等3家机构探索建立合作关系，协同更多资源，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生态 布局推进全市各地产业创新发展
10月中旬，沈阳产研院组织召开了由浑南区、铁西区、大东区等共9个区县参加的“前院+后园”工作对接会，向区县推荐沈阳产研院首批科研人员创新创业项目，推进建立市区两级政府联动机制。
对接会上，沈阳产研院重点介绍了来自东北大学、中科院金属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科研团队处于技术前沿、市场前景好的重点项目，并就项目团队对厂房空间需求、资金需求做了详细的说明。各区对沈阳产研院推出的项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均表示将结合各自特色优势、资源情况，尽快制定场地、资金等配套政策，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建立符合自身特色的“前院+后园”工作机制。
周晶称，沈阳产研院将在“前院+后园”推进中，精准把握每个项目的具体特点，精准剖析各区县产业发展需求，从而达到精准对接，推进区县产业转型升级，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这种新机制，一方面从空间、资金等方面助力科研人员创新创业迈上新台阶，同时也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业态、新动力。
在服务区县形成产业创新发展新生态方面，沈阳产研院推动各地搭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强化产业集群发展。针对法库县陶瓷产业发展现状，沈阳产研院将沈阳陶瓷新材料创新研究院作为加盟新型研发机构纳入建设体系，组织国内外陶瓷新材料创新资源，优先进行转化和孵化。同时与法库县经开区管委会、辽宁省轻科院共建氮化硅产业研究院，打造氮化硅产业集聚区，推动氮化硅新材料产业延链、补链和强链。围绕苏家屯区金属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沈阳产研院大力推动引进中科院金属所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区域中心，打造面向关键材料研发、零部件研制、零部件考核验证及高端装备制造全链条的国际一流检测评价平台，提升东北三省新材料测试、评价、认证的能力和水平，满足区域重点领域新材料生产和用户企业的测试评价需求，构建行业服务新业态，为区县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聚能 突出市场化机制建设高水平研发共同体
锁定大幅提升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根本使命，在路径上，沈阳产研院以市场化导向的转化机制推进建设高水平的研发机构共同体，形成沈阳产研院技术创新能力，引领沈阳产业转型升级高速发展。
燃气轮机激光再制造项目是建设高水平研发共同体的典型代表。该项目由东北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中科院金属所、华中科技大学在材料、在线检测、激光制造、减材加工领域的4名科技领军人物发起，构成了燃气轮机热端部件研发再制造完整技术链。此项技术，打破国外发达国家在燃气轮机热端部件再制造上的垄断，市场前景可期。项目经理，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刘常升介绍，这项技术体现了多学科交叉、多技术复合，不但可以解决国内燃气轮机修复技术难题，还补充了我国燃气轮机产业链中的短板，实现产业化意义重大。经过沈阳市科学技术局、沈阳产研院大力推进，在4个月内走过商业计划书编制、区县对接、专家评审论证等阶段。科研团队、沈阳产研院、落地区县将合资注册轻资产公司，并约定各方责权利分配。刘常升说：“辽沈地区在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领域拥有雄厚基础，产业链齐备，这是我们一致看好沈阳的原因。沈阳产研院在推进过程中体现出非常灵活的机制，真金白银的投入，成立轻资产公司，各方都在积极促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距离签订正式协议已为期不远了。”
在智能制造、先进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四个细分领域构建研发共同体。沈阳产研院布局推进了燃气轮机激光再制造、中科院沈自所数字化工艺装备与智能检测、氢能动力技术等项目，推进集成电路产业技术研究院、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沈阳陶瓷新材料创新研究院、氮化硅产业研究院加盟。上海深兰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平台落户，助力中小企业以及数字化转型升级。
另外，沈阳产研院以汇集创新要素为工作要点，链接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等5个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高端装备轻合金铸造技术、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机器人学等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前沿技术领域布局新型研发载体。
与企业共建联合创新中心，同样是沈阳产研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有力举措。目前，沈阳产研院已与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沈鼓集团、辽宁省轻科院、东软集团、东北制药、新松机器人、三一重型装备、沈阳芯源微、沈阳富创、辽宁正威实业、沈阳非晶金属等11家企业就共建企业联合创新中心签订协议。沈阳产研院将在延长企业发展链条、人才需求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
精准 专业平台助力科研人员创新创业
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东北大学特殊钢冶金研究所所长姜周华教授的特种冶金技术与高端智能装备项目，进入了沈阳产研院科技成果转化库，并作为科研人员创新创业项目予以重点推进。
姜周华介绍，生产高端特殊钢和特种合金，必须用特种冶金方法，像6吨以上真空感应炉、真空自耗炉等高端装备目前仍依赖进口。他和团队在电渣重熔冶金、真空冶金等方向持续研发，迈向产业化进而实现产品替代进口水到渠成。另外，将高端装备与智能化结合，是这一领域发展的方向。“科研人员创业，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不断提升、迭代，避免以往科技成果转化后止步不前的现象。在沈阳产研院推进下，计划成立一个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一体化的高技术企业。从市场需求出发，通过技术上的创新和产品升级，为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尽一份力。”姜周华称，他在未来的企业中还是以研发为主，力争带领企业做到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在科创板上市。
“科研人员创业，与市场、资本的博弈是短板，好的科技成果落地，需要好的营商环境。”姜周华认为，沈阳产研院为项目孵化落地提供了产业化全链条精准服务，对接政府政策、对接社会资本，打造了一个很好的营商环境。并且会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力度的资金配套支持，他对项目2022年初落地充满了信心。
沈阳产研院以打通从技术到产品关键环节为着力点，打造了一个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功能平台和服务平台。目前，有201个项目进入到沈阳产研院科技成果转化库。如东北大学程军教授的CMP金刚石修整盘项目，产品为IC领域耗材，国内独此一家。沈阳产研院与浑南区将采取拨投结合的方式予以支持，目前正处于市区决策及合同签署阶段。哈尔滨工业大学秦江教授的氢能动力技术项目，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等领域。沈阳工业大学白石教授的磁粒子成像MPI技术项目，产品为国内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目前磁粒子成像设备样机已研发成功，即将开展小批量生产。
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创新新引擎
功能定位
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共同体和创新要素集成者，形成源头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
建设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策源地，形成产业技术供给和服务中小企业能力
建设从技术到产品的孵化平台和新兴产业孵化中心，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能力
建设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技术创新模式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形成全面激发活力的科技创新新生态
建设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聚集高地，形成支撑沈阳产研院高水平发展的人才队伍
沈阳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大幅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作为沈阳市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在精准服务、助推科技成果本地转化上不懈求索、锐意创新、扎实推进。新模式生成新动能，新格局聚集新资源，新服务推动新发展。沈阳产研院已筑基储能、全新启航，以强劲动力引领产业创新，助力“创新沈阳”快马加鞭。
新模式欣欣向荣。有别于专业技术新型研发机构，沈阳产研院是一家政府主导、企业化运营的新型研发机构，因科技成果转化而生，因科技成果落地开花而强。构建“技术分析+投资思维+精准服务”为核心的运作模式，沈阳产研院发挥平台功能，一手牵科研成果，一手牵资本，形成从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投资、投后管理、资本运作、投资退出、退出资金再投资的完整创新链。新模式得到了高校院所、科技企业、科研人员和区县政府的高度认可，项目落地产业化过程与以往形成鲜明对比。
新格局马力强劲。如何培育真正助力沈阳创新发展的产业技术格局，汇聚更多资源，形成更大动能，是沈阳产研院能否完成自身核心使命的先决条件。在细分领域构建研发共同体、链接在沈重大创新平台、与企业共建联合创新中心，聚焦智能制造、先进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四个主攻方向，为“老、原、新”产业赋能，沈阳产研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也为沈阳产业发展集聚了更充沛的动能。燃气轮机激光再制造、氢能动力技术……每项前沿技术落地开花，都会引领一个乃至多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新服务浑然天成。大幅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为科技成果拥有者提供令他们心悦诚服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服务是沈阳产研院的底色，高效率、新方法，才能真正打动人心。无论是挖掘研发需求以及产业共性技术，持续推进“揭榜挂帅”和研发代工；创建科技成果转化库，服务科研人员创新创业；还是市区联动，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科技项目落地，助力“创新沈阳”建设才是不变的追求。
在构建技术价值发现能力，完善市场化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共同体，形成技术创新能力；推进“揭榜挂帅”和研发代工，提高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能力；打通从技术到产品关键环节，打造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功能平台和服务平台；服务区县产业创新发展，创新全市产业发展生态；培养产业创新人才，搭建沈阳产研院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沈阳产研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已如火如荼。目前，沈阳产研院正朝着创建国家区域综合技术创新中心、东北振兴核心引擎的目标大步前进。
创/新/数/字
4 聚焦智能制造、先进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4个产业方向，5家市场化新型研发机构加盟
11 与11家企业共建联合创新中心，企业拟投入研发资金1.05亿元
520 已对接360家科技企业，征集520个技术需求
139 整合创新资源服务139家科技企业
201 科技成果转化库现有项目201项，重点推进14个项目，集聚项目团队人才162人
核心 构建技术价值发现能力
在打造独具特色、创新引领的运作模式，构建技术价值发现能力，科学评价科技项目真正价值，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沈阳产研院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沈阳产研院副院长周晶介绍，技术价值的发现能力是科技成果转化推进者的“火眼金睛”，是做好成果转化的前提，是沈阳产研院决策的“标尺”。只有发现了技术的真正价值，才能通过服务、投资、产业化，进而放大技术价值，衍生更多产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这种能力的生成，需要以科学、全链条的运作模式为基础。经过探索，沈阳产研院在不同阶段、不同方向将“技术分析+投资思维+精准服务”一以贯之。
目前，沈阳产研院打造了“确定项目经理—编制商业计划书—区县对接落地撮合—深度技术和市场调研—匹配要素资源—专家评审研讨—市区两级决策”全流程。如编制商业计划书，沈阳产研院集结专业力量，与项目团队携手，共同编制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完备的计划书，让以往的困扰不复存在。
服务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流程中，沈阳产研院以投资思维贯穿始终；市区联动协同各方力量，以市场化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增加企业家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参与和决策作用；以拨投结合方式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效能；以现金投入的方式绑定团队，形成科研团队参股或控股，支持企业参股，沈阳产研院、落地区县政府占小股的合作机制；构建产研院金融生态体系，探索“拨投结合+科创基金”模式。
技术价值发现能力建设非一日之功。周晶介绍，沈阳产研院将继续选聘并培养一批具有专业技术水平、有投资思维、有使命意识、有精准服务能力的高水平专业人员队伍。同时，推进与东北大学、中科院金属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办公室，建立互派工作机制，双向培养技术经纪人。与辽宁省技术转移促进会、国际高新技术研究院、东北亚技术转移交流中心等3家机构探索建立合作关系，协同更多资源，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生态 布局推进全市各地产业创新发展
10月中旬，沈阳产研院组织召开了由浑南区、铁西区、大东区等共9个区县参加的“前院+后园”工作对接会，向区县推荐沈阳产研院首批科研人员创新创业项目，推进建立市区两级政府联动机制。
对接会上，沈阳产研院重点介绍了来自东北大学、中科院金属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科研团队处于技术前沿、市场前景好的重点项目，并就项目团队对厂房空间需求、资金需求做了详细的说明。各区对沈阳产研院推出的项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均表示将结合各自特色优势、资源情况，尽快制定场地、资金等配套政策，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建立符合自身特色的“前院+后园”工作机制。
周晶称，沈阳产研院将在“前院+后园”推进中，精准把握每个项目的具体特点，精准剖析各区县产业发展需求，从而达到精准对接，推进区县产业转型升级，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这种新机制，一方面从空间、资金等方面助力科研人员创新创业迈上新台阶，同时也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业态、新动力。
在服务区县形成产业创新发展新生态方面，沈阳产研院推动各地搭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强化产业集群发展。针对法库县陶瓷产业发展现状，沈阳产研院将沈阳陶瓷新材料创新研究院作为加盟新型研发机构纳入建设体系，组织国内外陶瓷新材料创新资源，优先进行转化和孵化。同时与法库县经开区管委会、辽宁省轻科院共建氮化硅产业研究院，打造氮化硅产业集聚区，推动氮化硅新材料产业延链、补链和强链。围绕苏家屯区金属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沈阳产研院大力推动引进中科院金属所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区域中心，打造面向关键材料研发、零部件研制、零部件考核验证及高端装备制造全链条的国际一流检测评价平台，提升东北三省新材料测试、评价、认证的能力和水平，满足区域重点领域新材料生产和用户企业的测试评价需求，构建行业服务新业态，为区县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聚能 突出市场化机制建设高水平研发共同体
锁定大幅提升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根本使命，在路径上，沈阳产研院以市场化导向的转化机制推进建设高水平的研发机构共同体，形成沈阳产研院技术创新能力，引领沈阳产业转型升级高速发展。
燃气轮机激光再制造项目是建设高水平研发共同体的典型代表。该项目由东北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中科院金属所、华中科技大学在材料、在线检测、激光制造、减材加工领域的4名科技领军人物发起，构成了燃气轮机热端部件研发再制造完整技术链。此项技术，打破国外发达国家在燃气轮机热端部件再制造上的垄断，市场前景可期。项目经理，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刘常升介绍，这项技术体现了多学科交叉、多技术复合，不但可以解决国内燃气轮机修复技术难题，还补充了我国燃气轮机产业链中的短板，实现产业化意义重大。经过沈阳市科学技术局、沈阳产研院大力推进，在4个月内走过商业计划书编制、区县对接、专家评审论证等阶段。科研团队、沈阳产研院、落地区县将合资注册轻资产公司，并约定各方责权利分配。刘常升说：“辽沈地区在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领域拥有雄厚基础，产业链齐备，这是我们一致看好沈阳的原因。沈阳产研院在推进过程中体现出非常灵活的机制，真金白银的投入，成立轻资产公司，各方都在积极促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距离签订正式协议已为期不远了。”
在智能制造、先进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四个细分领域构建研发共同体。沈阳产研院布局推进了燃气轮机激光再制造、中科院沈自所数字化工艺装备与智能检测、氢能动力技术等项目，推进集成电路产业技术研究院、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沈阳陶瓷新材料创新研究院、氮化硅产业研究院加盟。上海深兰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平台落户，助力中小企业以及数字化转型升级。
另外，沈阳产研院以汇集创新要素为工作要点，链接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等5个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高端装备轻合金铸造技术、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机器人学等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前沿技术领域布局新型研发载体。
与企业共建联合创新中心，同样是沈阳产研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有力举措。目前，沈阳产研院已与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沈鼓集团、辽宁省轻科院、东软集团、东北制药、新松机器人、三一重型装备、沈阳芯源微、沈阳富创、辽宁正威实业、沈阳非晶金属等11家企业就共建企业联合创新中心签订协议。沈阳产研院将在延长企业发展链条、人才需求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
精准 专业平台助力科研人员创新创业
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东北大学特殊钢冶金研究所所长姜周华教授的特种冶金技术与高端智能装备项目，进入了沈阳产研院科技成果转化库，并作为科研人员创新创业项目予以重点推进。
姜周华介绍，生产高端特殊钢和特种合金，必须用特种冶金方法，像6吨以上真空感应炉、真空自耗炉等高端装备目前仍依赖进口。他和团队在电渣重熔冶金、真空冶金等方向持续研发，迈向产业化进而实现产品替代进口水到渠成。另外，将高端装备与智能化结合，是这一领域发展的方向。“科研人员创业，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不断提升、迭代，避免以往科技成果转化后止步不前的现象。在沈阳产研院推进下，计划成立一个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一体化的高技术企业。从市场需求出发，通过技术上的创新和产品升级，为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尽一份力。”姜周华称，他在未来的企业中还是以研发为主，力争带领企业做到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在科创板上市。
“科研人员创业，与市场、资本的博弈是短板，好的科技成果落地，需要好的营商环境。”姜周华认为，沈阳产研院为项目孵化落地提供了产业化全链条精准服务，对接政府政策、对接社会资本，打造了一个很好的营商环境。并且会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力度的资金配套支持，他对项目2022年初落地充满了信心。
沈阳产研院以打通从技术到产品关键环节为着力点，打造了一个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功能平台和服务平台。目前，有201个项目进入到沈阳产研院科技成果转化库。如东北大学程军教授的CMP金刚石修整盘项目，产品为IC领域耗材，国内独此一家。沈阳产研院与浑南区将采取拨投结合的方式予以支持，目前正处于市区决策及合同签署阶段。哈尔滨工业大学秦江教授的氢能动力技术项目，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等领域。沈阳工业大学白石教授的磁粒子成像MPI技术项目，产品为国内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目前磁粒子成像设备样机已研发成功，即将开展小批量生产。
【人大教授刘守英：农村没有李子柒，有的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转自公众号思想潮 |作者：刘守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注：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https://t.cn/A6Msk4TT
(转自公众号思想潮 |作者：刘守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注：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https://t.cn/A6Msk4TT
【人大教授刘守英：农村没有李子柒，有的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转自公众号思想潮 |作者：刘守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注：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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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公众号思想潮 |作者：刘守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注：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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