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第六篇 虚实
【原文】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1）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2）。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3），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4）。攻而必胜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进而不可御者（5），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6）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7）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8）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9），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10），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11）之兵虽多，亦奚（12）益于胜哉？故曰：胜可为（13）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14）。
故策（15）之而知得失之计（16），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17）。
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18），智者（19）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
（20），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21），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22）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23）；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翻译】孙子说：两军交战，大凡先期到达战地能占据主动、安逸从容待敌，而后到达战地就会紧张、劳顿。因此，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能使敌人自动来到我军预设战场，是诱敌以利的结果；使敌人不能先到达其预定战场，则是相逼以害。所以，敌人若安逸闲适，我们就烦而扰之，使其疲倦；敌人若粮草充足，我们就设法使其饥困；敌人若安守自固，我们就挑衅骚扰，使其不得安宁而动。
在敌人无法紧急救援的地方出击，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条件下进攻。行军千里而不致劳累，是因为行进在敌人没有设防的地区；进攻之所以必然取胜，是因为进攻敌人疏于防备的区域；防守之所以能固若金汤，是由于防守在敌人无力进攻的地方。所以，善于进攻的人，能使敌人不知如何防守；善于防守的人，能使敌人不知如何进攻。真精妙啊！精妙到无形可窥的境界；真神奇啊！神奇到不露一丝声息的程度，如此才能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者。
进攻时，敌人无法抵御，那是攻击了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撤退时，敌人无法追击，那是行动迅速敌人无法追上。因此，我军若想决战，敌人即使有高墙深壕可以据守，也不得不出来应战，因为我军攻击的是敌人必须救援的要害之处；我军若不想交战，哪怕是画地而守，敌人也无法与我军交战，这是因为我军已设法改变了敌军进攻的方向。
因此，设法使敌人显露形迹而我军则藏而不露，这样我军便可以集中兵力而使敌军兵力分散。如果我军兵力集合于一点，而敌军兵力分散为十处，那我军就是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打敌军，这样，在局部战场上便可形成我众敌寡的绝对优势。既然能造成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那么敌军也就难有作为了。我军与敌人决战的地点，事先不可使敌人知道，敌人不知道决战的地点，就会多处分兵设防守备；敌人设防的地方多了，兵力就会分散，那么，能够与我军在特定的地点直接交战的敌军就少了。因此说，着重防备前方，后方就薄弱；着重防备后方前方就薄弱；着重防备左翼，右翼就薄弱；着重防备右翼，左翼就薄弱；无处不防备，那就无处不薄弱。敌军兵力薄弱的原因是兵力分散；我军形成兵力集中的优势在于迫使敌人分散兵力防备我军。
所以，只要预知交战地点和交战日期，即使行军千里也可以与敌人交战；倘若不知道交战地点，也不知交战时间，仓促遇敌，则会致使左翼难救右翼，右翼也难救左翼；前军难救后军，后军难救前军，何况近的相隔数里，远的更是相距数十里，如何能够应付自如？
依我的分析来看，越国的兵力虽然很多，但对争取战争胜利又有何补益呢？所以说，胜利是可以创造的。敌军的兵力虽多，却可以使之分散而无法有效地参加战斗。
因此，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判断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得失；通过侦察刺探可以了解敌军的活动规律；通过示形诱敌可以了解敌军虚实备虞；通过试探性进攻，可以探明敌方兵力布置的强弱多寡。
示形诱敌的方法运用得极其巧妙时，就能使我军如同隐形一般，不露一点形迹。到这种境地，即使是潜伏再深的间谍也窥探不到我军的底细，再怎么足智多谋的敌军将领也都无计可施。根据情况灵活运用示形而取胜，即使把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众人也不知其中的奥妙。人们只知我军克敌制胜的方法，却不知道我军是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制胜的。取得了胜利，不要重复使用老战术，而应该根据情况灵活使用，示形的方法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说，用兵的规律如同水的流动。水不向高而向低流，用兵则是避开敌军的主力或者防守牢固之处，攻击其薄弱环节。水因地势的高低而决定流向，用兵则要根据不同的敌情来采用不同的制胜之策。所以用兵作战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或一定之规，正如流水没有固定的形状和去向。能随着敌情发展变化而采取灵活变化的措施取胜的人，才能说是用兵如神。因此，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没有哪一个永远占据优势；四时轮回更替，没有哪个季节会永远固定不变。白天有长有短，月亮有圆也有缺。
【注释】
（1）趋战：仓促应战的意思。趋，疾行、奔赴。
（2）致人而不致于人：致，引来，这里是调动的意思。致人，就是调动敌人；不致于人，就是不被敌人调动。
（3）出其所不趋：出兵要指向敌人无法急救的地方，也就是击其空虚的意思。汉简《孙子兵法》此句作“出于其所必趋”，《太平御览》等此句作“出其所必趋”，均为“攻其必救”之意。
（4）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行军千里而不疲劳的，是因为行进在敌人没有设防的地区。汉简《孙子兵法》作：“行千里而不畏，行无人之地也。”
（5）进而不可御者：进攻而敌人不能抵御。汉简《孙子兵法》作：“进而不可迎者。”
（6）攻其所必救：攻击敌人必须要救援的要害之处，以便调动敌人。
（7）画地而守：指不设防就可以守住，比喻非常容易。
（8）乖其所之：即改变敌人的去向，把它引向别的地方去。乖，违背、背离，这里是改变的意思；之，这里作“往”字讲。
（9）形人而我无形：第一个“形”是动词，第二个“形”是名词。形人，就是设法把敌人的内部情况显现到外形上来，也就是用各种侦察手段察明敌情，或使敌人暴露；我无形，就是隐蔽自己的行动和意图，使敌人看不出我军形迹。
（10）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我军兵力集中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汉简《孙子兵法》作：“我榑而为壹，敌分而为十。”
（11）越人：即越国人。越，春秋时国名，亦称于越，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
（12）奚（xī）：疑问词，何的意思。
（13）胜可为：指胜利是可以争取到的。孙子在《形篇》中说：“胜可知而不可为”，是说胜利可以预知，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行。此处又说“胜可为”，是说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能够通过将帅巧妙的指挥取得胜利。不难看出，这两句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14）可使无斗：可以使敌人兵力分散而无法用全力与我交战。
（15）策：策度、筹算，这里是根据情况分析判断的意思。
（16）得失之计：这里指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长短。
（17）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角、角量、较量，这里指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此句是说，经过试探性进攻，就可了解敌人兵力部署的虚实情况。
（18）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深间，指深藏于我方内部的间谍。因我虚实不露，变化无穷，所以深间也无法窥测；深间，也有人解释为高明的间谍。
（19）智者：这里指狡猾的敌人。
（20）形：形态，这里指作战的方式、方法。
（21）战胜不复：指作战方法灵活多变，每次取胜的方法都不重复。
（22）兵形：用兵的规律。形，方式、方法，这里是指有规律的意思。
（23）避实而击虚：指避开敌人实力雄厚之处，攻击其空虚薄弱的地方。
【原文】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1）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2）。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3），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4）。攻而必胜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进而不可御者（5），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6）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7）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8）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9），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10），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11）之兵虽多，亦奚（12）益于胜哉？故曰：胜可为（13）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14）。
故策（15）之而知得失之计（16），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17）。
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18），智者（19）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
（20），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21），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22）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23）；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翻译】孙子说：两军交战，大凡先期到达战地能占据主动、安逸从容待敌，而后到达战地就会紧张、劳顿。因此，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能使敌人自动来到我军预设战场，是诱敌以利的结果；使敌人不能先到达其预定战场，则是相逼以害。所以，敌人若安逸闲适，我们就烦而扰之，使其疲倦；敌人若粮草充足，我们就设法使其饥困；敌人若安守自固，我们就挑衅骚扰，使其不得安宁而动。
在敌人无法紧急救援的地方出击，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条件下进攻。行军千里而不致劳累，是因为行进在敌人没有设防的地区；进攻之所以必然取胜，是因为进攻敌人疏于防备的区域；防守之所以能固若金汤，是由于防守在敌人无力进攻的地方。所以，善于进攻的人，能使敌人不知如何防守；善于防守的人，能使敌人不知如何进攻。真精妙啊！精妙到无形可窥的境界；真神奇啊！神奇到不露一丝声息的程度，如此才能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者。
进攻时，敌人无法抵御，那是攻击了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撤退时，敌人无法追击，那是行动迅速敌人无法追上。因此，我军若想决战，敌人即使有高墙深壕可以据守，也不得不出来应战，因为我军攻击的是敌人必须救援的要害之处；我军若不想交战，哪怕是画地而守，敌人也无法与我军交战，这是因为我军已设法改变了敌军进攻的方向。
因此，设法使敌人显露形迹而我军则藏而不露，这样我军便可以集中兵力而使敌军兵力分散。如果我军兵力集合于一点，而敌军兵力分散为十处，那我军就是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打敌军，这样，在局部战场上便可形成我众敌寡的绝对优势。既然能造成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那么敌军也就难有作为了。我军与敌人决战的地点，事先不可使敌人知道，敌人不知道决战的地点，就会多处分兵设防守备；敌人设防的地方多了，兵力就会分散，那么，能够与我军在特定的地点直接交战的敌军就少了。因此说，着重防备前方，后方就薄弱；着重防备后方前方就薄弱；着重防备左翼，右翼就薄弱；着重防备右翼，左翼就薄弱；无处不防备，那就无处不薄弱。敌军兵力薄弱的原因是兵力分散；我军形成兵力集中的优势在于迫使敌人分散兵力防备我军。
所以，只要预知交战地点和交战日期，即使行军千里也可以与敌人交战；倘若不知道交战地点，也不知交战时间，仓促遇敌，则会致使左翼难救右翼，右翼也难救左翼；前军难救后军，后军难救前军，何况近的相隔数里，远的更是相距数十里，如何能够应付自如？
依我的分析来看，越国的兵力虽然很多，但对争取战争胜利又有何补益呢？所以说，胜利是可以创造的。敌军的兵力虽多，却可以使之分散而无法有效地参加战斗。
因此，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判断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得失；通过侦察刺探可以了解敌军的活动规律；通过示形诱敌可以了解敌军虚实备虞；通过试探性进攻，可以探明敌方兵力布置的强弱多寡。
示形诱敌的方法运用得极其巧妙时，就能使我军如同隐形一般，不露一点形迹。到这种境地，即使是潜伏再深的间谍也窥探不到我军的底细，再怎么足智多谋的敌军将领也都无计可施。根据情况灵活运用示形而取胜，即使把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众人也不知其中的奥妙。人们只知我军克敌制胜的方法，却不知道我军是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制胜的。取得了胜利，不要重复使用老战术，而应该根据情况灵活使用，示形的方法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说，用兵的规律如同水的流动。水不向高而向低流，用兵则是避开敌军的主力或者防守牢固之处，攻击其薄弱环节。水因地势的高低而决定流向，用兵则要根据不同的敌情来采用不同的制胜之策。所以用兵作战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或一定之规，正如流水没有固定的形状和去向。能随着敌情发展变化而采取灵活变化的措施取胜的人，才能说是用兵如神。因此，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没有哪一个永远占据优势；四时轮回更替，没有哪个季节会永远固定不变。白天有长有短，月亮有圆也有缺。
【注释】
（1）趋战：仓促应战的意思。趋，疾行、奔赴。
（2）致人而不致于人：致，引来，这里是调动的意思。致人，就是调动敌人；不致于人，就是不被敌人调动。
（3）出其所不趋：出兵要指向敌人无法急救的地方，也就是击其空虚的意思。汉简《孙子兵法》此句作“出于其所必趋”，《太平御览》等此句作“出其所必趋”，均为“攻其必救”之意。
（4）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行军千里而不疲劳的，是因为行进在敌人没有设防的地区。汉简《孙子兵法》作：“行千里而不畏，行无人之地也。”
（5）进而不可御者：进攻而敌人不能抵御。汉简《孙子兵法》作：“进而不可迎者。”
（6）攻其所必救：攻击敌人必须要救援的要害之处，以便调动敌人。
（7）画地而守：指不设防就可以守住，比喻非常容易。
（8）乖其所之：即改变敌人的去向，把它引向别的地方去。乖，违背、背离，这里是改变的意思；之，这里作“往”字讲。
（9）形人而我无形：第一个“形”是动词，第二个“形”是名词。形人，就是设法把敌人的内部情况显现到外形上来，也就是用各种侦察手段察明敌情，或使敌人暴露；我无形，就是隐蔽自己的行动和意图，使敌人看不出我军形迹。
（10）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我军兵力集中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汉简《孙子兵法》作：“我榑而为壹，敌分而为十。”
（11）越人：即越国人。越，春秋时国名，亦称于越，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
（12）奚（xī）：疑问词，何的意思。
（13）胜可为：指胜利是可以争取到的。孙子在《形篇》中说：“胜可知而不可为”，是说胜利可以预知，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行。此处又说“胜可为”，是说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能够通过将帅巧妙的指挥取得胜利。不难看出，这两句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14）可使无斗：可以使敌人兵力分散而无法用全力与我交战。
（15）策：策度、筹算，这里是根据情况分析判断的意思。
（16）得失之计：这里指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长短。
（17）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角、角量、较量，这里指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此句是说，经过试探性进攻，就可了解敌人兵力部署的虚实情况。
（18）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深间，指深藏于我方内部的间谍。因我虚实不露，变化无穷，所以深间也无法窥测；深间，也有人解释为高明的间谍。
（19）智者：这里指狡猾的敌人。
（20）形：形态，这里指作战的方式、方法。
（21）战胜不复：指作战方法灵活多变，每次取胜的方法都不重复。
（22）兵形：用兵的规律。形，方式、方法，这里是指有规律的意思。
（23）避实而击虚：指避开敌人实力雄厚之处，攻击其空虚薄弱的地方。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干支喜忌得失与八字怕字经
宦海无波的二个八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①《之秀命理③》p11的命例，一生宦海无波。乾造:辛庚丙癸酉子寅巳大运：
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甲午，
原文:丙寅坐下长生之印，得禄于时支巳宫，日干已经不弱。生于子月正官秉权，子水官星又透干朝元于时，辛酉财坐禄地又得庚金相助，财旺明显。整个命局，财旺生令官，致使官更旺，相对来说，印休身死，不能胜任财官了，身由强变弱。身弱宜逆流成象,妙在庚辛酉金生子水,子水生寅木,寅木又生巳丙之火,身弱逆流到身而止,是个财官印身之象，所以可知,属于一个富贵之命。初行己亥、戊戌土运,补成土金水木火五行大全象,而且一路流通无阻,故从小家庭条件优越,祖上荫庇之福隆盛,读书成绩名列前茅,从高等学校毕业出来就被任命为中级行政官员职务。接行丁酉、丙申,命运类象与命象一样，增加了身财的力量,仍旧是财官印身一路流通生到身为止,故其官职只升不降(中级干部)。乙未大运,乙木出干，命有寅而木旺，未土补成地支土金水木火大全象,而且一路畅通无阻，从中级干部提升为高级干部。甲午木生火旺，命运依旧是命中原象且畅流无碍。癸巳、壬辰、官星出干、地支火土,依旧是命中原象、仍然畅流通顺,是故，高级干部终身，一生无险，名利两全。这是个命中流通成吉象，而且大运行程又一路没有阻流的八字。可见,身弱逆流到身为止的喜象,行运一路助象不阻流终生优游,名利双全之命。
眉批:①阴阳立命，先看喜忌，再论得失，即可识吉凶。阳主富，阴主贵。②“藏怕露，露怕藏，有怕无，无怕有”十二字诀(注:"怕"字经是“看”或“重视”之意。)
③大运重支、流年重干。
乾造:辛酉庚子丙寅癸巳，酉子寅巳大运：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甲午，阴阳喜忌随着生克法的转化(天干生克制化、地支刑冲合害)此八字，冬至后第七日出生，子中癸水司令司权，阴体用阳。忌助阴:金水，助忌得忌，制忌反得喜
喜助阳:木火土，助喜得喜，制喜反得忌
阳主富，阴主贵。
辛:坐酉禄地，少阴落实。
庚:坐子死地，但引生于时，旺于年，少阴落实。
丙:坐长生之地，归禄于时，老阳落实。
癸:引通月令真气，当令司权，老阴成立。阴主贵气且当令，故贵气大。年月他宫之正官，透于日时之我宫，有得贵气之象，就看岁运得失。
此造年月金生水落实，先天阴重成立。
后天日柱丙寅，丙火长生，木火有情于命局，又冬水巳时出生，更得水火既济。
己亥运，藏待透，伤官发用，伤官克官，制忌得忌之忌，小时候就利于读书。(注:可能通关论会反驳有金在，土→金→水，土如何克水？)
戊戌运，干支一气，天透地藏，寅戌拱火，戊癸合，助阳助阴，学业有成。
丁酉运，丁坐长生之地，落实巳火，巳酉合，寅巳刑木火相生，寅木无伤，仕途崭露头角。
丙申运，丙见丙，字碰字，日元坐财煞之地，寅巳申三刑逢冲，虽动荡但得丙火发得，又得年上天乙贵人(六辛逢虎马)解刑，仕途波澜不惊，仕至中级干部。
乙未运，藏待透，木发用，吉顺。
甲午，甲木透干发用，寅午合火局落实，阳明之地，吉顺。癸巳运伏吟时柱，丙火落实禄地，癸水自坐暗合(戊)是受制约状态，制忌得忌之喜。壬辰运，子辰合，癸水归库。
②《滴天髓笺订》命例，董中堂，一生宦海无波，1740年三月廿七日午时生
原文：要与人间开聋聩，顺逆之机须理会。庚庚戊戊申辰辰午大运：4辛巳14壬午24癸未34甲申44乙酉54丙戌64丁亥74戊子
董中堂造，日干戊土，生于季春午时，似乎旺相，第春时虚土，非比六九月之实也。且两辰蓄水为湿，足以泄火生金，干透两庚，支会申辰，日主过泄，用神必在午火。喜水木不见，日主印绶不伤，精神旺足，纯粹中和。一生宦海无波，三十余年太平相业，直至子运会水局不禄，寿已八旬矣。注:董诰（1740～1818）清代官员、书画家。字雅伦，一字西京，号蔗林，一号柘林，董邦达长子，与其父有“大、小董”之称，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善画，受高宗知，历任内阁学士，擢公、户、吏、刑部侍郎，充四库馆副总裁。累官至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直军机先后四十年。
眉批:这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八字，当时任老师说过用神必在午火。
谷雨后第二日出生，辰月戊土当令司权，火进气，立阳用阴。年月庚金落实申，申辰藏水待用。先天就有贵气，出身也好。①阳体用阴，五行喜忌:阴阳喜忌随着生克法的转化(天干生克制化、地支刑冲合害)喜助阴:金水，助喜得喜，制喜反得忌
宦海无波的二个八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①《之秀命理③》p11的命例，一生宦海无波。乾造:辛庚丙癸酉子寅巳大运：
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甲午，
原文:丙寅坐下长生之印，得禄于时支巳宫，日干已经不弱。生于子月正官秉权，子水官星又透干朝元于时，辛酉财坐禄地又得庚金相助，财旺明显。整个命局，财旺生令官，致使官更旺，相对来说，印休身死，不能胜任财官了，身由强变弱。身弱宜逆流成象,妙在庚辛酉金生子水,子水生寅木,寅木又生巳丙之火,身弱逆流到身而止,是个财官印身之象，所以可知,属于一个富贵之命。初行己亥、戊戌土运,补成土金水木火五行大全象,而且一路流通无阻,故从小家庭条件优越,祖上荫庇之福隆盛,读书成绩名列前茅,从高等学校毕业出来就被任命为中级行政官员职务。接行丁酉、丙申,命运类象与命象一样，增加了身财的力量,仍旧是财官印身一路流通生到身为止,故其官职只升不降(中级干部)。乙未大运,乙木出干，命有寅而木旺，未土补成地支土金水木火大全象,而且一路畅通无阻，从中级干部提升为高级干部。甲午木生火旺，命运依旧是命中原象且畅流无碍。癸巳、壬辰、官星出干、地支火土,依旧是命中原象、仍然畅流通顺,是故，高级干部终身，一生无险，名利两全。这是个命中流通成吉象，而且大运行程又一路没有阻流的八字。可见,身弱逆流到身为止的喜象,行运一路助象不阻流终生优游,名利双全之命。
眉批:①阴阳立命，先看喜忌，再论得失，即可识吉凶。阳主富，阴主贵。②“藏怕露，露怕藏，有怕无，无怕有”十二字诀(注:"怕"字经是“看”或“重视”之意。)
③大运重支、流年重干。
乾造:辛酉庚子丙寅癸巳，酉子寅巳大运：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甲午，阴阳喜忌随着生克法的转化(天干生克制化、地支刑冲合害)此八字，冬至后第七日出生，子中癸水司令司权，阴体用阳。忌助阴:金水，助忌得忌，制忌反得喜
喜助阳:木火土，助喜得喜，制喜反得忌
阳主富，阴主贵。
辛:坐酉禄地，少阴落实。
庚:坐子死地，但引生于时，旺于年，少阴落实。
丙:坐长生之地，归禄于时，老阳落实。
癸:引通月令真气，当令司权，老阴成立。阴主贵气且当令，故贵气大。年月他宫之正官，透于日时之我宫，有得贵气之象，就看岁运得失。
此造年月金生水落实，先天阴重成立。
后天日柱丙寅，丙火长生，木火有情于命局，又冬水巳时出生，更得水火既济。
己亥运，藏待透，伤官发用，伤官克官，制忌得忌之忌，小时候就利于读书。(注:可能通关论会反驳有金在，土→金→水，土如何克水？)
戊戌运，干支一气，天透地藏，寅戌拱火，戊癸合，助阳助阴，学业有成。
丁酉运，丁坐长生之地，落实巳火，巳酉合，寅巳刑木火相生，寅木无伤，仕途崭露头角。
丙申运，丙见丙，字碰字，日元坐财煞之地，寅巳申三刑逢冲，虽动荡但得丙火发得，又得年上天乙贵人(六辛逢虎马)解刑，仕途波澜不惊，仕至中级干部。
乙未运，藏待透，木发用，吉顺。
甲午，甲木透干发用，寅午合火局落实，阳明之地，吉顺。癸巳运伏吟时柱，丙火落实禄地，癸水自坐暗合(戊)是受制约状态，制忌得忌之喜。壬辰运，子辰合，癸水归库。
②《滴天髓笺订》命例，董中堂，一生宦海无波，1740年三月廿七日午时生
原文：要与人间开聋聩，顺逆之机须理会。庚庚戊戊申辰辰午大运：4辛巳14壬午24癸未34甲申44乙酉54丙戌64丁亥74戊子
董中堂造，日干戊土，生于季春午时，似乎旺相，第春时虚土，非比六九月之实也。且两辰蓄水为湿，足以泄火生金，干透两庚，支会申辰，日主过泄，用神必在午火。喜水木不见，日主印绶不伤，精神旺足，纯粹中和。一生宦海无波，三十余年太平相业，直至子运会水局不禄，寿已八旬矣。注:董诰（1740～1818）清代官员、书画家。字雅伦，一字西京，号蔗林，一号柘林，董邦达长子，与其父有“大、小董”之称，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善画，受高宗知，历任内阁学士，擢公、户、吏、刑部侍郎，充四库馆副总裁。累官至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直军机先后四十年。
眉批:这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八字，当时任老师说过用神必在午火。
谷雨后第二日出生，辰月戊土当令司权，火进气，立阳用阴。年月庚金落实申，申辰藏水待用。先天就有贵气，出身也好。①阳体用阴，五行喜忌:阴阳喜忌随着生克法的转化(天干生克制化、地支刑冲合害)喜助阴:金水，助喜得喜，制喜反得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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